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贯彻“以人为本”，幸福是具有包容力、承载力、解释力和表现力的一个词。
2010，幸福满眼。
安徽卫视2010年初播《幸福一定强》，年尾播《老马家的幸福往事》，央视播的是《老大的幸福》，更有一部电视剧直接取名为《幸福》。
纪录片《幸福在2010》用真实的剧情晒幸福。
江苏卫视推出了谈话类节目《幸福晚点名》，东方卫视打造了《幸福魔方》。
周杰伦伴着钢琴低吟《说好的幸福呢》，吴杨雨浅抒《最幸福的人》，白岩松蹙着眉头问《幸福了吗》。
文艺圈的焦点，直接折射出主流意识形态的关切所在。幸福正在上升为国家意志。
从GDP到GNH
十七届五中全会和“十二五”规划建议释放出淡化GDP指标的信号，也使得GNH(国民幸福总值)这一概念的引入引起广泛关注。关于“幸福指数”、“民生指数”的讨论和报道，在学界与媒体界渐热。
国民幸福总值指标的由来是什么，它是怎样被引入中国的?
1972年，喜马拉雅山脉南麓的不丹王国提出了GNH的概念，并将追求该目标的最大化作为政府的最高发展目标，这在世界上是第一个。
40年前，不丹还处在没有货币的物物交换的经济状态下，世界许多国家已在开展如火如荼的GDP竞赛。
GDP这一指数诞生于上世纪30年代，为应对经济大萧条，需要完整和全貌的数据为宏观经济决策做参照。
“二战”后，西方国家的经济迅猛发展，但是物质财富的积累并没有拉动人们幸福感的同步提升。以美国为例，1960至2000年，按不变价格，美国人均收入翻了三番，认为自己“非常幸福”的人却从40％左右下降到30％左右。
GDP不“给力”，各国的GDP竞赛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转化为国民幸福水平的提高?
国外对幸福感的研究起步较早，侧重于微观。1955年，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斯在《富足社会》中提出了“生活质量指标”这一概念，是幸福指数的前身。之后，关于这方面的研究逐渐多了起来，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医学等学界都加入幸福感研究的行列。
中国关于幸福指数的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主要是由心理学家进行描述性研究和探索影响幸福的主客观因素，侧重于宏观。
全世界研究者的视角最后归拢到小国不丹身上，这个人均GDP仅1000多美元的国家，在世界幸福地图上排名第八。
哲学家休谟说：“一切人类努力的伟大目标在于获得幸福。”“不丹模式”直接对接幸福，促使人们反省：发展为了什么?
如果说上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给人类送来了GDP，本世纪近几年的经济危机则促使全球對于国民幸福指数研究的兴趣日益高涨。
2008年，法国总统萨科齐下令设立了针对经济表现和社会进步的评测委员会，该委员会2009年为改善进步评估体系提出了12项建议；英国则创设了国民发展指数(MDP)，综合考虑社会、环境成本和自然资本：日本也开始采用另一种形式的国民幸福总值(GNC)，更强调文化方面的因素。
2005年2月，美国地球政策研究所所长莱斯特·布朗提醒说；中国需要调整以GDP为中心的片面追求经济高速增长的发展模式，走以人为中心的可持续发展道路，追求人民的幸福生活。
事实上，十六大以后，以往人们所习惯的单纯以GDP来衡量的经济发展就在理论和实践上被反思。中国人正在寻求更为合理的指标，用以反映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发展。
2005年的全国“两会”上，中科院院士程国栋就提出了一份《落实“以人为本”，核算“国民幸福指数”》的提案，建议国家组织有关部门研究制定一套“国民幸福指数”的评价体系。
2006年9月，国家统计局指出今后中国将推出幸福指数、人的全面发展指数、地区创新指数以及社会和谐指数等一些新的统计内容。
“对中国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而言，国民幸福指数具有重要意义，它将是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历史性的里程碑。”程国栋在接受采访时说。
从客观到主观
一个问题扑面而栗，怎样捕捉并量化变幻多端的幸福?
国内许多机构每年都会进行一些有关幸福的排名，哪家更权威?运用不同幸福体系产生的排名可能有很大的差异。
2006年7月，英国“新经济基金”对全球178个国家及地球的幸福指数作了一次排名，出炉了一份《幸福星球指数》报告，这一报告和同年英国莱斯特大学推出的幸福指数排名有着很大的差异。前者的幸福指数主要由生活满意度、期望寿命、生态三大指标计算而成，后者主要依据五项关键指标：健康、财富、教育、国家认同感、国家景色的美丽程度。
幸福是主观的，数字是客观的。幸福感量表就是将主客观成分进行适度的搭配。纯客观取向的幸福感测量，关注的是硬指标，包括人均GDP、失业率、恩格尔系数、基尼系数、通货膨胀率等：主客观综合的测量法，除了上述客观指标外，还加入了人们的生活满意度调查；纯主观的测量基于一个假设，所有的客观因素已经通过认知影响到人们的主观幸福感了，人们对自身的主观幸福评价已经包含了这些客观指标。
世界上最具影响的幸福指数是由美国密歇根大学罗纳德·英格哈特负责的世界价值观研究机构公布的。问题只有一个，而且非常简单，即把所有事情加在一起，你认为你是“非常幸福”、“比较幸福”、“不很幸福”还是“不幸福”。
中国市长协会《中国城市发展报告》工作委员会与媒体联合主办的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调查推选活动自2007年起，已经是第四眉，所沿用的评价体系一直在根据国情进行调整，2010年做出的最大调整是把调整和研究的重点放在调研对象的主观感受上。
研究采用的是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奚恺元提出的“城市幸福学评估体系”。他说：“富裕之后，中国人的主观满意度就凸显出来，大部分支出是为了主观感受，怎样让钱为人服务，而不是人为钱服务。”
奚恺元是最早系统地将幸福学和幸福指数引入中国，并在中国倡导研究城市幸福感的学者。
2002年普林斯顿大学丹尼尔·卡尼曼因“前景理论”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标志着在主观幸福感的研究领域出现心理学与经济学交叉研究的趋势。在获奖感言中，卡尼曼用将近3分钟的时间着重提到了奚恺元的贡献，尤其是他的经典心理学实验。
主观幸福的决定因素包括五大类：个性因素，如自尊、自控、乐观、外向和精神健康；社会人口因素，如年龄、性别和教育等：经济因素，如个人及总体收入、失业和通货膨胀等；情形性因素，如就业和工作条件、工作单位的压力、与同事亲戚朋友的人际关系、与婚姻伙伴的关系以及生活条件和健康状况等：体制性因素，如政治权力的分散程度和公民直接参与政治权力等。
个性因素、社会人口因素和情形性因素被心理学家们所广泛分析和讨论。 。在经济范畴中，影响幸福的三要素是收入、失业和通货膨胀。这可以解释为什么被“糖高宗”、“蒜你狠”逼着去香港打酱油的内地百姓觉得不幸福。
从民生到幸福
从以上影响幸福感的因素可以看出，很多内容涉及民生建设。
十七大报告提出加快推进建设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需要从几个方面着手：教育、就业等。收入和生活状况、保障体系、健康——与幸福指数的评估因素是高度一致的，反推之，影响幸福指数的诸多因素成为我国改善民生、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途径。
将幸福指数的研究与我国解决民生、经济可持续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宏观社会、经济、政治问题相结合，正是国内学者对幸福学进行研究的一个重要学术取向。
十七届五中全会强调“坚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GDP体现的是以生产力为本，GNH体现的是以人为本，毫无疑问，贯彻“以人为本”，幸福是具有包容力、承载力、解释力和表现力的一个词。
“中国城市幸福感评价体系”经调整后的另一新意是特别增加了民生建设与保障方面的内容，并设立“政府民生贡献奖”，以表彰政府的民生贡献。
来自国家统计局网站的数据显示，中国2009年医疗费用人均支出180美元，占GDP总比重小于5％，美国人均3000美元，占GDP的16％；教育支出，中国人均60美元，美国人均2300美元。美国的GDP总量相当于中国的4.5倍，但人均医疗支出是中國的17倍，人均教育支出是中国的38倍。
经济一花独放难以独演一台“春天的故事”，国民教育、劳动就业、社会保障、社会福利、医疗卫生、文化建设等与国民幸福密切相关的社会发展领域的公平公正问题，如没有得到切实解决，部分国民利益和幸福就可能被当做“经济增长的代价”牺牲掉了。
“十二五”规划建议在淡化GDP的同时，给予民生很多着墨。一是“城乡居民收入普遍较快增加”，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二是“社会建设明显加强”，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逐步完善，全民受教育程度稳步提升，等等。
中央党校科社部社会学教研室教授向春玲称，一个正常的社会应该是政府、社会与市场三者构成的三角支撑的社会结构，哪一条边弱的话，这个社会良性的运行就会出现问题。“30年改革开放的历程里面，我们政府和国家更多地调整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不断地实现政企分开，不断地激发市场的活力，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认为在后一段的发展里，特别是未来20～30年的时间里，我们有一个更大的改革任务，就是要不断去调整政府与社会的关系。”
从理性幸福到性情幸福
一场“幸福运动”正在全国展开。
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央行原副行长吴晓灵从2009年起就领导着一个课题组，构建一整套旨在改变单一GDP导向的地方政绩评价系统的科学指标体系，目标是对31个省(区、市，和5个计划单列市编制民生指数。
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郑新立宣布，2011年1月15日前后，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将正式发布转变发展方式的评价指数。
重庆已将国民幸福指数明确纳入刚刚推动的“十二五”规划。
“重庆在过春节的时候烧好了红烧肉给农民送过去，幸福的滋味全化在这一碗红烧肉里了。”复旦大学教授顾晓鸣说，“幸福成为时代热词，挂在嘴边，正印证了我们这个年代幸福的稀缺”。
顾晓鸣对于量化幸福持保留态度，并担心幸福指数成为新的政绩数字。“有吃有喝是第一轮幸福感，在‘后幸福时代’，幸福是一种忘我的境界，一种个体感悟，需要靠制度的完善健全。把理性的幸福感转变为性情的幸福感，方为真的幸福。”
2010，幸福满眼。
安徽卫视2010年初播《幸福一定强》，年尾播《老马家的幸福往事》，央视播的是《老大的幸福》，更有一部电视剧直接取名为《幸福》。
纪录片《幸福在2010》用真实的剧情晒幸福。
江苏卫视推出了谈话类节目《幸福晚点名》，东方卫视打造了《幸福魔方》。
周杰伦伴着钢琴低吟《说好的幸福呢》，吴杨雨浅抒《最幸福的人》，白岩松蹙着眉头问《幸福了吗》。
文艺圈的焦点，直接折射出主流意识形态的关切所在。幸福正在上升为国家意志。
从GDP到GNH
十七届五中全会和“十二五”规划建议释放出淡化GDP指标的信号，也使得GNH(国民幸福总值)这一概念的引入引起广泛关注。关于“幸福指数”、“民生指数”的讨论和报道，在学界与媒体界渐热。
国民幸福总值指标的由来是什么，它是怎样被引入中国的?
1972年，喜马拉雅山脉南麓的不丹王国提出了GNH的概念，并将追求该目标的最大化作为政府的最高发展目标，这在世界上是第一个。
40年前，不丹还处在没有货币的物物交换的经济状态下，世界许多国家已在开展如火如荼的GDP竞赛。
GDP这一指数诞生于上世纪30年代，为应对经济大萧条，需要完整和全貌的数据为宏观经济决策做参照。
“二战”后，西方国家的经济迅猛发展，但是物质财富的积累并没有拉动人们幸福感的同步提升。以美国为例，1960至2000年，按不变价格，美国人均收入翻了三番，认为自己“非常幸福”的人却从40％左右下降到30％左右。
GDP不“给力”，各国的GDP竞赛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转化为国民幸福水平的提高?
国外对幸福感的研究起步较早，侧重于微观。1955年，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斯在《富足社会》中提出了“生活质量指标”这一概念，是幸福指数的前身。之后，关于这方面的研究逐渐多了起来，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医学等学界都加入幸福感研究的行列。
中国关于幸福指数的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主要是由心理学家进行描述性研究和探索影响幸福的主客观因素，侧重于宏观。
全世界研究者的视角最后归拢到小国不丹身上，这个人均GDP仅1000多美元的国家，在世界幸福地图上排名第八。
哲学家休谟说：“一切人类努力的伟大目标在于获得幸福。”“不丹模式”直接对接幸福，促使人们反省：发展为了什么?
如果说上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给人类送来了GDP，本世纪近几年的经济危机则促使全球對于国民幸福指数研究的兴趣日益高涨。
2008年，法国总统萨科齐下令设立了针对经济表现和社会进步的评测委员会，该委员会2009年为改善进步评估体系提出了12项建议；英国则创设了国民发展指数(MDP)，综合考虑社会、环境成本和自然资本：日本也开始采用另一种形式的国民幸福总值(GNC)，更强调文化方面的因素。
2005年2月，美国地球政策研究所所长莱斯特·布朗提醒说；中国需要调整以GDP为中心的片面追求经济高速增长的发展模式，走以人为中心的可持续发展道路，追求人民的幸福生活。
事实上，十六大以后，以往人们所习惯的单纯以GDP来衡量的经济发展就在理论和实践上被反思。中国人正在寻求更为合理的指标，用以反映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发展。
2005年的全国“两会”上，中科院院士程国栋就提出了一份《落实“以人为本”，核算“国民幸福指数”》的提案，建议国家组织有关部门研究制定一套“国民幸福指数”的评价体系。
2006年9月，国家统计局指出今后中国将推出幸福指数、人的全面发展指数、地区创新指数以及社会和谐指数等一些新的统计内容。
“对中国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而言，国民幸福指数具有重要意义，它将是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历史性的里程碑。”程国栋在接受采访时说。
从客观到主观
一个问题扑面而栗，怎样捕捉并量化变幻多端的幸福?
国内许多机构每年都会进行一些有关幸福的排名，哪家更权威?运用不同幸福体系产生的排名可能有很大的差异。
2006年7月，英国“新经济基金”对全球178个国家及地球的幸福指数作了一次排名，出炉了一份《幸福星球指数》报告，这一报告和同年英国莱斯特大学推出的幸福指数排名有着很大的差异。前者的幸福指数主要由生活满意度、期望寿命、生态三大指标计算而成，后者主要依据五项关键指标：健康、财富、教育、国家认同感、国家景色的美丽程度。
幸福是主观的，数字是客观的。幸福感量表就是将主客观成分进行适度的搭配。纯客观取向的幸福感测量，关注的是硬指标，包括人均GDP、失业率、恩格尔系数、基尼系数、通货膨胀率等：主客观综合的测量法，除了上述客观指标外，还加入了人们的生活满意度调查；纯主观的测量基于一个假设，所有的客观因素已经通过认知影响到人们的主观幸福感了，人们对自身的主观幸福评价已经包含了这些客观指标。
世界上最具影响的幸福指数是由美国密歇根大学罗纳德·英格哈特负责的世界价值观研究机构公布的。问题只有一个，而且非常简单，即把所有事情加在一起，你认为你是“非常幸福”、“比较幸福”、“不很幸福”还是“不幸福”。
中国市长协会《中国城市发展报告》工作委员会与媒体联合主办的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调查推选活动自2007年起，已经是第四眉，所沿用的评价体系一直在根据国情进行调整，2010年做出的最大调整是把调整和研究的重点放在调研对象的主观感受上。
研究采用的是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奚恺元提出的“城市幸福学评估体系”。他说：“富裕之后，中国人的主观满意度就凸显出来，大部分支出是为了主观感受，怎样让钱为人服务，而不是人为钱服务。”
奚恺元是最早系统地将幸福学和幸福指数引入中国，并在中国倡导研究城市幸福感的学者。
2002年普林斯顿大学丹尼尔·卡尼曼因“前景理论”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标志着在主观幸福感的研究领域出现心理学与经济学交叉研究的趋势。在获奖感言中，卡尼曼用将近3分钟的时间着重提到了奚恺元的贡献，尤其是他的经典心理学实验。
主观幸福的决定因素包括五大类：个性因素，如自尊、自控、乐观、外向和精神健康；社会人口因素，如年龄、性别和教育等：经济因素，如个人及总体收入、失业和通货膨胀等；情形性因素，如就业和工作条件、工作单位的压力、与同事亲戚朋友的人际关系、与婚姻伙伴的关系以及生活条件和健康状况等：体制性因素，如政治权力的分散程度和公民直接参与政治权力等。
个性因素、社会人口因素和情形性因素被心理学家们所广泛分析和讨论。 。在经济范畴中，影响幸福的三要素是收入、失业和通货膨胀。这可以解释为什么被“糖高宗”、“蒜你狠”逼着去香港打酱油的内地百姓觉得不幸福。
从民生到幸福
从以上影响幸福感的因素可以看出，很多内容涉及民生建设。
十七大报告提出加快推进建设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需要从几个方面着手：教育、就业等。收入和生活状况、保障体系、健康——与幸福指数的评估因素是高度一致的，反推之，影响幸福指数的诸多因素成为我国改善民生、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途径。
将幸福指数的研究与我国解决民生、经济可持续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宏观社会、经济、政治问题相结合，正是国内学者对幸福学进行研究的一个重要学术取向。
十七届五中全会强调“坚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GDP体现的是以生产力为本，GNH体现的是以人为本，毫无疑问，贯彻“以人为本”，幸福是具有包容力、承载力、解释力和表现力的一个词。
“中国城市幸福感评价体系”经调整后的另一新意是特别增加了民生建设与保障方面的内容，并设立“政府民生贡献奖”，以表彰政府的民生贡献。
来自国家统计局网站的数据显示，中国2009年医疗费用人均支出180美元，占GDP总比重小于5％，美国人均3000美元，占GDP的16％；教育支出，中国人均60美元，美国人均2300美元。美国的GDP总量相当于中国的4.5倍，但人均医疗支出是中國的17倍，人均教育支出是中国的38倍。
经济一花独放难以独演一台“春天的故事”，国民教育、劳动就业、社会保障、社会福利、医疗卫生、文化建设等与国民幸福密切相关的社会发展领域的公平公正问题，如没有得到切实解决，部分国民利益和幸福就可能被当做“经济增长的代价”牺牲掉了。
“十二五”规划建议在淡化GDP的同时，给予民生很多着墨。一是“城乡居民收入普遍较快增加”，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二是“社会建设明显加强”，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逐步完善，全民受教育程度稳步提升，等等。
中央党校科社部社会学教研室教授向春玲称，一个正常的社会应该是政府、社会与市场三者构成的三角支撑的社会结构，哪一条边弱的话，这个社会良性的运行就会出现问题。“30年改革开放的历程里面，我们政府和国家更多地调整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不断地实现政企分开，不断地激发市场的活力，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认为在后一段的发展里，特别是未来20～30年的时间里，我们有一个更大的改革任务，就是要不断去调整政府与社会的关系。”
从理性幸福到性情幸福
一场“幸福运动”正在全国展开。
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央行原副行长吴晓灵从2009年起就领导着一个课题组，构建一整套旨在改变单一GDP导向的地方政绩评价系统的科学指标体系，目标是对31个省(区、市，和5个计划单列市编制民生指数。
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郑新立宣布，2011年1月15日前后，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将正式发布转变发展方式的评价指数。
重庆已将国民幸福指数明确纳入刚刚推动的“十二五”规划。
“重庆在过春节的时候烧好了红烧肉给农民送过去，幸福的滋味全化在这一碗红烧肉里了。”复旦大学教授顾晓鸣说，“幸福成为时代热词，挂在嘴边，正印证了我们这个年代幸福的稀缺”。
顾晓鸣对于量化幸福持保留态度，并担心幸福指数成为新的政绩数字。“有吃有喝是第一轮幸福感，在‘后幸福时代’，幸福是一种忘我的境界，一种个体感悟，需要靠制度的完善健全。把理性的幸福感转变为性情的幸福感，方为真的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