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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李洪慈（1974-），男，山东沂南人，博士研究生。
摘 要：本文按照发展经济学的现实价值取向和研究中国区域金融问题的需要，从金融规模总量和金融效率两个方面重新界定了区域金融发展的内涵。在此基础上，研究了中国东北地区区域金融发展的重要特征及其深层次的原因。针对东北地区区域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低均衡”问题，提出了东北地区区域金融深化发展的“两阶段”战略及其相关政策建议。
关键词：区域金融发展；金融规模总量；金融效率 “两阶段”战略
中图分类号：F830 F114.46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07）04-0048-08
一、区域金融发展的双重规定性：内涵的重新界定
20世纪60年代末期至70年代初，众多国内外经济学家对金融发展途径、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但是对于“金融发展”的概念本身并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在其后的20多年里，除了后凯恩斯主义的学者们做了一些相关研究外，“金融发展”的概念几乎没有出现更进一步的理论界定。本文借鉴发展经济学中关于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的区分，对区域金融发展的内涵进行重新界定。在经济学中，经济增长是指一国或一地区在一定时期、包括产品和劳务在内的产出的增长，经济发展是指随着产出增长而出现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结构的变化。前者是一个偏重于数量的概念，而后者是一个既包含数量又包含质量的概念。同样，区域金融发展也具有双重表现，即区域金融的量性增长和质性发展两个方面：一是区域金融总量的扩张，即区域金融资源存量和流量的相对规模，具体表现为区域金融机构数量、资产规模、货币供应量、证券筹资数量等总量指标的增加。二是区域金融效率的提高，即区域金融资源配置效率、金融机构经营效率以及金融市场的运作效率等方面的提高，在中国，它主要包括金融市场化的程度、金融机构的资产质量和效益状况、金融市场的作用、金融创新程度等方面。
区域金融发展是金融规模扩张的量性增长过程和区域金融效率提高的质性发展过程的有机统一。从逻辑顺序上看，量性增长的过程是区域金融发展的初始阶段，数量积累的同时也包含了质性发展的因素，只有规模扩张到一定阶段，才可能促使区域金融效率有一个质的飞跃。如果只有金融总量的扩张而没有金融效率的实质性提高，区域金融发展只能是低层次的数量增长，会反过来影响金融与经济的关系。
二、东北区域金融发展的特征及其原因分析
自1978年中国实施改革开放以来，东北地区的区域金融与经济两者关系始终处于“低均衡”状态，金融甚至在一定程度上阻碍经济的进一步增长。一方面区域金融体系不发达，没有实现规模效应，无法有效地动员储蓄以及促进储蓄向投资转化，从而影响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经济的落后又反过来难以支付金融中介和金融市场的成本，限制了金融体系的发展。在这种循环积累的效应下，存在着区域经济增长停滞、区域金融规模无法扩大甚至消失的趋势，两者逐渐达到相对稳定的均衡，但是这种均衡将使区域经济陷入更落后的不良状态，即“低均衡”状态。根据区域金融发展的双重规定性，本文从金融总量规模和金融效率两个方面，分析东北地区的区域金融发展状况及其重要特征。
（一）区域金融规模总量不足
1.区域金融深化程度相对落后
国内外学者在度量各国的金融发展水平时，通常采用经济货币化或者经济金融化指标，经济货币化用货币存量（M2）与国民生产总值的比值来表示[1]，经济金融化用金融资产总量与国民生产总值的比值（即金融相关比率）来表示[2]。但是上述两个指标却无法精确度量区域金融发展水平。一方面，这些指标均是对国家金融发展程度的总体反映，并不适用于研究区域金融发展状况；另一方面，由于中国缺乏各地金融资产和M2的统计数据，这也导致在度量区域金融发展水平时无法直接使用这些指标。相反，由于中国的主要金融资产集中于银行，银行的主要资产是存款和贷款，而使用存贷款数据对区域金融发展水平的代表性在95%以上[3]，因此采用存贷款总量与GDP之比值作为区域金融发展水平的指标。为了更加直观地分析中国东北地区的区域金融发展状态，本文将其与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环渤海经济带三个增长极进行比较，以便分析该地区与这三个区域的金融发展差距。按照杨德勇等（2006）的区域划分方法，长江三角洲包括上海、江苏和浙江，珠江三角洲包括广东省（含深圳），环渤海经济带包括北京、天津和河北，东北地区包括辽宁、吉林和黑龙江等省，以上四个区域金融相关比率如表1所示。
首先，东北地区金融相关比率除在2001年以前略高于长三角以外，在这四个区域中处于最低水平；其次，从变动趋势上来看，1998—2004年长三角、珠三角和环渤海三个区域分别提高了1.14、0.5和1.7，而东北地区保持相对比较平稳的态势，说明在其他三个区域金融深化快速推进的情况下，东北地区基本处于停滞不前状态；再者，1998—2004年东北地区金融相关比率也一直低于全国金融相关比率，而且差距在逐渐加大[4]。这些都说明东北地区近年来金融发展的相对落后，金融难以对经济发展发挥相应的作用。
2.金融对区域经济总量的直接贡献率低
本文利用金融保险业增加值在GDP和第三产业中分别占比大小来衡量其直接贡献程度。一般而言，区域经济越发达，上述两个比重就越大。中国区域金融发展的非均衡现象明显，各区域的差别相对较大，如表2所示。
2004年东北地区的金融保险业增加值只占GDP的1.2%，而同期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三个地区分别为6.1%、2.9%和7%，即东北地区金融业对GDP的直接贡献率仅为上述三个地区的1/5、1/2和1/6，而金融保险业增加值在当地第三产业中的比重也基本体现了上述比例关系。可见，在中国的四个经济区域中，东北地区金融业对经济增长的直接贡献远远低于其他区域，金融落后的状态十分明显。再者，同期全国金融保险业分别占GDP和第三产业的5.1%和16%，分别是东北地区的4倍和5倍，这说明东北地区的金融发展也远远落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
在现代经济增长理论中，资本形成的作用被提高到十分突出的地位，它几乎成为所有经济增长模型中最重要的决定性因素[5]，表3列出了2000—2004年东北地区金融及经济总量占全国的比重。
根据表3可以总结出两个特点：一个是2000年东北地区全部金融机构存款余额占全国金融机构存款余额的比重为9.2%，全部金融机构贷款余额占全国金融机构贷款余额的比重为11.1%，从时间序列看呈现逐年下降，到2004年上述两个指标分别下降了1.3和2.7个百分点，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东北区域资本形成水平在下降；另一个是在近几年东北地区GDP占全国GDP比重相对稳定的情况下， 2002—2004年期间无论存款占比还是贷款占比均低于GDP占比，并且差距越来越大，这表明东北地区金融发展滞后于经济发展，金融总量对经济增长支持不足。
3.资金从东北地区大规模外流问题突出
从促进经济增长的要素来分析，一个地区经济增长的最主要推动力量来自资金、土地、劳动力、技术、人才等要素的投入。从东北地区的要素供给来看，土地和劳动力是过剩的，稀缺的是资金、技术和人才等要素。从目前情况看，东北不但缺乏吸引这些要素的机制，而且本地区原有的要素尤其是资金不断呈现大规模流出趋势，资金流出主要包括以下渠道：
（1）银行资金上存是资金外流的主渠道。随着国有商业银行加强一级法人治理，总行直接监控到地市级分行，对其经营效益、资产质量、业务发展、经营规模等进行综合评价，并以此为标准配置信贷资金和经营授权，信贷资金统一优化配置。东北地区由于多种原因而造成的信用环境差、金融资产质量低等因素，往往被总行确定为高风险地区而实行严格的信贷规模控制，削弱了国有银行各分支机构的信贷权力，为了资金的安全和盈利性考虑，总行则以高出准备金存款利率（1.89%）吸存。这部分资金又被总行用于全国范围内的统一调度，多数投放于经济发达、信用环境好的地区，由此，进一步拉大了我国区域经济差距。根据相关数据计算得出，2000—2004年间，东北地区金融机构“存差”分别为458.2亿元、1 363.8亿元、2 173.8亿元、2 798.8亿元和4 199.2亿元，数额逐渐增大，这些资金大部分存入总行或者中央银行吃利息，要么投资国债，结果都迫使其流出东北地区。
（2）邮政储蓄和保险资金的“净流出”现象明显。一是邮政储蓄只存不贷的特点成为邮政储蓄机构强劲的利益驱动机制。长期以来，东北地区的不少基层邮政局将邮政储蓄业务作为新的利润增长点，纷纷扩充网点，采取种种手段占领市场。由于邮政储蓄资金全部上缴央行吃利息，成为一个纯粹的资金外流的“漏斗”。根据《中国金融年鉴2005》提供的数据，2004年，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邮政储蓄存款余额分别达到460.7亿元、242.1亿元和543.9亿元，占各省当年全部金融机构存款余额的4.3%、6.4%和10%。二是通过保险资金的形式不断流出东北地区。近几年来，各保险公司总部加强了保险资金的使用管理，严格实行资金集中管理，保费上划总部的力度加大，由总部统一在全国范围内选择地区和项目进行投资。对于东北这样的经济欠发达地区而言，保费收入的上划也是一种资金的“净流出”。2004年，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的全部保险机构保费收入分别为205.5亿元、74.3亿元和127.6亿元（中国金融年鉴，2005），进一步对本来资金需求强烈的东北地区实施“抽血”行为。
（3）其他各类要素市场也存在不同程度的资金外流现象。一是通过资本市场渠道的资金外流。近年来随着国家上市制度的改革和东北地区大多数国有企业亏损而导致的上市资格和再融资功能的丧失，同时民营企业发展缓慢，上市工作几乎停滞不前，甚至出现了2004年东北地区无一家公司在A股市场上市、无一家首发过会企业、无过会待发企业的“三无”现象。而东部地区由于经济发达、企业活力充足，因此由券商推荐的上市公司及上市的基金较多。在统一的全国性资本市场上，东北地区的居民通过购买其他地区尤其是东部地区上市公司的股票和基金，将储蓄积累的一部分资金通过资本市场的渠道流出。二是商品销售渠道的资金外流。东北地区一直是国家重要的原材料和重工业基地，产业部门相对不够齐全，大量的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需要从区域外部购买，从而通过商品买卖导致资金流出入的差额而形成“净流出”。三是项目投资渠道的资金外流。由于经济发达地区投资环境、信用环境相对较好，产业集聚效应已经形成，投资的安全性和收益性在一定程度上好于东北地区，因此，一部分资金也会通过项目投资的形式流出东北地区。
4.金融机构数量偏少导致金融供给不足
区域金融对经济的促进作用是通过区域内金融机构、金融工具的功能实现的。随着区域金融机构类型不断增多，金融市场和金融工具越来越复杂，整个系统就会迅速扩张，功能也不断强大。但是，目前东北地区金融机构的数量、规模与经济发展需求及发达地区相比，还存在很大的差距。
（1）国有商业银行分支机构撤并形成的金融“空洞”。自1998年以来，伴随着金融风险意识的强化和商业银行市场化、企业化的改革，各商业银行更加注重经济效益和成本收益比较，开始谋求利润最大化。由于东北属于经济欠发达地区，长期以来各国有商业银行亏损严重、资产质量很低，因此分支机构撤并的力度相对较大。其特点是大量收缩县域地区的分支机构，撤并了部分相对落后地区的营业机构，大幅度上收了贷款权限，使得尚保留的县域分支机构“储蓄所化”，基本上只吸不贷。由于一直以来东北地区的融资体系具有非常严重的“国有银行主导型”特征，国有商业银行的存贷款余额在全部金融机构存贷款余额的比重在55%—80%左右，国有商业银行大幅度调整，必然引起无法弥补的金融“空洞”，尤其是对县域而言，由于农村信用社无力完全承担农村经济发展的资金供给重任，金融抑制和萎缩已使县域经济成为了无源之水。
（2）股份制及外资银行数量少且布局不均衡。作为市场化程度较高的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外资银行目前在东北地区设立的分支机构与其在全国的发展势头很不相称。以光大、招商、深发展等12家股份制商业银行来说，目前部分银行在东北地区的四个副省级城市设立了分支机构，其他中小城市均没有网点，而且分布也很不均衡。目前大连有11家股份制商业银行分支机构，沈阳有8家，长春和哈尔滨各有3家。而在全国其他同等层级的济南、武汉、南京等城市则是12家银行悉数到位，彼此差距很大，也说明了东北地区金融市场化程度不高和活跃程度相对较低的事实。同样，从外资银行的分布情况看（如表4所示），2002年，外资银行在东北地区只有8家分行和6家代表处，仅占全国的5.48%和2.8%，远远低于其他三个地区。而且，外资银行在东北地区的分布上也极不均衡，基本上落户在辽宁的大连和沈阳，黑龙江只有一家代表处，而吉林省则连一家外资银行分行或代表处也没有。
（3）本土性金融机构缺乏。地方性的金融机构受跨区域经营的“门槛限制”和本土化的要求，其经营的重点主要放在本区域，但是，东北地区目前地方性金融机构相对缺乏，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了金融业对本地经济发展的支持。从城市商业银行看，2004年底，全国有112家，东北地区中辽宁有10家、吉林有2家、黑龙江有3家，不仅金融机构总数少，而且资产规模和质量相对比较差，除大连和沈阳两个城市商业银行情况较好外，如吉林省的两家城市商业银行均被银监会确定为高风险行，在其全国排名中列入倒数行列；总部设在东北地区的证券公司不但数量少，而且风险都很大，近年来陆续有大连证券、鞍山证券、长春证券等被国家关闭，给地方政府留下了沉重的包袱；全国目前有30多家基金管理公司，基金资产高达2 000亿元左右，但整个东北地区没有一家基金公司；全国有风险投资机构近300余家，其中东北地区仅占2%；在全国其他地区积极进行民营银行试点的情况下，东北地区尚无实质性进展。而其它如租赁公司、保险公司、信托公司等非银行金融机构在东北地区发展也很不充分。因此，地方性金融业的落后与东北已经形成的多元化经济发展格局不相匹配，这阻碍了民营经济、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出现了严重的金融服务滞后的局面。
（二）区域金融效率低下
东北地区金融发展不仅表现为金融规模总量不足，而且还存在金融效率低下问题。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东北地区逐步表现出金融市场结构不合理、金融运行的信用环境较差、不良资产比率过高、金融创新不足等金融资源配置整体效率低下的现象，在金融行业内形成了特殊的“东北现象”。
1.区域金融资产质量低下导致了银行经营效益差和信贷能力弱化
东北金融发展效率低下的一个显著标志就是在金融体系内部巨额的不良资产。从数量上看，目前全国国有独资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主要集中在广东、辽宁、山东、湖北、河南、江苏、河北、黑龙江、吉林、四川等省，占全国不良贷款的58.6%；从比例上看，海南、湖北、吉林、黑龙江、江西、安徽、辽宁等省区的不良贷款比例最高，东北三省均在上述双高地区。根据中国银监会的统计，到2004年8月末，东北地区主要银行业金融机构不良贷款比率约为31.4％，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6.8个百分点。总体看来，东北地区的银行体系在很大程度上承担了中国经济转轨的成本，巨大的不良资产中有相当比率是因为国有企业长期积累下来的历史包袱、社会保障体系的资金缺口、资源型城市发展持续产业的资金缺口和环境保护的资金缺口等“历史包袱”在银行体系的表现，沉重的不良贷款包袱已经成为制约东北地区经济和金融发展的突出问题。
（1）金融机构的信贷资金形成长期沉淀和无效占用，严重制约了金融机构的信贷投放能力。近年来，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和股份制商业银行在改革中实行一级法人管理体制，按照市场经济的原则，也就是效益最大化的原则，在全国统一调度资金，主要依据各分支行的资产质量和效益情况决定信贷资金在全国不同地区和行业间的配置。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和股份制商业银行在东北地区的分支机构因不能满足效率和效益的要求，贷款投放规模受到严格限制。与此同时，贷款企业也因为大量陈欠贷款，恶化了财务指标，造成信用等级低下，很难符合商业银行的贷款条件，往往因贷不到款而失去了发展的机遇，由此导致东北经济发展面临着资金短缺的困扰。根据《中国金融年鉴2005》提供的数据，2000—2005年，东北地区存款增长了74.2%，而同期贷款仅增长了43.3%，贷款的缓慢增长已经成为东北老工业基地实施调整、改造和振兴的制约因素。[6]
（2）银行长期超负荷经营导致资产的结构性缺陷，利润空间狭小而亏损严重。由于历史上国家对东北地区投资比较多，相应地银行配套资金也比较多。随着转轨中银行坏帐增加，信贷资产大量沉淀，造成东北地区银行业超负荷经营一直比较严重。从表4可见，尽管1998年以前东北地区的存贷比高于1，但是1978—2004年期间东北地区全部金融机构存贷比一直处于不断下降趋势，严重超贷。这说明长期以来东北地区存在贷款过度扩张的现象，它是导致该地区不良资产居高不下的又一个重要原因。而大量不良资产的沉淀，不仅增加了银行的非盈利资产，而且严重侵蚀了部分优质资产的收入，使得东北地区银行整体亏损严重。
从表5提供的数据看，1999—2002年东北地区全部金融机构一直处于亏损状态，5年共亏损1 110.97亿元，其中主要以国有商业银行为主。而1996—2000年全国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共盈利597亿元，毫无疑问，东北地区应该是亏损的重灾区。
2.区域金融资源配置失衡与“产业锁定”效应并存
东北地区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低下的一个深层次原因，在于中国金融改革严重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两者之间始终存在错位，易秋霖（2004）认为，中国的金融市场化比经济市场化晚了约20年。[8]由于东北地区受计划经济影响最深重，不但错位现象客观存在，而且金融市场化进程都相对落后，实际上政府对于信贷仍有很大的控制权，资金配置更多的不是按照效率原则，以至于大量资金流向国有企业，真正高效的非国有经济遇到贷款“瓶颈”。同时，在银行信贷投向“产业锁定”效应明显，则进一步降低了金融效率。
（1）金融资源配置结构与经济结构严重不对称。东北地区由于历史原因，国有经济的比重比较大，到2001年底，辽宁、吉林、黑龙江国有经济比重仍分别高达78.2%、86.2%和87.2%，分别高出全国平均水平13.3、21.3、22.3个百分点[9]，这一问题在工业领域更为突出。从整体上看，东北地区大量国有企业亏损严重，甚至资不抵债，还有许多企业处于潜亏或微利状态，据统计，东北地区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资产平均负债率超过50%，亏损面在40%左右。因此，尽管国有资本占社会总资本的70%左右，但国有经济创造的增加值仅占GDP的30%。[10]由于体制的限制，东北地区的银行长期以来坚持以国有企业为导向的贷款结构，市场机制介入程度很低，大量的金融资源源源不断地流向这些国有企业，导致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下降。金融资源错误配置及其引发的低效率不仅在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之间形成大量的坏帐，而且使得非国有经济的资金供给不足，制约着区域经济的总体发展。以辽宁省为例，2003年民营经济已经占该省全部经济总量的45%，民营经济提供了半数以上的就业岗位，但是金融机构对民营经济的支持力度明显不够，1998—2002年全省对民营企业的贷款 （私营企业、三资企业和个体企业贷款之和）一直在2.5%—4%之间波动，长期处于较低水平。
（2）金融资源配置过程中的“产业锁定”效应明显。由于国家有意强化和路径依赖的双重作用，东北地区产业结构有两个显著特征：①国有经济一直占绝对主导地位，民营经济发展缓慢，国有经济一统天下的局面始终难以改变；②各省市形成了特色鲜明的产业结构，如哈尔滨的动力工业、长春的机械工业、沈阳的机床装备制造业和大连的临海工业，地区经济发展对某一产业的依赖程度很强，甚至形成“一业独大”的现象，经济抗波动能力差。
在这样的产业格局下，以间接金融为主的东北地区，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产业锁定”效应，其表现如下：一方面，金融资源主要集中于国有大中型企业，非国有经济部门难以获得金融支持，经济结构制约了金融资源的优化配置，金融资源的配置结构反过来又强化了原有的经济结构，而国有部门的低效率必然导致金融资产质量低下和亏损严重；另一方面，金融资源实际上主要投向了主导产业中的少数大型企业，中小企业仍然存在融资难的问题，使得金融业的兴衰与少数龙头企业发展状况高度相关，从而将产业的显性风险和金融的隐性风险捆绑在一起。以吉林省长春市为例，以一汽集团为主的汽车产业在全市工业总产值中占80%以上，汽车产业直接决定了长春的经济走势，各国有商业银行贷款也主要投向汽车产业，尤其围绕一汽集团展开了客户的争夺，除此以外，仅有电信等十几家企业能够获得一定信贷额度，大量的中小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资金需求难以得到满足。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循环，即“产业锁定”效应决定了“金融锁定”效应，而“金融锁定”效应反过来又强化了“产业锁定”效应。
3.银行业的寡头垄断特征造成区域金融市场化水平低
从整体上看，东北地区仍然是以银行业为主体的金融体系，金融业的竞争和市场化程度严重不足，表现为国有银行占据垄断地位而民营金融机构发展缓慢，金融市场化程度极低。周立（2004）在进行中国各地区金融发展差距比较研究时，曾经采用金融市场化比率来衡量除国有银行之外的股份制商业银行等在一个地区金融体系中的比重。[7]与国有银行所表现出的金融资源配置非效率性特征相比，这些银行更加能够按照市场化原则经营，因此金融市场化比率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一个地区的金融市场化程度和竞争程度。从表6中看出，尽管东北地区的金融市场化比率呈现出逐年提高的趋势，但是除1993年和1994年以外，东北地区的金融市场化程度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而且，在东北地区内部，区域金融市场化水平的差距很大，其中辽宁金融市场化程度最高，而吉林次之，黑龙江最低。
4.资本市场发展滞后并逐渐成为经济发展的负担
资本市场作为直接融资的场所和一种更加具有市场化特征的金融交易制度，它的建立和发展对于推进一国（或地区）的金融深化，促进整个金融制度的市场化转变具有重要意义。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经验表明，资本市场的活跃程度直接关系到一个产业和一个区域经济发展的进程。目前我国资本市场在发展的广度、深度及效率等方面远远不及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东北作为欠发达地区的资本市场发育滞后的特点更加明显。
东北地区的上市公司在解决国有企业发展的资金筹集、减少对银行的依赖从而降低金融风险等方面曾经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近年来资本市场的落后却逐渐成为东北经济发展的障碍。目前，不但证券交易中心不复存在，基金公司全军覆没，鞍山证券、大连证券、长春证券等相继关闭，并给地方政府留下了沉重包袱。从上市公司的整体情况，东北地区的资本市场表现出以下几个特征：
（1）总体规模小。2003年底，东北123家上市公司的总体规模偏小，总市值仅占沪深全部A股总市值的7.78%，流通市值仅占沪深全部A股流通市值的9.98%。
（2）筹资能力差。与国内其它三个增长极相比，东北地区上市公司的融资能力有很大差距。1999—2002年，东北地区总共从股票市场上筹集资金312.59亿元，只相当于同期长三角地区840.07亿元的37%、环渤海地区642.66亿元的48%和珠三角地区397.72亿元的78.6%。[4]而且近年来甚至有进一步落后的趋势，2004年，东北地区没有一家公司在A股市场上市，无一家首发过会企业，无过会待发企业，“三无”现象严重。
（3）资产质量差。从上市公司的质量看，2003年，东北地区25家公司亏损，占全国上市亏损公司的16%，亏损面高达20%。2004年年底，东北地区“ST”的上市公司为21家，约占全国“ST”公司的18%。
（4）违规现象严重。由于东北地区大中型国有重工业企业集中，一股独大，大股东“垄断”上市公司资金，“践踏”小股东利益的现象在东北地区也比南方开放地区严重。
综合上述研究，本文对东北地区金融发展特征总结如下：
（1）从区域金融纵向发展来看，20世纪90年代以来东北地区的金融规模扩张缓慢甚至近年来处于停滞状态，基本上仅维持了一个低水平的量性增长格局，而且区域金融效率十分低下。
（2）横向与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三个增长极相比，东北地区的区域金融相对落后明显。目前在这三个区域已经形成了以市场金融为主的制度框架，而东北地区仍然处于以计划金融为主的二元金融结构，而且区域金融发展的差距甚至大于区域经济差距。
（3）从东北区域金融与经济增长关系来看，东北地区金融业的不发达及其结构的扭曲，一方面不利于动员拥有金融剩余的经济单位的储蓄，在总量上减少了资本的形成，另一方面由于市场机制的缺失，使得金融体系所拥有的减少信息不对称和道德风险的功能趋于弱化，导致了资本的低效率配置和使用。因此，总体来看，东北地区金融发展严重滞后于经济发展水平，金融没有对经济增长发挥应有的作用。
三、东北区域金融深化发展的“两阶段”战略：区域金融深化的次序安排
东南亚金融危机告诉人们的一个启示就是实施金融深化战略的国家不能过分追求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而忽视了金融深化所必须具备的内在制度刚性要求和逻辑步骤。金融深化是伴随着整体经济改革发展的一个渐进过程，金融深化的政策措施应根据经济发展的成熟程度和经济运行的内在逻辑做出合理的时序选择和安排，分阶段和有计划的实施。这些经验对于一个地区的金融深化同样具有指导意义，对于相对落后的东北区域金融来说，在实施金融深化过程中，应当注重金融深化的渐进性、层次性和持续性。
从区域金融发展的量性增长和质性发展的内涵角度看，改革开放以来，东北地区金融体系一直处于量的积累阶段，到目前为止，总体上仍然是量性增长不足、质性发展落后的状态。由于量的积累没有达到质的突破的界限，从而使得区域金融与经济的关系难以实现根本的改善。根据前文所述，在发展的逻辑顺序上，区域金融的量性增长是基础和起点，质性发展是更高阶段的跨越。因此，东北地区的金融发展首先应该是实现数量的扩张，当金融体系规模扩张到一定程度，才有可能促使区域金融效率有一个质的飞跃，这时才可以重点关注区域金融资源的效率问题，这就是“两阶段”发展战略的核心思想。
具体来说，对于目前仍然处于“低均衡”状态的东北地区而言，其金融深化的逻辑步骤应该分成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的主要任务是在外生力量的作用下，迅速做大金融体系规模，包括金融资产规模的扩张、金融机构数量的增多等，实现区域金融体系的规模经济，促使金融体系规模突破临界点的限制。在这一过程中强调外生力量的重要性，是因为由于金融市场失灵等因素的存在，如果仅仅依靠金融自身内生成长，很难走出“低均衡”状态，这时候就有必要强调政府的适度干预和帮助，包括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第二阶段的主要任务是在区域金融体系规模突破临界点后，着力提高东北地区金融的市场化水平、鼓励和促进区域金融创新，目的在于提高金融体系效率，实现区域金融与经济更高层次的良性互动，即逐渐达到“高均衡”的稳定状态。
从实现途径上来看，发展金融中介与金融市场为东北区域金融的“两阶段”发展战略提供了重要途径。金融中介在处理单个金融交易时具有比较成本和信息优势，而金融市场在处理标准化、大批量金融交易时具有成本和信息方面的优势。区域经济的发达程度越低，金融中介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就越大，而随着经济逐渐发达，金融市场的作用更加明显。因此，东北地区在实施金融深化战略的过程中应当注意次序安排，这又是一个动态的两阶段规划问题：即在区域金融深化的初始阶段，根据经济发展尚不发达的现实，应优先发展金融中介，尽快做大金融资产规模，健全金融机构体系，实现区域金融量的扩张；当金融深化水平达到一定程度而使得金融体系突破一定规模，经济相对发达时，则应更加注重发展金融市场，鼓励金融创新，提高金融的市场化程度和效率，实现区域金融发展质的提高。尽管金融发展在量的扩张阶段会伴随着一定程度的效率的提高，但不同的发展阶段侧重点应该有所区别。
围绕东北地区金融深化发展的“两阶段”战略，其相应采取的政策措施包括：
第一，在外力的作用下快速实现区域金融的量性扩张，从金融资产规模的扩张和金融机构体系的多元化两个方面入手，在规模上突破临界点的限制。一是积极设立和发展地方金融机构，加大地方储蓄在本地转化能力，进一步提高金融对区域经济的支持力度。东北地方性金融体系建设的重点在于发展壮大各个城市商业银行、改革重组农村信用社、组建民营金融机构，同时积极吸引外资银行和国内12家股份制商业银行在东北地区设立分支机构；二是努力将大连发展成为东北地区的区域金融中心。鉴于大连市经济基础较好、金融集聚效应初步显现、区位条件优越等先决条件，集中资源、发挥比较优势将大连市建设成为区域性金融中心，以此带动并促进东北地区金融整体发展。
第二，通过健全金融市场体系、鼓励金融创新等措施来加大直接融资比重，引导企业和个人减少对传统融资机制的依赖，增强市场融资意向和自主融资行为，以提高东北地区的金融效率。一是构建多层次金融市场体系，以直接融资方式来提高东北地区金融效率，包括培育和发展货币市场、积极发挥资本市场的作用；二是通过渐进式的金融创新提高东北地区的金融效率，包括建立地方金融控股公司、鼓励发展产业投资基金、积极推广资产证券化等。
第三，通过政府的适度介入与构建政策性金融体系，推动东北地区经济发展。在发挥政府积极作用方面，一是发挥地方政府的金融调控职能，合理规划东北区域金融业的发展；二是创造良好的金融发展环境，推进东北区域信用体系建设；三是加强金融监管的区域协调与配合，创建东北金融安全区；四是密切各区域经济主体间的沟通，为银企沟通与合作搭建平台。在构建政策金融体系方面，一是强化现有三大政策性银行（国家开发银行、农业发展银行和进出口银行）对东北地区的金融支持；二是设立新的区域政策性银行东北振兴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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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杨全山）
摘 要：本文按照发展经济学的现实价值取向和研究中国区域金融问题的需要，从金融规模总量和金融效率两个方面重新界定了区域金融发展的内涵。在此基础上，研究了中国东北地区区域金融发展的重要特征及其深层次的原因。针对东北地区区域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低均衡”问题，提出了东北地区区域金融深化发展的“两阶段”战略及其相关政策建议。
关键词：区域金融发展；金融规模总量；金融效率 “两阶段”战略
中图分类号：F830 F114.46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07）04-0048-08
一、区域金融发展的双重规定性：内涵的重新界定
20世纪60年代末期至70年代初，众多国内外经济学家对金融发展途径、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但是对于“金融发展”的概念本身并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在其后的20多年里，除了后凯恩斯主义的学者们做了一些相关研究外，“金融发展”的概念几乎没有出现更进一步的理论界定。本文借鉴发展经济学中关于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的区分，对区域金融发展的内涵进行重新界定。在经济学中，经济增长是指一国或一地区在一定时期、包括产品和劳务在内的产出的增长，经济发展是指随着产出增长而出现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结构的变化。前者是一个偏重于数量的概念，而后者是一个既包含数量又包含质量的概念。同样，区域金融发展也具有双重表现，即区域金融的量性增长和质性发展两个方面：一是区域金融总量的扩张，即区域金融资源存量和流量的相对规模，具体表现为区域金融机构数量、资产规模、货币供应量、证券筹资数量等总量指标的增加。二是区域金融效率的提高，即区域金融资源配置效率、金融机构经营效率以及金融市场的运作效率等方面的提高，在中国，它主要包括金融市场化的程度、金融机构的资产质量和效益状况、金融市场的作用、金融创新程度等方面。
区域金融发展是金融规模扩张的量性增长过程和区域金融效率提高的质性发展过程的有机统一。从逻辑顺序上看，量性增长的过程是区域金融发展的初始阶段，数量积累的同时也包含了质性发展的因素，只有规模扩张到一定阶段，才可能促使区域金融效率有一个质的飞跃。如果只有金融总量的扩张而没有金融效率的实质性提高，区域金融发展只能是低层次的数量增长，会反过来影响金融与经济的关系。
二、东北区域金融发展的特征及其原因分析
自1978年中国实施改革开放以来，东北地区的区域金融与经济两者关系始终处于“低均衡”状态，金融甚至在一定程度上阻碍经济的进一步增长。一方面区域金融体系不发达，没有实现规模效应，无法有效地动员储蓄以及促进储蓄向投资转化，从而影响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经济的落后又反过来难以支付金融中介和金融市场的成本，限制了金融体系的发展。在这种循环积累的效应下，存在着区域经济增长停滞、区域金融规模无法扩大甚至消失的趋势，两者逐渐达到相对稳定的均衡，但是这种均衡将使区域经济陷入更落后的不良状态，即“低均衡”状态。根据区域金融发展的双重规定性，本文从金融总量规模和金融效率两个方面，分析东北地区的区域金融发展状况及其重要特征。
（一）区域金融规模总量不足
1.区域金融深化程度相对落后
国内外学者在度量各国的金融发展水平时，通常采用经济货币化或者经济金融化指标，经济货币化用货币存量（M2）与国民生产总值的比值来表示[1]，经济金融化用金融资产总量与国民生产总值的比值（即金融相关比率）来表示[2]。但是上述两个指标却无法精确度量区域金融发展水平。一方面，这些指标均是对国家金融发展程度的总体反映，并不适用于研究区域金融发展状况；另一方面，由于中国缺乏各地金融资产和M2的统计数据，这也导致在度量区域金融发展水平时无法直接使用这些指标。相反，由于中国的主要金融资产集中于银行，银行的主要资产是存款和贷款，而使用存贷款数据对区域金融发展水平的代表性在95%以上[3]，因此采用存贷款总量与GDP之比值作为区域金融发展水平的指标。为了更加直观地分析中国东北地区的区域金融发展状态，本文将其与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环渤海经济带三个增长极进行比较，以便分析该地区与这三个区域的金融发展差距。按照杨德勇等（2006）的区域划分方法，长江三角洲包括上海、江苏和浙江，珠江三角洲包括广东省（含深圳），环渤海经济带包括北京、天津和河北，东北地区包括辽宁、吉林和黑龙江等省，以上四个区域金融相关比率如表1所示。
首先，东北地区金融相关比率除在2001年以前略高于长三角以外，在这四个区域中处于最低水平；其次，从变动趋势上来看，1998—2004年长三角、珠三角和环渤海三个区域分别提高了1.14、0.5和1.7，而东北地区保持相对比较平稳的态势，说明在其他三个区域金融深化快速推进的情况下，东北地区基本处于停滞不前状态；再者，1998—2004年东北地区金融相关比率也一直低于全国金融相关比率，而且差距在逐渐加大[4]。这些都说明东北地区近年来金融发展的相对落后，金融难以对经济发展发挥相应的作用。
2.金融对区域经济总量的直接贡献率低
本文利用金融保险业增加值在GDP和第三产业中分别占比大小来衡量其直接贡献程度。一般而言，区域经济越发达，上述两个比重就越大。中国区域金融发展的非均衡现象明显，各区域的差别相对较大，如表2所示。
2004年东北地区的金融保险业增加值只占GDP的1.2%，而同期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三个地区分别为6.1%、2.9%和7%，即东北地区金融业对GDP的直接贡献率仅为上述三个地区的1/5、1/2和1/6，而金融保险业增加值在当地第三产业中的比重也基本体现了上述比例关系。可见，在中国的四个经济区域中，东北地区金融业对经济增长的直接贡献远远低于其他区域，金融落后的状态十分明显。再者，同期全国金融保险业分别占GDP和第三产业的5.1%和16%，分别是东北地区的4倍和5倍，这说明东北地区的金融发展也远远落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
在现代经济增长理论中，资本形成的作用被提高到十分突出的地位，它几乎成为所有经济增长模型中最重要的决定性因素[5]，表3列出了2000—2004年东北地区金融及经济总量占全国的比重。
根据表3可以总结出两个特点：一个是2000年东北地区全部金融机构存款余额占全国金融机构存款余额的比重为9.2%，全部金融机构贷款余额占全国金融机构贷款余额的比重为11.1%，从时间序列看呈现逐年下降，到2004年上述两个指标分别下降了1.3和2.7个百分点，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东北区域资本形成水平在下降；另一个是在近几年东北地区GDP占全国GDP比重相对稳定的情况下， 2002—2004年期间无论存款占比还是贷款占比均低于GDP占比，并且差距越来越大，这表明东北地区金融发展滞后于经济发展，金融总量对经济增长支持不足。
3.资金从东北地区大规模外流问题突出
从促进经济增长的要素来分析，一个地区经济增长的最主要推动力量来自资金、土地、劳动力、技术、人才等要素的投入。从东北地区的要素供给来看，土地和劳动力是过剩的，稀缺的是资金、技术和人才等要素。从目前情况看，东北不但缺乏吸引这些要素的机制，而且本地区原有的要素尤其是资金不断呈现大规模流出趋势，资金流出主要包括以下渠道：
（1）银行资金上存是资金外流的主渠道。随着国有商业银行加强一级法人治理，总行直接监控到地市级分行，对其经营效益、资产质量、业务发展、经营规模等进行综合评价，并以此为标准配置信贷资金和经营授权，信贷资金统一优化配置。东北地区由于多种原因而造成的信用环境差、金融资产质量低等因素，往往被总行确定为高风险地区而实行严格的信贷规模控制，削弱了国有银行各分支机构的信贷权力，为了资金的安全和盈利性考虑，总行则以高出准备金存款利率（1.89%）吸存。这部分资金又被总行用于全国范围内的统一调度，多数投放于经济发达、信用环境好的地区，由此，进一步拉大了我国区域经济差距。根据相关数据计算得出，2000—2004年间，东北地区金融机构“存差”分别为458.2亿元、1 363.8亿元、2 173.8亿元、2 798.8亿元和4 199.2亿元，数额逐渐增大，这些资金大部分存入总行或者中央银行吃利息，要么投资国债，结果都迫使其流出东北地区。
（2）邮政储蓄和保险资金的“净流出”现象明显。一是邮政储蓄只存不贷的特点成为邮政储蓄机构强劲的利益驱动机制。长期以来，东北地区的不少基层邮政局将邮政储蓄业务作为新的利润增长点，纷纷扩充网点，采取种种手段占领市场。由于邮政储蓄资金全部上缴央行吃利息，成为一个纯粹的资金外流的“漏斗”。根据《中国金融年鉴2005》提供的数据，2004年，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邮政储蓄存款余额分别达到460.7亿元、242.1亿元和543.9亿元，占各省当年全部金融机构存款余额的4.3%、6.4%和10%。二是通过保险资金的形式不断流出东北地区。近几年来，各保险公司总部加强了保险资金的使用管理，严格实行资金集中管理，保费上划总部的力度加大，由总部统一在全国范围内选择地区和项目进行投资。对于东北这样的经济欠发达地区而言，保费收入的上划也是一种资金的“净流出”。2004年，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的全部保险机构保费收入分别为205.5亿元、74.3亿元和127.6亿元（中国金融年鉴，2005），进一步对本来资金需求强烈的东北地区实施“抽血”行为。
（3）其他各类要素市场也存在不同程度的资金外流现象。一是通过资本市场渠道的资金外流。近年来随着国家上市制度的改革和东北地区大多数国有企业亏损而导致的上市资格和再融资功能的丧失，同时民营企业发展缓慢，上市工作几乎停滞不前，甚至出现了2004年东北地区无一家公司在A股市场上市、无一家首发过会企业、无过会待发企业的“三无”现象。而东部地区由于经济发达、企业活力充足，因此由券商推荐的上市公司及上市的基金较多。在统一的全国性资本市场上，东北地区的居民通过购买其他地区尤其是东部地区上市公司的股票和基金，将储蓄积累的一部分资金通过资本市场的渠道流出。二是商品销售渠道的资金外流。东北地区一直是国家重要的原材料和重工业基地，产业部门相对不够齐全，大量的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需要从区域外部购买，从而通过商品买卖导致资金流出入的差额而形成“净流出”。三是项目投资渠道的资金外流。由于经济发达地区投资环境、信用环境相对较好，产业集聚效应已经形成，投资的安全性和收益性在一定程度上好于东北地区，因此，一部分资金也会通过项目投资的形式流出东北地区。
4.金融机构数量偏少导致金融供给不足
区域金融对经济的促进作用是通过区域内金融机构、金融工具的功能实现的。随着区域金融机构类型不断增多，金融市场和金融工具越来越复杂，整个系统就会迅速扩张，功能也不断强大。但是，目前东北地区金融机构的数量、规模与经济发展需求及发达地区相比，还存在很大的差距。
（1）国有商业银行分支机构撤并形成的金融“空洞”。自1998年以来，伴随着金融风险意识的强化和商业银行市场化、企业化的改革，各商业银行更加注重经济效益和成本收益比较，开始谋求利润最大化。由于东北属于经济欠发达地区，长期以来各国有商业银行亏损严重、资产质量很低，因此分支机构撤并的力度相对较大。其特点是大量收缩县域地区的分支机构，撤并了部分相对落后地区的营业机构，大幅度上收了贷款权限，使得尚保留的县域分支机构“储蓄所化”，基本上只吸不贷。由于一直以来东北地区的融资体系具有非常严重的“国有银行主导型”特征，国有商业银行的存贷款余额在全部金融机构存贷款余额的比重在55%—80%左右，国有商业银行大幅度调整，必然引起无法弥补的金融“空洞”，尤其是对县域而言，由于农村信用社无力完全承担农村经济发展的资金供给重任，金融抑制和萎缩已使县域经济成为了无源之水。
（2）股份制及外资银行数量少且布局不均衡。作为市场化程度较高的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外资银行目前在东北地区设立的分支机构与其在全国的发展势头很不相称。以光大、招商、深发展等12家股份制商业银行来说，目前部分银行在东北地区的四个副省级城市设立了分支机构，其他中小城市均没有网点，而且分布也很不均衡。目前大连有11家股份制商业银行分支机构，沈阳有8家，长春和哈尔滨各有3家。而在全国其他同等层级的济南、武汉、南京等城市则是12家银行悉数到位，彼此差距很大，也说明了东北地区金融市场化程度不高和活跃程度相对较低的事实。同样，从外资银行的分布情况看（如表4所示），2002年，外资银行在东北地区只有8家分行和6家代表处，仅占全国的5.48%和2.8%，远远低于其他三个地区。而且，外资银行在东北地区的分布上也极不均衡，基本上落户在辽宁的大连和沈阳，黑龙江只有一家代表处，而吉林省则连一家外资银行分行或代表处也没有。
（3）本土性金融机构缺乏。地方性的金融机构受跨区域经营的“门槛限制”和本土化的要求，其经营的重点主要放在本区域，但是，东北地区目前地方性金融机构相对缺乏，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了金融业对本地经济发展的支持。从城市商业银行看，2004年底，全国有112家，东北地区中辽宁有10家、吉林有2家、黑龙江有3家，不仅金融机构总数少，而且资产规模和质量相对比较差，除大连和沈阳两个城市商业银行情况较好外，如吉林省的两家城市商业银行均被银监会确定为高风险行，在其全国排名中列入倒数行列；总部设在东北地区的证券公司不但数量少，而且风险都很大，近年来陆续有大连证券、鞍山证券、长春证券等被国家关闭，给地方政府留下了沉重的包袱；全国目前有30多家基金管理公司，基金资产高达2 000亿元左右，但整个东北地区没有一家基金公司；全国有风险投资机构近300余家，其中东北地区仅占2%；在全国其他地区积极进行民营银行试点的情况下，东北地区尚无实质性进展。而其它如租赁公司、保险公司、信托公司等非银行金融机构在东北地区发展也很不充分。因此，地方性金融业的落后与东北已经形成的多元化经济发展格局不相匹配，这阻碍了民营经济、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出现了严重的金融服务滞后的局面。
（二）区域金融效率低下
东北地区金融发展不仅表现为金融规模总量不足，而且还存在金融效率低下问题。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东北地区逐步表现出金融市场结构不合理、金融运行的信用环境较差、不良资产比率过高、金融创新不足等金融资源配置整体效率低下的现象，在金融行业内形成了特殊的“东北现象”。
1.区域金融资产质量低下导致了银行经营效益差和信贷能力弱化
东北金融发展效率低下的一个显著标志就是在金融体系内部巨额的不良资产。从数量上看，目前全国国有独资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主要集中在广东、辽宁、山东、湖北、河南、江苏、河北、黑龙江、吉林、四川等省，占全国不良贷款的58.6%；从比例上看，海南、湖北、吉林、黑龙江、江西、安徽、辽宁等省区的不良贷款比例最高，东北三省均在上述双高地区。根据中国银监会的统计，到2004年8月末，东北地区主要银行业金融机构不良贷款比率约为31.4％，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6.8个百分点。总体看来，东北地区的银行体系在很大程度上承担了中国经济转轨的成本，巨大的不良资产中有相当比率是因为国有企业长期积累下来的历史包袱、社会保障体系的资金缺口、资源型城市发展持续产业的资金缺口和环境保护的资金缺口等“历史包袱”在银行体系的表现，沉重的不良贷款包袱已经成为制约东北地区经济和金融发展的突出问题。
（1）金融机构的信贷资金形成长期沉淀和无效占用，严重制约了金融机构的信贷投放能力。近年来，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和股份制商业银行在改革中实行一级法人管理体制，按照市场经济的原则，也就是效益最大化的原则，在全国统一调度资金，主要依据各分支行的资产质量和效益情况决定信贷资金在全国不同地区和行业间的配置。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和股份制商业银行在东北地区的分支机构因不能满足效率和效益的要求，贷款投放规模受到严格限制。与此同时，贷款企业也因为大量陈欠贷款，恶化了财务指标，造成信用等级低下，很难符合商业银行的贷款条件，往往因贷不到款而失去了发展的机遇，由此导致东北经济发展面临着资金短缺的困扰。根据《中国金融年鉴2005》提供的数据，2000—2005年，东北地区存款增长了74.2%，而同期贷款仅增长了43.3%，贷款的缓慢增长已经成为东北老工业基地实施调整、改造和振兴的制约因素。[6]
（2）银行长期超负荷经营导致资产的结构性缺陷，利润空间狭小而亏损严重。由于历史上国家对东北地区投资比较多，相应地银行配套资金也比较多。随着转轨中银行坏帐增加，信贷资产大量沉淀，造成东北地区银行业超负荷经营一直比较严重。从表4可见，尽管1998年以前东北地区的存贷比高于1，但是1978—2004年期间东北地区全部金融机构存贷比一直处于不断下降趋势，严重超贷。这说明长期以来东北地区存在贷款过度扩张的现象，它是导致该地区不良资产居高不下的又一个重要原因。而大量不良资产的沉淀，不仅增加了银行的非盈利资产，而且严重侵蚀了部分优质资产的收入，使得东北地区银行整体亏损严重。
从表5提供的数据看，1999—2002年东北地区全部金融机构一直处于亏损状态，5年共亏损1 110.97亿元，其中主要以国有商业银行为主。而1996—2000年全国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共盈利597亿元，毫无疑问，东北地区应该是亏损的重灾区。
2.区域金融资源配置失衡与“产业锁定”效应并存
东北地区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低下的一个深层次原因，在于中国金融改革严重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两者之间始终存在错位，易秋霖（2004）认为，中国的金融市场化比经济市场化晚了约20年。[8]由于东北地区受计划经济影响最深重，不但错位现象客观存在，而且金融市场化进程都相对落后，实际上政府对于信贷仍有很大的控制权，资金配置更多的不是按照效率原则，以至于大量资金流向国有企业，真正高效的非国有经济遇到贷款“瓶颈”。同时，在银行信贷投向“产业锁定”效应明显，则进一步降低了金融效率。
（1）金融资源配置结构与经济结构严重不对称。东北地区由于历史原因，国有经济的比重比较大，到2001年底，辽宁、吉林、黑龙江国有经济比重仍分别高达78.2%、86.2%和87.2%，分别高出全国平均水平13.3、21.3、22.3个百分点[9]，这一问题在工业领域更为突出。从整体上看，东北地区大量国有企业亏损严重，甚至资不抵债，还有许多企业处于潜亏或微利状态，据统计，东北地区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资产平均负债率超过50%，亏损面在40%左右。因此，尽管国有资本占社会总资本的70%左右，但国有经济创造的增加值仅占GDP的30%。[10]由于体制的限制，东北地区的银行长期以来坚持以国有企业为导向的贷款结构，市场机制介入程度很低，大量的金融资源源源不断地流向这些国有企业，导致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下降。金融资源错误配置及其引发的低效率不仅在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之间形成大量的坏帐，而且使得非国有经济的资金供给不足，制约着区域经济的总体发展。以辽宁省为例，2003年民营经济已经占该省全部经济总量的45%，民营经济提供了半数以上的就业岗位，但是金融机构对民营经济的支持力度明显不够，1998—2002年全省对民营企业的贷款 （私营企业、三资企业和个体企业贷款之和）一直在2.5%—4%之间波动，长期处于较低水平。
（2）金融资源配置过程中的“产业锁定”效应明显。由于国家有意强化和路径依赖的双重作用，东北地区产业结构有两个显著特征：①国有经济一直占绝对主导地位，民营经济发展缓慢，国有经济一统天下的局面始终难以改变；②各省市形成了特色鲜明的产业结构，如哈尔滨的动力工业、长春的机械工业、沈阳的机床装备制造业和大连的临海工业，地区经济发展对某一产业的依赖程度很强，甚至形成“一业独大”的现象，经济抗波动能力差。
在这样的产业格局下，以间接金融为主的东北地区，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产业锁定”效应，其表现如下：一方面，金融资源主要集中于国有大中型企业，非国有经济部门难以获得金融支持，经济结构制约了金融资源的优化配置，金融资源的配置结构反过来又强化了原有的经济结构，而国有部门的低效率必然导致金融资产质量低下和亏损严重；另一方面，金融资源实际上主要投向了主导产业中的少数大型企业，中小企业仍然存在融资难的问题，使得金融业的兴衰与少数龙头企业发展状况高度相关，从而将产业的显性风险和金融的隐性风险捆绑在一起。以吉林省长春市为例，以一汽集团为主的汽车产业在全市工业总产值中占80%以上，汽车产业直接决定了长春的经济走势，各国有商业银行贷款也主要投向汽车产业，尤其围绕一汽集团展开了客户的争夺，除此以外，仅有电信等十几家企业能够获得一定信贷额度，大量的中小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资金需求难以得到满足。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循环，即“产业锁定”效应决定了“金融锁定”效应，而“金融锁定”效应反过来又强化了“产业锁定”效应。
3.银行业的寡头垄断特征造成区域金融市场化水平低
从整体上看，东北地区仍然是以银行业为主体的金融体系，金融业的竞争和市场化程度严重不足，表现为国有银行占据垄断地位而民营金融机构发展缓慢，金融市场化程度极低。周立（2004）在进行中国各地区金融发展差距比较研究时，曾经采用金融市场化比率来衡量除国有银行之外的股份制商业银行等在一个地区金融体系中的比重。[7]与国有银行所表现出的金融资源配置非效率性特征相比，这些银行更加能够按照市场化原则经营，因此金融市场化比率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一个地区的金融市场化程度和竞争程度。从表6中看出，尽管东北地区的金融市场化比率呈现出逐年提高的趋势，但是除1993年和1994年以外，东北地区的金融市场化程度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而且，在东北地区内部，区域金融市场化水平的差距很大，其中辽宁金融市场化程度最高，而吉林次之，黑龙江最低。
4.资本市场发展滞后并逐渐成为经济发展的负担
资本市场作为直接融资的场所和一种更加具有市场化特征的金融交易制度，它的建立和发展对于推进一国（或地区）的金融深化，促进整个金融制度的市场化转变具有重要意义。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经验表明，资本市场的活跃程度直接关系到一个产业和一个区域经济发展的进程。目前我国资本市场在发展的广度、深度及效率等方面远远不及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东北作为欠发达地区的资本市场发育滞后的特点更加明显。
东北地区的上市公司在解决国有企业发展的资金筹集、减少对银行的依赖从而降低金融风险等方面曾经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近年来资本市场的落后却逐渐成为东北经济发展的障碍。目前，不但证券交易中心不复存在，基金公司全军覆没，鞍山证券、大连证券、长春证券等相继关闭，并给地方政府留下了沉重包袱。从上市公司的整体情况，东北地区的资本市场表现出以下几个特征：
（1）总体规模小。2003年底，东北123家上市公司的总体规模偏小，总市值仅占沪深全部A股总市值的7.78%，流通市值仅占沪深全部A股流通市值的9.98%。
（2）筹资能力差。与国内其它三个增长极相比，东北地区上市公司的融资能力有很大差距。1999—2002年，东北地区总共从股票市场上筹集资金312.59亿元，只相当于同期长三角地区840.07亿元的37%、环渤海地区642.66亿元的48%和珠三角地区397.72亿元的78.6%。[4]而且近年来甚至有进一步落后的趋势，2004年，东北地区没有一家公司在A股市场上市，无一家首发过会企业，无过会待发企业，“三无”现象严重。
（3）资产质量差。从上市公司的质量看，2003年，东北地区25家公司亏损，占全国上市亏损公司的16%，亏损面高达20%。2004年年底，东北地区“ST”的上市公司为21家，约占全国“ST”公司的18%。
（4）违规现象严重。由于东北地区大中型国有重工业企业集中，一股独大，大股东“垄断”上市公司资金，“践踏”小股东利益的现象在东北地区也比南方开放地区严重。
综合上述研究，本文对东北地区金融发展特征总结如下：
（1）从区域金融纵向发展来看，20世纪90年代以来东北地区的金融规模扩张缓慢甚至近年来处于停滞状态，基本上仅维持了一个低水平的量性增长格局，而且区域金融效率十分低下。
（2）横向与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三个增长极相比，东北地区的区域金融相对落后明显。目前在这三个区域已经形成了以市场金融为主的制度框架，而东北地区仍然处于以计划金融为主的二元金融结构，而且区域金融发展的差距甚至大于区域经济差距。
（3）从东北区域金融与经济增长关系来看，东北地区金融业的不发达及其结构的扭曲，一方面不利于动员拥有金融剩余的经济单位的储蓄，在总量上减少了资本的形成，另一方面由于市场机制的缺失，使得金融体系所拥有的减少信息不对称和道德风险的功能趋于弱化，导致了资本的低效率配置和使用。因此，总体来看，东北地区金融发展严重滞后于经济发展水平，金融没有对经济增长发挥应有的作用。
三、东北区域金融深化发展的“两阶段”战略：区域金融深化的次序安排
东南亚金融危机告诉人们的一个启示就是实施金融深化战略的国家不能过分追求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而忽视了金融深化所必须具备的内在制度刚性要求和逻辑步骤。金融深化是伴随着整体经济改革发展的一个渐进过程，金融深化的政策措施应根据经济发展的成熟程度和经济运行的内在逻辑做出合理的时序选择和安排，分阶段和有计划的实施。这些经验对于一个地区的金融深化同样具有指导意义，对于相对落后的东北区域金融来说，在实施金融深化过程中，应当注重金融深化的渐进性、层次性和持续性。
从区域金融发展的量性增长和质性发展的内涵角度看，改革开放以来，东北地区金融体系一直处于量的积累阶段，到目前为止，总体上仍然是量性增长不足、质性发展落后的状态。由于量的积累没有达到质的突破的界限，从而使得区域金融与经济的关系难以实现根本的改善。根据前文所述，在发展的逻辑顺序上，区域金融的量性增长是基础和起点，质性发展是更高阶段的跨越。因此，东北地区的金融发展首先应该是实现数量的扩张，当金融体系规模扩张到一定程度，才有可能促使区域金融效率有一个质的飞跃，这时才可以重点关注区域金融资源的效率问题，这就是“两阶段”发展战略的核心思想。
具体来说，对于目前仍然处于“低均衡”状态的东北地区而言，其金融深化的逻辑步骤应该分成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的主要任务是在外生力量的作用下，迅速做大金融体系规模，包括金融资产规模的扩张、金融机构数量的增多等，实现区域金融体系的规模经济，促使金融体系规模突破临界点的限制。在这一过程中强调外生力量的重要性，是因为由于金融市场失灵等因素的存在，如果仅仅依靠金融自身内生成长，很难走出“低均衡”状态，这时候就有必要强调政府的适度干预和帮助，包括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第二阶段的主要任务是在区域金融体系规模突破临界点后，着力提高东北地区金融的市场化水平、鼓励和促进区域金融创新，目的在于提高金融体系效率，实现区域金融与经济更高层次的良性互动，即逐渐达到“高均衡”的稳定状态。
从实现途径上来看，发展金融中介与金融市场为东北区域金融的“两阶段”发展战略提供了重要途径。金融中介在处理单个金融交易时具有比较成本和信息优势，而金融市场在处理标准化、大批量金融交易时具有成本和信息方面的优势。区域经济的发达程度越低，金融中介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就越大，而随着经济逐渐发达，金融市场的作用更加明显。因此，东北地区在实施金融深化战略的过程中应当注意次序安排，这又是一个动态的两阶段规划问题：即在区域金融深化的初始阶段，根据经济发展尚不发达的现实，应优先发展金融中介，尽快做大金融资产规模，健全金融机构体系，实现区域金融量的扩张；当金融深化水平达到一定程度而使得金融体系突破一定规模，经济相对发达时，则应更加注重发展金融市场，鼓励金融创新，提高金融的市场化程度和效率，实现区域金融发展质的提高。尽管金融发展在量的扩张阶段会伴随着一定程度的效率的提高，但不同的发展阶段侧重点应该有所区别。
围绕东北地区金融深化发展的“两阶段”战略，其相应采取的政策措施包括：
第一，在外力的作用下快速实现区域金融的量性扩张，从金融资产规模的扩张和金融机构体系的多元化两个方面入手，在规模上突破临界点的限制。一是积极设立和发展地方金融机构，加大地方储蓄在本地转化能力，进一步提高金融对区域经济的支持力度。东北地方性金融体系建设的重点在于发展壮大各个城市商业银行、改革重组农村信用社、组建民营金融机构，同时积极吸引外资银行和国内12家股份制商业银行在东北地区设立分支机构；二是努力将大连发展成为东北地区的区域金融中心。鉴于大连市经济基础较好、金融集聚效应初步显现、区位条件优越等先决条件，集中资源、发挥比较优势将大连市建设成为区域性金融中心，以此带动并促进东北地区金融整体发展。
第二，通过健全金融市场体系、鼓励金融创新等措施来加大直接融资比重，引导企业和个人减少对传统融资机制的依赖，增强市场融资意向和自主融资行为，以提高东北地区的金融效率。一是构建多层次金融市场体系，以直接融资方式来提高东北地区金融效率，包括培育和发展货币市场、积极发挥资本市场的作用；二是通过渐进式的金融创新提高东北地区的金融效率，包括建立地方金融控股公司、鼓励发展产业投资基金、积极推广资产证券化等。
第三，通过政府的适度介入与构建政策性金融体系，推动东北地区经济发展。在发挥政府积极作用方面，一是发挥地方政府的金融调控职能，合理规划东北区域金融业的发展；二是创造良好的金融发展环境，推进东北区域信用体系建设；三是加强金融监管的区域协调与配合，创建东北金融安全区；四是密切各区域经济主体间的沟通，为银企沟通与合作搭建平台。在构建政策金融体系方面，一是强化现有三大政策性银行（国家开发银行、农业发展银行和进出口银行）对东北地区的金融支持；二是设立新的区域政策性银行东北振兴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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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杨全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