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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描画一个准确无误的王石极为困难。
他爱自由。曾经的理想是成为一名海员，做一个人在天涯的行者。从中国的某个海湾出发，向东，到大海中心，再向东，到达另一个港湾。然后再出发，一次一次，游走在世界的每一个海角。现实是，他成了一名房地产企业家，创建了自己的商业帝国——万科，每天行程滿满当当，时间以分钟计。即便两年前从领导者的岗位上退休，如今依然担任40多个职务，求学、演讲、写书，忙个不停。
他重名誉。1988年，万科股份制改造，担任公司法人、董事长兼总经理的王石，放弃了分到他名下的股权，理由之一是“在名和利上，我的本事不大，只能选一头，我就选择了名”。但他率性、耿直，常常“祸从口出”。从10多年前的“拐点论”“捐款门”，到近日《我的改变》新书发布会上劝诫年轻人“别老想着赚钱，先做公益或探险去”、暗讽“富二代”、估测“万科的年报非常好”，一次次把自己推入“风暴”中心。
他极度理性。在万科33年间，从“君万之争”、华润入主、登陆港交所、合伙人制度上台，直至“万宝之争”结束从万科卸任，每一次都杀伐决断。2010年，王石第二次登顶珠峰，下山时突然双目失明，躺在帐篷里吸氧的4个小时，他没有想生死，而是拼命回忆着上山的路，“想象该如何沿原路走下山”。但有时他又极度感性。4年前，天津滨海新区突发爆炸，当地一些小偷趁火打劫，一位万科员工发微信和他说“我们殊死搏斗都要保障业主财产安全”，收到微信的他流泪了。
他不喜与人打交道，朋友圈窄，面对陌生人会紧张，但又离不开聚光灯，需要别人的认可，“在更广阔的人群中获取存在感”;他自信而骄傲，但也常有“匮乏感”，不断地去挑战极限运动、去求学，征服一座座高峰;他严肃，有时又不乏幽默;他时尚，但骨子里崇尚朴素……
“人都是矛盾体。”王石对《环球人物》记者说。因为矛盾，所以痛苦。痛则思变——他不断审视自己，改变自己，一次次重新出发。最近的这次审视，是从4年前在剑桥读书时开始的，他从身体、个性、智识、社会角色和生死观等方面剖析自己，最终成书《我的改变》。在这本书的扉页上，他写道：我的很多人生转变，都是57岁之后发生的。
“至暗时刻”
转折的时间点定格在2008年，一个在很多人记忆中特殊又难忘的年份。雪灾、奥运、金融海啸……“像是一部悬疑片，充满了历史的吊诡。”有人如此形容。
2008年之前的万科，经过20多年的发展已成行业内标杆。王石自己也完成了“7 2”（登顶七大洲最高峰，徒步到达南极点和北极点）。“按照传统思维，我已经功成名就，可以颐养天年了。但实际上，等待我的是一场大风大浪。”王石回忆说。
让他栽跟头的，是“不合时宜的言论”。
导火索是他博客上一篇题为《毕竟，生命是第一位的》的文章。文章发表于5月15日，汶川大地震后的第三天。看到有网友留言 “万科集团才捐200万，太失望了！”一向在网上活跃的王石坐不住了，回应称“赈灾慈善活动是个常态，企业的捐赠活动应该可持续，而不应成为负担”。他还说，万科对集团内部慈善的募捐活动，有条提示：每次募捐，普通员工的捐款以10元为限。
谁也没有料到，这会在网上掀起轩然大波。“每天至少有五六十万条批判、谴责、谩骂的帖子涌进我的个人微博、博客。其中一个帖子，我今天还记忆犹新：‘虽然你登上了珠峰，但你的道德高度还没有坟头高’。”王石当时蒙了——做企业，他建立现代企业管理制度，倡导透明、不行贿的企业文化;做公众人物，他热心公益、登山、飞滑翔伞，是很多人心目中的偶像，“怎么突然就在捐款这个问题上被打翻在地，再踩上一脚，每天诅咒你、谩骂你”。
事态在不断扩大。关心王石的人担心网络暴力转变为现实肢体暴力，建议他出国避避风头。但他本人认为自己没有错，既不妥协，也不躲避。他出现在震后灾区，和万科员工一起参与临时安置、灾后恢复和重建，订帐篷、清理建筑垃圾、找水源……每天实时更新“震后目击”的博文，不关闭评论。
然而在那一刻，无论王石和万科做什么似乎都是不对的。在都江堰灾区，王石站在废墟前与同行专家讨论房屋结构安全问题，照片传到网上，讨论时的手势被网友解读为象征着胜利的“V”字;在四川遵道，万科在援建的遵道学校门口立一个“站起来”的牌子，第二天发现牌子被换成了“王十元”。
更让王石难过的是，一些“80后”员工开始在论坛内部指责他。当年6月的临时股东大会上，他对股东说发现自己“还像个青涩的苹果”，“因为我在博客上不合适地回答了网友们的提问，在这里我向各位股东无条件道歉，不作任何辩解。”他还表示，如果因为个人言论导致万科走势弱于大势，弱于行业，他会立刻辞职。
这不是王石第一次“祸从口出”。之前早些时候，他的“拐点论”已让万科陷入危机。
“拐点论”发生在2007年12月中旬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有记者问“楼市拐点是否出现”，王石说，我认可你关于“拐点论”的说法。此言一出，坊间一片哗然。2007年有一大批拿下高价“地王”的企业，正在等待上市，如果房价下跌，资本市场也会用脚投票。而一旦不能顺利上市，这些高价地将是沉重的负担。一时间，一些同行、政府部门集体反对万科，部分业主聚集售楼处，干扰正常销售。
如今11年过去，回溯往日种种，忆及万科遭遇的冲击，王石“并不觉得委屈，但郁闷是有的”。他认为：作为个人，自己当时的观点没有错，都是社会共识，只是不合时宜;而作为企业家，秉着对股东、员工和市场负责的态度，他当时应该迅速道歉。
更新，重塑
“拐点论”和“捐款门”的争论持续了很久。2008年9月，按照日程安排，王石和华大王健及其他山友入藏攀登希夏邦马峰。“登山10年， 我从来没有哪次进山时心情如此忐忑不安。”
登山途中，王石遇到北大山鹰社登山队队长刘炎林，他此行的目的是建一座纪念碑——2002年，北大山鹰社5名队员在攀登希夏邦马峰西峰时，遭遇雪崩遇难。纪念碑建成后，王石用相机去拍摄铭牌上队员的头像和铭文，拍来拍去，怎么也对不准焦。“我继续贴近了拍，再打开显示屏，发现不锈钢铭牌上反照的是我自己的脸。”他一下子愣住了，呆立了半天。
“山鹰社5位遇难山友带给我的心灵冲击，不仅仅是缅怀死者，还有反思生命的价值——如何使活着更有意义。”王石说。等到下山，“捐款门”事件已渐冷却，持续近一年的“拐点论”也终于尘埃落定——国内楼市陷入低迷，媒体大多转向肯定“拐点论”，王石转身成了 “英明的预言家”。
从舆论中心走出，57岁的王石开始认真思考这一人生命题：如何使活着更有意义？他想重新塑造自己。
王石从来都不是一个满于现状的人。年轻时在部队当兵，他不喜歡部队绝对统一的服从，需要个人力量带来的成就感，选择离开;复员后，他到锅炉大修车间做工人，为的是等待大学指标下来，考出去;大学毕业，他先后到铁路局搞技术、到广东外经委当干部，工作稳定但不甘碌碌无为，于是坐火车到深圳，靠倒卖玉米饲料掘到第一桶金;之后卖科教仪器、进口机电产品等，一直到创办万科，并将之变成全球最大房地产企业。
王石一直在折腾，这个过程让他总有一种知识的匮乏感。32岁去深圳时，他就想赚两年钱，然后出国留学深造。在深圳的日子，他坚持阅读英文专业资料、英文小说，长期订阅《经济学人》和美国《国家地理》。没想到一扎就脱不开身，渐渐放弃了留学梦。
转折发生在2010年4月的一次晚宴，王石的留学梦再次被唤醒。
那次是哈佛大学中国基金会安排的一个答谢宴。宴会上，哈佛大学中国基金会执行主任随口问王石：“有没有兴趣到哈佛游学？短的三个月或半年，长的一年。”他没有任何思索，当即回应：“有兴趣，一年。”
2011年1月，王石到哈佛报到，身份是哈佛亚洲研究中心的访问学者。独自一人在波士顿，除了学习，他还要应付生活的琐碎，一日三餐、超市购物、开信用卡、考驾照、坐地铁……最困难的是语言。刚开始的两个月，上课听不懂，他一下课就和同学拉关系，请他们吃饭，抄笔记。晚上8点他开始做作业，写作文、翻译讲座上的英文笔记，常常一头雾水。波士顿的冬天很冷，有一次，他做功课做到凌晨，听到扫雪车“叮当叮当”的铃声，感到浑身冰凉，“下意识去厨房倒咖啡，发现水壶里的水已烧干，壶底烧得红彤彤的，壶盖上的塑料扣都已经熔化了”。
“登山的时候主要是肉体上的折磨，心理上有恐惧，也就熬两个月，但在哈佛要熬12个月。”那段日子，王石几乎要崩溃了。但一向不服输的他没有放弃，慢慢地愈加得心应手。“每天强记、做作业、强迫接受需要动脑的训练，封存的思维竟开动起来，就像给生锈的机器加了润滑油，激发出了新的动力。”王石说。
哈佛之后，王石求学之路更加通畅。他到剑桥、到牛津，从去年11月开始，开启了海外访学的第三站——以色列希伯来大学，研究“希伯来人在东亚的迁徙史”。就在记者采访结束的当天晚上，他还要飞往以色列继续新一学期的学习。
近十年的海外学习，对王石可以说是“个人价值系统的一次更新”。他开始重新看待“从传统到现代” ，发现自己排斥多年的传统文化，其实早已根植于心。现在，他更多思考的是 “作为一个有中国文化背景的人，怎么在全球文化中把握平衡”。
我能，你也能
12月8日，2019年中国企业领袖年会现场，王石走向舞台中央。他以调侃自己整容做开场白，“在我的理解里，整形，是自己躺在手术台上，别人给你整;塑形，是自己整自己”。
会场上的王石，和记者之前两次见到的样子没什么变化。他穿黑色西装，蓝色牛仔裤，只是西装上的口袋巾换成了粉色。他身姿挺拔，肌肉结实，看不出一点儿赘肉。这样的身形、体态完全不像一个68岁的老头儿。这次年会上的演讲，他澄清两点：没准备整形，下巴是绝不能整的;没有做过心脏搭桥手术。
正如王石所说，他一直在“自己整自己”。在身体上，他非常自律，自己建立了一套理性身体观：加强运动但节制，最好每周5次，每次一小时有氧和无氧运动;出门擦防晒霜;节制饮食，吃东西崇尚简单和清谈……
运动塑造着王石的身体，也改变着他的价值观。
他最大的改变是——从极端的英雄主义到集体主义，这是他从登山到赛艇过程中发现的。2005年下半年，王石着力组织一支南极探险队，以完成个人“7 2”的最后一站。在确定队员名单时，他将上半年一同抵达北极点的两名队员排除在外。“徒步北极时，那名男队员在帐篷里煮饭，把羽绒服给烧着了。女队员呢，走得慢一些，多少会拖慢进度。”王石说。队长跑来做工作，他坚决不同意。后来，队长、队长的助手，还有一名主力队员，再加上被排除的女队员另组一队。最终，两支队伍都成功抵达南极点。 “很长一段时间，我都觉得自己是受害者，原本组织的一支实力很强的队伍突然被严重削弱。”直到后来在剑桥参加赛艇队，王石才意识到运动中团队的协作有多重要。划赛艇的原则是：弱的要自强，强的要助弱。“以前，我追求的是‘我能，你不能’。现在，我更愿意做带动社会、启发他人的事情，追求‘我能，你也能’。这是一个从利己到利他的转变过程。”
运动也影响着王石的生死观。因为登山、飞滑翔伞都是极限运动，常常会遭遇生死一线。他离死亡最近的一次是2003年，第一次登珠峰，他52岁。登顶时已精疲力尽，下撤到8700米处时氧气用完，呼吸极度困难，“全身无力，在昏暗、风雪交加的珠穆朗玛峰上，感觉后脑勺暖洋洋的，一股暖流从后脑勺到额头，再流满全身，这股暖流让我感觉不到痛苦，很困，一闭上眼就有种即刻上天堂的感觉”。经过20分钟的挣扎， 王石硬挺着下山。后来队医跟他说，这种阳光照射的幻觉，已经是濒死状态了。“這些长时间、近距离的折磨，和一次次突发性的挑战，磨炼了我的意志，也慢慢教会了我如何坦然面对死亡。”
王石不惧死亡，不惧衰老，只恐惧自己失去创造力，恐惧成为他人的负累，恐惧不能完整体验生命。2017年6月，他从万科退休。“当然有纠结，但是决定后，一切都很平静，一直平静到现在。”
这两年，王石没有失落，反而更加斗志昂扬。他正在开启自己的“第三段人生”，这是一段与万科截然不同的旅程，与自我价值的实现相关，与带动、启发他人有关。他试图把佛教引入以色列，并在当地成立风投基金，跟乙肝肿瘤药的研发有关;他挖掘大运河文化，将赛艇和十几个运河城市结合，运动、健康、教育、城市的再更新、自然环保全部涵盖……每一件都让他引以为傲，如果成功，足以将他再推上人生巅峰。
所以，在公共场合、在聚光灯下，人们总能看到一个处于兴奋状态的王石。他一直蓄势待发，习惯逃离安逸和顺境，将自己置于“痛苦”之中，身体上或者精神上。因为他知晓“实现荣耀需要经历痛苦，一旦登顶不能停留，因为它容易让人虚弱不堪，头脑糊涂”。
2018年5月，王石登上《朗读者》的舞台，他选读的是古罗马塞涅卡的《论幸福生活》。文章的最后，是这样说的：我从来就没信任过命运女神，即使在她面前表现出一副示好的样子时也没信任过。她好心赐予我的那些礼物——金钱、职位、权势，我都存在了一个她不惊动我就可以收回的地方，只要命运女神微笑时别上当，那么她皱眉时，就不会吃大亏。
这是王石的心声，亦是他行走半生的人生信条。
王石
1951年生于广西柳州。1984年在深圳创办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辞任万科董事会主席。自2010年始先后到哈佛大学、剑桥大学、牛津大学、以色列希伯来大学做访问学者。现任万科集团名誉主席、万科公益基金会理事长等职。2019年11月出版自传《我的改变：个人的现代化4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