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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根据翻译学的定义以及‘翻译本质是创造’的理论，本文一方面肯定了创造性转向是翻译研究的必经之路，另一方面提出创造性转向下对译者的新要求，并针对当下存在的观点质疑翻译研究之译者创造性转向的未来。
关键词 译者 创造性 未来
一、引言
翻译的历史源远流长，可以说自从有了人类文明就有了翻译，人们对于翻译理论的研究也由来已久。但是翻译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是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由James Homles提出翻译学（translation studies）这个概念后才开始的。Holmes还提出了翻译学研究的两种重要形式：其一是翻译本体研究，其二是翻译学研究方法和模式的研究。（黄希玲，2012）而对译者创造性的研究就是对翻译学研究方法的研究，它是对翻译学进行研究的众多方式中的一种。对译者的创造性研究，顾名思义有两个研究重心，一个是译者，一个是创造性，当然创造性隶属于译者，译者除了创造性还有其它别的性质，在这里把它们先分开后统一的形式来研究有助于人们更加清晰具体地了解翻译学，并能从本质上剖析翻译学，透视翻译学未来的发展道路。
翻译研究中有些学者提出了另一个术语：“创造性转向（the creative turn）”。Eugenia Loffredo和Manuela Pereghella（2006：1-2）揭示过一个事实：翻译正作为一种“写作”形式，按照其“创造性”的特征被重新思考和定义。这一视角从一方面肯定了翻译作为一种改写，其内在创造性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它预示了翻译学研究方向的一个发展趋势就是在这些改写中，创造性将发挥极为重要的作用，而且译者作为体现创造性的载体其思维过程同样也将发挥重要作用。
二、翻译研究的“译者创造性转向”之必然
翻译的本质是创作，创作来源于译者，因此翻译研究对翻译活动的主体—译者的关注、对译者翻译过程的关注、对译者和译作关系的关注是必然的。翻译活动中的“创造性”其实不是一个新概念。很多著名学家对其价值和重要性都有丰富独特的见解。
20世纪60年代，美国学者让·帕里斯（Jean Paris）撰写的Translation and Creation一文，就把译者放到跟艺术家很相像的地位，认为“译者是一件艺术作品的共同创造者，而艺术家则是现实的创造者”，从而揭示了翻译的创造性价值。（谢天振，2013：110）我国文学翻译家郭沫若、茅盾、瞿秋白、朱光潜等对翻译的创造性都有所论述。在罗新璋（1984：498）编写的翻译论集中就提到郭沫若认为，“翻译是一种创作性的工作，好的翻译等于创作，甚至还可能超过创作。”茅盾也认为，文学翻译的主要任务“在于把原作的精神、面貌忠实地复制出来”，因此，“这种艺术创造性的翻译就完全是必要的。”（罗新璋，1984：511）因此，从文学的角度看，翻译研究的“创造性转向”是必然的。
西班牙哲学家、作家奥忒伽.伊.伽塞特（Ortcga y Gasset）说：翻译是把“不可想象的东西变成可以想象的东西，把乌托邦变为现实”，这就意味着翻译是创造。如果没有创造，“乌托邦”如何变成“现实”？（桂乾元，2004：26）我们从哲学的角度来分析的话，创造性其实是译者在翻译这一行为中作为行为主体的一种主观能动性的表现，而主观能动性是译者作为一个社会人基本的属性，所以译者创造性是社会的必然产物，如果没有这种主观能动性，翻译学研究也将是空谈。因此，从哲学的角度看，翻译研究的“创造性转向”是必然的。
创造性是译者翻译行为中的灵魂。没有创造性译文就会过于死板和僵硬，使得译文偏离原文甚至与原文相悖甚远。思果（2001：3）关于译者创造性在《翻译新究》中有一个很经典的例子，关于翻译“one”这个词的例子，“Only one person came. ”能译成“只有一个人来”。但“one Sunday” 就不能译成“一个星期天”，因为中文习惯说“有个星期天”。 “I don’t mind who will become the President； it is all one（to me）.”发挥译者的创造性就应当译成“不管谁做总统；我看都一样。”
三、“创造性转向”下的译者要求
（一）译者的核心地位
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重要核心地位也可以从以下定义看出，我们国内对 “翻译学 ”的性质和研究范围较为一致的看法是：（1）翻译学是研究翻译的科学，是一门介于语言学、文艺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之间的综合学科（韩子满，1998：20）；（2）翻译学是一门交叉学科 ……要将翻译过程中主体间的交往活动、社会活动、思维活动、语言活动规律性的表现提炼成为思维方法体系，成为反思翻译活动中人际交往问题的一种思维导向”并指出翻译学研究的属性可以被认为是对翻译过程的研究，翻译学研究的属性是以译文和译者为中心，以赞助者、译者、评论者和文化因素为决定因素、以操控和改写为主要翻译手段的一种研究。（陈学斌， 2007：18）通过这段话足以看出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起着关键作用。
（二）对译者的要求
译者既然在在翻译行为中占如此核心的地位，因此要获得一篇好的译文，译者的任务重大，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翻译学兴起之时都现在，一直有越来越多，越来越严格的要求被提出。
1、一般要求
桂乾元（2004：64）曾提出译者要胜任，做好翻译工作，必须具备 “工作态度”“汉语基本功”“英语基本功”“翻译技巧”和“知识面”等五个翻译基本功。正确的工作态度和掌握一定的翻译技巧是优秀译文的决定因素或关键；掌握必要的汉语或英语知识是翻译工作必要的前提条件；掌握各方面的基础知识是进行翻译工作的根本基础。其中对双语的词汇量，遣词组句能力，语法知识，修辞知识，理解能力等方面的要求是极为严格的。译者应全身心的投入翻译工作，要有责任感和严谨的态度，必须对原文，原作者及读者负责。不能把翻译仅仅当作谋生手段，要不断的严格要求自己，不断进取，不断提高精神境界。 鲁迅早就提出，翻译家必须是个“杂家”。即掌握各个领域的基础知识。其原因是：译者必须翻译各种各样的题材，体裁，内容不同的原文，可能涉及到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生物，宗教，星象，心理等各方面的内容。科技翻译也需要杂，虽然其中的语法现象没有文学作品那么复杂，但它存在着一般翻译中普遍存在的措辞，组句的问题，也需要进行翻译创造。否则就不会有优秀甚至合格的译文。例如，专门从事生物学翻译的译者，无可避免的会碰到物理，化学等领域的词汇和表达，但是更多要翻译的仍然是一般语言特别是日常生活中的词汇和表达。（桂乾元，2004：73）
2、新要求
社会，读者对译者的要求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而不断变化的。在当今科学技术迅猛发展，在这个物质和精神高速膨胀的社会里，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越来越高，文化水平也越来越高。现在网络已经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网络上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翻译软件，略懂英语的学者都知道通过百度，有道或者Google 等翻译软件来做翻译，只要稍作整理就可以成为一片通顺的译文。这就对译者的创造性有了更高的要求。
读者也不仅仅只是满足于译者用一些意译法或者润色法等翻译技巧得出的译文，他们更多的要求能是引起读者更多思想上的共鸣以追求精神上的享受。要做到与时俱进，更上时代的步伐，译者的一般创造性必然要向更高度的创造性转变，除了掌握必要的文学知识和技巧，不断学习，扩大知识面以外，必须学会审时度势，对当今社会和读者的背景做深入的调查和分析，最大限度的发挥创造性，在这个商品社会提高自己的竞争力。另外，对于一个译者，如果不掌握三门外语，那是研究不出什么成果的。当我们掌握第二种外语的时候，那种感受是和学第一外语完全不一样的。可以说，多学习一门外语，我们就会对于翻译这种行为有了一个更深刻的认识，而同时我们也会对汉语有了更为清醒的认识。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这是一个相互促进的过程，尽管可能会很难。
3、译者应对“创造性”要求的态度
翻译的目的并非为了张扬自我，而是要兼顾原文的文本特征和内涵与目的语读者的阅读感受。
我认为这种观点不完全正确。译者确实要做到在翻译过程中保持原著的精髓，要客观的对待原著的内容和形式，不能参杂译者个人的想法和观点，余光中（2000：34）也从自身实践中总结过翻译的创造性特征，“翻译也是一种创作，至少是一种‘有限的创作”，但是译者也是可以透过译文彰显自己个性的。而这种彰显并不是通过改变原著的内容或思想来实现，而是在保留原著精髓的基础上，在组词造句上或在文体风格上创作出一种更受当今读者欢迎的译文，这种与时俱进的现代感恰恰彰显了译者的个性。
四、结论
对译者创造性的研究是翻译学研究方法中的一种。翻译的本质是创造，创造性通过译者这一主体在翻译行为中得以体现。创造性是翻译的灵魂，没有创造，一切翻译都是空谈，因此翻译研究的“创造性转向”是必然趋势，是翻译学发展的必经之路，这一理论的发展也势必影响翻译实践的发展和完善。而在这一趋势下，对译者除了一般的知识面和翻译技巧等要求外还要求译者能审时度势，与时俱进的了解读者需求，提高自己的竞争力。而在这个物质文化都高速发展的社会里，如何评论译者的创造性，答案是丰富多彩的，这就要求我们尊重社会的多样性，尊重译者创造性的多样化。
参考文献：
[1] Loffredo， Eugenia & Perteghella， Manuela. Translation and Creativity： Perspectives on Creative Writing and Translation Studies [C]. London： Continuum， 2006.
[2]陈学斌.为“文化派”一辩——试论《翻译学归结论》的几个误区[J].赣南师范学院学报， 2007， （3）：18.
[3]桂乾元.翻译学导论[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26.
[4]韩子满.也谈翻译学[J].上海科技翻译 ， 1998 （2）：20.
[5]黄希玲.翻译学百科全书简评[J].山东外语教学，2012， （4）.
[6]罗新璋.翻译论集[C].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4：498-511.
[7]思果.翻译新究[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2001：3.
[8]谢天振.当代翻译研究的三大突破和两大转向[J].四川外语学院学报， 2013， （5）：110-116.
[9]余光中. 余光中谈翻译[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2000： 34
[10]张柏然， 姜秋霞.对建立中国翻译学的一些思考[J].中国翻译， 2013， （2）：25.
关键词 译者 创造性 未来
一、引言
翻译的历史源远流长，可以说自从有了人类文明就有了翻译，人们对于翻译理论的研究也由来已久。但是翻译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是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由James Homles提出翻译学（translation studies）这个概念后才开始的。Holmes还提出了翻译学研究的两种重要形式：其一是翻译本体研究，其二是翻译学研究方法和模式的研究。（黄希玲，2012）而对译者创造性的研究就是对翻译学研究方法的研究，它是对翻译学进行研究的众多方式中的一种。对译者的创造性研究，顾名思义有两个研究重心，一个是译者，一个是创造性，当然创造性隶属于译者，译者除了创造性还有其它别的性质，在这里把它们先分开后统一的形式来研究有助于人们更加清晰具体地了解翻译学，并能从本质上剖析翻译学，透视翻译学未来的发展道路。
翻译研究中有些学者提出了另一个术语：“创造性转向（the creative turn）”。Eugenia Loffredo和Manuela Pereghella（2006：1-2）揭示过一个事实：翻译正作为一种“写作”形式，按照其“创造性”的特征被重新思考和定义。这一视角从一方面肯定了翻译作为一种改写，其内在创造性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它预示了翻译学研究方向的一个发展趋势就是在这些改写中，创造性将发挥极为重要的作用，而且译者作为体现创造性的载体其思维过程同样也将发挥重要作用。
二、翻译研究的“译者创造性转向”之必然
翻译的本质是创作，创作来源于译者，因此翻译研究对翻译活动的主体—译者的关注、对译者翻译过程的关注、对译者和译作关系的关注是必然的。翻译活动中的“创造性”其实不是一个新概念。很多著名学家对其价值和重要性都有丰富独特的见解。
20世纪60年代，美国学者让·帕里斯（Jean Paris）撰写的Translation and Creation一文，就把译者放到跟艺术家很相像的地位，认为“译者是一件艺术作品的共同创造者，而艺术家则是现实的创造者”，从而揭示了翻译的创造性价值。（谢天振，2013：110）我国文学翻译家郭沫若、茅盾、瞿秋白、朱光潜等对翻译的创造性都有所论述。在罗新璋（1984：498）编写的翻译论集中就提到郭沫若认为，“翻译是一种创作性的工作，好的翻译等于创作，甚至还可能超过创作。”茅盾也认为，文学翻译的主要任务“在于把原作的精神、面貌忠实地复制出来”，因此，“这种艺术创造性的翻译就完全是必要的。”（罗新璋，1984：511）因此，从文学的角度看，翻译研究的“创造性转向”是必然的。
西班牙哲学家、作家奥忒伽.伊.伽塞特（Ortcga y Gasset）说：翻译是把“不可想象的东西变成可以想象的东西，把乌托邦变为现实”，这就意味着翻译是创造。如果没有创造，“乌托邦”如何变成“现实”？（桂乾元，2004：26）我们从哲学的角度来分析的话，创造性其实是译者在翻译这一行为中作为行为主体的一种主观能动性的表现，而主观能动性是译者作为一个社会人基本的属性，所以译者创造性是社会的必然产物，如果没有这种主观能动性，翻译学研究也将是空谈。因此，从哲学的角度看，翻译研究的“创造性转向”是必然的。
创造性是译者翻译行为中的灵魂。没有创造性译文就会过于死板和僵硬，使得译文偏离原文甚至与原文相悖甚远。思果（2001：3）关于译者创造性在《翻译新究》中有一个很经典的例子，关于翻译“one”这个词的例子，“Only one person came. ”能译成“只有一个人来”。但“one Sunday” 就不能译成“一个星期天”，因为中文习惯说“有个星期天”。 “I don’t mind who will become the President； it is all one（to me）.”发挥译者的创造性就应当译成“不管谁做总统；我看都一样。”
三、“创造性转向”下的译者要求
（一）译者的核心地位
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重要核心地位也可以从以下定义看出，我们国内对 “翻译学 ”的性质和研究范围较为一致的看法是：（1）翻译学是研究翻译的科学，是一门介于语言学、文艺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之间的综合学科（韩子满，1998：20）；（2）翻译学是一门交叉学科 ……要将翻译过程中主体间的交往活动、社会活动、思维活动、语言活动规律性的表现提炼成为思维方法体系，成为反思翻译活动中人际交往问题的一种思维导向”并指出翻译学研究的属性可以被认为是对翻译过程的研究，翻译学研究的属性是以译文和译者为中心，以赞助者、译者、评论者和文化因素为决定因素、以操控和改写为主要翻译手段的一种研究。（陈学斌， 2007：18）通过这段话足以看出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起着关键作用。
（二）对译者的要求
译者既然在在翻译行为中占如此核心的地位，因此要获得一篇好的译文，译者的任务重大，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翻译学兴起之时都现在，一直有越来越多，越来越严格的要求被提出。
1、一般要求
桂乾元（2004：64）曾提出译者要胜任，做好翻译工作，必须具备 “工作态度”“汉语基本功”“英语基本功”“翻译技巧”和“知识面”等五个翻译基本功。正确的工作态度和掌握一定的翻译技巧是优秀译文的决定因素或关键；掌握必要的汉语或英语知识是翻译工作必要的前提条件；掌握各方面的基础知识是进行翻译工作的根本基础。其中对双语的词汇量，遣词组句能力，语法知识，修辞知识，理解能力等方面的要求是极为严格的。译者应全身心的投入翻译工作，要有责任感和严谨的态度，必须对原文，原作者及读者负责。不能把翻译仅仅当作谋生手段，要不断的严格要求自己，不断进取，不断提高精神境界。 鲁迅早就提出，翻译家必须是个“杂家”。即掌握各个领域的基础知识。其原因是：译者必须翻译各种各样的题材，体裁，内容不同的原文，可能涉及到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生物，宗教，星象，心理等各方面的内容。科技翻译也需要杂，虽然其中的语法现象没有文学作品那么复杂，但它存在着一般翻译中普遍存在的措辞，组句的问题，也需要进行翻译创造。否则就不会有优秀甚至合格的译文。例如，专门从事生物学翻译的译者，无可避免的会碰到物理，化学等领域的词汇和表达，但是更多要翻译的仍然是一般语言特别是日常生活中的词汇和表达。（桂乾元，2004：73）
2、新要求
社会，读者对译者的要求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而不断变化的。在当今科学技术迅猛发展，在这个物质和精神高速膨胀的社会里，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越来越高，文化水平也越来越高。现在网络已经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网络上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翻译软件，略懂英语的学者都知道通过百度，有道或者Google 等翻译软件来做翻译，只要稍作整理就可以成为一片通顺的译文。这就对译者的创造性有了更高的要求。
读者也不仅仅只是满足于译者用一些意译法或者润色法等翻译技巧得出的译文，他们更多的要求能是引起读者更多思想上的共鸣以追求精神上的享受。要做到与时俱进，更上时代的步伐，译者的一般创造性必然要向更高度的创造性转变，除了掌握必要的文学知识和技巧，不断学习，扩大知识面以外，必须学会审时度势，对当今社会和读者的背景做深入的调查和分析，最大限度的发挥创造性，在这个商品社会提高自己的竞争力。另外，对于一个译者，如果不掌握三门外语，那是研究不出什么成果的。当我们掌握第二种外语的时候，那种感受是和学第一外语完全不一样的。可以说，多学习一门外语，我们就会对于翻译这种行为有了一个更深刻的认识，而同时我们也会对汉语有了更为清醒的认识。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这是一个相互促进的过程，尽管可能会很难。
3、译者应对“创造性”要求的态度
翻译的目的并非为了张扬自我，而是要兼顾原文的文本特征和内涵与目的语读者的阅读感受。
我认为这种观点不完全正确。译者确实要做到在翻译过程中保持原著的精髓，要客观的对待原著的内容和形式，不能参杂译者个人的想法和观点，余光中（2000：34）也从自身实践中总结过翻译的创造性特征，“翻译也是一种创作，至少是一种‘有限的创作”，但是译者也是可以透过译文彰显自己个性的。而这种彰显并不是通过改变原著的内容或思想来实现，而是在保留原著精髓的基础上，在组词造句上或在文体风格上创作出一种更受当今读者欢迎的译文，这种与时俱进的现代感恰恰彰显了译者的个性。
四、结论
对译者创造性的研究是翻译学研究方法中的一种。翻译的本质是创造，创造性通过译者这一主体在翻译行为中得以体现。创造性是翻译的灵魂，没有创造，一切翻译都是空谈，因此翻译研究的“创造性转向”是必然趋势，是翻译学发展的必经之路，这一理论的发展也势必影响翻译实践的发展和完善。而在这一趋势下，对译者除了一般的知识面和翻译技巧等要求外还要求译者能审时度势，与时俱进的了解读者需求，提高自己的竞争力。而在这个物质文化都高速发展的社会里，如何评论译者的创造性，答案是丰富多彩的，这就要求我们尊重社会的多样性，尊重译者创造性的多样化。
参考文献：
[1] Loffredo， Eugenia & Perteghella， Manuela. Translation and Creativity： Perspectives on Creative Writing and Translation Studies [C]. London： Continuum， 2006.
[2]陈学斌.为“文化派”一辩——试论《翻译学归结论》的几个误区[J].赣南师范学院学报， 2007， （3）：18.
[3]桂乾元.翻译学导论[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26.
[4]韩子满.也谈翻译学[J].上海科技翻译 ， 1998 （2）：20.
[5]黄希玲.翻译学百科全书简评[J].山东外语教学，2012， （4）.
[6]罗新璋.翻译论集[C].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4：498-511.
[7]思果.翻译新究[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2001：3.
[8]谢天振.当代翻译研究的三大突破和两大转向[J].四川外语学院学报， 2013， （5）：110-116.
[9]余光中. 余光中谈翻译[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2000： 34
[10]张柏然， 姜秋霞.对建立中国翻译学的一些思考[J].中国翻译， 2013， （2）：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