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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硕讲话的语调恰如他的司鼓，充满了节奏感。娓娓道来时蜻蜓点水，意欲强调时掷地有声。这么引人入胜，我想他的学生听起课来一定不会开小差儿。采访前他列了一个提纲，采访时条分缕析地按着提纲一条条说开去，逻辑严谨，艺海人生、教学心得无所不包。他说年轻时他拜望“鼓王”白登云先生，白先生说：“我这一辈子就是‘认真’二字。”再看镜头前的王硕，热情满满地介绍司鼓文化，口若悬河。他在京剧伴奏这方面懂得太多，所以有时会越说越远，时不时看一眼提纲，保证自己不离题，把该说的都说到了——透着认真。梨园有句老话：若要学戏，先学做人。我能在王硕的身上看到白登云先生的那种品质，那种做事认真的态度，不做则已，要做就尽力做到最好。
结缘打鼓佬
王硕生在梨园世家，爷爷王泉奎是有“金嗓铜锤”之誉的花脸前辈，姥爷李春林是梅（兰芳）剧团的大管事。父亲王志廉是老生演员，后在北京戏校任教。母亲李文敏同样在北京戏校任教，乃桃李天下的程派名师。王硕在这样的环境里成长，童年时光充满了京剧的记忆。
上世纪60年代，爷爷去苏联演出，带回来一台17寸黑白电视机。打这以后，王硕晚上经常坐在电视机前看戏。看得多了，不仅戏唱得像模像样，而且戏里的音乐锣鼓他也能倒背如流。王硕说，这为他以后学习司鼓专业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
当时正值“文革”，京剧所演全是样板戏，王硕爱看爱听爱学唱，入迷了，守在家里的收音机旁经常听着听着就睡着了。上小学时，他也曾穿上家里给制作的行头，上台表演一段《杜鹃山》的雷刚。
1978年，“文革”结束后中国戏校、北京戏校重新招生，前来报名的有上千人，最后招收只要40多名。生源一多，录取的条件就变得苛刻。其中一条，报表演专业的考生不能是近视眼，一下把王硕挡在了门外。做不成演员了，母亲就想让王硕去学拉京胡。王硕的大舅李荣岩是给尚小云先生操琴的，表舅李志良也是京胡行家，其父是余叔岩的琴师李佩卿。王硕从小就和这两位舅舅学过京胡，他还清楚地记得，刚学京胡那会儿“文革”还没结束，表舅不敢教他传统戏，结果就拉了一段《东方红》。所以，王硕学拉京胡的第一段曲子便是《东方红》。后来，他又投师母亲的同学燕守平，燕老师便教他拉了一大段《智取威虎山》的“朔风吹”。
得益于多位京胡高人的真传，1979年北京戏校音乐班招生时，王硕考得很顺利。他是考京胡进的学校，可一分专业却被分到了打击乐组。京胡学得好好的，怎么让去改学打鼓打锣了呢？原来录取学生中女生的比例高，像打击乐这种“力气活儿”，只能留给男生来学了。
学了自己不熟悉的打击乐，王硕起初很不乐意。但庆幸的是王硕赶上了好老师，当时戏校教司鼓的老师都是技艺精湛的老先生，像王硕的蒙师刘耀增先生便是荀慧生先生的鼓师。这位老先生不同常人，不仅鼓艺超群，而且文化修养好，他教课自有一套，叫“知其然，知其所以然”，鼓簧戏理，剖析由来，举一反三。王硕从中受益匪浅，以致后来自己也做了老师，教学生也是这样的路子。
刘先生教课认真负责。那会儿实行单休制，周一到周六，上午四节专业课雷打不动，下午是文化课和一些公共课，晚自习也经常是排戏时间。刘先生都是盯到晚上排完最后一出戏才回家。那时他已经60多岁，平时挤公共汽车上班，王硕经常看到老师这贴一块、那贴一块的橡皮膏，都是挤公共汽车时磕碰的。他对学生是出了名的严格，尤其教昆腔戏时要求学生必先会背唱曲牌，个中原因是昆腔的音乐比京剧的更加细腻，而更细腻也意味着更复杂。由于昆腔是曲牌体，不是京剧的板腔体，经常一段就是一个味儿，本来鼓师就是乐队指挥，要背的戏比谁都多，这回加上昆腔，内容就更多了。老师敦促得紧，背下来之后才教鼓的打法，背不下来要被“发”出教室继续背。经受了刘先生这样的千锤百炼，学生们皆被打下了扎实的基础。王硕感慨地说：“小时候学的东西非常瓷实，这得益于老师的严格要求，打的底子好。”
传道授业，自我提升
王硕当初上学的时候，刘增耀先生就曾指着他的4名学生说：“你们4个人，将来只有王硕能搞教学。”原来刘先生彼时便已经发现王硕学习细心，爱琢磨，学戏能举一反三。此外，王硕重视文化课，爱读书看报，18岁时就在《中国戏剧》发表了关于司鼓的理论文章，这使得以写作见长的校长也很喜欢，所以到毕业的时候，留校从教也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
王硕留校后，工作之余仍自觉地去继续深造。他一没事就去拜望鼓王白登云先生。那时白先生已至耄耋之年，家在城北黄亭子住。王硕从学校骑车过去，要将近两个小时。通常下午1点钟顶着太阳出门，骑到白先生家，正好到3点他睡过午觉。 那时白先生家鲜有人登门，一是住得远，二是他威望极高，年轻一辈都有点发怵。王硕是初生牛犊，为了取到“真经”，就执着前往。有时带点茶叶孝敬老人，老先生很高兴。但过去的老先生们有个特点——艺不轻传。他和王硕聊天，什么都聊，打鼓的事却不多说，但聊来聊去终究还得聊到司鼓上。王硕慢慢地套话，说：“爷爷，我那天听了一段您的录音，您那会儿是怎么打的？怎么和后来的不一样？”不经意间，勾起白先生的回忆，便侃侃而谈起来。
从不敢多问到有惑就问，王硕虚心好学。白先生看到一个年轻人这么用功，也很感动。日升月往，传授了王硕许多真知妙谛。王硕每次去拜望，都拿着录音机，因而保留了白先生的许多珍贵资料。就在前两年，中国戏校主办纪念鼓王白登云先生诞辰100周年的活动。副校长说：“中国戏校，73班以前的发请柬，73届以后的没见过白先生，不用发了。王硕例外。”
“对打鼓中的问题，一旦经白先生解答，”王硕“啪”地拍下桌子，十分笃定道，“那就像盖了章一样，就是取到了‘真经’，你就有自信了，甭管以后再遇到谁，聊一些专业的东西，你就觉得自己是有根的。”
1990年，北京戏校音乐班改革开放后又一次招生。这时王硕二十五六岁，司鼓技艺日渐成熟，遂走上教学岗位，任教同时，还做班主任。北京戏校还专门安排王硕为特聘的阎宝泉老师当助教。阎老师是白登云先生的得意弟子，资深鼓师，从事教学多年，风格与白先生一脉相承。他有一个特点，若是喜欢哪个学生，一定倾囊相授，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王硕形容阎老师的脑子比电脑都快，不管提什么戏，他马上就能给你说得详详细细。王硕说，像阎老师这样的脑子，他没见过第二个。 王硕给阎老师做助教，艺术上、教学上均获益良多。阎老师教学讲究“规格”二字，就是现在人常说的规范。这一点王硕特别认同，他说：“规范是教学的根本，也是艺术的根本，这是老艺术家们都强调的，但规范不意味着保守。像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戏校排的新戏《白蛇传》，从表演到音乐都是新编的，王瑶卿是总导演，我们阎老师打的鼓。你会发现，虽然音乐是新编的，但阎老师打出的每一个鼓点，都有章可循，那是有源之水、有本之木。所以这种创新才是京剧该有的创新，是在规范基础之上的创新。”
王硕的“三柱理论”
如今，王硕从事教学工作20多年，他有许多心得。他说司鼓是京剧打击乐的领奏，打击乐不像管弦乐那样有旋律，它是打节奏，表现手段主要是力度、速度的变化，所以，特别要注重学生的节奏训练和节奏感的培养。在王硕眼里，现在学生的学习条件比原来好很多了，但刻苦用功这个概念好像越来越淡化了。
对于老师的个人素质培养，王硕也见解独到：他对要求戏校的老师既能教又能演不大以为然。他直言不讳道：“作为一名好老师，他当然要重视舞台实践，能有丰富的舞台实践经验是很难得的，也一定会在教学中发挥优势。但这是不可强求的，我们难以要求每一位老师都具备这样丰富的舞台经验和亮相舞台的实力。教师的工作是教书育人，教学工作自有道行，演好一台戏并不说明你就能教好一台戏，教师的本领和成绩还是应该体现在学生身上。京剧史上很多的好教师并非名演员，但他们却培养了无数的演员明星。所以，教师还是应该在教学方法上多下功夫，探索秘籍，要有捏泥人的功夫，要踏踏实实地做幕后英雄、无名英雄。”
谈到培养学生，王硕回忆当初白登云先生曾说：“我们一辈子下在鼓上的心思不亚于一个科学家。”他说：培养一名鼓师的难度确实不亚于培养一个主演，因为鼓师的专业素质要求是很高的。鼓师作为京剧乐队的指挥，他要以领奏的方式来带动整个乐队为舞台伴奏，他需要对乐队、对演员、对舞台有全方位的了解。王硕比喻道：“鼓师就像一名交警，他虽然不开车、不走路，但他心里一定得明白道路上的车应该怎么开、路怎么走，这样他才能尽到指挥之责。” 就鼓师的专业素质培养，王硕自己总结了一个“三柱理论”。他形象地把支鼓的鼓架子的三根支柱各设定了一个内容标志：如第一根代表司鼓的操奏技能，这需要不断地勤学苦练，以臻娴熟；第二根代表打击乐的技能基础和整个乐队的伴奏知识，强调学习司鼓的人应该先从“下手活儿”（打锣、打铙钹）学起、干起，“先当兵扛枪”，才能逐步胜任指挥。他说：“像燕守平老师在戏校学习时，是到了最后一年才开始拉京胡，之前都是学、练、实习下手活儿，甚至文武乐都学过、练过。你看我们学校老照片中燕老师当年的照片多是弹月琴而不是拉京胡。所以他能达到六场通透是一点一点积累来的。”
“三柱理论”的第三根则代表着伴奏对象——演员的表演艺术，务求熟识和理解，知己知彼，才能配合默契、伴奏到位。因此，三根支柱缺一不可，合在一起，便可撑起一面鼓来，演绎出精彩的艺术神话。
王硕曾以《伍子胥》一剧的司鼓伴奏为例，谈京剧司鼓艺术的实践方法，题目叫作《鼓师心语》。他想告诉世人，鼓也是会说话的，它能跟着剧中的人物一起喜、怒、哀、乐。
采访最后，王硕说：“司鼓艺术绝对称得上是一种文化，之所以不被重视，主要是人们还不太了解它，不了解它的深奥，不了解它的重要。不过我相信：经过我们的努力，司鼓艺术一定会被更多的人所理解和欣赏，会作为我们的传统艺术瑰宝一代代传承下去。”
（编辑·王文娜）
wangwenna@yeah.net
结缘打鼓佬
王硕生在梨园世家，爷爷王泉奎是有“金嗓铜锤”之誉的花脸前辈，姥爷李春林是梅（兰芳）剧团的大管事。父亲王志廉是老生演员，后在北京戏校任教。母亲李文敏同样在北京戏校任教，乃桃李天下的程派名师。王硕在这样的环境里成长，童年时光充满了京剧的记忆。
上世纪60年代，爷爷去苏联演出，带回来一台17寸黑白电视机。打这以后，王硕晚上经常坐在电视机前看戏。看得多了，不仅戏唱得像模像样，而且戏里的音乐锣鼓他也能倒背如流。王硕说，这为他以后学习司鼓专业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
当时正值“文革”，京剧所演全是样板戏，王硕爱看爱听爱学唱，入迷了，守在家里的收音机旁经常听着听着就睡着了。上小学时，他也曾穿上家里给制作的行头，上台表演一段《杜鹃山》的雷刚。
1978年，“文革”结束后中国戏校、北京戏校重新招生，前来报名的有上千人，最后招收只要40多名。生源一多，录取的条件就变得苛刻。其中一条，报表演专业的考生不能是近视眼，一下把王硕挡在了门外。做不成演员了，母亲就想让王硕去学拉京胡。王硕的大舅李荣岩是给尚小云先生操琴的，表舅李志良也是京胡行家，其父是余叔岩的琴师李佩卿。王硕从小就和这两位舅舅学过京胡，他还清楚地记得，刚学京胡那会儿“文革”还没结束，表舅不敢教他传统戏，结果就拉了一段《东方红》。所以，王硕学拉京胡的第一段曲子便是《东方红》。后来，他又投师母亲的同学燕守平，燕老师便教他拉了一大段《智取威虎山》的“朔风吹”。
得益于多位京胡高人的真传，1979年北京戏校音乐班招生时，王硕考得很顺利。他是考京胡进的学校，可一分专业却被分到了打击乐组。京胡学得好好的，怎么让去改学打鼓打锣了呢？原来录取学生中女生的比例高，像打击乐这种“力气活儿”，只能留给男生来学了。
学了自己不熟悉的打击乐，王硕起初很不乐意。但庆幸的是王硕赶上了好老师，当时戏校教司鼓的老师都是技艺精湛的老先生，像王硕的蒙师刘耀增先生便是荀慧生先生的鼓师。这位老先生不同常人，不仅鼓艺超群，而且文化修养好，他教课自有一套，叫“知其然，知其所以然”，鼓簧戏理，剖析由来，举一反三。王硕从中受益匪浅，以致后来自己也做了老师，教学生也是这样的路子。
刘先生教课认真负责。那会儿实行单休制，周一到周六，上午四节专业课雷打不动，下午是文化课和一些公共课，晚自习也经常是排戏时间。刘先生都是盯到晚上排完最后一出戏才回家。那时他已经60多岁，平时挤公共汽车上班，王硕经常看到老师这贴一块、那贴一块的橡皮膏，都是挤公共汽车时磕碰的。他对学生是出了名的严格，尤其教昆腔戏时要求学生必先会背唱曲牌，个中原因是昆腔的音乐比京剧的更加细腻，而更细腻也意味着更复杂。由于昆腔是曲牌体，不是京剧的板腔体，经常一段就是一个味儿，本来鼓师就是乐队指挥，要背的戏比谁都多，这回加上昆腔，内容就更多了。老师敦促得紧，背下来之后才教鼓的打法，背不下来要被“发”出教室继续背。经受了刘先生这样的千锤百炼，学生们皆被打下了扎实的基础。王硕感慨地说：“小时候学的东西非常瓷实，这得益于老师的严格要求，打的底子好。”
传道授业，自我提升
王硕当初上学的时候，刘增耀先生就曾指着他的4名学生说：“你们4个人，将来只有王硕能搞教学。”原来刘先生彼时便已经发现王硕学习细心，爱琢磨，学戏能举一反三。此外，王硕重视文化课，爱读书看报，18岁时就在《中国戏剧》发表了关于司鼓的理论文章，这使得以写作见长的校长也很喜欢，所以到毕业的时候，留校从教也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
王硕留校后，工作之余仍自觉地去继续深造。他一没事就去拜望鼓王白登云先生。那时白先生已至耄耋之年，家在城北黄亭子住。王硕从学校骑车过去，要将近两个小时。通常下午1点钟顶着太阳出门，骑到白先生家，正好到3点他睡过午觉。 那时白先生家鲜有人登门，一是住得远，二是他威望极高，年轻一辈都有点发怵。王硕是初生牛犊，为了取到“真经”，就执着前往。有时带点茶叶孝敬老人，老先生很高兴。但过去的老先生们有个特点——艺不轻传。他和王硕聊天，什么都聊，打鼓的事却不多说，但聊来聊去终究还得聊到司鼓上。王硕慢慢地套话，说：“爷爷，我那天听了一段您的录音，您那会儿是怎么打的？怎么和后来的不一样？”不经意间，勾起白先生的回忆，便侃侃而谈起来。
从不敢多问到有惑就问，王硕虚心好学。白先生看到一个年轻人这么用功，也很感动。日升月往，传授了王硕许多真知妙谛。王硕每次去拜望，都拿着录音机，因而保留了白先生的许多珍贵资料。就在前两年，中国戏校主办纪念鼓王白登云先生诞辰100周年的活动。副校长说：“中国戏校，73班以前的发请柬，73届以后的没见过白先生，不用发了。王硕例外。”
“对打鼓中的问题，一旦经白先生解答，”王硕“啪”地拍下桌子，十分笃定道，“那就像盖了章一样，就是取到了‘真经’，你就有自信了，甭管以后再遇到谁，聊一些专业的东西，你就觉得自己是有根的。”
1990年，北京戏校音乐班改革开放后又一次招生。这时王硕二十五六岁，司鼓技艺日渐成熟，遂走上教学岗位，任教同时，还做班主任。北京戏校还专门安排王硕为特聘的阎宝泉老师当助教。阎老师是白登云先生的得意弟子，资深鼓师，从事教学多年，风格与白先生一脉相承。他有一个特点，若是喜欢哪个学生，一定倾囊相授，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王硕形容阎老师的脑子比电脑都快，不管提什么戏，他马上就能给你说得详详细细。王硕说，像阎老师这样的脑子，他没见过第二个。 王硕给阎老师做助教，艺术上、教学上均获益良多。阎老师教学讲究“规格”二字，就是现在人常说的规范。这一点王硕特别认同，他说：“规范是教学的根本，也是艺术的根本，这是老艺术家们都强调的，但规范不意味着保守。像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戏校排的新戏《白蛇传》，从表演到音乐都是新编的，王瑶卿是总导演，我们阎老师打的鼓。你会发现，虽然音乐是新编的，但阎老师打出的每一个鼓点，都有章可循，那是有源之水、有本之木。所以这种创新才是京剧该有的创新，是在规范基础之上的创新。”
王硕的“三柱理论”
如今，王硕从事教学工作20多年，他有许多心得。他说司鼓是京剧打击乐的领奏，打击乐不像管弦乐那样有旋律，它是打节奏，表现手段主要是力度、速度的变化，所以，特别要注重学生的节奏训练和节奏感的培养。在王硕眼里，现在学生的学习条件比原来好很多了，但刻苦用功这个概念好像越来越淡化了。
对于老师的个人素质培养，王硕也见解独到：他对要求戏校的老师既能教又能演不大以为然。他直言不讳道：“作为一名好老师，他当然要重视舞台实践，能有丰富的舞台实践经验是很难得的，也一定会在教学中发挥优势。但这是不可强求的，我们难以要求每一位老师都具备这样丰富的舞台经验和亮相舞台的实力。教师的工作是教书育人，教学工作自有道行，演好一台戏并不说明你就能教好一台戏，教师的本领和成绩还是应该体现在学生身上。京剧史上很多的好教师并非名演员，但他们却培养了无数的演员明星。所以，教师还是应该在教学方法上多下功夫，探索秘籍，要有捏泥人的功夫，要踏踏实实地做幕后英雄、无名英雄。”
谈到培养学生，王硕回忆当初白登云先生曾说：“我们一辈子下在鼓上的心思不亚于一个科学家。”他说：培养一名鼓师的难度确实不亚于培养一个主演，因为鼓师的专业素质要求是很高的。鼓师作为京剧乐队的指挥，他要以领奏的方式来带动整个乐队为舞台伴奏，他需要对乐队、对演员、对舞台有全方位的了解。王硕比喻道：“鼓师就像一名交警，他虽然不开车、不走路，但他心里一定得明白道路上的车应该怎么开、路怎么走，这样他才能尽到指挥之责。” 就鼓师的专业素质培养，王硕自己总结了一个“三柱理论”。他形象地把支鼓的鼓架子的三根支柱各设定了一个内容标志：如第一根代表司鼓的操奏技能，这需要不断地勤学苦练，以臻娴熟；第二根代表打击乐的技能基础和整个乐队的伴奏知识，强调学习司鼓的人应该先从“下手活儿”（打锣、打铙钹）学起、干起，“先当兵扛枪”，才能逐步胜任指挥。他说：“像燕守平老师在戏校学习时，是到了最后一年才开始拉京胡，之前都是学、练、实习下手活儿，甚至文武乐都学过、练过。你看我们学校老照片中燕老师当年的照片多是弹月琴而不是拉京胡。所以他能达到六场通透是一点一点积累来的。”
“三柱理论”的第三根则代表着伴奏对象——演员的表演艺术，务求熟识和理解，知己知彼，才能配合默契、伴奏到位。因此，三根支柱缺一不可，合在一起，便可撑起一面鼓来，演绎出精彩的艺术神话。
王硕曾以《伍子胥》一剧的司鼓伴奏为例，谈京剧司鼓艺术的实践方法，题目叫作《鼓师心语》。他想告诉世人，鼓也是会说话的，它能跟着剧中的人物一起喜、怒、哀、乐。
采访最后，王硕说：“司鼓艺术绝对称得上是一种文化，之所以不被重视，主要是人们还不太了解它，不了解它的深奥，不了解它的重要。不过我相信：经过我们的努力，司鼓艺术一定会被更多的人所理解和欣赏，会作为我们的传统艺术瑰宝一代代传承下去。”
（编辑·王文娜）
wangwenna@yeah.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