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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理想？我想它包括两方面。
第一，理想是心中的愿景，也叫梦想、规划、憧憬，总之是对美好未来的描述。第二，因为它是梦想，离实现总还有距离，所以会推动你学习。为了实现既定的理想，你会不停地想方设法去学习。有梦想的人学习能力特别强，而且不拒绝任何新东西。
理想的背后其实涉及价值判断。好人喜欢跟我们讲理想，比如领导、教授、人生导师；坏人都是在讲具体事，如怎样搞定人、怎样拿钱等。理想包含的价值判断非常重要，首先是是非的判断，其次是道德的裁量。
有人曾问我：理想到底对做企业或做事情有何动力？就像你说要做好人就要付出代价，但很多人因为坚持理想而失败，没有了一个施展抱负的舞台，这事情怎么处理？非常简单，靠价值观来处理。
现在大家都在讲“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怎样让有骨感的现实朝丰满的理想逐步接近？理想需要阶段性地被鼓励，就像马云那样卖点股票，套现一两亿港币，体验一下创业的阶段性成果，给自己一点鼓励。我们要把理想和现实之间这座桥一段段地接起来，在每一段都给自己一点回馈，让自己可以享受一下些许的成功。这些阶段性的小成功连起来，必然能通向最终的理想。
墙上的美人与炕上的媳妇
理想是墙上挂的美人像，很漂亮；现实是炕上的媳妇，能够生儿子、过日子。如果不能把墙上的美人变成炕上的媳妇、最后生出孩子来过好日子，爱情的理想就会随风飘逝。美人给你的是理想，若能将美人变成炕上的媳妇，就能生出孩子让血脉延续，即使这理想在我这代实现不了，那下一代还有希望，这是一个正向激励过程。
这种正向激励，在我一个叫命尾晃利的日本朋友身上体现得很明显。我们刚开始办公司不久，他就到我们公司来，是一个朋友介绍的。他做的是粉末技术工程，他们家族两代人就做这一件事，把筛子眼做到全世界最细，全世界最细筛子的市场他们家占百分之七八十的份额。他们家一辈子都在研究这个孔能小到什么地步。我去了以后发现他们的经济状况并不好，基本上赚不到钱，工厂冷冷清清的，但他不放弃。
生存不下去，有的人为理想而献身，用牺牲来结束，表明他没放弃。但这个人特有意思，跟万通相处最久，但结果跟万通从来没做成过生意，以至于后来他一来公司我们就说老人又来了。最后我们才知道，他家上一代帮助过孙中山。有一次王功权、易小迪和我在漓江与他见面，他居然说：“从你们身上我看到了未来中国的影子。”他认为他看到了我们身上的理想和热情。这是因为，一方面他自己很执著地坚持他的专业理想；另一方面他当时已经六七十岁，以这种心态来看待年轻人很有理想、很热情地做事。常言道吉人自有天相或有贵人相助，这个贵人是怎么来的？他是闻着你的味儿来的！你要是盗贼，那可能是骚味儿、臭味儿，会有些坏人来；你要是好人，同样也会有人来。所以，理想这东西得信，你不信同道都走了，你一旦信了至少同道在这儿，这就好比你信佛，那信佛的人都来了，都成了哥们儿。理
想特别像中药，虽然药性慢，可它解决根本问题。
信了理想，那我们要将墙上的美人变成炕上的媳妇，会遇到哪些障碍呢？
最主要的障碍就是制度摩擦。我看了许多案例后发现，造成多数民营企业在成长过程中死亡的原因，不是市场竞争，而是体制摩擦。我们在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体制摩擦方式，最近8年光房地产调控就出了40个文件，平均每年出台5个文件，每个文件管两三个月，体制摩擦很厉害。比如，发改委要求房子明码标价，抓出江西一个房地产公司示众，结果这个公司就死了。我觉得它至少不该死，这是体制性摩擦造成的伤害。
银行需要由政策性银行改制到商业银行。现在我们跟国有银行的合同关系、博弈关系是不公平的，行政命令一来，说停贷它就停贷，说收贷它就收贷。它违约咱不敢起诉，但咱违约是要死的，因为国有银行和咱是两个不对等的主体。很多民营企业在历次调控当中，都被一刀切的信贷政策和政策限制搞死了。造成民营企业死亡的原因中最主要的就是这种体制摩擦。如果是纯粹的市场竞争，这些民营企业扛不住时大不了把公司卖掉，或把股权质押让给别人，但老板不至于坐牢。现实却不是这样，很多老板成了这种体制摩擦的牺牲品，企业破产，自己则可能锒铛入狱。
这种体制转型的过程，有点像从土路坐拖拉机奔到高速公路，在这个过程中一车人都不知道该怎么走，开车人一边修车、一边换车，还希望半道上能找一辆好车再倒腾，最后终于上了高速公路，这就叫转型。在这过程中司机也不知道方向，车上人嚷嚷狠了他就停下来，这时车上人跟他求求情、保证不再嚷嚷了，他就继续往前开，车要颠散了就停下来，修好了继续跑。但大量的车都颠散熄火了，只有少数车最终能够上高速公路。今天我们好歹已经到了高速公路路牙上，因为我们所有的治理结构、价值观轻松干净，我们现在没有什么诉讼，也没有逾期贷款。
避免死亡就得规避体制性摩擦
所以，在由现实通向理想的过程当中，最重要的避免死亡的方法，就是规避体制性摩擦，当体制转换、政策转换时，决不能生磕死扛。所以我才说，要听党的话，按政府要求办。这不是唱高调，我说的都是保命的话。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跟理想的距离越来越近，而且还能坚持。我们从负数开始创业，到今天能把公司利润做正，20年后还在这儿坚持，就是因为没在体制摩擦中牺牲，至于赚多少钱那是第二位的。
在处理大量复杂事情的时候，我们要按正确的价值观检点自己，以应对不确定性困难。很多年前，突然有个电话打来，说有个专案，要我去一趟。我一听这事挺严重，但转念一想，他们不直接到公司把我带走，还给我打个电话，估计事儿不会大到哪儿去。后来律师去了一下就没事了，原来是跟我们合作的一个小股东扯到了案子里。他当时说想提前分红，因为他是外企的，我们就给了他美元，没想到他拿着这个钱躲到国外去了，专案组调查发现是我们给的钱。但这件事我们是依法依规办的，所以能坦然面对。如果我们没有这个价值观，比如他干不正当的事，我们也跟着他一块儿玩，那我们早就挂了。
实际上在过去的20年里头，我们碰到过很多这种奇怪敏感的事，但我们每次到了河边掉头就走，没湿鞋就回到了我们认为正确的地方。我碰到过一个政府里的人，他说：我观察你们这个公司这么多年，发现你们老在河边站，却没湿鞋，拐个弯又回去了，很有意思。他说我们掌握政策的水平比较高，我说不是掌握政策的水平高，我就是听党的话而已。我15岁入团，20岁入党，共产党的基本教育和组织纪律我很清楚，比如不能行贿，不能干坏事，不能从事非组织活动，这主要是党教育得好。20年来，我们就是这样靠着价值观把偶然性事件用一种必然的方式處理掉，因为坚守了原则而没有出问题。
还有一个故事，很多年前我们收购了一家公司，有位领导在这个公司里遭人攻击，有人就认定我们跟这个领导有不可告人的事情。经查证，当然是没有。当初我们一到这家公司的时候，我就跟那位领导直接谈，说我们可以做朋友，但不做交易，交朋友不在中纪委禁止的范围之内。当时别人都说我不能那么说，会把人家得罪了。可我觉得就应该说清楚，否则每天见面时都各揣心事，就成了心理负担，你早点跟他说清楚，彼此的预期都设定好，今后的工作就能更顺利地开展，政府相关部门也就知道我们是什么样的企业，以后清盘、重组、破产，再大的事也都捎不到我们。
前些时候我们在泰达集团开董事会，泰达也换新领导了，正在做审计，其中一个审计重点就是它与民营企业的往来。我说很好，一定让你们看到一个令人尊敬的民营企业，因为我们是透明的。我们在海南时就下决心要做夜总会里的处女，虽然大家都不理解，说在那儿上班怎么可能有好人，但我们非要做好人，所以我们主动把董事会财务报告拿出来，靠这种办法规避掉别人的误解和猜忌。我们每年分红的时候，会要求控股公司上午开完股东会，下午就把支票送过去，分钱要快。分钱一慢，别人就可能会怀疑你的动机。跟国企合作，别人认为很难很复杂，但七八年来，我们始终与合作的国企相处得很好。
理想不能改变，过程可以妥协
在从现实走向理想的过程中，我们要学会妥协，因为通向理想的道路，通常是不确定的和曲折的。首先是向外妥协，比如我们要做处女，一时又没有别的地方上班，外边只有夜总会，那就先在夜总会里上着班。我人虽然在夜总会，但我心里有贞操，决不随便脱裤子；等到最后夜总会改成妇联领导下的阳光企业，外部环境回归正常，我才能顺利变成阳光下的劳动妇女。其次是向内妥协，即领导者不能用自己认定的理想绑架员工，因为有些理想并不被员工所认同。就像有些项目、有些事你非要做，你认为这事跟理想有关，绑架所有员工去做，最后公司保不准会垮掉。这就如一些集权制度的领导人，总爱用他个人的偏好绑架社会。你会发现很多极端的私人公司也是这种情况，结果自己出事，员工也跟着坐牢，比如以前很有名的南德集团。当你追求理想的时候，如果你所做的决定不能取得员工、同事的理解，有时候也得妥协，把进度放慢一点，照顾到大家的理解力和想法。
以前总批评我的是王功权，在发展过程中他总是说我：你不能强制我们按照你的理想去做，万一你的理想错了呢，我们都跟着牺牲了。这句话是对的，在一个组织架构中做一位理性的领导，不能让大家玉石俱焚。在看法不一致时你只能选择协商，有的人愿意，就继续一起往前走；有的人不愿意，那就给他们
一个安全的通道，然后大家各自前行。
在这件事情上，我从王石身上学到了很多。中城联盟有一个基金叫中城投资，这个基金现在是中国运行规模最大、管理最好、回报最高的房地产基金，我也是管理人之一。可当年做这事的时候只有8000万元，我们内部有的地产商有大理想，说我们要做成中国最大的地产基金，如果批不下来就不做。当时王石说了这样一句话：现实就是这样，我们只要方向不改变，先做起来，再一点点往前走。于是我们从8000万元的互助性基金，到现在是第七个年头，终于做成了中国最大的地产基金。这就是理想不能改变，过程可以妥协。中城联盟前段时间开会汇报工作，王石讲基金的目标是在下一个十年至少要做到200亿元。当时大家都诧异，觉得大哥怎么这会儿这么激进？他的厉害就在于他看见了我们没有看见的地方。基金管理人陆林认为未来五年就能达到200亿元，因为当你做成最大以后，再往上就容易了。从这件事情上，我看到了王石的判断力和领导艺术。先往前走，当条件成熟的时候再加快速度，万科每一次对于政策的表态也是这样的。我们要学会妥协，但目标不能改变。如果连目标都改变了，那就不叫妥协，叫投降，叫放弃理想。
我们在追求理想的过程中，怎么管好自己、改变自己，也很重要。人们在追求理想的过程中，通常会不停地埋怨别人，而不改变自己。最难的是管住自己，不让自己出问题，因为自己一出问题，理想也就烟消云散了。就如真功夫家族内斗，创始人夫妇离婚以后，丈夫、前妻两个家族死掐，这就是没管好自己。这些年来，经常有企业家在这方面出问题。李敖讲，世界上最可怕的动物就是前妻。人不是不能有前妻，但不能有成为敌人的前妻，这也叫危机管理，有矛盾、有冲突并不可怕，但要管好。改变自己也包括性格的改变，曾看过一部电影《国王的演讲》，国王的口吃之所以能够矫正，是因为他决心改变自己。
性格的改变等于重造一个你
如果你决定和朋友、同事一起实现理想，你又想当领导，那你就得习惯改变自己，其中最大的改变是你要学会受委屈。几年前我到我母亲那儿吃饭，她说你怎么看着那么疲劳？我调侃说，“我现在除了我娘的儿子谁也不能得罪”。我母亲以为我受了什么委屈，一下就掉眼泪了。一个人不管做多大的领导，包容很重要，这个包容就是要让来自于各方面的批评、摩擦、冲突，到你这儿都消化掉，归于无形。
很多过来人会发现，十几岁的时候你会因为受不了气而拿刀砍人，但到四五十岁以后你什么气都能受，因为你把这些当一个屁放出去就完了，有时候只能自己安慰自己：所有的委屈过去就过去了，过两天就会好的。另外，你心里还有一个实实在在的理想存在着，这会让你开心。总之，要实现理想肯定是要受委屈。许立能胜任董事长，一个重要的品德就是能受委屈。包容、宽容是一种美德。很多人不能改变自己，在实现理想的道路上个性太张扬，或太急于证明自己，让别人都服从自己，最后玉石俱焚。
在改造自己方面，性格的改造是最痛苦的。知识的改变很快乐，因为多读书就好了；相貌的改变如美容、整形也不难，但要把一种很强的性格改变得到处都能受委屈，则很难很痛苦，这太摧残人了。一个性格很好、很柔弱的人，非要变成一个刚愎自用的人也是挺闹心的。性格的改变等于重造一个你，这一挑战是最大的。
我们前几年在阿拉善做公益的时候，王石正担任阿拉善生态协会第二任会长。他当兵出身，企业做得好，山又爬得高，什么极限他都敢挑战，很强势。而他说在阿拉善，他得改变自己，要妥协、倾听，因为这儿不是万科，这是一百个企业家在这儿做事情，每个人都是龙是凤。他在做会长那两年，只做了一件重要的事，就是把基金会批下来、把制度理顺，剩下的事他都是在認真倾听，然后顺势而为。如果他不改变，把那儿当万科，可能那一百个人早就炸窝了！就因为王石有很清醒的角色意识，所以他把工作做好了。
因此，成功的企业家、事业家，在走向理想的过程中，一个重要的功课就是改变自己、提升自己，特别是在一些关键地方能弥补自己的缺陷，让自己进步，让自己能够跟整体组织、外部环境和要求一致起来。就像对待微博，我发现有些领导喜欢死扛，对微博置之不理，但也有人非常快地适应了并顺势而为。我介于二者之间，天天琢磨，天天看，就是大家说的“潜水”。这也是改变，改变完了适应，最后带领组织顺应时势，继续坚持往前走。
要想把理想变成现实，我们需要避免体制性摩擦，需要能够处理好偶然事件，需要学会妥协，最终改变自己。当你第二天醒来的时候，你会发现，理想就站在你面前向你微笑，这时你才真的成功了。
[编 辑 陈 力]
E-mail:cl@chinacbr.com
第一，理想是心中的愿景，也叫梦想、规划、憧憬，总之是对美好未来的描述。第二，因为它是梦想，离实现总还有距离，所以会推动你学习。为了实现既定的理想，你会不停地想方设法去学习。有梦想的人学习能力特别强，而且不拒绝任何新东西。
理想的背后其实涉及价值判断。好人喜欢跟我们讲理想，比如领导、教授、人生导师；坏人都是在讲具体事，如怎样搞定人、怎样拿钱等。理想包含的价值判断非常重要，首先是是非的判断，其次是道德的裁量。
有人曾问我：理想到底对做企业或做事情有何动力？就像你说要做好人就要付出代价，但很多人因为坚持理想而失败，没有了一个施展抱负的舞台，这事情怎么处理？非常简单，靠价值观来处理。
现在大家都在讲“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怎样让有骨感的现实朝丰满的理想逐步接近？理想需要阶段性地被鼓励，就像马云那样卖点股票，套现一两亿港币，体验一下创业的阶段性成果，给自己一点鼓励。我们要把理想和现实之间这座桥一段段地接起来，在每一段都给自己一点回馈，让自己可以享受一下些许的成功。这些阶段性的小成功连起来，必然能通向最终的理想。
墙上的美人与炕上的媳妇
理想是墙上挂的美人像，很漂亮；现实是炕上的媳妇，能够生儿子、过日子。如果不能把墙上的美人变成炕上的媳妇、最后生出孩子来过好日子，爱情的理想就会随风飘逝。美人给你的是理想，若能将美人变成炕上的媳妇，就能生出孩子让血脉延续，即使这理想在我这代实现不了，那下一代还有希望，这是一个正向激励过程。
这种正向激励，在我一个叫命尾晃利的日本朋友身上体现得很明显。我们刚开始办公司不久，他就到我们公司来，是一个朋友介绍的。他做的是粉末技术工程，他们家族两代人就做这一件事，把筛子眼做到全世界最细，全世界最细筛子的市场他们家占百分之七八十的份额。他们家一辈子都在研究这个孔能小到什么地步。我去了以后发现他们的经济状况并不好，基本上赚不到钱，工厂冷冷清清的，但他不放弃。
生存不下去，有的人为理想而献身，用牺牲来结束，表明他没放弃。但这个人特有意思，跟万通相处最久，但结果跟万通从来没做成过生意，以至于后来他一来公司我们就说老人又来了。最后我们才知道，他家上一代帮助过孙中山。有一次王功权、易小迪和我在漓江与他见面，他居然说：“从你们身上我看到了未来中国的影子。”他认为他看到了我们身上的理想和热情。这是因为，一方面他自己很执著地坚持他的专业理想；另一方面他当时已经六七十岁，以这种心态来看待年轻人很有理想、很热情地做事。常言道吉人自有天相或有贵人相助，这个贵人是怎么来的？他是闻着你的味儿来的！你要是盗贼，那可能是骚味儿、臭味儿，会有些坏人来；你要是好人，同样也会有人来。所以，理想这东西得信，你不信同道都走了，你一旦信了至少同道在这儿，这就好比你信佛，那信佛的人都来了，都成了哥们儿。理
想特别像中药，虽然药性慢，可它解决根本问题。
信了理想，那我们要将墙上的美人变成炕上的媳妇，会遇到哪些障碍呢？
最主要的障碍就是制度摩擦。我看了许多案例后发现，造成多数民营企业在成长过程中死亡的原因，不是市场竞争，而是体制摩擦。我们在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体制摩擦方式，最近8年光房地产调控就出了40个文件，平均每年出台5个文件，每个文件管两三个月，体制摩擦很厉害。比如，发改委要求房子明码标价，抓出江西一个房地产公司示众，结果这个公司就死了。我觉得它至少不该死，这是体制性摩擦造成的伤害。
银行需要由政策性银行改制到商业银行。现在我们跟国有银行的合同关系、博弈关系是不公平的，行政命令一来，说停贷它就停贷，说收贷它就收贷。它违约咱不敢起诉，但咱违约是要死的，因为国有银行和咱是两个不对等的主体。很多民营企业在历次调控当中，都被一刀切的信贷政策和政策限制搞死了。造成民营企业死亡的原因中最主要的就是这种体制摩擦。如果是纯粹的市场竞争，这些民营企业扛不住时大不了把公司卖掉，或把股权质押让给别人，但老板不至于坐牢。现实却不是这样，很多老板成了这种体制摩擦的牺牲品，企业破产，自己则可能锒铛入狱。
这种体制转型的过程，有点像从土路坐拖拉机奔到高速公路，在这个过程中一车人都不知道该怎么走，开车人一边修车、一边换车，还希望半道上能找一辆好车再倒腾，最后终于上了高速公路，这就叫转型。在这过程中司机也不知道方向，车上人嚷嚷狠了他就停下来，这时车上人跟他求求情、保证不再嚷嚷了，他就继续往前开，车要颠散了就停下来，修好了继续跑。但大量的车都颠散熄火了，只有少数车最终能够上高速公路。今天我们好歹已经到了高速公路路牙上，因为我们所有的治理结构、价值观轻松干净，我们现在没有什么诉讼，也没有逾期贷款。
避免死亡就得规避体制性摩擦
所以，在由现实通向理想的过程当中，最重要的避免死亡的方法，就是规避体制性摩擦，当体制转换、政策转换时，决不能生磕死扛。所以我才说，要听党的话，按政府要求办。这不是唱高调，我说的都是保命的话。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跟理想的距离越来越近，而且还能坚持。我们从负数开始创业，到今天能把公司利润做正，20年后还在这儿坚持，就是因为没在体制摩擦中牺牲，至于赚多少钱那是第二位的。
在处理大量复杂事情的时候，我们要按正确的价值观检点自己，以应对不确定性困难。很多年前，突然有个电话打来，说有个专案，要我去一趟。我一听这事挺严重，但转念一想，他们不直接到公司把我带走，还给我打个电话，估计事儿不会大到哪儿去。后来律师去了一下就没事了，原来是跟我们合作的一个小股东扯到了案子里。他当时说想提前分红，因为他是外企的，我们就给了他美元，没想到他拿着这个钱躲到国外去了，专案组调查发现是我们给的钱。但这件事我们是依法依规办的，所以能坦然面对。如果我们没有这个价值观，比如他干不正当的事，我们也跟着他一块儿玩，那我们早就挂了。
实际上在过去的20年里头，我们碰到过很多这种奇怪敏感的事，但我们每次到了河边掉头就走，没湿鞋就回到了我们认为正确的地方。我碰到过一个政府里的人，他说：我观察你们这个公司这么多年，发现你们老在河边站，却没湿鞋，拐个弯又回去了，很有意思。他说我们掌握政策的水平比较高，我说不是掌握政策的水平高，我就是听党的话而已。我15岁入团，20岁入党，共产党的基本教育和组织纪律我很清楚，比如不能行贿，不能干坏事，不能从事非组织活动，这主要是党教育得好。20年来，我们就是这样靠着价值观把偶然性事件用一种必然的方式處理掉，因为坚守了原则而没有出问题。
还有一个故事，很多年前我们收购了一家公司，有位领导在这个公司里遭人攻击，有人就认定我们跟这个领导有不可告人的事情。经查证，当然是没有。当初我们一到这家公司的时候，我就跟那位领导直接谈，说我们可以做朋友，但不做交易，交朋友不在中纪委禁止的范围之内。当时别人都说我不能那么说，会把人家得罪了。可我觉得就应该说清楚，否则每天见面时都各揣心事，就成了心理负担，你早点跟他说清楚，彼此的预期都设定好，今后的工作就能更顺利地开展，政府相关部门也就知道我们是什么样的企业，以后清盘、重组、破产，再大的事也都捎不到我们。
前些时候我们在泰达集团开董事会，泰达也换新领导了，正在做审计，其中一个审计重点就是它与民营企业的往来。我说很好，一定让你们看到一个令人尊敬的民营企业，因为我们是透明的。我们在海南时就下决心要做夜总会里的处女，虽然大家都不理解，说在那儿上班怎么可能有好人，但我们非要做好人，所以我们主动把董事会财务报告拿出来，靠这种办法规避掉别人的误解和猜忌。我们每年分红的时候，会要求控股公司上午开完股东会，下午就把支票送过去，分钱要快。分钱一慢，别人就可能会怀疑你的动机。跟国企合作，别人认为很难很复杂，但七八年来，我们始终与合作的国企相处得很好。
理想不能改变，过程可以妥协
在从现实走向理想的过程中，我们要学会妥协，因为通向理想的道路，通常是不确定的和曲折的。首先是向外妥协，比如我们要做处女，一时又没有别的地方上班，外边只有夜总会，那就先在夜总会里上着班。我人虽然在夜总会，但我心里有贞操，决不随便脱裤子；等到最后夜总会改成妇联领导下的阳光企业，外部环境回归正常，我才能顺利变成阳光下的劳动妇女。其次是向内妥协，即领导者不能用自己认定的理想绑架员工，因为有些理想并不被员工所认同。就像有些项目、有些事你非要做，你认为这事跟理想有关，绑架所有员工去做，最后公司保不准会垮掉。这就如一些集权制度的领导人，总爱用他个人的偏好绑架社会。你会发现很多极端的私人公司也是这种情况，结果自己出事，员工也跟着坐牢，比如以前很有名的南德集团。当你追求理想的时候，如果你所做的决定不能取得员工、同事的理解，有时候也得妥协，把进度放慢一点，照顾到大家的理解力和想法。
以前总批评我的是王功权，在发展过程中他总是说我：你不能强制我们按照你的理想去做，万一你的理想错了呢，我们都跟着牺牲了。这句话是对的，在一个组织架构中做一位理性的领导，不能让大家玉石俱焚。在看法不一致时你只能选择协商，有的人愿意，就继续一起往前走；有的人不愿意，那就给他们
一个安全的通道，然后大家各自前行。
在这件事情上，我从王石身上学到了很多。中城联盟有一个基金叫中城投资，这个基金现在是中国运行规模最大、管理最好、回报最高的房地产基金，我也是管理人之一。可当年做这事的时候只有8000万元，我们内部有的地产商有大理想，说我们要做成中国最大的地产基金，如果批不下来就不做。当时王石说了这样一句话：现实就是这样，我们只要方向不改变，先做起来，再一点点往前走。于是我们从8000万元的互助性基金，到现在是第七个年头，终于做成了中国最大的地产基金。这就是理想不能改变，过程可以妥协。中城联盟前段时间开会汇报工作，王石讲基金的目标是在下一个十年至少要做到200亿元。当时大家都诧异，觉得大哥怎么这会儿这么激进？他的厉害就在于他看见了我们没有看见的地方。基金管理人陆林认为未来五年就能达到200亿元，因为当你做成最大以后，再往上就容易了。从这件事情上，我看到了王石的判断力和领导艺术。先往前走，当条件成熟的时候再加快速度，万科每一次对于政策的表态也是这样的。我们要学会妥协，但目标不能改变。如果连目标都改变了，那就不叫妥协，叫投降，叫放弃理想。
我们在追求理想的过程中，怎么管好自己、改变自己，也很重要。人们在追求理想的过程中，通常会不停地埋怨别人，而不改变自己。最难的是管住自己，不让自己出问题，因为自己一出问题，理想也就烟消云散了。就如真功夫家族内斗，创始人夫妇离婚以后，丈夫、前妻两个家族死掐，这就是没管好自己。这些年来，经常有企业家在这方面出问题。李敖讲，世界上最可怕的动物就是前妻。人不是不能有前妻，但不能有成为敌人的前妻，这也叫危机管理，有矛盾、有冲突并不可怕，但要管好。改变自己也包括性格的改变，曾看过一部电影《国王的演讲》，国王的口吃之所以能够矫正，是因为他决心改变自己。
性格的改变等于重造一个你
如果你决定和朋友、同事一起实现理想，你又想当领导，那你就得习惯改变自己，其中最大的改变是你要学会受委屈。几年前我到我母亲那儿吃饭，她说你怎么看着那么疲劳？我调侃说，“我现在除了我娘的儿子谁也不能得罪”。我母亲以为我受了什么委屈，一下就掉眼泪了。一个人不管做多大的领导，包容很重要，这个包容就是要让来自于各方面的批评、摩擦、冲突，到你这儿都消化掉，归于无形。
很多过来人会发现，十几岁的时候你会因为受不了气而拿刀砍人，但到四五十岁以后你什么气都能受，因为你把这些当一个屁放出去就完了，有时候只能自己安慰自己：所有的委屈过去就过去了，过两天就会好的。另外，你心里还有一个实实在在的理想存在着，这会让你开心。总之，要实现理想肯定是要受委屈。许立能胜任董事长，一个重要的品德就是能受委屈。包容、宽容是一种美德。很多人不能改变自己，在实现理想的道路上个性太张扬，或太急于证明自己，让别人都服从自己，最后玉石俱焚。
在改造自己方面，性格的改造是最痛苦的。知识的改变很快乐，因为多读书就好了；相貌的改变如美容、整形也不难，但要把一种很强的性格改变得到处都能受委屈，则很难很痛苦，这太摧残人了。一个性格很好、很柔弱的人，非要变成一个刚愎自用的人也是挺闹心的。性格的改变等于重造一个你，这一挑战是最大的。
我们前几年在阿拉善做公益的时候，王石正担任阿拉善生态协会第二任会长。他当兵出身，企业做得好，山又爬得高，什么极限他都敢挑战，很强势。而他说在阿拉善，他得改变自己，要妥协、倾听，因为这儿不是万科，这是一百个企业家在这儿做事情，每个人都是龙是凤。他在做会长那两年，只做了一件重要的事，就是把基金会批下来、把制度理顺，剩下的事他都是在認真倾听，然后顺势而为。如果他不改变，把那儿当万科，可能那一百个人早就炸窝了！就因为王石有很清醒的角色意识，所以他把工作做好了。
因此，成功的企业家、事业家，在走向理想的过程中，一个重要的功课就是改变自己、提升自己，特别是在一些关键地方能弥补自己的缺陷，让自己进步，让自己能够跟整体组织、外部环境和要求一致起来。就像对待微博，我发现有些领导喜欢死扛，对微博置之不理，但也有人非常快地适应了并顺势而为。我介于二者之间，天天琢磨，天天看，就是大家说的“潜水”。这也是改变，改变完了适应，最后带领组织顺应时势，继续坚持往前走。
要想把理想变成现实，我们需要避免体制性摩擦，需要能够处理好偶然事件，需要学会妥协，最终改变自己。当你第二天醒来的时候，你会发现，理想就站在你面前向你微笑，这时你才真的成功了。
[编 辑 陈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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