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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需要的是统驭全局，高瞻远瞩，权衡利弊得失，在N种备选方案中，经过判断作出符合当时条件的最优决策。
近来看了很多影视旧剧，如2005年上映的《空投柏林》、2012年上映的《林肯》。在阅读相关文史资料时，我意外发现三点：
一是，历史学家一致公认，美国最伟大的总统前三名排序是亚伯拉罕·林肯、乔治·华盛顿和富兰克林·罗斯福，排名第一的竟然不是华盛顿；1962年历史学家对31位总统的投票排名是如此，2006年美国权威期刊《大西洋月刊》评出影响美国的100位人物、2008年英国《泰晤士报》组织专家委员会分别以不同的标准对43位美国总统进行“最伟大总统”评选，均是林肯排名第一。
二是，我们曾大骂为“战争贩子”的美国第33任总统哈里·S·杜鲁门，在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邀请65位权威历史学家所作的调查中，位列“最受爱戴的美国总统”第五名，在《泰晤士报》的评选中，排名第七。
三是，华盛顿、林肯和杜鲁门三位杰出人物，和同时代的政治精英相比，他们都是低学历；而就他们三人的历史地位排名而言，甚至成就与学历成反相关。林肯出身贫寒，断断续续上学不满一年，几乎没有经过正规的学校教育，全靠后来发奋自学成才；华盛顿只在少年时代接受过初步的教育，是美国建国初期前六位总统中唯一没有上过大学的，刚满16岁就独自谋生去当土地测量员；杜鲁门是美国历史上第九位没有大学学历的总统，是同时代美国总统中的“另类”。
这当然不是说知识不重要。事实上，华盛顿在军事方面的知识与经验，是他被拥戴担任大陆军总司令的重要条件；林肯辩才无碍，与他熟读《圣经》、莎士比亚剧集等关系密切。但是，要说博学多才，那肯定轮不到他们。第三任总统托马斯·杰斐逊，不仅主笔起草了《独立宣言》，创办了弗吉尼亚大学，而且是农学、园艺学、建筑学、词源学、考古学、数学、密码学、测量学与古生物学等学科的专家，又是作家、律师和小提琴手，被许多人认为在历任美国总统中才华最高。
对于领袖人物来说，最重要的是判断力。无论他多么博学多才，无论他经验多么丰富，也不可能行行专精、样样能干。他需要的是统驭全局，高瞻远瞩，权衡利弊得失，在N种备选方案中，经过判断作出符合当时条件的最优决策。
我想，影响领袖卓越判断力的因素主要有三个方面。
首先，是其奉行与坚持的基本价值观。这决定一个人一个团队为什么奋斗，追求什么放弃什么。领袖人物判断一件事值不值得做，怎么去做，當然与他的价值观高度相关。他的成就与他的决策所体现的价值方向不可分离。违背社会发展趋势，反文明反人类的决断，即使“成功”得不可一世，也会被历史所唾弃，“终为天下羞”。
华盛顿的伟大，不在于他是大陆军的总司令并打赢了“独立战争”。如果他领导建立的美国是一个专制帝国，他的“开国”就一钱不值了！
1781年在约克顿大败英军后，刘易斯·尼可拉上校上书劝他在军队的支持下夺取政权，自称国王或独裁者。华盛顿复信说，“国王、独裁者这些字眼，对我来说简直是莫大的耻辱。”
民主，才是华盛顿的毕生追求。为此，他主持制定了世界上第一部成文宪法，他领导创立了分权制衡的联邦制共和政体，他在政治权威没有挑战者时坚持退休田园。
而平等，向实现人人生而平等的理想前进，是林肯作为合众国在惊涛骇浪中掌舵的“船长”，领导拯救联邦和结束奴隶制度伟大斗争的精神源泉。
其次，领袖人物的判断力取决于其胸怀与度量。如果自以为天纵英明，并且偏听偏信，不能够集思广益、择善而从，其判断力也必然严重受损。
华盛顿主持制定美国宪法，就任第一届总统后组阁，建立实践宪法的基本原则和日常运行的政治经济与法律等方面的国家制度，都是博采众议，经过充分的辩论并公开征求意见而后定谳。学者、作家麦克·哈里特（Michael H. Hart）说：“与当时的其他领袖人物如杰弗逊、麦迪逊、汉密尔顿等相比，华盛顿似乎缺乏创新精神和深刻思想，但是他比所有这些雄才大略的人物都重要得多，无论在战争还是和平期间，他的领导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没有他任何政治运动都不会达到目的。”
在这方面，传记电影《林肯》中有生动的展现。该片根据普利策奖得主、历史学家多丽丝·肯斯·古德温（Doris Kearns Goodwin）的著作《对手团队：政治天才林肯》改编而成。故事取材于林肯遇刺前的最后四个月，以促成宪法第十三修正案（废除奴隶和劳役制度）的通过和南北战争的结束为剧情核心。林肯政治团队“四虎将”总检察长爱德华·贝特斯（Edward Bates）、国务卿威廉·亨利·苏厄德（William H. Seward）、战争部长埃德温·M·斯坦顿（Edwin M. Stanton）、财政部长沙蒙·蔡斯（Salmon P. Chase），都曾是林肯竞选总统时的竞争者，都是自视甚高且个性倔强的人，但也是在军事、外交、财政领域各有优长的人，林肯以他宽厚、谦虚、包容而坚强的人格魅力，团结他们各显其能，取得胜利。但他若醉心权斗或意气用事，而不能发挥幕僚们的智慧，他的决断又从何而来？
再次，领袖人物的判断力取决于性格是否坚定而冷静。领袖人物要实现重大目标，作决断时既要有坚定的意志，不怕挫折敢于负责，又要有镇定的性格，沉得住气不冲动，把握好时机和度。
这方面最好的例子是杜鲁门。他以副总统之位接任病逝的罗斯福总统，果断地命令投下两颗原子弹迫使日本投降，而当战争狂人、“联合国军”总司令道格拉斯·麦克阿瑟，不听劝阻公开叫嚣打过鸭绿江并对中国实行核打击时，杜鲁门毫不犹豫地将他撤职，因此在美国受到猛烈抨击也绝不反悔。当苏联军队封锁西柏林，美苏两大阵营的战争一触即发之际，他冷静地决策，组织向西柏林空投物资，既不屈服又避免了对抗升级。他汲取一战战后教训，实行“马歇尔计划”支持德国重建，在成立北约军事同盟组织时排除阻力拉德军加入，都是化敌为友的高招，对建立和巩固二战后的国际秩序意义重大。
近来看了很多影视旧剧，如2005年上映的《空投柏林》、2012年上映的《林肯》。在阅读相关文史资料时，我意外发现三点：
一是，历史学家一致公认，美国最伟大的总统前三名排序是亚伯拉罕·林肯、乔治·华盛顿和富兰克林·罗斯福，排名第一的竟然不是华盛顿；1962年历史学家对31位总统的投票排名是如此，2006年美国权威期刊《大西洋月刊》评出影响美国的100位人物、2008年英国《泰晤士报》组织专家委员会分别以不同的标准对43位美国总统进行“最伟大总统”评选，均是林肯排名第一。
二是，我们曾大骂为“战争贩子”的美国第33任总统哈里·S·杜鲁门，在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邀请65位权威历史学家所作的调查中，位列“最受爱戴的美国总统”第五名，在《泰晤士报》的评选中，排名第七。
三是，华盛顿、林肯和杜鲁门三位杰出人物，和同时代的政治精英相比，他们都是低学历；而就他们三人的历史地位排名而言，甚至成就与学历成反相关。林肯出身贫寒，断断续续上学不满一年，几乎没有经过正规的学校教育，全靠后来发奋自学成才；华盛顿只在少年时代接受过初步的教育，是美国建国初期前六位总统中唯一没有上过大学的，刚满16岁就独自谋生去当土地测量员；杜鲁门是美国历史上第九位没有大学学历的总统，是同时代美国总统中的“另类”。
这当然不是说知识不重要。事实上，华盛顿在军事方面的知识与经验，是他被拥戴担任大陆军总司令的重要条件；林肯辩才无碍，与他熟读《圣经》、莎士比亚剧集等关系密切。但是，要说博学多才，那肯定轮不到他们。第三任总统托马斯·杰斐逊，不仅主笔起草了《独立宣言》，创办了弗吉尼亚大学，而且是农学、园艺学、建筑学、词源学、考古学、数学、密码学、测量学与古生物学等学科的专家，又是作家、律师和小提琴手，被许多人认为在历任美国总统中才华最高。
对于领袖人物来说，最重要的是判断力。无论他多么博学多才，无论他经验多么丰富，也不可能行行专精、样样能干。他需要的是统驭全局，高瞻远瞩，权衡利弊得失，在N种备选方案中，经过判断作出符合当时条件的最优决策。
我想，影响领袖卓越判断力的因素主要有三个方面。
首先，是其奉行与坚持的基本价值观。这决定一个人一个团队为什么奋斗，追求什么放弃什么。领袖人物判断一件事值不值得做，怎么去做，當然与他的价值观高度相关。他的成就与他的决策所体现的价值方向不可分离。违背社会发展趋势，反文明反人类的决断，即使“成功”得不可一世，也会被历史所唾弃，“终为天下羞”。
华盛顿的伟大，不在于他是大陆军的总司令并打赢了“独立战争”。如果他领导建立的美国是一个专制帝国，他的“开国”就一钱不值了！
1781年在约克顿大败英军后，刘易斯·尼可拉上校上书劝他在军队的支持下夺取政权，自称国王或独裁者。华盛顿复信说，“国王、独裁者这些字眼，对我来说简直是莫大的耻辱。”
民主，才是华盛顿的毕生追求。为此，他主持制定了世界上第一部成文宪法，他领导创立了分权制衡的联邦制共和政体，他在政治权威没有挑战者时坚持退休田园。
而平等，向实现人人生而平等的理想前进，是林肯作为合众国在惊涛骇浪中掌舵的“船长”，领导拯救联邦和结束奴隶制度伟大斗争的精神源泉。
其次，领袖人物的判断力取决于其胸怀与度量。如果自以为天纵英明，并且偏听偏信，不能够集思广益、择善而从，其判断力也必然严重受损。
华盛顿主持制定美国宪法，就任第一届总统后组阁，建立实践宪法的基本原则和日常运行的政治经济与法律等方面的国家制度，都是博采众议，经过充分的辩论并公开征求意见而后定谳。学者、作家麦克·哈里特（Michael H. Hart）说：“与当时的其他领袖人物如杰弗逊、麦迪逊、汉密尔顿等相比，华盛顿似乎缺乏创新精神和深刻思想，但是他比所有这些雄才大略的人物都重要得多，无论在战争还是和平期间，他的领导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没有他任何政治运动都不会达到目的。”
在这方面，传记电影《林肯》中有生动的展现。该片根据普利策奖得主、历史学家多丽丝·肯斯·古德温（Doris Kearns Goodwin）的著作《对手团队：政治天才林肯》改编而成。故事取材于林肯遇刺前的最后四个月，以促成宪法第十三修正案（废除奴隶和劳役制度）的通过和南北战争的结束为剧情核心。林肯政治团队“四虎将”总检察长爱德华·贝特斯（Edward Bates）、国务卿威廉·亨利·苏厄德（William H. Seward）、战争部长埃德温·M·斯坦顿（Edwin M. Stanton）、财政部长沙蒙·蔡斯（Salmon P. Chase），都曾是林肯竞选总统时的竞争者，都是自视甚高且个性倔强的人，但也是在军事、外交、财政领域各有优长的人，林肯以他宽厚、谦虚、包容而坚强的人格魅力，团结他们各显其能，取得胜利。但他若醉心权斗或意气用事，而不能发挥幕僚们的智慧，他的决断又从何而来？
再次，领袖人物的判断力取决于性格是否坚定而冷静。领袖人物要实现重大目标，作决断时既要有坚定的意志，不怕挫折敢于负责，又要有镇定的性格，沉得住气不冲动，把握好时机和度。
这方面最好的例子是杜鲁门。他以副总统之位接任病逝的罗斯福总统，果断地命令投下两颗原子弹迫使日本投降，而当战争狂人、“联合国军”总司令道格拉斯·麦克阿瑟，不听劝阻公开叫嚣打过鸭绿江并对中国实行核打击时，杜鲁门毫不犹豫地将他撤职，因此在美国受到猛烈抨击也绝不反悔。当苏联军队封锁西柏林，美苏两大阵营的战争一触即发之际，他冷静地决策，组织向西柏林空投物资，既不屈服又避免了对抗升级。他汲取一战战后教训，实行“马歇尔计划”支持德国重建，在成立北约军事同盟组织时排除阻力拉德军加入，都是化敌为友的高招，对建立和巩固二战后的国际秩序意义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