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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南宋遗民诗人生于宋室衰微之际，历宋末巨变后而入元。这些遗民诗人同时经历了文化极盛、王与士大夫共天下的赵宋之世和儒学式微、颠覆了封建王朝“文治”传统的蒙元政权，同时，在自身强烈的民族意识和蒙元严苛的民族政策的双重作用之下，这些遗民诗人突破了传统士人的思维模式，在士人的自觉意识中加入了新的元素。本文试图通过将这一时期独特的社会背景和遗民作品的内容相联系，从而探讨宋元之际遗民诗人独特的创作心态。
关键词：南宋；元代；遗民诗人；士人心态
宋元之际是中国历史上士人心态遭逢又一大冲击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对经历了与异族政权长期的、不间断的斗争与蒙元政权对南人严苛的民族压迫政策的士大夫们而言，强烈的民族意识，开始成为其心态的主导因素。南宋遗民诗人，是这一时期士人阶层的组成部分。以民族意识为导向，在家国沦亡的背景之下，遗民诗人开始在理学思想的框架下做出了对自身和对国家价值认知进行重新构建的尝试。在这些遗民诗人创作的大量作品之中，往往折射出一种微妙的“矛盾”心态。
士人的心态往往皇权的变动息息相关，虽然根据具体情况的不同二者会呈现离合不定的面貌，但它们始终是被捆绑在一起的。士大夫言“入世”之志时，需要依靠与皇权同一性来实现对自我利益的保障；而士人言“出世”之志时，其对自我的认知也依然建立在依靠皇权维系的封建体系之下。然而到了宋元之际，随着蒙元政权入主江南，遗民诗人却走上了一条与当朝皇权相背离的道路，这就让这一时期遗民诗人的作品蒙上了一层批判色彩，折射出一定的反传统意识。但同时，这种与新政权的剥离确是建立在对旧政权的缅怀和忠诚之上的，也因此，这一时期的遗民群体诗作的主题取向终究无法摆脱传统士大夫对封建政权根深蒂固的认同感。以遗民之身作叛逆之语，在这一时期的遗民诗作中，是一种很常见的情况。
一、对“故君”与“故土”关系的再认知
通过对南宋遗民诗人作品的梳理，不难看出，宋元之际，这些诗人在作品中对故宋的塑造呈现出一种批判与怀恋并行的姿态。
“乱点连声杀六更，荧荧庭燎待天明。侍臣已写归降表，臣妾佥名谢道清。”
此首《醉歌》为钱塘（一作吴縣）遗民诗人汪元亮在临安沦陷时期所作，该首作品是遗民诗人传世诗作中反传统意识体现得较为鲜明的一首，这种意识集中体现在全诗的最后一句当中，“谢道清”，为宋季实际统治者谢太后的全名。汪元量在诗中直呼其名，更以“臣妾”之称毫无遮掩地反映谢太后以国母之尊而降于蒙元的乞怜之态，可谓冒犯，而个中批判意味也由此更佳凸显，后人在评此诗时，谓其“斥言之正以见哀痛之极也”，正得其意。
如果说以汪元量的《醉歌》为代表的作品是遗民诗人见证历史事件之后对统治阶层的批判性的感怀，那么以陈普的《壬辰日蚀》为代表的作品，则从另一个侧面出发，展开了对宋室灭亡原因的深层次思考。
“忆昔度宗皇帝时，十年十三日食之。似道屃赑湖海曲，天子宫庭耽乐嬉。满朝翕翕皆妇人，祸来照镜方画眉。北军顺流日食既，两国正尔争雄雌。兴亡岂必皆有数，百年以来士气索。文臣髀肉不识马，武士惊魄怕见旗。”
因为该首作品并未如汪诗一般针对某一特定历史片段所作，而是对基于一段较长历史时期的政策反思，因而并未将宋室败亡的原因单纯地归结到某一人或某一事之上，愈显沉郁深刻。
除却对宋室的指斥与反思之外，对故国乃至故君的深刻怀恋，也作为一个重要的文学主题，频繁地出现在遗民诗人的作品当中。遗民诗人郑思肖即是个中翘楚。“思肖”为宋亡之后所更易，“肖”取赵宋国姓的一部分，喻指不忘旧国；其字忆翁，亦应为入元后所改，以示故国之思；自号所南，该因其日常坐卧，皆有意取面南背北之向，昭示其作为“遗民”的身份。因此，仅就其名、字、号观之，对南宋的思缅就已呼之欲出。在他的作品中，从“南望二王”到“北忆三公”，君王已经成为了南宋遗民在思念旧国时的一个符号。
批判与怀恋两个主题的并行，不是毫无章法的背道而驰，而是有着深层次的合理性蕴于其中。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自夏确立封建政权以来，“君王”与“土地”便一直是两个不可分割的对象。对国家土地资源的控制，是封建君主维护自身权力的最重要的手段之一。士人作为皇权的拥护者与被庇护者，这样的观念也就在几千年的演进当中成为他们牢不可破的信条之一。然而，宋元之际，士人在民族与文化的双重压迫下被迫游离于新政权的边缘，造成了一种对皇权的归属感的缺失；同时，自《春秋》而始的“华夷之别”的认知与宋百年以来形成的强烈民族意识，进一步加剧了他们对蒙元政权的对抗意识。可以说，宋元之际的南宋遗民士人，对元政权非但不认同，甚至抱持着强烈的敌意。这就让士人与皇权密不可分的关系出现了不可弥合的裂痕。
而另一方面，这种对皇权的敌意仅仅生发于对蒙元政权的不认同上，而并非一种对所有皇权的普遍性感受，甚至，在蒙元野蛮的压制政策的对比下，遗民诗人们爆发了一种对以故宋为代表的正统封建王朝的文治制度强烈热情，因而，对赵宋政权的认同感反而加深了。随着对旧王权的怀恋而来的，是将“君王”与“土地”紧密相连的逻辑下的对“故土”的怀恋。可以说，在这一时期，虽然遗民诗人们脚下的土地并未发生质的变化，但出于对新旧政权的不同认知，随着对“旧朝”的感怀，独归属于旧朝的“故土”也就成为了诗人怀恋的主要对象。在这一时期遗民诗人的作品中，“故君”并不是指代某一位特定的君主，而是一种“故土”的象征。而在遗民诗人的认知中，再也回不去的美好故土与需要指斥、批判的统治者是割裂的。文天祥在谢氏母子降元后，以“德佑吾君也，不幸而失国，当此之时，社稷为重，君为轻。吾别立君，为宗庙社稷计，所以为忠也”的信条别立少帝，坚持抗元，就是宋元之际遗民诗人这种割裂的思想倾向的真实写照。
二、对典型人物的重新阐释与对自身价值认知的升华
如果说，宋元之际遗民诗人的作品在“思国”的角度，对政权与土地之间的认识进行了一番新的探讨，那么，这些诗人在“思己”的角度，则从对典型历史人物的偶像崇拜中跳脱出来，其关注的重点转移到对其自身的价值发掘中。在这种风气的影响下，遗民之间的酬唱与题拂，也蔚然成风。 遗民与君权的割裂倾向，是造就其作品中对典型人物的颠覆性阐释的渊源。
汪元量就曾在《余将南归燕赵诸公子携妓把酒钱别醉中作把酒听歌行》二首中作“天不荒，地不老，人生百年休草草。对花对酒且高歌，盖世功名亦枯槁。满堂金玉守者谁，万事何如酒杯好。君不见巢父许由空洗耳，伯夷叔齐空饿死”之语。事实上，有关这种颠覆性的塑造，宋元之际还有很多，其中针对如伯夷叔齐一般的忠义之士的，比较典型的代表还有释文珦在《送赵东阁罢官归永嘉》中对屈原这一传统忠义形象保持的“应笑”、“空留”之感慨；此外，对与君王关系密切的美人的颠覆性阐释也在这一时期的遗民诗中有所体现，譬如汪元量在同系列诗歌中咏杨贵妃时的“天生尤物不足珍”、方一夔咏昭君时的“当初自恃颜如花，不嫁比邻来天家”。从这些被重新解读的历史典型人物的特征出发，我们不难看出，他们自身与君王都存在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伯夷叔齐因忠于殷商而饿死在首阳山，屈原因返郢无望而自投汨罗；杨玉环因天子之无情而香消马嵬，昭君因“汉人嫁我结和好”而远出塞外……可以说，这些典型历史人物的悲剧性结局，与君权的控制是密不可分的，也因此，出于对君权的不认同心理以及对自身价值的再认知，遗民诗人在部分作品中对这些形象做出了不一样的解读，体现了一种在失地亡国之后对统治阶级强烈不信任，同时也是一种对自身处境的自嘲性解读。
而与对传统典型人物的颠覆相对的，是对身边“偶像”的重新确立。在这些被南宋遗民诗人推出的“新偶像”当中，获得了最广泛认同的，莫过于文天祥与陆秀夫二人。就文天祥一人而言，汪元量、冯桂芳、郑思肖、谢翱、吴思齐、翁衡等皆创作过大量与他相酬和或与他有关的诗歌。文天祥是宋季自士大夫阶层脱颖而出的抗元将领，他在《过零丁洋》里自述平生“辛苦遭逢起一经”之渊源，他以状元及第，本身就是一名十分优秀的士大夫，这让与他同源的南宋遗民诗人们生发出极大的共鸣，而文天祥其人，作为“宋末三杰”之一，无疑是遗民诗人中最伟大的以为民族英雄，因而，遗民诗人在提起他时，所思所作皆是“精诚揭天日，气魄动夷夏”、“书生倚剑歌激烈，万壑松声助幽咽。世间泪洒儿女别，大丈夫心一寸铁！”的对英雄气魄的激荡。而同为“宋末三杰”的陆秀夫，则更多的作为负帝蹈海的节士为遗民诗人所描绘。
这种摆脱了传统英雄人物的桎梏，转而关注对和自己处于同一群体的英雄人物的取向，体现出一种宋代遗民群体摆脱传统固化教条的桎梏，不断深化自我认知、升华自我价值的过程。他们从个人的角度出发去理解封建社会中推崇的传统的英雄形象，体现出一种对传统价值认知的叛逆心态；同时，他们还不断地在自身所在的群体中寻找并树立新的英雄，体现出一种对自我价值的认同。但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对英雄价值的重新解读和反传统的倾向，与魏晋时期对儒学思想的彻底颠覆是完全不同的。儒学自汉以来，在士人内心中扎根已长达千余年，在两宋时期，“理学”则将儒学的发展推上了有一个高峰。理学是南宋文化思想的主流，南宋遗民诗人对南宋文化抱持着坚定的认同感，也就是说，理学思想是他们在亡国之后赖以支撑自己的信仰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在这一时期，遗民们所追求的，并不是一种彻底的突破，而是一种对自身价值的升华。他们在理学的框架之下，将自身与历史中的英雄人物相映照，从“人性”的角度出发将传统的英雄拉下神坛，同时，又从自身认知需要的角度出发，将自己所在的群体塑造成儒家价值体系下的英雄，从而需求一种在当时社会无法从外界获得的自我肯定。
关键词：南宋；元代；遗民诗人；士人心态
宋元之际是中国历史上士人心态遭逢又一大冲击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对经历了与异族政权长期的、不间断的斗争与蒙元政权对南人严苛的民族压迫政策的士大夫们而言，强烈的民族意识，开始成为其心态的主导因素。南宋遗民诗人，是这一时期士人阶层的组成部分。以民族意识为导向，在家国沦亡的背景之下，遗民诗人开始在理学思想的框架下做出了对自身和对国家价值认知进行重新构建的尝试。在这些遗民诗人创作的大量作品之中，往往折射出一种微妙的“矛盾”心态。
士人的心态往往皇权的变动息息相关，虽然根据具体情况的不同二者会呈现离合不定的面貌，但它们始终是被捆绑在一起的。士大夫言“入世”之志时，需要依靠与皇权同一性来实现对自我利益的保障；而士人言“出世”之志时，其对自我的认知也依然建立在依靠皇权维系的封建体系之下。然而到了宋元之际，随着蒙元政权入主江南，遗民诗人却走上了一条与当朝皇权相背离的道路，这就让这一时期遗民诗人的作品蒙上了一层批判色彩，折射出一定的反传统意识。但同时，这种与新政权的剥离确是建立在对旧政权的缅怀和忠诚之上的，也因此，这一时期的遗民群体诗作的主题取向终究无法摆脱传统士大夫对封建政权根深蒂固的认同感。以遗民之身作叛逆之语，在这一时期的遗民诗作中，是一种很常见的情况。
一、对“故君”与“故土”关系的再认知
通过对南宋遗民诗人作品的梳理，不难看出，宋元之际，这些诗人在作品中对故宋的塑造呈现出一种批判与怀恋并行的姿态。
“乱点连声杀六更，荧荧庭燎待天明。侍臣已写归降表，臣妾佥名谢道清。”
此首《醉歌》为钱塘（一作吴縣）遗民诗人汪元亮在临安沦陷时期所作，该首作品是遗民诗人传世诗作中反传统意识体现得较为鲜明的一首，这种意识集中体现在全诗的最后一句当中，“谢道清”，为宋季实际统治者谢太后的全名。汪元量在诗中直呼其名，更以“臣妾”之称毫无遮掩地反映谢太后以国母之尊而降于蒙元的乞怜之态，可谓冒犯，而个中批判意味也由此更佳凸显，后人在评此诗时，谓其“斥言之正以见哀痛之极也”，正得其意。
如果说以汪元量的《醉歌》为代表的作品是遗民诗人见证历史事件之后对统治阶层的批判性的感怀，那么以陈普的《壬辰日蚀》为代表的作品，则从另一个侧面出发，展开了对宋室灭亡原因的深层次思考。
“忆昔度宗皇帝时，十年十三日食之。似道屃赑湖海曲，天子宫庭耽乐嬉。满朝翕翕皆妇人，祸来照镜方画眉。北军顺流日食既，两国正尔争雄雌。兴亡岂必皆有数，百年以来士气索。文臣髀肉不识马，武士惊魄怕见旗。”
因为该首作品并未如汪诗一般针对某一特定历史片段所作，而是对基于一段较长历史时期的政策反思，因而并未将宋室败亡的原因单纯地归结到某一人或某一事之上，愈显沉郁深刻。
除却对宋室的指斥与反思之外，对故国乃至故君的深刻怀恋，也作为一个重要的文学主题，频繁地出现在遗民诗人的作品当中。遗民诗人郑思肖即是个中翘楚。“思肖”为宋亡之后所更易，“肖”取赵宋国姓的一部分，喻指不忘旧国；其字忆翁，亦应为入元后所改，以示故国之思；自号所南，该因其日常坐卧，皆有意取面南背北之向，昭示其作为“遗民”的身份。因此，仅就其名、字、号观之，对南宋的思缅就已呼之欲出。在他的作品中，从“南望二王”到“北忆三公”，君王已经成为了南宋遗民在思念旧国时的一个符号。
批判与怀恋两个主题的并行，不是毫无章法的背道而驰，而是有着深层次的合理性蕴于其中。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自夏确立封建政权以来，“君王”与“土地”便一直是两个不可分割的对象。对国家土地资源的控制，是封建君主维护自身权力的最重要的手段之一。士人作为皇权的拥护者与被庇护者，这样的观念也就在几千年的演进当中成为他们牢不可破的信条之一。然而，宋元之际，士人在民族与文化的双重压迫下被迫游离于新政权的边缘，造成了一种对皇权的归属感的缺失；同时，自《春秋》而始的“华夷之别”的认知与宋百年以来形成的强烈民族意识，进一步加剧了他们对蒙元政权的对抗意识。可以说，宋元之际的南宋遗民士人，对元政权非但不认同，甚至抱持着强烈的敌意。这就让士人与皇权密不可分的关系出现了不可弥合的裂痕。
而另一方面，这种对皇权的敌意仅仅生发于对蒙元政权的不认同上，而并非一种对所有皇权的普遍性感受，甚至，在蒙元野蛮的压制政策的对比下，遗民诗人们爆发了一种对以故宋为代表的正统封建王朝的文治制度强烈热情，因而，对赵宋政权的认同感反而加深了。随着对旧王权的怀恋而来的，是将“君王”与“土地”紧密相连的逻辑下的对“故土”的怀恋。可以说，在这一时期，虽然遗民诗人们脚下的土地并未发生质的变化，但出于对新旧政权的不同认知，随着对“旧朝”的感怀，独归属于旧朝的“故土”也就成为了诗人怀恋的主要对象。在这一时期遗民诗人的作品中，“故君”并不是指代某一位特定的君主，而是一种“故土”的象征。而在遗民诗人的认知中，再也回不去的美好故土与需要指斥、批判的统治者是割裂的。文天祥在谢氏母子降元后，以“德佑吾君也，不幸而失国，当此之时，社稷为重，君为轻。吾别立君，为宗庙社稷计，所以为忠也”的信条别立少帝，坚持抗元，就是宋元之际遗民诗人这种割裂的思想倾向的真实写照。
二、对典型人物的重新阐释与对自身价值认知的升华
如果说，宋元之际遗民诗人的作品在“思国”的角度，对政权与土地之间的认识进行了一番新的探讨，那么，这些诗人在“思己”的角度，则从对典型历史人物的偶像崇拜中跳脱出来，其关注的重点转移到对其自身的价值发掘中。在这种风气的影响下，遗民之间的酬唱与题拂，也蔚然成风。 遗民与君权的割裂倾向，是造就其作品中对典型人物的颠覆性阐释的渊源。
汪元量就曾在《余将南归燕赵诸公子携妓把酒钱别醉中作把酒听歌行》二首中作“天不荒，地不老，人生百年休草草。对花对酒且高歌，盖世功名亦枯槁。满堂金玉守者谁，万事何如酒杯好。君不见巢父许由空洗耳，伯夷叔齐空饿死”之语。事实上，有关这种颠覆性的塑造，宋元之际还有很多，其中针对如伯夷叔齐一般的忠义之士的，比较典型的代表还有释文珦在《送赵东阁罢官归永嘉》中对屈原这一传统忠义形象保持的“应笑”、“空留”之感慨；此外，对与君王关系密切的美人的颠覆性阐释也在这一时期的遗民诗中有所体现，譬如汪元量在同系列诗歌中咏杨贵妃时的“天生尤物不足珍”、方一夔咏昭君时的“当初自恃颜如花，不嫁比邻来天家”。从这些被重新解读的历史典型人物的特征出发，我们不难看出，他们自身与君王都存在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伯夷叔齐因忠于殷商而饿死在首阳山，屈原因返郢无望而自投汨罗；杨玉环因天子之无情而香消马嵬，昭君因“汉人嫁我结和好”而远出塞外……可以说，这些典型历史人物的悲剧性结局，与君权的控制是密不可分的，也因此，出于对君权的不认同心理以及对自身价值的再认知，遗民诗人在部分作品中对这些形象做出了不一样的解读，体现了一种在失地亡国之后对统治阶级强烈不信任，同时也是一种对自身处境的自嘲性解读。
而与对传统典型人物的颠覆相对的，是对身边“偶像”的重新确立。在这些被南宋遗民诗人推出的“新偶像”当中，获得了最广泛认同的，莫过于文天祥与陆秀夫二人。就文天祥一人而言，汪元量、冯桂芳、郑思肖、谢翱、吴思齐、翁衡等皆创作过大量与他相酬和或与他有关的诗歌。文天祥是宋季自士大夫阶层脱颖而出的抗元将领，他在《过零丁洋》里自述平生“辛苦遭逢起一经”之渊源，他以状元及第，本身就是一名十分优秀的士大夫，这让与他同源的南宋遗民诗人们生发出极大的共鸣，而文天祥其人，作为“宋末三杰”之一，无疑是遗民诗人中最伟大的以为民族英雄，因而，遗民诗人在提起他时，所思所作皆是“精诚揭天日，气魄动夷夏”、“书生倚剑歌激烈，万壑松声助幽咽。世间泪洒儿女别，大丈夫心一寸铁！”的对英雄气魄的激荡。而同为“宋末三杰”的陆秀夫，则更多的作为负帝蹈海的节士为遗民诗人所描绘。
这种摆脱了传统英雄人物的桎梏，转而关注对和自己处于同一群体的英雄人物的取向，体现出一种宋代遗民群体摆脱传统固化教条的桎梏，不断深化自我认知、升华自我价值的过程。他们从个人的角度出发去理解封建社会中推崇的传统的英雄形象，体现出一种对传统价值认知的叛逆心态；同时，他们还不断地在自身所在的群体中寻找并树立新的英雄，体现出一种对自我价值的认同。但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对英雄价值的重新解读和反传统的倾向，与魏晋时期对儒学思想的彻底颠覆是完全不同的。儒学自汉以来，在士人内心中扎根已长达千余年，在两宋时期，“理学”则将儒学的发展推上了有一个高峰。理学是南宋文化思想的主流，南宋遗民诗人对南宋文化抱持着坚定的认同感，也就是说，理学思想是他们在亡国之后赖以支撑自己的信仰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在这一时期，遗民们所追求的，并不是一种彻底的突破，而是一种对自身价值的升华。他们在理学的框架之下，将自身与历史中的英雄人物相映照，从“人性”的角度出发将传统的英雄拉下神坛，同时，又从自身认知需要的角度出发，将自己所在的群体塑造成儒家价值体系下的英雄，从而需求一种在当时社会无法从外界获得的自我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