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中国的外交让国际问题学者们很忙。在他们忙着论证中国是否已放弃韬光养晦、外交转向强硬时，中国国务院副总理汪洋近期关于“中国无意挑战美国的领导者地位”的表态，又被人解读为中国外交思维的“转折点”。熟悉中国政治文化的人都清楚，中国领导人擅长长远的战略思考。新领导层履职仅两年，就从中国外交行为中解读出两个“转折点”，这并不符合中国的政治传统和战略文化。
事实上，中国的新外交在延续中有变化，而且不能简单地解读为强硬与否。在这一点上，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中国问题学者克里斯托弗·约翰逊的判断值得参考，他称习近平的外交是在“以实力求和平”。
近年来，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很流行谈论中国外交强硬的话题。无论是专家学者还是媒体分析人士，在谈到中国外交时，不有意无意提及“强硬”这个词汇，似乎就显得不懂中国外交。在学术领域，探讨中国外交是否变得强硬，俨然成了一门“显学”。美国学者史文（Michael Swaine）和傅泰林甚至还从学术上给“中国强硬”下了定义。美国乔治城大学学者奥丽安娜·斯凯勒·马斯特罗，称中国外交行为变得强硬已成为“常识”。她在最近发表的题为《为何中国强硬将长期存在》一文中称，中国的强硬行为体现的是深谋远虑的长远战略，强硬是中国“积极国防战略”的逻辑延伸。
哈佛大学学者江忆恩，是较早系统分析中国外交是否变得强硬的学者。他在2013年发表的文章中，以数据统计和案例分析等方式，得出中国的国际战略并没有明显变化的结论。江忆恩认为，中国强硬的论述，低估了以往中国某项政策的强硬程度，高估了2010年及以后外交变化的幅度。瑞典国际事务研究所学者叶必扬，也以类似的研究方法得出类似结论。他在去年5月撰文称，中国外交的强硬并不是新现象，近年来的强硬行为则是对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反应。有西方学者认为，中国的强硬本质上是“反应型”的。国际危机组织在2013年的一份报告中，就把中国在中日钓鱼岛危机中的外交行为称为“反应型强硬”。
不论是“变得强硬”，还是“向来强硬”，或是“反应型强硬”，这些论述都没有捕捉到中国新外交在延续中有变化的特征。的确，从近年来的对外行为来看，中国不再避讳在国际上“秀军事肌肉”，不回避在主权纷争中动用经济手段。这无疑是中国对外战略“变”的一面。也就是说，在事关安全、主权等核心利益问题上，中国与以往相比表现得更“强硬”。中国对美国提出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其中就有“尊重彼此核心利益”的内容。但不可否认的事实是，中国的外交不是在围着安全、主权问题等核心利益打转。去年北京APEC峰会上对亚太自贸区的倡议，以及对“一带一路”战略的经营即是明证。
此外，中国的新外交也有着明显的延续性，主要体现在对外部环境的判断以及实现战略目标的手段上。克里斯托弗·约翰逊注意到，在去年底的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习近平主席再次提到“和平发展”和“战略机遇期”。约翰逊认为，“和平发展”的提法对军事扩张起着观念上的“制动器”的作用;提“战略机遇期”则表明中国领导层对外部安全环境总体有利的判断未变。“只要这个观念依然有效，就会对北京走修正主义路线、从根本上重塑东亚权力平衡的意愿和能力构成硬性制约。”不过，约翰逊也认为，习近平的外交构想也预示着更具前瞻性的考虑，即通过日益增长的实力，寻求塑造战略机遇期的轮廓。
2014年11月11日， 亚太经合组织第二十二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在北京怀柔雁栖湖国际会议中心举行。 国家主席习近平主持会议。
去年12月，汪洋副总理访美期间在中美商业关系论坛上演讲时表示，“中美是全球经济的伙伴，但引领世界的是美国”、“中国既没有想法也没有能力挑战美国的领导者地位”。中国领导人这一表态背后的意图，外界的解读见仁见智，但可以肯定的是，强硬与否的论述，无法诠释这种意图的全部内涵。新西兰坎特伯雷大学学者安妮·玛丽·布雷迪，认为中国是较为缺乏安全感的新兴大国，这就决定了“中国必须在更加积极地维护自身利益的同时，在现实利益上保持一定的模糊，以尽可能地延缓与其他潜在竞争者之间的冲突”。
中国新外交更加突出的特征是“进取”。中国外长王毅，把2014年称为中国外交“全面进取”的丰收之年。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王逸舟称，两年多以来中国的外交展现了新态势，“从外交总体精神来看，中国已从以往的低调、韬光养晦，转为积极进取、奋发有为、大力开拓，外交态势发生了非常大的转变”。2013年10月，习近平在中国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首次提及“奋发有为”。中国领导人2014年的外交活动则是对此的最佳注脚。这一年，习近平主席在外出访47天，足迹遍布亚洲、欧洲、拉美以及大洋洲的18个国家，参加了300多场外交活动。此外，中国还成功主办了亚信会议和APEC峰会，“一带一路”战略也进入实操阶段。
但中国外交的进取，并不能简单地视为对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秩序的挑衅。中国决策者非常清楚，作为崛起国家，如何处理与现有国际机制和体系的关系，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在这一点上，中国新外交体现得可谓张弛有度、进退有据。最能体现中国外交“进取”特征的，莫过于组建亚投行、倡议亚太自贸区、推行“一带一路”战略等。在亚投行问题上，中国本质上是在美国创立的游戏规则之下，“另起炉灶”建立能为我所用的新平台。尽管亚投行与亚洲开发银行存在竞争关系，但中国并没有“掀翻桌子”，而是双轨并行。中国提出亚太自贸区，某种程度上说，也是对于中美竞争亚太贸易规则主导权的协调。 经济体量会创造战略上的“相互依赖红利”。这种红利的分配虽然受到已有游戏规则的影响，但无论怎么分配，体量大的经济体获得的红利总比体量小的经济体多。这就给经济上已深度融入东亚的中国利用经济优势获得战略优势创造了可能。正因为如此，有西方学者把“一带一路”战略视为中国版的“亚太再平衡”，认为中国意在借此破解东亚经济与安全二元格局。中美在东亚存在战略竞争是不争的事实，但“一带一路”是否会成为战略竞争的筹码，目前下结论还为时尚早。从战略设计上看，中国只是在利用经济实力寻求和平与合作。而且，仅从表述上看，“一带一路”就不像美国的“重返亚太”、“亚太再平衡”那样带有权力政治气息。
值得注意的是，有学者把从韬光养晦到奋发有为，视为中国对外战略变得强硬的例证。这样的判断隐藏着的逻辑前提是，韬光养晦与奋发有为是二元对立的。这显然不符合中国对外行为的现实，也不符合中国的战略文化。近年来中国的外交行为，有奋发有为的特征，但并未褪去韬光养晦的色彩。在新西兰学者布雷迪看来，中国的外交将处于时而强硬、时而非对抗的边缘，“在无法促成变革的领域，中国会最大限度地利用现有国际秩序，悄无声息地寻求自己的利益。但当创立新规则的机会出现时，北京将果断行动”。也正因如此，虽然美国不认为中国是维持现状国家，但认定为国际秩序的挑战者也站不住脚。
“中国在最近一年多的外交布局中贡献了许多新想法，这在之前10年间都未曾有过。”王逸舟表示。他认为，长期以来，中国在国际上的角色一直比较边缘，充当配角。“如今，不管我们愿意或意识到与否，中国在多个领域已成为全球的主角，成为国际关系的主要变量或推手。不管是在主场，还是在其他国家，中国都是亮点与焦点。”布雷迪也认为，中国的外交正在进入新时代，“经济实力的增长，使中国外交正在发生转变，从过去在宣示自己全球领导角色上的不情愿、维护自身利益的能力相对较弱，转向能够寻求调整其已面对长达60多年的安全环境。”
尽管从目前情况看，中国的新外交无论从战略设计还是实际操作都有可圈可点之处，但未来面临的挑战也是显而易见的。以中国提出或主导的亚投行、“一带一路”以及配套的丝路基金等一系列对外战略为例，撇开地缘政治博弈的因素不说，这些倡议在中国与相关国家之间的利益分配很可能是不均衡的，这不可避免地会给合作带来或大或小的阻力。况且，错综复杂的主权争议，也给中国的战略操作制造了张力。布雷迪认为，中国在周边所面临的竞争性、争议不断的外部环境，要求北京在短期与中期内采取相对谨慎、得体的国家安全措施。与此同时，中国又要伺机巩固其安全环境，尤其是在周边地区。
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去年7月发布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在亚太地区11个国家的受访者中，79%的人对中国在地区经济发展方面持正面看法，但有61%的人对中国的安全角色持负面看法。可以想见，某些东亚国家在经济上搭中国便车的同时，不会放弃在安全上防范中国的意图。从这一点看，身处东亚在给中国带来地缘优势的同时，也可能造成战略劣势。比如，与可近在眼前也可远在天边的美国航母相比，深入他国腹地的高铁，更能拨动敏感的战略神经，尤其是在亚洲地区。中国以经济意图推进高铁项目，但不能确保他国不从战略角度加以衡量。未来会否出现这样的情况：某个东亚国家引进中国高铁，却迎来美国大兵？
美国著名中国问题学者沈大伟，去年发表过一篇题为《中国实力的幻象》的文章，他认为能力并不是衡量国家实力和国际实力的唯一标准，更重要的标准是影响力，即驾驭局势和左右他国行动的能力。沈大伟就此认为中国可能是“21世纪的纸老虎”。这一预言是否准确暂且不论，但沈大伟的确指出了中国在国际影响力上的短板。而且，国际影响力涉及权力政治，某种程度上说也是一个认识论范畴的问题。仅从后冷战时代东亚的历史和现实来看，这个地区对美国的领导地位，在认识论上已形成了路径依赖。
“以实力求和平”的中国新外交，如能突破这一路径依赖，则中国与世界，将会有不一样的未来。
事实上，中国的新外交在延续中有变化，而且不能简单地解读为强硬与否。在这一点上，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中国问题学者克里斯托弗·约翰逊的判断值得参考，他称习近平的外交是在“以实力求和平”。
从“强硬”说起
近年来，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很流行谈论中国外交强硬的话题。无论是专家学者还是媒体分析人士，在谈到中国外交时，不有意无意提及“强硬”这个词汇，似乎就显得不懂中国外交。在学术领域，探讨中国外交是否变得强硬，俨然成了一门“显学”。美国学者史文（Michael Swaine）和傅泰林甚至还从学术上给“中国强硬”下了定义。美国乔治城大学学者奥丽安娜·斯凯勒·马斯特罗，称中国外交行为变得强硬已成为“常识”。她在最近发表的题为《为何中国强硬将长期存在》一文中称，中国的强硬行为体现的是深谋远虑的长远战略，强硬是中国“积极国防战略”的逻辑延伸。
哈佛大学学者江忆恩，是较早系统分析中国外交是否变得强硬的学者。他在2013年发表的文章中，以数据统计和案例分析等方式，得出中国的国际战略并没有明显变化的结论。江忆恩认为，中国强硬的论述，低估了以往中国某项政策的强硬程度，高估了2010年及以后外交变化的幅度。瑞典国际事务研究所学者叶必扬，也以类似的研究方法得出类似结论。他在去年5月撰文称，中国外交的强硬并不是新现象，近年来的强硬行为则是对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反应。有西方学者认为，中国的强硬本质上是“反应型”的。国际危机组织在2013年的一份报告中，就把中国在中日钓鱼岛危机中的外交行为称为“反应型强硬”。
不论是“变得强硬”，还是“向来强硬”，或是“反应型强硬”，这些论述都没有捕捉到中国新外交在延续中有变化的特征。的确，从近年来的对外行为来看，中国不再避讳在国际上“秀军事肌肉”，不回避在主权纷争中动用经济手段。这无疑是中国对外战略“变”的一面。也就是说，在事关安全、主权等核心利益问题上，中国与以往相比表现得更“强硬”。中国对美国提出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其中就有“尊重彼此核心利益”的内容。但不可否认的事实是，中国的外交不是在围着安全、主权问题等核心利益打转。去年北京APEC峰会上对亚太自贸区的倡议，以及对“一带一路”战略的经营即是明证。
尽管亚投行与亚洲
开发银行存在竞争
关系，但中国并没有
“掀翻桌子”，而是
双轨并行。中国提出
亚太自贸区，某种程
度上说，也是对于中
美竞争亚太贸易规
则主导权的协调。
此外，中国的新外交也有着明显的延续性，主要体现在对外部环境的判断以及实现战略目标的手段上。克里斯托弗·约翰逊注意到，在去年底的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习近平主席再次提到“和平发展”和“战略机遇期”。约翰逊认为，“和平发展”的提法对军事扩张起着观念上的“制动器”的作用;提“战略机遇期”则表明中国领导层对外部安全环境总体有利的判断未变。“只要这个观念依然有效，就会对北京走修正主义路线、从根本上重塑东亚权力平衡的意愿和能力构成硬性制约。”不过，约翰逊也认为，习近平的外交构想也预示着更具前瞻性的考虑，即通过日益增长的实力，寻求塑造战略机遇期的轮廓。
去年12月，汪洋副总理访美期间在中美商业关系论坛上演讲时表示，“中美是全球经济的伙伴，但引领世界的是美国”、“中国既没有想法也没有能力挑战美国的领导者地位”。中国领导人这一表态背后的意图，外界的解读见仁见智，但可以肯定的是，强硬与否的论述，无法诠释这种意图的全部内涵。新西兰坎特伯雷大学学者安妮·玛丽·布雷迪，认为中国是较为缺乏安全感的新兴大国，这就决定了“中国必须在更加积极地维护自身利益的同时，在现实利益上保持一定的模糊，以尽可能地延缓与其他潜在竞争者之间的冲突”。
进取，而非挑衅
中国新外交更加突出的特征是“进取”。中国外长王毅，把2014年称为中国外交“全面进取”的丰收之年。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王逸舟称，两年多以来中国的外交展现了新态势，“从外交总体精神来看，中国已从以往的低调、韬光养晦，转为积极进取、奋发有为、大力开拓，外交态势发生了非常大的转变”。2013年10月，习近平在中国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首次提及“奋发有为”。中国领导人2014年的外交活动则是对此的最佳注脚。这一年，习近平主席在外出访47天，足迹遍布亚洲、欧洲、拉美以及大洋洲的18个国家，参加了300多场外交活动。此外，中国还成功主办了亚信会议和APEC峰会，“一带一路”战略也进入实操阶段。
但中国外交的进取，并不能简单地视为对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秩序的挑衅。中国决策者非常清楚，作为崛起国家，如何处理与现有国际机制和体系的关系，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在这一点上，中国新外交体现得可谓张弛有度、进退有据。最能体现中国外交“进取”特征的，莫过于组建亚投行、倡议亚太自贸区、推行“一带一路”战略等。在亚投行问题上，中国本质上是在美国创立的游戏规则之下，“另起炉灶”建立能为我所用的新平台。尽管亚投行与亚洲开发银行存在竞争关系，但中国并没有“掀翻桌子”，而是双轨并行。中国提出亚太自贸区，某种程度上说，也是对于中美竞争亚太贸易规则主导权的协调。 经济体量会创造战略上的“相互依赖红利”。这种红利的分配虽然受到已有游戏规则的影响，但无论怎么分配，体量大的经济体获得的红利总比体量小的经济体多。这就给经济上已深度融入东亚的中国利用经济优势获得战略优势创造了可能。正因为如此，有西方学者把“一带一路”战略视为中国版的“亚太再平衡”，认为中国意在借此破解东亚经济与安全二元格局。中美在东亚存在战略竞争是不争的事实，但“一带一路”是否会成为战略竞争的筹码，目前下结论还为时尚早。从战略设计上看，中国只是在利用经济实力寻求和平与合作。而且，仅从表述上看，“一带一路”就不像美国的“重返亚太”、“亚太再平衡”那样带有权力政治气息。
值得注意的是，有学者把从韬光养晦到奋发有为，视为中国对外战略变得强硬的例证。这样的判断隐藏着的逻辑前提是，韬光养晦与奋发有为是二元对立的。这显然不符合中国对外行为的现实，也不符合中国的战略文化。近年来中国的外交行为，有奋发有为的特征，但并未褪去韬光养晦的色彩。在新西兰学者布雷迪看来，中国的外交将处于时而强硬、时而非对抗的边缘，“在无法促成变革的领域，中国会最大限度地利用现有国际秩序，悄无声息地寻求自己的利益。但当创立新规则的机会出现时，北京将果断行动”。也正因如此，虽然美国不认为中国是维持现状国家，但认定为国际秩序的挑战者也站不住脚。
新外交，新挑战
“中国在最近一年多的外交布局中贡献了许多新想法，这在之前10年间都未曾有过。”王逸舟表示。他认为，长期以来，中国在国际上的角色一直比较边缘，充当配角。“如今，不管我们愿意或意识到与否，中国在多个领域已成为全球的主角，成为国际关系的主要变量或推手。不管是在主场，还是在其他国家，中国都是亮点与焦点。”布雷迪也认为，中国的外交正在进入新时代，“经济实力的增长，使中国外交正在发生转变，从过去在宣示自己全球领导角色上的不情愿、维护自身利益的能力相对较弱，转向能够寻求调整其已面对长达60多年的安全环境。”
尽管从目前情况看，中国的新外交无论从战略设计还是实际操作都有可圈可点之处，但未来面临的挑战也是显而易见的。以中国提出或主导的亚投行、“一带一路”以及配套的丝路基金等一系列对外战略为例，撇开地缘政治博弈的因素不说，这些倡议在中国与相关国家之间的利益分配很可能是不均衡的，这不可避免地会给合作带来或大或小的阻力。况且，错综复杂的主权争议，也给中国的战略操作制造了张力。布雷迪认为，中国在周边所面临的竞争性、争议不断的外部环境，要求北京在短期与中期内采取相对谨慎、得体的国家安全措施。与此同时，中国又要伺机巩固其安全环境，尤其是在周边地区。
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去年7月发布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在亚太地区11个国家的受访者中，79%的人对中国在地区经济发展方面持正面看法，但有61%的人对中国的安全角色持负面看法。可以想见，某些东亚国家在经济上搭中国便车的同时，不会放弃在安全上防范中国的意图。从这一点看，身处东亚在给中国带来地缘优势的同时，也可能造成战略劣势。比如，与可近在眼前也可远在天边的美国航母相比，深入他国腹地的高铁，更能拨动敏感的战略神经，尤其是在亚洲地区。中国以经济意图推进高铁项目，但不能确保他国不从战略角度加以衡量。未来会否出现这样的情况：某个东亚国家引进中国高铁，却迎来美国大兵？
美国著名中国问题学者沈大伟，去年发表过一篇题为《中国实力的幻象》的文章，他认为能力并不是衡量国家实力和国际实力的唯一标准，更重要的标准是影响力，即驾驭局势和左右他国行动的能力。沈大伟就此认为中国可能是“21世纪的纸老虎”。这一预言是否准确暂且不论，但沈大伟的确指出了中国在国际影响力上的短板。而且，国际影响力涉及权力政治，某种程度上说也是一个认识论范畴的问题。仅从后冷战时代东亚的历史和现实来看，这个地区对美国的领导地位，在认识论上已形成了路径依赖。
“以实力求和平”的中国新外交，如能突破这一路径依赖，则中国与世界，将会有不一样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