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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从人类学视角解读“红色经典”中的“孤儿”与“刑场”。革命成长道路上有许多丧失肉身之父的“孤儿”，他们是革命前受礼者的原型形象，在青少年时期离开家乡，投奔革命，在陌生的环境中成长。这其中的经历无不体现着成年礼中“离家”的重要作用。革命者成长路上的“代父”与“精神之父”让受礼者的身份获得终极转换。经历生与死、血与肉的“受刑”考验，革命新人成长为富有感召力的领军人物，这非常接近“神赐英雄”的“通过仪式”。“红色经典”以宏大政治事件作为背景，将中国民间成长母题合理嫁接到现代叙事中，增强了文本的可读性与文学性内核。
【关键词】“红色经典”；“孤儿”；“刑场”；革命
【中图分类号】D642 【文献标识码】A
基金项目：本文为2017年湖南省哲社基金一般项目““红色经典”小说插图设计研究”（项目编号：17YBA121）阶段性成果。
本文中的“红色经典”指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中国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为题材，在主题思想上与主流意识十分契合的一批革命文艺作品，包括文学、绘画、雕塑、影视、插图等艺术形式。
一、“孤儿”——革命前受礼者的原型形象
与“红色经典”塑造了许多革命母亲形象相比，父亲形象并不伟大，甚至很多革命者没有生身父亲。《林海雪原》中的少剑波、《野火春风斗古城》中的杨晓冬、《铁道游击队》中的老洪、《小兵张嘎》《闪闪的红星》中的主人公们都因各种原因遭遇自幼丧父或是父母双亡的变故，过着孤苦无依的生活。还存在着另一种情形，纵使生身之父存在，但是子辈因父辈的落后与反动而心生不满，进而与生父断绝关系，甚至否定“血缘之父”的存在，这一点在《青春之歌》中林道静身上表现得十分明显。
无独有偶，翻开中国远古神话与民间传说，我们发现，在大部分的场景中，“父亲”形象要么没有交代，要么不在场，要么缺席。从文化人类学的视角来看，这反映了人类心灵深处的集体无意识记忆与神话传统。在人类社会早期，存在“知母而不知其父”的社会情况，许多原始神话英雄都是感生受孕，在中国民间传奇中也出现了不少“无父”英雄。按理说，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父亲应该化身为他的守护神，帮助他长大成人。但是，在这类故事中，“父亲”为什么都不约而同地“缺席”呢？
上述问题蕴藏着一定的文化寓意。“父亲”在中国文化传统中是权威与地位的象征。弗洛伊德认为，对父亲权威的质疑和挑战是男孩产生特有“弑父”情节的原因。在人类文明早期，男子成年之后会去父辈的部落生活，学习如何成为一名合格的继承者。与此同时，他们会慢慢发现，自己与父辈不仅是简单的继承与被继承的关系，同时也是竞争者。父辈与子辈的矛盾更是不可避免，弑父情结也不知不觉间开始萌芽。[1]由此可见，“孤儿型”角色是为即将成年的男儿们走向成熟、完善个人人格埋下的伏笔。所以，在很多神话与传说中，没有父性权威约束的男子更容易成为英雄。
远古时代，男孩子在举行成人礼之前，会被带到一个几乎与世隔绝的地方并遵循一定的章程完成分隔礼仪。原始成人礼中最重要的一个方式是离家。古人认为，只有内心足够宁静才能正确反省自己的不足，并有所突破。所以，远离家门、到一个陌生的环境中去洗涤内心、沉淀自我，才能为今后的顺利成长奠定基石。这便是成人仪式前“离家”的一个重要原因。
“红色经典”经常利用这种相对陌生的成长环境展开故事叙述。《青春之歌》的开篇讲述了一个辛酸故事：林道静被继母逼婚，无奈之下离家出走，历经艰险，投奔远亲表哥，后跳海侥幸被救……小说将林道静步入成年之前在陌生环境中面对各种困难的窘迫刻画得淋漓尽致。《红旗谱》也有类似的情节：小虎子为父亲仇，远走他乡，只身下关东去闯世界。我们对“红色经典”中主人公青少年“离家”经历做了如下梳理。
按照民族习俗，世界各国成年礼仪一般都由部落或族中的元老级人物主持，他们在思想上具有先明而又独到的认知，是全族人的精神支柱。这种地位常常使其具有主持成人礼的资格，并能够在思想上引领年轻人的成长，最终让受礼者获得身份的终极转换。那么，失去父亲的“红色经典”中的英雄，谁来充当“成长的阶梯”呢？其实作品已经在悄悄地告诉我们了。
如表1中提到的，《闪闪的红星》中张嘎与潘冬子的指路人是老钟叔、钱云青等；《野火春风斗古城》中杨晓东的出现让失去人生方向的韩燕来找到了奋斗的力量；《红旗谱》中的朱老忠一生都在搜寻希望的灯塔，這座灯塔就是“组织”——以贾湘农为代表的共产党。“红色经典”一直都在暗示“精神之父”的存在，在各种阶级的成长中，党、组织是革命者成长路上的“代父”与“精神之父”，因为他们有着部族元老级的精神力量，这种力量将一直引领革命受礼者勇往前进。
二、刑场——革命成人礼中“通过仪式”的原型象征
弗雷泽的代表作《金枝》生动记录了许多原始社会的“成年通过仪式”：纹身、刺青、烙印、束发等，甚至还有拿生命来进行考验的，比如跳悬崖。在古人们看来，人在历经各种生死考验后必将迎来一个全新的自我，并与自己的过去道别。而只有经得住残酷考验的人，才代表真正长大成人。根纳普是著名人类学家，他认为成年的显著特征是与旧的身份分割，获得新生后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所以，在世界神话传说中总能找到“考验”主题作品。同样，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里也有不少“考验”的影子。
“红色经典”通常以“磨难”“改变”“成长”等内容为主线进行革命故事书写。《林海雪原》讲述了解放战争初期东北民主联军剿匪的故事，小分队战士们智取威虎山、林海雪原中和匪徒们斗智斗勇……这些经历总让人想到唐僧师徒四人斩妖除魔的苦难历程。《红岩》中的江姐、许云峰等是“群英谱”中的骄傲，甫志高之流因为没有经受住革命的考验，遭到人人唾弃。革命艺术家们用最直观的方法让我们认识到了革命路途的艰辛。 受刑是最常见的镜头。残酷的刑罚在革命者的肉体上肆意妄为，经过肉体和心灵的双重修炼后，主人公由普通人进而转化成坚韧的、优秀的布尔什维克战士。可见，“受刑”是革命者成长路上不可缺少的考验。因此，在“红色经典”中，“受刑”是作为一个很重要的成长仪式贯穿主线的。革命者通过“受刑”仪式使自己经受住各种考验，并为自己的政治生命注入新的活力。英雄的自我牺牲可以看作远古神话献祭精神的革命性转变。[2]
“红色经典”狂欢化特征在“刑场”“监狱”“入党宣誓地”等场景里表现得十分明显，（图1、图2）。在这里，主人公紧握的双拳、愤怒的神情、坚毅的目光都体现出强烈正义感，这既能让观者感受到震撼，产生“虔诚”的感觉，也能让英雄们在磨难中得到政治生命的升华。敌人的酷刑，在受难者的肉体上进行了“铭写”，经受了常人无法忍受的各种磨难后，革命受礼者通过了“成长仪式”，最终获得脱胎换骨的新生，成为一名合格的共产党战士。在《青春之歌》中，林道静正式成为共产党员的前提是通过了监狱生活的考验。在经受这些磨难之前，她还只是一个有着革命热忱的追随者。《红岩》中的刘思杨也有着相同的境遇。
入党宣誓是“红色经典”的最高成人仪式，它是革命道路上经历了考验仪式后成为合格共产党员的最后加冕。《青春之歌》的林道静经过了种种洗礼，从一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转变为合格的共产党员。当入党仪式开始的时候，她激动得难掩泪水，泣不成声，难言一字。经过了长时间的考验与成长，她获得了期盼已久的、同时也是最好的革命“成人礼”。
从上面分析来看，加入中国共产党是“红色经典”主人公历经艰苦磨难后所追求的最终目标，他们以此作为最崇高、最光荣的理想。入党路上他们经历了生与死、血与肉的考验，最后成长为有勇有谋、有威望、有感染力的领导人物。这个历程与中国古代神话中“神赐英雄”的“通过仪式”非常相似，可以说是现代革命叙事与民间英雄故事的结合体。
三、个体成长所喻示的国家建构神话
自《西游记》问世以来，它所表达的主题一直令人争论不休。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而言，《西游记》所讲述的是师徒四人经历磨难不断成长的故事：孙悟空、猪八戒、沙僧等在儿童时代犯错，在青年时代经历严峻考验后终于修成正果，最后主动认可成年人的规约。
在“紅色经典”中，工农群众也好，知识分子也好，他们作为政治“新人”，在共产党的帮助下克服了自身的弱点，最终转化为英雄战士，这是一个成长母题的原型模式。这些“新人”之前的身份恰好是一个又一个即将进行成人礼的“未成年人”与受礼者，对革命、对党的认识不够深刻全面，甚至连保护自我都不能做到，处于成年与未成年的交接时期。他们即将面对革命人生中的种种磨砺，通过革命“成人礼”，真正长大成人。
《青春之歌》就是一部典型的知识分子成长历史，主角林道静在革命浪潮中从一个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蜕变为坚强的布尔什维克战士。她坚强勇敢，从不放弃，以此来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未成熟的心理，知识分子的身份，是她成长的起点。“成长模式”为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叙事提供了唯一合法的写作途径。
在五四文学中，女性出去闯荡，最终还是要“回去”的，但是林道静经过一番波折后最终融入到民族复兴的伟大潮流中，她找到了卢嘉川、江华等“精神父亲”。从此，她不再是一个人，而是和这个国家的命运前途息息相关的人物。总之，她和国家一起成长，她不再是她自己，而是一个群体的象征。李杨曾对林道静有过这样的赞誉：林道静的成长已经不是她的个人私事，她处在两个时代的交汇与转折处，她的成长反映了这个时代的伟大变化，她和世界一同成长。[3]
“新人”的成长历程是“红色经典”的核心内容，主人公走出当初的困惑，最终有所觉悟，有所成就，获得了革命力量，成为党的骨干人才。《青春之歌》可以看作是一部“知识分子成长史”，而《红旗谱》则是典型的“农民成长史”。在这里，个人的成长完成了对整个革命、国家成长的叙述。
参考文献：
[1]鞠斐.“英雄无父”母题在中国叙事中的运用[J].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2）：80-83.
[2]姜辉.革命想象与叙事传统：“红色经典”的模式化叙事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3]李杨.“人在历史中成长”——《青春之歌》与“新文学”的现代性问题[J].文学评论，2009（3）：95-102.
作者简介：田蓉辉（1978-），女，湖南常德人，湖南工程学院博士，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新中国文艺评论。
【关键词】“红色经典”；“孤儿”；“刑场”；革命
【中图分类号】D642 【文献标识码】A
基金项目：本文为2017年湖南省哲社基金一般项目““红色经典”小说插图设计研究”（项目编号：17YBA121）阶段性成果。
本文中的“红色经典”指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中国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为题材，在主题思想上与主流意识十分契合的一批革命文艺作品，包括文学、绘画、雕塑、影视、插图等艺术形式。
一、“孤儿”——革命前受礼者的原型形象
与“红色经典”塑造了许多革命母亲形象相比，父亲形象并不伟大，甚至很多革命者没有生身父亲。《林海雪原》中的少剑波、《野火春风斗古城》中的杨晓冬、《铁道游击队》中的老洪、《小兵张嘎》《闪闪的红星》中的主人公们都因各种原因遭遇自幼丧父或是父母双亡的变故，过着孤苦无依的生活。还存在着另一种情形，纵使生身之父存在，但是子辈因父辈的落后与反动而心生不满，进而与生父断绝关系，甚至否定“血缘之父”的存在，这一点在《青春之歌》中林道静身上表现得十分明显。
无独有偶，翻开中国远古神话与民间传说，我们发现，在大部分的场景中，“父亲”形象要么没有交代，要么不在场，要么缺席。从文化人类学的视角来看，这反映了人类心灵深处的集体无意识记忆与神话传统。在人类社会早期，存在“知母而不知其父”的社会情况，许多原始神话英雄都是感生受孕，在中国民间传奇中也出现了不少“无父”英雄。按理说，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父亲应该化身为他的守护神，帮助他长大成人。但是，在这类故事中，“父亲”为什么都不约而同地“缺席”呢？
上述问题蕴藏着一定的文化寓意。“父亲”在中国文化传统中是权威与地位的象征。弗洛伊德认为，对父亲权威的质疑和挑战是男孩产生特有“弑父”情节的原因。在人类文明早期，男子成年之后会去父辈的部落生活，学习如何成为一名合格的继承者。与此同时，他们会慢慢发现，自己与父辈不仅是简单的继承与被继承的关系，同时也是竞争者。父辈与子辈的矛盾更是不可避免，弑父情结也不知不觉间开始萌芽。[1]由此可见，“孤儿型”角色是为即将成年的男儿们走向成熟、完善个人人格埋下的伏笔。所以，在很多神话与传说中，没有父性权威约束的男子更容易成为英雄。
远古时代，男孩子在举行成人礼之前，会被带到一个几乎与世隔绝的地方并遵循一定的章程完成分隔礼仪。原始成人礼中最重要的一个方式是离家。古人认为，只有内心足够宁静才能正确反省自己的不足，并有所突破。所以，远离家门、到一个陌生的环境中去洗涤内心、沉淀自我，才能为今后的顺利成长奠定基石。这便是成人仪式前“离家”的一个重要原因。
“红色经典”经常利用这种相对陌生的成长环境展开故事叙述。《青春之歌》的开篇讲述了一个辛酸故事：林道静被继母逼婚，无奈之下离家出走，历经艰险，投奔远亲表哥，后跳海侥幸被救……小说将林道静步入成年之前在陌生环境中面对各种困难的窘迫刻画得淋漓尽致。《红旗谱》也有类似的情节：小虎子为父亲仇，远走他乡，只身下关东去闯世界。我们对“红色经典”中主人公青少年“离家”经历做了如下梳理。
按照民族习俗，世界各国成年礼仪一般都由部落或族中的元老级人物主持，他们在思想上具有先明而又独到的认知，是全族人的精神支柱。这种地位常常使其具有主持成人礼的资格，并能够在思想上引领年轻人的成长，最终让受礼者获得身份的终极转换。那么，失去父亲的“红色经典”中的英雄，谁来充当“成长的阶梯”呢？其实作品已经在悄悄地告诉我们了。
如表1中提到的，《闪闪的红星》中张嘎与潘冬子的指路人是老钟叔、钱云青等；《野火春风斗古城》中杨晓东的出现让失去人生方向的韩燕来找到了奋斗的力量；《红旗谱》中的朱老忠一生都在搜寻希望的灯塔，這座灯塔就是“组织”——以贾湘农为代表的共产党。“红色经典”一直都在暗示“精神之父”的存在，在各种阶级的成长中，党、组织是革命者成长路上的“代父”与“精神之父”，因为他们有着部族元老级的精神力量，这种力量将一直引领革命受礼者勇往前进。
二、刑场——革命成人礼中“通过仪式”的原型象征
弗雷泽的代表作《金枝》生动记录了许多原始社会的“成年通过仪式”：纹身、刺青、烙印、束发等，甚至还有拿生命来进行考验的，比如跳悬崖。在古人们看来，人在历经各种生死考验后必将迎来一个全新的自我，并与自己的过去道别。而只有经得住残酷考验的人，才代表真正长大成人。根纳普是著名人类学家，他认为成年的显著特征是与旧的身份分割，获得新生后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所以，在世界神话传说中总能找到“考验”主题作品。同样，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里也有不少“考验”的影子。
“红色经典”通常以“磨难”“改变”“成长”等内容为主线进行革命故事书写。《林海雪原》讲述了解放战争初期东北民主联军剿匪的故事，小分队战士们智取威虎山、林海雪原中和匪徒们斗智斗勇……这些经历总让人想到唐僧师徒四人斩妖除魔的苦难历程。《红岩》中的江姐、许云峰等是“群英谱”中的骄傲，甫志高之流因为没有经受住革命的考验，遭到人人唾弃。革命艺术家们用最直观的方法让我们认识到了革命路途的艰辛。 受刑是最常见的镜头。残酷的刑罚在革命者的肉体上肆意妄为，经过肉体和心灵的双重修炼后，主人公由普通人进而转化成坚韧的、优秀的布尔什维克战士。可见，“受刑”是革命者成长路上不可缺少的考验。因此，在“红色经典”中，“受刑”是作为一个很重要的成长仪式贯穿主线的。革命者通过“受刑”仪式使自己经受住各种考验，并为自己的政治生命注入新的活力。英雄的自我牺牲可以看作远古神话献祭精神的革命性转变。[2]
“红色经典”狂欢化特征在“刑场”“监狱”“入党宣誓地”等场景里表现得十分明显，（图1、图2）。在这里，主人公紧握的双拳、愤怒的神情、坚毅的目光都体现出强烈正义感，这既能让观者感受到震撼，产生“虔诚”的感觉，也能让英雄们在磨难中得到政治生命的升华。敌人的酷刑，在受难者的肉体上进行了“铭写”，经受了常人无法忍受的各种磨难后，革命受礼者通过了“成长仪式”，最终获得脱胎换骨的新生，成为一名合格的共产党战士。在《青春之歌》中，林道静正式成为共产党员的前提是通过了监狱生活的考验。在经受这些磨难之前，她还只是一个有着革命热忱的追随者。《红岩》中的刘思杨也有着相同的境遇。
入党宣誓是“红色经典”的最高成人仪式，它是革命道路上经历了考验仪式后成为合格共产党员的最后加冕。《青春之歌》的林道静经过了种种洗礼，从一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转变为合格的共产党员。当入党仪式开始的时候，她激动得难掩泪水，泣不成声，难言一字。经过了长时间的考验与成长，她获得了期盼已久的、同时也是最好的革命“成人礼”。
从上面分析来看，加入中国共产党是“红色经典”主人公历经艰苦磨难后所追求的最终目标，他们以此作为最崇高、最光荣的理想。入党路上他们经历了生与死、血与肉的考验，最后成长为有勇有谋、有威望、有感染力的领导人物。这个历程与中国古代神话中“神赐英雄”的“通过仪式”非常相似，可以说是现代革命叙事与民间英雄故事的结合体。
三、个体成长所喻示的国家建构神话
自《西游记》问世以来，它所表达的主题一直令人争论不休。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而言，《西游记》所讲述的是师徒四人经历磨难不断成长的故事：孙悟空、猪八戒、沙僧等在儿童时代犯错，在青年时代经历严峻考验后终于修成正果，最后主动认可成年人的规约。
在“紅色经典”中，工农群众也好，知识分子也好，他们作为政治“新人”，在共产党的帮助下克服了自身的弱点，最终转化为英雄战士，这是一个成长母题的原型模式。这些“新人”之前的身份恰好是一个又一个即将进行成人礼的“未成年人”与受礼者，对革命、对党的认识不够深刻全面，甚至连保护自我都不能做到，处于成年与未成年的交接时期。他们即将面对革命人生中的种种磨砺，通过革命“成人礼”，真正长大成人。
《青春之歌》就是一部典型的知识分子成长历史，主角林道静在革命浪潮中从一个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蜕变为坚强的布尔什维克战士。她坚强勇敢，从不放弃，以此来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未成熟的心理，知识分子的身份，是她成长的起点。“成长模式”为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叙事提供了唯一合法的写作途径。
在五四文学中，女性出去闯荡，最终还是要“回去”的，但是林道静经过一番波折后最终融入到民族复兴的伟大潮流中，她找到了卢嘉川、江华等“精神父亲”。从此，她不再是一个人，而是和这个国家的命运前途息息相关的人物。总之，她和国家一起成长，她不再是她自己，而是一个群体的象征。李杨曾对林道静有过这样的赞誉：林道静的成长已经不是她的个人私事，她处在两个时代的交汇与转折处，她的成长反映了这个时代的伟大变化，她和世界一同成长。[3]
“新人”的成长历程是“红色经典”的核心内容，主人公走出当初的困惑，最终有所觉悟，有所成就，获得了革命力量，成为党的骨干人才。《青春之歌》可以看作是一部“知识分子成长史”，而《红旗谱》则是典型的“农民成长史”。在这里，个人的成长完成了对整个革命、国家成长的叙述。
参考文献：
[1]鞠斐.“英雄无父”母题在中国叙事中的运用[J].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2）：80-83.
[2]姜辉.革命想象与叙事传统：“红色经典”的模式化叙事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3]李杨.“人在历史中成长”——《青春之歌》与“新文学”的现代性问题[J].文学评论，2009（3）：95-102.
作者简介：田蓉辉（1978-），女，湖南常德人，湖南工程学院博士，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新中国文艺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