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5月15日，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在北京开幕。习近平在开幕式上的演讲，再一次清晰地描绘了国际关系的另一种可能性。
“人类只有肤色语言之别，文明只有姹紫嫣红之别，但绝无高低优劣之分。认为自己的人种和文明高人一等，执意改造甚至取代其他文明，在认识上是愚蠢的，在做法上是灾难性的。”
“各种文明本没有冲突，只是要有欣赏所有文明之美的眼睛。”习近平希望世人秉持平等和尊重，摒弃傲慢和偏见，共同维护“比金子还珍贵的和平时光”。
高瞻远瞩，并不意味着高深莫测。
对于在中华文明这个唯一不曾中断过的文明共同体中耳濡目染的中国人而言，这些都是由衷之言，是文明特性本身的体现。在中国传统文化里，“和”是最受重视的价值之一，渗透于中国人的血液。
之所以说高瞻远瞩，是因为过去的国际关系法则事实上与此完全相反，一直是丛林性质的。中国180年的现代化进程，是在丛林法则之下艰难自存自立自强的过程，直到今天依然如此，传统的强者甚至越发变本加厉起来。幸而中国自己慢慢成为了强者，中国人说话才有人愿意听，中华文明中的优秀成分，才可能成为重塑文明之间的共处规则—具体到实践层面就是重塑国际关系法则的价值来源。
习近平的倡议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应和，斯里兰卡总统西里塞纳在演讲中认为：“我们应该秉持这样的理念，即一种文明不应取代另一种文明。”更有意义的和声来自希腊总统帕夫洛普洛斯，他说，当前国际上有些人鼓噪所谓的“文明冲突论”，这是十分错误的。有意思的是，那些鼓噪“文明冲突论”的充满文明优越感的国家，一般都自诩为古希腊文明的继承者，而作为希腊人的总统，帕夫洛普洛斯却说：“希腊文明是欧洲乃至整个西方文明的摇篮。我们将经验转化成知识，将知识转化为科学，但我们并能没有优越感。我们深知各文明都是平等的。”
习近平、西里塞纳、帕夫洛普洛斯都有一个相同的指向— “文明冲突论”。并非只是 “当前国际上有些人鼓噪”，“文明冲突论”是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普遍存在的，在它被理论化之前就已运行多时。资本主义兴起、现代民族国家诞生以来，作为“中心”的西方就一直以居高临下的姿态对待其他异质文明和后发国家。正是这种姿态本身，制造了所谓“文明的冲突”，而西方价值的捍卫者则事后为其姿态寻找合理性，以理论的方式把逻辑颠倒过来，变成不同文明本身就会发生冲突，因而才要采取居高临下的姿态。以至于今天，一些西方精英宣称“无法忍受一个由中国人制定规则的世界”，还是以“文明冲突”为借口。
因此，“文明冲突论”不过是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西方以外的国家并无意识主动以文明的主体性去和他者冲突，而只是在自我保存的诉求下不得不予以应对。
民主、自由、人权，不管这些概念发展的历史带着多少血泪，就当前理解共识而论，无疑是人类的共同价值。不过，由于每一个国家、民族都有自身的社會、历史、文化独特性，所以共同价值的实现途径必然是千差万别的，绝没有一种操作意义上的普世价值。然而，一些有着“布道者”心态、缺乏文明平等精神同时又裹挟着自私目的的国家，热衷于把操作方式本身解释为普世价值，而不顾那些概念的真实含义，试图将自身的做法强加于人。二战以后，这种强行推广的操作方式，曾经让多少第三世界国家陷入深重的人道主义灾难，以及看不到希望的政治纷争泥淖。
理智清醒、不受特殊利益立场干扰的人们都会承认一个事实，如果中国完全照搬西方推销的那一套“普世”的普世价值实现途径，就不会有今天的气象—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都建基于文化自信，我们一直清醒地知道，必须在我们独特的民族文化基础上去寻求现代化道路。这在过去，是无法得到“中心地带”的尊重的，只有当你自身强大起来，你那温和的话语才有意义。一些习惯了对抗性思维的国家目前还无法理解中华文明、中国和中国人，无法理解一个“和”字对于这一文明共同体的强韧贯穿。往后中国的实践，终会让世人了解这一点。
一种新的、截然不同于丛林法则的文明共处、国家共处规则正在孕育。
“人类只有肤色语言之别，文明只有姹紫嫣红之别，但绝无高低优劣之分。认为自己的人种和文明高人一等，执意改造甚至取代其他文明，在认识上是愚蠢的，在做法上是灾难性的。”
“各种文明本没有冲突，只是要有欣赏所有文明之美的眼睛。”习近平希望世人秉持平等和尊重，摒弃傲慢和偏见，共同维护“比金子还珍贵的和平时光”。
高瞻远瞩，并不意味着高深莫测。
对于在中华文明这个唯一不曾中断过的文明共同体中耳濡目染的中国人而言，这些都是由衷之言，是文明特性本身的体现。在中国传统文化里，“和”是最受重视的价值之一，渗透于中国人的血液。
之所以说高瞻远瞩，是因为过去的国际关系法则事实上与此完全相反，一直是丛林性质的。中国180年的现代化进程，是在丛林法则之下艰难自存自立自强的过程，直到今天依然如此，传统的强者甚至越发变本加厉起来。幸而中国自己慢慢成为了强者，中国人说话才有人愿意听，中华文明中的优秀成分，才可能成为重塑文明之间的共处规则—具体到实践层面就是重塑国际关系法则的价值来源。
习近平的倡议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应和，斯里兰卡总统西里塞纳在演讲中认为：“我们应该秉持这样的理念，即一种文明不应取代另一种文明。”更有意义的和声来自希腊总统帕夫洛普洛斯，他说，当前国际上有些人鼓噪所谓的“文明冲突论”，这是十分错误的。有意思的是，那些鼓噪“文明冲突论”的充满文明优越感的国家，一般都自诩为古希腊文明的继承者，而作为希腊人的总统，帕夫洛普洛斯却说：“希腊文明是欧洲乃至整个西方文明的摇篮。我们将经验转化成知识，将知识转化为科学，但我们并能没有优越感。我们深知各文明都是平等的。”
习近平、西里塞纳、帕夫洛普洛斯都有一个相同的指向— “文明冲突论”。并非只是 “当前国际上有些人鼓噪”，“文明冲突论”是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普遍存在的，在它被理论化之前就已运行多时。资本主义兴起、现代民族国家诞生以来，作为“中心”的西方就一直以居高临下的姿态对待其他异质文明和后发国家。正是这种姿态本身，制造了所谓“文明的冲突”，而西方价值的捍卫者则事后为其姿态寻找合理性，以理论的方式把逻辑颠倒过来，变成不同文明本身就会发生冲突，因而才要采取居高临下的姿态。以至于今天，一些西方精英宣称“无法忍受一个由中国人制定规则的世界”，还是以“文明冲突”为借口。
因此，“文明冲突论”不过是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西方以外的国家并无意识主动以文明的主体性去和他者冲突，而只是在自我保存的诉求下不得不予以应对。
民主、自由、人权，不管这些概念发展的历史带着多少血泪，就当前理解共识而论，无疑是人类的共同价值。不过，由于每一个国家、民族都有自身的社會、历史、文化独特性，所以共同价值的实现途径必然是千差万别的，绝没有一种操作意义上的普世价值。然而，一些有着“布道者”心态、缺乏文明平等精神同时又裹挟着自私目的的国家，热衷于把操作方式本身解释为普世价值，而不顾那些概念的真实含义，试图将自身的做法强加于人。二战以后，这种强行推广的操作方式，曾经让多少第三世界国家陷入深重的人道主义灾难，以及看不到希望的政治纷争泥淖。
理智清醒、不受特殊利益立场干扰的人们都会承认一个事实，如果中国完全照搬西方推销的那一套“普世”的普世价值实现途径，就不会有今天的气象—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都建基于文化自信，我们一直清醒地知道，必须在我们独特的民族文化基础上去寻求现代化道路。这在过去，是无法得到“中心地带”的尊重的，只有当你自身强大起来，你那温和的话语才有意义。一些习惯了对抗性思维的国家目前还无法理解中华文明、中国和中国人，无法理解一个“和”字对于这一文明共同体的强韧贯穿。往后中国的实践，终会让世人了解这一点。
一种新的、截然不同于丛林法则的文明共处、国家共处规则正在孕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