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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思想界的分裂愈演愈烈，从论战到辱骂，从讽刺到抹黑，从寻求对话尝试整合到各说各话动员对抗。在这个过程中从学术精英到草根青年，每一个关心中国政治的人都无法置身事外；战火在所有的媒体平台上燃烧，越是开放自由的平台，争吵也越为激烈，立场也更为极端；在几乎每个公共问题上，都会出现尖锐的对立，充斥着带有强烈派别色彩的偏见和情绪。
这种持续地争吵令人厌烦。厌烦的原因一方面来自传统，毕竟，对于中国人而言，我们更习惯于一个能超脱于自身利益、克服派别情绪、道德高尚的精英群体的存在；另一方面则来自现实，人们普遍认为，中国需要一定程度的共识来处理高度复杂、敏感的政治问题。其次，过份的情绪化、派别化往往使得那些真正危害我们的政治和社会的因素被放过，使得真正有价值的内容被遮蔽；第三，如果面对未来，那么在整个社会最需要思想的指引、需要价值抉择的时候，时代需要有人深刻阐述中国人的文明主张和政治主张。而思想界的对抗和争吵似乎与这些需求背道而驰。
中国思想界的分裂往往被认为发生于20世纪90年代，但事实并非如此。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岁月，其实也充满争论。学者们常常用“保守”和“改革”的分析框架来阐释80年代的政治，80年代的每件大事背后都蕴藏着“改革”与“保守”的斗争，而且参与那个时代的政治和思想活动的人们，也总是会用“保守”和“改革”来自我定位、区分阵营。不过，80年代思想界内部的分歧并不激烈，或许将之视为代际之间的对抗会更公允些，是新人用新的方法、问题和情感取代老人的过程。在年轻人的阵营里，观点或有差别，但争鸣的意味要远远大于相互攻讦的意味。
所以，80年代也是一个分裂、冲突的时代，只是知识界暂时集体选择站在了“改革”一边。人们常常想当然地认为80年代是改革派高歌猛进，而保守派逐渐退却的时代。但事实上，可能是改革和保守的力量同时塑造了80年代，塑造了中国改革，形成了当下的体制。
步入90年代，思想界的分化出现了。当绝大多数知识分子还对所发生的事情无所适从之时，一些人对于市场大潮席卷中国的现实开始警觉，特别是1992年之后。他们为其带来的分化忧虑，为其过程的不公而愤怒。
原本同仇敌忾的知识界对于这种分化感到无法接受。于是开始了论辩，并很快由论辩转而怀疑对方的道德动机和政治动机，并进而确信对方是可鄙的、虚伪的、愚蠢的，一次次交流对话成为一次次彼此伤害。自由派从新左派对市场的质疑，嗅到了否定改革味道，仿佛从这些昔日的战友身上看到了80年代的对手的影子，而这些对手曾经是大家共同痛恨的对象；新左派从自由派对苦难和平等的漠视，觉察到了背叛人民的可能。这些隐隐约约的意识，未必都有很充分的依据，却足以最大程度地伤害彼此的情感，乃至尊严。
而此时，另外一件事件发生了——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平心而论，很少有人在20世纪90年代预言中国经济将会高速增长。从整体来说，自由派坚信没有政改，经济改革必然失败，新左派坚信市场化改革带来的贫富分化必将发挥颠覆效应，民族主义者断言加入WTO将毁灭中国的民族产业和农业，国家主义者为了国家财政和政治力量的削弱带来的可怕前景四处呼号，而那时，新儒家们对于道德人心的败坏痛心疾首，却因为和者寥寥，而寂寞地在山间为先圣先贤守灵。当个别财经界的技术官僚，用简单的数字推算中国的未来将要超过日本、英国、德国时，人们嘲笑他们的浅薄。
重述这段往事，并非为了嘲笑中国的知识界没有远见。谁也没有这样的资格。而且事实上，他们的所有的忧虑都是富于远见的，直到今天，他们的担忧仍然存在，在可预见的未来这些问题依然会交替着成为中国的核心问题。哪个问题成为核心议题，哪个派别就将会成为中国的主流声音。但是，他们都没有抓住中国问题的核心，因为谁也不能用自己的立场和理论来有效地解释，究竟是什么力量在支撑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惶论这种增长的社会政治意义，以及这种发展最终会将中国带向何方。
经济的快速成长和社会的急剧变化给思想界的论争带来了很大影响，几乎重塑了思想界的阵营和论辩方式。
经济的快速成长使得一种新的保守力量崛起，因为经济成长给人们带来了充足的自信。这股力量与新左派共享了许多思想资源，乃至结成盟友。
传统的左翼则逐渐消亡，从1992年从政治舞台上被清除以后，他们曾经一度在民间迅速发展，并借助着对市场化改革造成的贫富分化，曾经一度得到广大弱势群体的支持。他们不仅获得了思想上理论上的成果，一度甚至尝试走出书斋和知识群体，有意识地寻找与其他的社会阶层及其利益诉求结合的可能。但谁也没有想到中国的这种增长模式持续了这么长时间——左翼成长所需要的阶级矛盾和社会冲突都被这种增长延缓稀释了。或者更准确地说，阶级矛盾和社会冲突并没有沿着左翼所希望的那样以阶级斗争为主要冲突方式。
传统的左翼的说服力和政治上的影响力越来越弱，而不得不转变为形形色色的保守主义者。因此，中国最主要的思想论争将在保守主义与改革派之间展开。只是，这时的所谓改革派虽然在主张上与20世纪80年代并没有太多的不同，但他们由于在行动上的软弱、主张上的僵化，往往成为被攻击、诘难、乃至嘲笑的对象，逐渐处于守势。他们往往口头上非常激进，在行动上却非常克制。这一方面使得反对者觉得他们色厉内荏，另一方面，拥护者则觉得他们虚伪、自私。这与他们80年代的处境大大不同。
在这两者之外，一种不那么理论化，但却有着极强行动能力和急切政治欲望的主张也正在壮大。由于其激进的政治主张，他们的言说和理论没有能够展开。但是他们代表了一种新的、普遍的政治情绪，这种情绪在政治逻辑和伦理基础上与改革时代的政治游戏完全不同。这种政治科学立足于个体的欲望和权利，而不是精英群体的共识或者国家的强大。虽然他们在具体的公共事务上的发言未必都很激进，但如果仔细品味会发现他们从根本上不接受改革意识形态，不相信精英的善意，也不打算认可共识。在思想上，他们往往以自由主义的正宗传人自居。在实践上，他们更为接近底层，对于这些底层民众给予极高的同情。
概括地说，无论是80年代，还是21世纪，中国社会的冲突与思想分裂不断地相互影响。一方面，思想分裂是社會矛盾的表现，只是有时思想者们不那么自觉，他们有时把自己的圈子里的问题看得比社会矛盾更严重，有时做了社会冲突的工具而不自知。另一方面，思想分裂也在定义和塑造着社会冲突的性质和方向。冲突本身都是具体的、临时的，其意义必须被赋予。只是冲突的双方有时缺乏足够的政治视野，他们有时会被个别的、短期的利益蒙蔽双眼，有时又会被思想界的话语欺骗，开开心心地站在自己的利益的反面。就此而论，无论是民众还是思想界，都还远离政治成熟。
思想界的这种分裂常常被讥笑为“茶杯里的风暴”，这是因为它没有获得足够的社会力量的支持和回应，也因为人们认为它们远离了社会现实，陶醉于自娱自乐的把戏。
更值得重视的，或许是政治与思想之间的隔阂。整个政治精英阶层与思想界充满疏离，彼此间未找到恰当的交流方式，各自停留在自己的话语系统里，用自己的方式思考自己的问题。
这种隔阂和不信任深刻地折磨着中国的精英，也威胁着中国的未来。诚然，在政治中，绝不会没有权力和利益，甚至权力和利益是政治永恒的主角。但另一方面，如果在一个国家，盛行一种韦伯所说的“靠”政治生存，而非“为”政治生存的政治伦理，所有的政治从业者都靠政治吃饭，视其为职业，将其政治活动视为获取收入的手段，“可怕的腐败和丑陋的市侩习气”将淹没我们的政治。同时，这也使得知识界和他们的争论充满道德义愤和情感偏见，对于现实既缺乏足够的认识，更没有指引的能力。知识精英会越来越偏执于自己的道德感受，越来越倾向于“用简单而基本的、从理性与自然法中汲取的法则来取代统治当代社会的复杂的传统习惯”，或者沉溺于书斋，不问世事。
对于民族的未来而言，后者并不比前者更值得庆幸。更值得担忧的是，在这样的时代，没有一个伟大的政治家或者思想家有能力为消除这种隔阂做出尝试和努力，甚至我们连这样的意愿都看不到。
或许，随着利益分化和观念多元，关于思想的争论也许永远没有尽头，但对于中国而言，这并非坏事。作为一个处于上升期的民族而言，我们应该有足够的勇气怀疑一切，并尝试一切可能。保持一定程度的内部张力，或许对于中国的未来最为有益。
这种持续地争吵令人厌烦。厌烦的原因一方面来自传统，毕竟，对于中国人而言，我们更习惯于一个能超脱于自身利益、克服派别情绪、道德高尚的精英群体的存在；另一方面则来自现实，人们普遍认为，中国需要一定程度的共识来处理高度复杂、敏感的政治问题。其次，过份的情绪化、派别化往往使得那些真正危害我们的政治和社会的因素被放过，使得真正有价值的内容被遮蔽；第三，如果面对未来，那么在整个社会最需要思想的指引、需要价值抉择的时候，时代需要有人深刻阐述中国人的文明主张和政治主张。而思想界的对抗和争吵似乎与这些需求背道而驰。
分裂的历史
中国思想界的分裂往往被认为发生于20世纪90年代，但事实并非如此。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岁月，其实也充满争论。学者们常常用“保守”和“改革”的分析框架来阐释80年代的政治，80年代的每件大事背后都蕴藏着“改革”与“保守”的斗争，而且参与那个时代的政治和思想活动的人们，也总是会用“保守”和“改革”来自我定位、区分阵营。不过，80年代思想界内部的分歧并不激烈，或许将之视为代际之间的对抗会更公允些，是新人用新的方法、问题和情感取代老人的过程。在年轻人的阵营里，观点或有差别，但争鸣的意味要远远大于相互攻讦的意味。
所以，80年代也是一个分裂、冲突的时代，只是知识界暂时集体选择站在了“改革”一边。人们常常想当然地认为80年代是改革派高歌猛进，而保守派逐渐退却的时代。但事实上，可能是改革和保守的力量同时塑造了80年代，塑造了中国改革，形成了当下的体制。
步入90年代，思想界的分化出现了。当绝大多数知识分子还对所发生的事情无所适从之时，一些人对于市场大潮席卷中国的现实开始警觉，特别是1992年之后。他们为其带来的分化忧虑，为其过程的不公而愤怒。
原本同仇敌忾的知识界对于这种分化感到无法接受。于是开始了论辩，并很快由论辩转而怀疑对方的道德动机和政治动机，并进而确信对方是可鄙的、虚伪的、愚蠢的，一次次交流对话成为一次次彼此伤害。自由派从新左派对市场的质疑，嗅到了否定改革味道，仿佛从这些昔日的战友身上看到了80年代的对手的影子，而这些对手曾经是大家共同痛恨的对象；新左派从自由派对苦难和平等的漠视，觉察到了背叛人民的可能。这些隐隐约约的意识，未必都有很充分的依据，却足以最大程度地伤害彼此的情感，乃至尊严。
而此时，另外一件事件发生了——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平心而论，很少有人在20世纪90年代预言中国经济将会高速增长。从整体来说，自由派坚信没有政改，经济改革必然失败，新左派坚信市场化改革带来的贫富分化必将发挥颠覆效应，民族主义者断言加入WTO将毁灭中国的民族产业和农业，国家主义者为了国家财政和政治力量的削弱带来的可怕前景四处呼号，而那时，新儒家们对于道德人心的败坏痛心疾首，却因为和者寥寥，而寂寞地在山间为先圣先贤守灵。当个别财经界的技术官僚，用简单的数字推算中国的未来将要超过日本、英国、德国时，人们嘲笑他们的浅薄。
重述这段往事，并非为了嘲笑中国的知识界没有远见。谁也没有这样的资格。而且事实上，他们的所有的忧虑都是富于远见的，直到今天，他们的担忧仍然存在，在可预见的未来这些问题依然会交替着成为中国的核心问题。哪个问题成为核心议题，哪个派别就将会成为中国的主流声音。但是，他们都没有抓住中国问题的核心，因为谁也不能用自己的立场和理论来有效地解释，究竟是什么力量在支撑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惶论这种增长的社会政治意义，以及这种发展最终会将中国带向何方。
利益时代的思想分裂
经济的快速成长和社会的急剧变化给思想界的论争带来了很大影响，几乎重塑了思想界的阵营和论辩方式。
经济的快速成长使得一种新的保守力量崛起，因为经济成长给人们带来了充足的自信。这股力量与新左派共享了许多思想资源，乃至结成盟友。
传统的左翼则逐渐消亡，从1992年从政治舞台上被清除以后，他们曾经一度在民间迅速发展，并借助着对市场化改革造成的贫富分化，曾经一度得到广大弱势群体的支持。他们不仅获得了思想上理论上的成果，一度甚至尝试走出书斋和知识群体，有意识地寻找与其他的社会阶层及其利益诉求结合的可能。但谁也没有想到中国的这种增长模式持续了这么长时间——左翼成长所需要的阶级矛盾和社会冲突都被这种增长延缓稀释了。或者更准确地说，阶级矛盾和社会冲突并没有沿着左翼所希望的那样以阶级斗争为主要冲突方式。
传统的左翼的说服力和政治上的影响力越来越弱，而不得不转变为形形色色的保守主义者。因此，中国最主要的思想论争将在保守主义与改革派之间展开。只是，这时的所谓改革派虽然在主张上与20世纪80年代并没有太多的不同，但他们由于在行动上的软弱、主张上的僵化，往往成为被攻击、诘难、乃至嘲笑的对象，逐渐处于守势。他们往往口头上非常激进，在行动上却非常克制。这一方面使得反对者觉得他们色厉内荏，另一方面，拥护者则觉得他们虚伪、自私。这与他们80年代的处境大大不同。
在这两者之外，一种不那么理论化，但却有着极强行动能力和急切政治欲望的主张也正在壮大。由于其激进的政治主张，他们的言说和理论没有能够展开。但是他们代表了一种新的、普遍的政治情绪，这种情绪在政治逻辑和伦理基础上与改革时代的政治游戏完全不同。这种政治科学立足于个体的欲望和权利，而不是精英群体的共识或者国家的强大。虽然他们在具体的公共事务上的发言未必都很激进，但如果仔细品味会发现他们从根本上不接受改革意识形态，不相信精英的善意，也不打算认可共识。在思想上，他们往往以自由主义的正宗传人自居。在实践上，他们更为接近底层，对于这些底层民众给予极高的同情。
概括地说，无论是80年代，还是21世纪，中国社会的冲突与思想分裂不断地相互影响。一方面，思想分裂是社會矛盾的表现，只是有时思想者们不那么自觉，他们有时把自己的圈子里的问题看得比社会矛盾更严重，有时做了社会冲突的工具而不自知。另一方面，思想分裂也在定义和塑造着社会冲突的性质和方向。冲突本身都是具体的、临时的，其意义必须被赋予。只是冲突的双方有时缺乏足够的政治视野，他们有时会被个别的、短期的利益蒙蔽双眼，有时又会被思想界的话语欺骗，开开心心地站在自己的利益的反面。就此而论，无论是民众还是思想界，都还远离政治成熟。
茶杯里的风暴？
思想界的这种分裂常常被讥笑为“茶杯里的风暴”，这是因为它没有获得足够的社会力量的支持和回应，也因为人们认为它们远离了社会现实，陶醉于自娱自乐的把戏。
更值得重视的，或许是政治与思想之间的隔阂。整个政治精英阶层与思想界充满疏离，彼此间未找到恰当的交流方式，各自停留在自己的话语系统里，用自己的方式思考自己的问题。
这种隔阂和不信任深刻地折磨着中国的精英，也威胁着中国的未来。诚然，在政治中，绝不会没有权力和利益，甚至权力和利益是政治永恒的主角。但另一方面，如果在一个国家，盛行一种韦伯所说的“靠”政治生存，而非“为”政治生存的政治伦理，所有的政治从业者都靠政治吃饭，视其为职业，将其政治活动视为获取收入的手段，“可怕的腐败和丑陋的市侩习气”将淹没我们的政治。同时，这也使得知识界和他们的争论充满道德义愤和情感偏见，对于现实既缺乏足够的认识，更没有指引的能力。知识精英会越来越偏执于自己的道德感受，越来越倾向于“用简单而基本的、从理性与自然法中汲取的法则来取代统治当代社会的复杂的传统习惯”，或者沉溺于书斋，不问世事。
对于民族的未来而言，后者并不比前者更值得庆幸。更值得担忧的是，在这样的时代，没有一个伟大的政治家或者思想家有能力为消除这种隔阂做出尝试和努力，甚至我们连这样的意愿都看不到。
或许，随着利益分化和观念多元，关于思想的争论也许永远没有尽头，但对于中国而言，这并非坏事。作为一个处于上升期的民族而言，我们应该有足够的勇气怀疑一切，并尝试一切可能。保持一定程度的内部张力，或许对于中国的未来最为有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