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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题】
有些村干部反映，他们非官非民，工资收入既比不上公务员甚至不及大学生村官，同时也比不上同村外出务工经商的农民工。公务员工资该不该涨的问题最近炒得很热，而村干部的收入问题似乎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如何提高广大村干部干事创业的积极性，让他们留得住、干得好，是各级党组织迫切需要研究的课题。
毫无疑问，村干部是农村的精英，其个人能力和社会关系都远超过一般村民。在一般的中西部农业地区，村庄缺少资源，村集体经济也十分薄弱，作为行政体系末端的村干部并非国家公务员，不能获得公务员工资，而只能作为不脱产干部获得误工补贴，这样的误工补贴不仅远低于公务员的工资收入，而且远低于农民工进城的务工经商收入。
在农村相对封闭、农民收入主要来自农业和农村工商业的情况下，村干部一方面从事家庭经营，一方面兼职当村干部，获得村干部误工补贴，村干部的收入就不低于一般村民。但在当前农村社会全面开放，农民可以十分方便进城且农村绝大多数青壮年劳动力都已进城务工经商的情况下，作为村庄精英的村干部却因为在任而无法进城务工经商，他们只能继续在村庄经营，同时当村干部获得误工补贴。若没有足够的村庄经营收入，村干部的经济收入就会远低于外出务工经商的普通村民，村干部就很难继续当得下去。
前不久我们在罗田县调查，顺便调查了村干部收入的问题。
罗田县大河岸镇属于大别山区，经济不发达，按目前的村干部报酬，主职村干部如村支书和村委会主任，一般每年有一万元左右，一般村干部8000元左右，平均起来，村干部报酬（含全部的奖励）每月不足1000元，这与当地公务员每月大约3000元工资有很大差距，甚至远低于大学生村官每月2000元的工资。
正是因为工资比较低，村干部就必须还有其他生产和经营性收入。首先，村干部一般都有承包地，自己耕种，面积不大，收入有限，但却是收入的补充。村干部年富力强，又是村庄权威人物，就可能将外出务工经商而不再种地农户的承包地低价流入，从而扩大种植规模，形成适度规模经营。其次，作為村庄精英，村干部在村庄中有众多良好关系，他们可以通过为农民提供社会化服务获得收入，如成为农资经销的基层代理人、小作坊主、小店主、农机手、农村保险代理人、金融代理人、农产品收储贩卖人等等。再次，他们还可能利用各种机会来获利，比如承包集体水库鱼塘养鱼，承包山林种果树，发展养殖业。此外，村干部还有机会利用自上而下的转移资源来充当农村科技示范户，推广新型农业技术，借此获取收入。
罗田县大河岸镇石缸山村村支书陈长明担任了30年村支书，最近几年，他在当村支书的同时还做了以下几件事情：一是自己种茶，是全村第一家种茶的，每年茶叶纯收入约有2万元;也是全村第一个养羊的，现在养有36只羊，每年收入也有大约2万元;在山上种树，一般农户种树，前期管理不到位，树苗很快被杂草荒死，陈书记通过精心管理，在10多亩自留山上种出了繁茂的树林;陈书记还是当地人寿保险的代理人;他开过拖拉机，办过养猪场，甚至搞过客运。因为陈书记所在石缸山村是山区村庄，他利用山区资源优势获得了每年远高于村支书报酬的收入，年收入也比外出务工收入要高。
罗田县大河岸镇月山庙村村支书许书记，种自家责任田，是养猪专业户，办过水泥制品厂。汪家咀村村支书张亚国，种田、种板粟、养猪、开收割机等等弥补村干部收入的不足。他说，村干部必须搞副业，只靠当村干部的万把元收入是过不下去日子的。
以上都是一些老村干部，当村干部十几年甚至几十年。他们刚当村干部时，农村劳动力还未大规模外出务工经商，他们当村干部的报酬再加上务农收入就比一般只从农业中获取收入的农户要高，他们就是农村中有较高经济收入、有较广社会关系、有一定政治地位从而成为有面子、有威望的人。然而，随着农村劳动力普遍外出务工经商，而且外出务工经商可以带回大量现金，可以建新房，可以提高农村人情的数量时，这些老村干部，除非他们的子女已经成年且有较好职业，若没有副业收入，他们就会落入到村庄贫困人群中，就必须在农村寻找各种获利机会。如果找不到这样的获利点，他们就很可能不再当得成或者当得起这个村干部了。
在农村，还有一部分“中坚农民”，他们找到了除自家承包地以外的多元获利机会，如租种他人耕地以达到适度经营规模，实现规模种、养殖，还有如手工艺人、拖拉机手、保险代理人、农产品商贩等等，这些年富力强的农村留守人员就成为村干部最好人选。目前，正是这样一些可以留守村庄并获得不低于外出务工收入且家庭生活完整的年富力强的中坚农民为村干部提供了最佳后备人选。他们与村干部形成亲合联系，成为村庄治理的骨干力量，成为农村秩序得以维系的关键。
当前，各地政府都在农业现代化的政策口号下大力推动农业产业一体化。殊不知，滋养壮健中坚农民的正是当前农村中仍然存有的多元获利机会。一旦资本完成农业产业纵向一体化，多元获利机会就会失去，中坚农民也就失去了存在空间，从而也使农村精英最后可能留村的空间消灭。在中国将长期有数亿农民无法进城且进城农民失败之后还要返乡的背景下，从治理角度看，这样的农业现代化，后果可能无比严重。
同时，还有一些地方为了提高村干部积极性，考虑将村干部正规化，提高村干部报酬，让村干部可以脱产化和专业化，以解决当前村干部兼业问题。但是，中国几千年历史上，在国家与社会之间都有一个中间地带的缓冲。正是村干部非官非民的身份和以此为基础的村民自治制度，为国家政策提供了较好的管理弹性空间。村干部一旦正规化，村民自治就失去基础，农村社会的复杂性、多样性，国家力量也就难以面对。
从这个意义上讲，在未来相当长一个时期，仍然由村干部不脱产来解决基层治理基本秩序问题有其合理性。其前提则是，农村社会本身在经济上的多样性。可以说，小农经济需要有当前不脱产的以村干部为核心的基层组织体系的“统筹”，同时又正是小农经济为农村基层组织体系的运转提供了经济空间。
（作者系华中科技大学教授）
有些村干部反映，他们非官非民，工资收入既比不上公务员甚至不及大学生村官，同时也比不上同村外出务工经商的农民工。公务员工资该不该涨的问题最近炒得很热，而村干部的收入问题似乎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如何提高广大村干部干事创业的积极性，让他们留得住、干得好，是各级党组织迫切需要研究的课题。
毫无疑问，村干部是农村的精英，其个人能力和社会关系都远超过一般村民。在一般的中西部农业地区，村庄缺少资源，村集体经济也十分薄弱，作为行政体系末端的村干部并非国家公务员，不能获得公务员工资，而只能作为不脱产干部获得误工补贴，这样的误工补贴不仅远低于公务员的工资收入，而且远低于农民工进城的务工经商收入。
在农村相对封闭、农民收入主要来自农业和农村工商业的情况下，村干部一方面从事家庭经营，一方面兼职当村干部，获得村干部误工补贴，村干部的收入就不低于一般村民。但在当前农村社会全面开放，农民可以十分方便进城且农村绝大多数青壮年劳动力都已进城务工经商的情况下，作为村庄精英的村干部却因为在任而无法进城务工经商，他们只能继续在村庄经营，同时当村干部获得误工补贴。若没有足够的村庄经营收入，村干部的经济收入就会远低于外出务工经商的普通村民，村干部就很难继续当得下去。
前不久我们在罗田县调查，顺便调查了村干部收入的问题。
罗田县大河岸镇属于大别山区，经济不发达，按目前的村干部报酬，主职村干部如村支书和村委会主任，一般每年有一万元左右，一般村干部8000元左右，平均起来，村干部报酬（含全部的奖励）每月不足1000元，这与当地公务员每月大约3000元工资有很大差距，甚至远低于大学生村官每月2000元的工资。
正是因为工资比较低，村干部就必须还有其他生产和经营性收入。首先，村干部一般都有承包地，自己耕种，面积不大，收入有限，但却是收入的补充。村干部年富力强，又是村庄权威人物，就可能将外出务工经商而不再种地农户的承包地低价流入，从而扩大种植规模，形成适度规模经营。其次，作為村庄精英，村干部在村庄中有众多良好关系，他们可以通过为农民提供社会化服务获得收入，如成为农资经销的基层代理人、小作坊主、小店主、农机手、农村保险代理人、金融代理人、农产品收储贩卖人等等。再次，他们还可能利用各种机会来获利，比如承包集体水库鱼塘养鱼，承包山林种果树，发展养殖业。此外，村干部还有机会利用自上而下的转移资源来充当农村科技示范户，推广新型农业技术，借此获取收入。
罗田县大河岸镇石缸山村村支书陈长明担任了30年村支书，最近几年，他在当村支书的同时还做了以下几件事情：一是自己种茶，是全村第一家种茶的，每年茶叶纯收入约有2万元;也是全村第一个养羊的，现在养有36只羊，每年收入也有大约2万元;在山上种树，一般农户种树，前期管理不到位，树苗很快被杂草荒死，陈书记通过精心管理，在10多亩自留山上种出了繁茂的树林;陈书记还是当地人寿保险的代理人;他开过拖拉机，办过养猪场，甚至搞过客运。因为陈书记所在石缸山村是山区村庄，他利用山区资源优势获得了每年远高于村支书报酬的收入，年收入也比外出务工收入要高。
罗田县大河岸镇月山庙村村支书许书记，种自家责任田，是养猪专业户，办过水泥制品厂。汪家咀村村支书张亚国，种田、种板粟、养猪、开收割机等等弥补村干部收入的不足。他说，村干部必须搞副业，只靠当村干部的万把元收入是过不下去日子的。
以上都是一些老村干部，当村干部十几年甚至几十年。他们刚当村干部时，农村劳动力还未大规模外出务工经商，他们当村干部的报酬再加上务农收入就比一般只从农业中获取收入的农户要高，他们就是农村中有较高经济收入、有较广社会关系、有一定政治地位从而成为有面子、有威望的人。然而，随着农村劳动力普遍外出务工经商，而且外出务工经商可以带回大量现金，可以建新房，可以提高农村人情的数量时，这些老村干部，除非他们的子女已经成年且有较好职业，若没有副业收入，他们就会落入到村庄贫困人群中，就必须在农村寻找各种获利机会。如果找不到这样的获利点，他们就很可能不再当得成或者当得起这个村干部了。
在农村，还有一部分“中坚农民”，他们找到了除自家承包地以外的多元获利机会，如租种他人耕地以达到适度经营规模，实现规模种、养殖，还有如手工艺人、拖拉机手、保险代理人、农产品商贩等等，这些年富力强的农村留守人员就成为村干部最好人选。目前，正是这样一些可以留守村庄并获得不低于外出务工收入且家庭生活完整的年富力强的中坚农民为村干部提供了最佳后备人选。他们与村干部形成亲合联系，成为村庄治理的骨干力量，成为农村秩序得以维系的关键。
当前，各地政府都在农业现代化的政策口号下大力推动农业产业一体化。殊不知，滋养壮健中坚农民的正是当前农村中仍然存有的多元获利机会。一旦资本完成农业产业纵向一体化，多元获利机会就会失去，中坚农民也就失去了存在空间，从而也使农村精英最后可能留村的空间消灭。在中国将长期有数亿农民无法进城且进城农民失败之后还要返乡的背景下，从治理角度看，这样的农业现代化，后果可能无比严重。
同时，还有一些地方为了提高村干部积极性，考虑将村干部正规化，提高村干部报酬，让村干部可以脱产化和专业化，以解决当前村干部兼业问题。但是，中国几千年历史上，在国家与社会之间都有一个中间地带的缓冲。正是村干部非官非民的身份和以此为基础的村民自治制度，为国家政策提供了较好的管理弹性空间。村干部一旦正规化，村民自治就失去基础，农村社会的复杂性、多样性，国家力量也就难以面对。
从这个意义上讲，在未来相当长一个时期，仍然由村干部不脱产来解决基层治理基本秩序问题有其合理性。其前提则是，农村社会本身在经济上的多样性。可以说，小农经济需要有当前不脱产的以村干部为核心的基层组织体系的“统筹”，同时又正是小农经济为农村基层组织体系的运转提供了经济空间。
（作者系华中科技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