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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后”的年轻人大多不知何为“上纲上线”。所谓“纲”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纲”，“线”是“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不容置疑地等同于“正确路线”）的“线”。在那个最讲政治的年代（“政治挂帅，思想领先”），要求人们用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的眼光看待一切、分析一切，即将人们的一言一行都分成是拥护还是反对共产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制度和毛主席，这就是“上纲上线”。那个动辄得咎的年头，谁不怕被扣上“三反分子”的帽子？“红色恐怖”（当时这不是一个贬义词，而是正大光明还有人抢的旗帜）之下，语言暴力成了寻常风景，什么“牛鬼蛇神”、“走资派”、“保皇狗”、“小爬虫”之类命名，“批倒批臭”、“好个屁”之类誓词与詈语满天飞。这个时期的语言暴力与行动暴力是合二为一的。一个昔日受人尊敬的“学术权威”一旦被挂上“反动”的前缀，学生和校工都可以向他吐唾沫乃至施以拳脚；更有因一时紧张导致口误，“恶毒攻击”“文化大革命”而被当场打翻在地的。
由政府监督人民到人民监督政府
没有政治权力做后盾和支持的政治性话语暴力只是恶语相向。鲁迅骂梁实秋是“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创造社时期的郭沫若骂鲁迅是“封建余孽”、“二重反革命”，除了惹人生气，没有什么实际危险。这样的恶谥如果是在1949年之后，梁实秋（若在大陆）和鲁迅肯定不能一笑了之或回骂便了。在“最最革命”的年代，想整倒某人，便挖空心思给那人“上纲上线”。
值得欣慰的是，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全面监控公民、动辄“上纲上线”以致人人自危的年代终于一去不复返了。我们今天再也不会纯粹因为发几句牢骚、表达几句“不满”就被入罪了，一般性的公民维权和时政批评也不必心怀恐惧了，这就是讽刺性的短信段子满天飞、网络上的帖子如潮涌、报纸争相开办时评版的社会条件。
至于“彭水诗案”、“稷山文案”、济南“红钻帝国”跟帖案等，皆因针对了具体的人和事，被语及的官员或权力机关认定对他（它）们的政绩和形象有不利影响，便利用手中的权力（暴力机器）进行惩罚，杀鸡吓猴。他（它）们今天的“上纲上线”不是用意识形态做案由，而是用“诽谤”、“造谣”、“煽动”、“破坏社会秩序”等罪名，或者另找经济犯罪、嫖娼卖淫之类由头收拾。老实说，对于掌权者的这种做法，我是能够“理解”的。有可以滥用的权力而不用，“过期作废”嘛！至于掌权者的道德良知，本来就靠不住，只怪我们当老百姓的无能，还没有“驯服权力”。但这些滥用权势者的好日子不会武运久长了，时代不同了，他们的“上纲上线”不再所向无敌，往往甫出手就在地盘之外受到社会舆论的公开质疑和谴责。
可是，有些惯于“上纲上线”的人，却没到看到中国正从政府监督人民向人民监督政府转变的历史趋势，仍想借用政治权力打压与自己思想观点或利益诉求相左的人。
在公众的反对声中，自今年5月以来备受社会关注的北京东四八条拆迁项目暂停。《青年周末》报道《老爹主拆女儿管盖文保专家被指以权肥私》，文中涉及的核心人物古建专家王世仁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不是用事实为自己辩护，而是说什么“这些攻击是别有用心的，甚至是政治上的别有用心……应该让安全部门去调查”，并上纲上线说质疑他的人“一定是有来头、有背景的，肯定不是一个人，是一个集团，一个怀有政治目的的集团”。嘻，肯定不是“胡风反革命集团”和刘邓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吧？那么王世仁同志身边这个别有用心的政治集团是些什么人呢？
此前何祚庥先生针对我等对官煤勾结导致矿难频发的谴责声色俱厉地说，激烈批评“有些人片面追求经济发展，将GDP数字增长置于‘人’的悲欢安危之上，甚至不惜牺牲弱势群体的基本生存条件”，“实质上是在激烈批评‘发展是硬道理’，激烈批评‘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意在攻击和“摧毁这个政权”。（《新语丝》2006年2月16日）
两位先生是在政治运动中成长的七八十岁的老人，留恋“上纲上线”倒也在情理之中。难以理解的是，一些年纪在五十岁上下的知识精英也不愿放弃这种战法。一些经济学家指责媒体“挑拨社会不满情绪”或煽动“仇富”，煞有介事地警告不要“引起混乱”,即属此列。
“道德民兵”与网络“愤青”
政治上的“上纲上线”无可奈何花落去，道德上的“上纲上线”却方兴未艾。这个“纲”由“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纲”转变成了纲常伦理的“纲”。中国自古以来大逆不道的罪名，一是谋反，二是违反天伦人伦的败德恶行。明代异端思想家被检举的罪过，除了不以孔子的是非为是非，“惑乱人心”，“尤可恨者”就是“肆行不简”，乱搞男女关系。如今时代变了，败德便增加了虐待猫狗等义项。这两年酿成的轰轰烈烈的网络事件不少。所谓“铜须门”事件是传统的反通奸，虽然通奸（古人叫“和奸”）在法律上已非罪化，一些网民却恨不能将当事人乱石砸死或用古法沉潭。至于护士虐猫、南京烧狗以及“史上最毒的后妈”等事件，一些自以为有爱心有正义感的“道德民兵”已不满足于网络上的口诛笔伐，还走下网络面对面地惩罚起他们认为的“恶人”来。
“道德民兵”和网络“爱国”愤青在虚拟的网络世界（包括下网啸聚替天行道）发威，按照刘再复先生的分析，其成因当属革命动员、群众专政之后的第三种：宣泄的需要。按袁晓明先生近日的说法则是“苦毒发泄”。这些人在现实生活中有太多的挫败感和无力感，缺乏成就感和归属感，参与这样的道德讨伐和“爱国”大合唱，可以安全地找到一点自我精神满足，仿佛自己真有了改造世界的正义感和伟大力量。
我觉得，与以讲粗话痞话为荣、辱骂谈吐文雅的“时尚”划清界限不难，要与“上纲上线”的语言暴力撇清才难。长期受其潜移默化的几代人包括我自己，要摆脱其影响谈何容易！
然而，“上纲上线”的语言暴力式微是社会进步的必然趋势。人民监督政府而不是政府监督人民的时代正在来临，“扣帽子、打棍子”的威力正加速衰减。同时，只要真正着力建设以“民主、自由、公平、正义”为核心价值的社会，公民享有日渐充分的言论自由，人们的苦毒心理就会得到有效缓和，网络和舆论的自我净化能力就会得到加强，平恕宽容与人为善就会成为社会主流。
至少，我期待这样。
（写于2007年7月28日）
（作者系杂文家、资深媒体人）
由政府监督人民到人民监督政府
没有政治权力做后盾和支持的政治性话语暴力只是恶语相向。鲁迅骂梁实秋是“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创造社时期的郭沫若骂鲁迅是“封建余孽”、“二重反革命”，除了惹人生气，没有什么实际危险。这样的恶谥如果是在1949年之后，梁实秋（若在大陆）和鲁迅肯定不能一笑了之或回骂便了。在“最最革命”的年代，想整倒某人，便挖空心思给那人“上纲上线”。
值得欣慰的是，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全面监控公民、动辄“上纲上线”以致人人自危的年代终于一去不复返了。我们今天再也不会纯粹因为发几句牢骚、表达几句“不满”就被入罪了，一般性的公民维权和时政批评也不必心怀恐惧了，这就是讽刺性的短信段子满天飞、网络上的帖子如潮涌、报纸争相开办时评版的社会条件。
至于“彭水诗案”、“稷山文案”、济南“红钻帝国”跟帖案等，皆因针对了具体的人和事，被语及的官员或权力机关认定对他（它）们的政绩和形象有不利影响，便利用手中的权力（暴力机器）进行惩罚，杀鸡吓猴。他（它）们今天的“上纲上线”不是用意识形态做案由，而是用“诽谤”、“造谣”、“煽动”、“破坏社会秩序”等罪名，或者另找经济犯罪、嫖娼卖淫之类由头收拾。老实说，对于掌权者的这种做法，我是能够“理解”的。有可以滥用的权力而不用，“过期作废”嘛！至于掌权者的道德良知，本来就靠不住，只怪我们当老百姓的无能，还没有“驯服权力”。但这些滥用权势者的好日子不会武运久长了，时代不同了，他们的“上纲上线”不再所向无敌，往往甫出手就在地盘之外受到社会舆论的公开质疑和谴责。
可是，有些惯于“上纲上线”的人，却没到看到中国正从政府监督人民向人民监督政府转变的历史趋势，仍想借用政治权力打压与自己思想观点或利益诉求相左的人。
在公众的反对声中，自今年5月以来备受社会关注的北京东四八条拆迁项目暂停。《青年周末》报道《老爹主拆女儿管盖文保专家被指以权肥私》，文中涉及的核心人物古建专家王世仁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不是用事实为自己辩护，而是说什么“这些攻击是别有用心的，甚至是政治上的别有用心……应该让安全部门去调查”，并上纲上线说质疑他的人“一定是有来头、有背景的，肯定不是一个人，是一个集团，一个怀有政治目的的集团”。嘻，肯定不是“胡风反革命集团”和刘邓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吧？那么王世仁同志身边这个别有用心的政治集团是些什么人呢？
此前何祚庥先生针对我等对官煤勾结导致矿难频发的谴责声色俱厉地说，激烈批评“有些人片面追求经济发展，将GDP数字增长置于‘人’的悲欢安危之上，甚至不惜牺牲弱势群体的基本生存条件”，“实质上是在激烈批评‘发展是硬道理’，激烈批评‘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意在攻击和“摧毁这个政权”。（《新语丝》2006年2月16日）
两位先生是在政治运动中成长的七八十岁的老人，留恋“上纲上线”倒也在情理之中。难以理解的是，一些年纪在五十岁上下的知识精英也不愿放弃这种战法。一些经济学家指责媒体“挑拨社会不满情绪”或煽动“仇富”，煞有介事地警告不要“引起混乱”,即属此列。
“道德民兵”与网络“愤青”
政治上的“上纲上线”无可奈何花落去，道德上的“上纲上线”却方兴未艾。这个“纲”由“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纲”转变成了纲常伦理的“纲”。中国自古以来大逆不道的罪名，一是谋反，二是违反天伦人伦的败德恶行。明代异端思想家被检举的罪过，除了不以孔子的是非为是非，“惑乱人心”，“尤可恨者”就是“肆行不简”，乱搞男女关系。如今时代变了，败德便增加了虐待猫狗等义项。这两年酿成的轰轰烈烈的网络事件不少。所谓“铜须门”事件是传统的反通奸，虽然通奸（古人叫“和奸”）在法律上已非罪化，一些网民却恨不能将当事人乱石砸死或用古法沉潭。至于护士虐猫、南京烧狗以及“史上最毒的后妈”等事件，一些自以为有爱心有正义感的“道德民兵”已不满足于网络上的口诛笔伐，还走下网络面对面地惩罚起他们认为的“恶人”来。
“道德民兵”和网络“爱国”愤青在虚拟的网络世界（包括下网啸聚替天行道）发威，按照刘再复先生的分析，其成因当属革命动员、群众专政之后的第三种：宣泄的需要。按袁晓明先生近日的说法则是“苦毒发泄”。这些人在现实生活中有太多的挫败感和无力感，缺乏成就感和归属感，参与这样的道德讨伐和“爱国”大合唱，可以安全地找到一点自我精神满足，仿佛自己真有了改造世界的正义感和伟大力量。
我觉得，与以讲粗话痞话为荣、辱骂谈吐文雅的“时尚”划清界限不难，要与“上纲上线”的语言暴力撇清才难。长期受其潜移默化的几代人包括我自己，要摆脱其影响谈何容易！
然而，“上纲上线”的语言暴力式微是社会进步的必然趋势。人民监督政府而不是政府监督人民的时代正在来临，“扣帽子、打棍子”的威力正加速衰减。同时，只要真正着力建设以“民主、自由、公平、正义”为核心价值的社会，公民享有日渐充分的言论自由，人们的苦毒心理就会得到有效缓和，网络和舆论的自我净化能力就会得到加强，平恕宽容与人为善就会成为社会主流。
至少，我期待这样。
（写于2007年7月28日）
（作者系杂文家、资深媒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