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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空间角度来看，《蟹工船》以海上博光号的船舱空间、北海道的函馆岸上空间和苏联堪察加的异国空间为主要活动范围，借不同的生存环境下的异质条件空间关系，清晰地反映了倾轧关系下群众的脆弱生存局面，串联起了海上劳工们由隐忍走向反抗、从零散走向团结的革命过程。作者对海上劳工生活工作的切实调查暗访也揭露了日本军国主义时代背景下天皇和大资产阶级为了积累资本施行对外扩张，对群众犯下的种种罪行。
《蟹工船》创作于1928年，是日本无产阶级作家小林多喜二揭露日本军国主义时代社会丑恶的代表作之一。在此之前，1904年的日俄战争和1914-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胜利极大地刺激了日本帝国主义向外扩张的野心，出于军备需要，当时的日本社会逐渐笼罩在穷兵黩武的苛政压迫之下。然而，伴随着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金融危机、1922年日本共产党的成立以及1928年日本军国主义政府针对全国共产党人的大逮捕，国内的社会矛盾被无限激化。1926年的“秩父号沉没事件”更是引起了作者的关注，小林从翌年3月开始对蟹工船作业的调查，并于1929年3月在无产阶级杂志《战旗》上连载。基于1928年的考察，《蟹工船》借船只的出海和靠岸实现了小说活动空间的转换，完成了岸上、海上和异国三个空间背景的连接。同时，作品中空间的并置将一笔带过的驱除舰也化为军国主义天皇的象征，驱逐舰上饮酒作乐的生活和蟹工船上九死一生的惨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作品中现实的生产空间对立和精神空间对立，将日本与苏联、劳工与监工、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暴露无遗。
一、陆地的空间禁锢
蟹工船“博光号”在小说中是空间转换的载体。船只航行于茫茫大海，远离大陆，而陆地的城市口岸供其补给休整之余，也成为嗜人的魔窟。不可否认，社会的空间是社会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种充斥着各种意识形态的产物，因此北海道成为当时日本人口流动最大、管理最混乱的区域之一。函馆的生活空间延续着帝国主义时代的秩序与生产结构传统，成为上层阶级统治下层劳工的牢笼。因经济危机影响，大量的破产农民、失业工人和乡村学生受到广告的欺骗或者是为还债走投无路出海作业，汇聚到函馆来，同一的生存空间境遇下不可避免地走向了意识形态混乱的局面，这也就意味着岸上空间的不稳定性。工农成为其中最容易被争取也是最容易被欺压的群体，学生成为最容易被煽动和最具反抗精神的群体，而成为强权和天皇的化身的监工和军队虽然是函馆地区的实际掌权者，却也是被压迫者愤恨的直接目标。
小说开头直言：“下地狱咯！”作者就将上船比作地狱，函馆比作地狱的大门，上船出海成为笼罩在函馆工人上的阴影和难以逃脱的结局。无论工人如何卖力干活，他们赚的工钱都会很快在函馆寄回老家，余下的钱就被工头哄骗去了花街柳巷，所以工人们很快就身无分文，只能继续在船上打工；出于假期兼职来到函馆，被骗上了蟹工船的学生们很快也发现他们不可能下船，因为他们的工钱不能和船上的开销相抵，每个月还倒欠船上几元钱，故学生们也被捆绑在了船上。岸上资本运营的妓院和赌场侵吞了劳工的血汗，将劳工束缚于此，城市和农村迥异的空间反差深化了劳工家园感的缺失。乡村的自然生产模式在城市的资本中被粉碎瓦解，被迫离乡背井的劳工们踏上了他们完全陌生的城市，監工们则顺势将迷茫的劳工一网打尽，所以《蟹工船》中的空间始发在函馆，情节行动也在空间交替中开展，透过函馆如迷宫一样的城市景观背后，小林直指日本社会问题的关键——无产阶级群众的非人道遭遇。
恩格斯指出，“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因此在函馆地区的空间生产中，出海和永远出海并且死在海上就成为每一个蟹工船工人唯一的出路。这一选择还将在历史的过程中循环往复，所有人将一直以出海工作、船还债的方式实现社会的生产与再生产，实现从他人绑架到自我绑架的驯服过程，完成财阀的金钱压榨。然而，社会空间本身作为过去行为的结果，它迎接新的行为的到来，同时暗示一些行为，禁止另一些行为。函馆的岸上空间看似已经建立了上船下船的劳资关系，但是土地、劳动均被压榨的工农们无法获取到地租、工资的平衡，就形成了不稳定的对立关系。看似财阀垄断了资本和利润的全部优势，但他们忽略了对工农意识形态的把控，还将学生这一特殊的群体和工农聚集在一起工作，由此从劳资矛盾引发了意识形态矛盾，或者说埋下人道主义和非人道主义的精神空间矛盾根源。
二、海上的空间争夺
博光号的出海是《蟹工船》中最主要的线索，船舱和大海成为小说中主要的生产活动空间。有学者指出，“空间不是叙事的外部，而是一种内在力量，它从内部决定叙事的发展”，小林新闻话语的手段使展示比讲述更具客观和真实的艺术效果，因此蟹工船场景的生动细描和时间序列的淡化处理更加强调了空间环境的生成。虽然“一切存在的基本形式是空间和时间”，但劳工们在茫茫的海上进行着暗无天日的劳作，时间对于劳工来说成为一种遥远的概念，所以每日重复的工作和大洋上的工作环境使人对时间的感知也出现了问题。在蟹工船上，时间对人的价值和意义已经趋零，时空体（chronotope）中空间的感知力就被放大了，劳工肉体的苦痛和精神的渴求则跃然之上。所以，《蟹工船》让人感同身受的原因也是在此，作家毫不避讳对劳工苦难的展示，将船上的空间感受延续到了读者脑海之中。
蟹工船也不是正经的渔业船只，是用市场上报废的旧船改造成一艘主船，并附带小船充当海上的小作业点的海上移动工厂，因此不受日本航海法的管束。小说文本直接说：“工人们即使死在北鄂霍次克海，丸之内大厦的老板们也根本不当回事。资本主义仅靠常规领域的利润已无以为继……以致不折不扣变得无恶不作，无处不去，拼死拼活寻求血路。”那么，博光号上的空间矛盾直接上升到了生死问题，是生存的空间的竞争。若将博光号按照权利分割成数块空间，各个空间之间显然没有公平公正可言，比如，监工和船员居住的客舱与劳工们居住的恶臭“洞穴”是同一船只上的空间等级对比；蟹工船与驱逐舰是不同船只代表的不同阶层的空间对比；劳工之间能上甲板的服务生和只能在破烂船舱的杂工、渔工之间又是生存空间的对比；主船和附属船之间又形成中心和局部的空间对比。无论哪一种空间格局，劳工们生存空间被倾轧榨取是不争的事实。 下面以监工浅川为例进行分析。浅川残暴凶狠、无情冷酷、唯利是图，甘愿成为大财阀的走狗，积极策划参与对劳工的迫害行为，还参与了博光号上的每一次矛盾事件：浅川为了排挤生病劳工，将劳工丢入狭窄的厕所关禁闭；浅川发现博光号生产效率降低，就集中将劳工封锁舱内进行军国主义爱国洗脑；有劳工病故，浅川禁止劳工们进行追悼，也不允许用热水给亡者进行清洗；收到秩父号海难求救信号后，浅川阻止船员改航进行搜救……浅川深谙空间即权力的道理，为了行使更大的权力，榨取更多的资源，他取代了船长，占据全部的空间，成为博光号上最危险也是最有权力的唯一人物。与之相对的是，小说中的驱逐舰代表着天皇的至高无上和军事扩张，为了筹备战事，军队和财阀联手将蟹工船上的劳工们逼上死路。驱逐舰上的军队也是对博光号劳工的最大威胁，随时准备镇压这些悲惨的苦工。
随着作品的展开，倾诉和抱怨成为宣泄情绪的唯一窗口，无名渔工们的精神世界在质朴的话语中得到了展现，他们对家乡和亲眷怀有牵挂；他们会为出海未归的同僚们收拾行李，寄回遗书；他们学会了在船上互相帮扶关爱，他们渐渐走向团结。所以，高压政策使众人贫瘠精神世界得到了空前的丰富，蟹工船上纷杂意识形态因为物质空间的失落而得到了统一，而作品中失踪的川崎号劳工的回归则顺势成为矛盾爆发的导火索。
因此，蟹工船上的甲板、舱口、小船、大海和暴风雨等一系列的环境描写都成为一场空间战场的寓言，船工们命悬一线，为维系生存，生存空间已被压到极致，人们原本空泛的精神空间就顺势被仇恨和反抗占据，浅川为提高生产效率、维护秩序而编织的话语已经无法取得劳工的认同，所以蟹工船上监工们获得了物质空间的最大资源，但是对于劳工们的精神空间，监工们则尽失其地。
三、异域的空间革命
失踪船只川崎号的回归带来了苏联的共产主义思想，完成了小说对外国局势的布局，并且填补了劳工们的精神空缺，完成了精神空间的整合。险些失事的川崎号劳工被俄国人救起，堪察加的苏联人与中国翻译的只言片语为博光号劳工的夺船起义提供了一条出路。小说文本写道：“不干活赚大钱的，有。无产阶级，永远，都是这个（做着卡脖子的手势）。无产阶级……大家都这样（学着小孩子手拉手的样子），就强大，就有力量（拍拍胳膊）。”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以来，无产阶级的武装胜利就动摇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秩序。而1922年苏联的成立立刻就成为威胁日本帝国主义向北扩张的最大阻力，《蟹工船》在1928年的调查创作时期，日本和苏联没有渔业捕捞的两国协议，所以蟹工船一方面往堪察加和北库页岛航行，与苏联争夺渔业资源，另一方面随行的驱逐舰也趁机绘制堪察加的地图，搜集苏联情报，在库页岛和千岛进行军备部署。蟹工船作业已经发展成了军事空间的国土争夺，而地理空间不仅是关于士兵和大炮的，也是关于思想、关于形势、关于形象和想象的。日本帝国主义的虎狼之心昭然若揭，所以川崎号的回归标志着《蟹工船》中空间布局的完成，小林多喜二将空间从博光号延展出去，用遥远的堪察加岸上苏联人民的生存空间和博光号为代表日本劳工的生存空间形成了社会主义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的空间对比，无产阶级平等思想也和博光号上的等级剥削思想形成了精神空间的对立，日本和苏联的边境纠纷乃至于战争也一触即发。
所以，《蟹工船》完成空间转换后又发生了空间的融合，将从堪察加空间获取到的情报融入博光号上，借用苏联的无产阶级革命思想来进行博光号上武装指导，实现了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精神空间领域上的胜利。因此，随后就发生了博光号渔工挟持驾驶舱的夺权运动。浅川为提高生产效率，维护等级秩序而编造的军国主义谎言则顺势被来自堪察加的无产阶级革命思想击溃，工人们最终认清了资本家们盘剥底层贫民以累积财富的血腥手段，爆发了起义，关押了监工浅川。
然而，博光号上反抗行动很快遭到了闻讯而来的驱逐舰军队的镇压。劳工们选举出来的九位代表也被军队带走。从堪察加延展进来的赤色思想因为缺少根基也很快被外界武力征服。因此，博光号存在的空间对立问题通过更强有力的军队介入得到了解决，空间的短暂失衡很快又因他者的介入恢复了稳定。所以，《蟹工船》的创作富有真实性和代表性，同时富有极大的主观性。虽然堪察加的这段异国的经历是劳工们复述出来的，小林并未在蟹工船事件调查中获得该案素材，但是作者本人的阶级立场会影响他看待社会空间秩序的角度，堪察加支线的切入是作家政治立场的结果，是他意识形态的反映，是虚幻的空间效果。
四、结语
小林多喜二是一位有社会责任感的作家，他在创作中对现实生活投入了最大的关切，因此对现实的执着和对广大人民苦难的同情使他的作品風格冷静克制之余，更散发着人道主义的光彩。《蟹工船》借“船只”这一特别的空间载体实现了从岸上空间到海上空间的转换，将国内的萧条、船上的剥削和异国的革命场景真实地呈现在作品中，完成了对20世纪20年代日本国内国外政治、经济、军事局势线索的汇集。与现实空间对应的精神空间，也通过作品中人物简短的对话得到了从杂乱贫瘠到团结觉醒的描绘，完成了精神空间的开拓。所以，作品中现实和精神空间都存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尖锐对立，劳工们为生存空间而革命的行动亦成为解读资本主义劳资关系的别样角度。
（陕西理工大学文学院）
《蟹工船》创作于1928年，是日本无产阶级作家小林多喜二揭露日本军国主义时代社会丑恶的代表作之一。在此之前，1904年的日俄战争和1914-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胜利极大地刺激了日本帝国主义向外扩张的野心，出于军备需要，当时的日本社会逐渐笼罩在穷兵黩武的苛政压迫之下。然而，伴随着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金融危机、1922年日本共产党的成立以及1928年日本军国主义政府针对全国共产党人的大逮捕，国内的社会矛盾被无限激化。1926年的“秩父号沉没事件”更是引起了作者的关注，小林从翌年3月开始对蟹工船作业的调查，并于1929年3月在无产阶级杂志《战旗》上连载。基于1928年的考察，《蟹工船》借船只的出海和靠岸实现了小说活动空间的转换，完成了岸上、海上和异国三个空间背景的连接。同时，作品中空间的并置将一笔带过的驱除舰也化为军国主义天皇的象征，驱逐舰上饮酒作乐的生活和蟹工船上九死一生的惨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作品中现实的生产空间对立和精神空间对立，将日本与苏联、劳工与监工、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暴露无遗。
一、陆地的空间禁锢
蟹工船“博光号”在小说中是空间转换的载体。船只航行于茫茫大海，远离大陆，而陆地的城市口岸供其补给休整之余，也成为嗜人的魔窟。不可否认，社会的空间是社会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种充斥着各种意识形态的产物，因此北海道成为当时日本人口流动最大、管理最混乱的区域之一。函馆的生活空间延续着帝国主义时代的秩序与生产结构传统，成为上层阶级统治下层劳工的牢笼。因经济危机影响，大量的破产农民、失业工人和乡村学生受到广告的欺骗或者是为还债走投无路出海作业，汇聚到函馆来，同一的生存空间境遇下不可避免地走向了意识形态混乱的局面，这也就意味着岸上空间的不稳定性。工农成为其中最容易被争取也是最容易被欺压的群体，学生成为最容易被煽动和最具反抗精神的群体，而成为强权和天皇的化身的监工和军队虽然是函馆地区的实际掌权者，却也是被压迫者愤恨的直接目标。
小说开头直言：“下地狱咯！”作者就将上船比作地狱，函馆比作地狱的大门，上船出海成为笼罩在函馆工人上的阴影和难以逃脱的结局。无论工人如何卖力干活，他们赚的工钱都会很快在函馆寄回老家，余下的钱就被工头哄骗去了花街柳巷，所以工人们很快就身无分文，只能继续在船上打工；出于假期兼职来到函馆，被骗上了蟹工船的学生们很快也发现他们不可能下船，因为他们的工钱不能和船上的开销相抵，每个月还倒欠船上几元钱，故学生们也被捆绑在了船上。岸上资本运营的妓院和赌场侵吞了劳工的血汗，将劳工束缚于此，城市和农村迥异的空间反差深化了劳工家园感的缺失。乡村的自然生产模式在城市的资本中被粉碎瓦解，被迫离乡背井的劳工们踏上了他们完全陌生的城市，監工们则顺势将迷茫的劳工一网打尽，所以《蟹工船》中的空间始发在函馆，情节行动也在空间交替中开展，透过函馆如迷宫一样的城市景观背后，小林直指日本社会问题的关键——无产阶级群众的非人道遭遇。
恩格斯指出，“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因此在函馆地区的空间生产中，出海和永远出海并且死在海上就成为每一个蟹工船工人唯一的出路。这一选择还将在历史的过程中循环往复，所有人将一直以出海工作、船还债的方式实现社会的生产与再生产，实现从他人绑架到自我绑架的驯服过程，完成财阀的金钱压榨。然而，社会空间本身作为过去行为的结果，它迎接新的行为的到来，同时暗示一些行为，禁止另一些行为。函馆的岸上空间看似已经建立了上船下船的劳资关系，但是土地、劳动均被压榨的工农们无法获取到地租、工资的平衡，就形成了不稳定的对立关系。看似财阀垄断了资本和利润的全部优势，但他们忽略了对工农意识形态的把控，还将学生这一特殊的群体和工农聚集在一起工作，由此从劳资矛盾引发了意识形态矛盾，或者说埋下人道主义和非人道主义的精神空间矛盾根源。
二、海上的空间争夺
博光号的出海是《蟹工船》中最主要的线索，船舱和大海成为小说中主要的生产活动空间。有学者指出，“空间不是叙事的外部，而是一种内在力量，它从内部决定叙事的发展”，小林新闻话语的手段使展示比讲述更具客观和真实的艺术效果，因此蟹工船场景的生动细描和时间序列的淡化处理更加强调了空间环境的生成。虽然“一切存在的基本形式是空间和时间”，但劳工们在茫茫的海上进行着暗无天日的劳作，时间对于劳工来说成为一种遥远的概念，所以每日重复的工作和大洋上的工作环境使人对时间的感知也出现了问题。在蟹工船上，时间对人的价值和意义已经趋零，时空体（chronotope）中空间的感知力就被放大了，劳工肉体的苦痛和精神的渴求则跃然之上。所以，《蟹工船》让人感同身受的原因也是在此，作家毫不避讳对劳工苦难的展示，将船上的空间感受延续到了读者脑海之中。
蟹工船也不是正经的渔业船只，是用市场上报废的旧船改造成一艘主船，并附带小船充当海上的小作业点的海上移动工厂，因此不受日本航海法的管束。小说文本直接说：“工人们即使死在北鄂霍次克海，丸之内大厦的老板们也根本不当回事。资本主义仅靠常规领域的利润已无以为继……以致不折不扣变得无恶不作，无处不去，拼死拼活寻求血路。”那么，博光号上的空间矛盾直接上升到了生死问题，是生存的空间的竞争。若将博光号按照权利分割成数块空间，各个空间之间显然没有公平公正可言，比如，监工和船员居住的客舱与劳工们居住的恶臭“洞穴”是同一船只上的空间等级对比；蟹工船与驱逐舰是不同船只代表的不同阶层的空间对比；劳工之间能上甲板的服务生和只能在破烂船舱的杂工、渔工之间又是生存空间的对比；主船和附属船之间又形成中心和局部的空间对比。无论哪一种空间格局，劳工们生存空间被倾轧榨取是不争的事实。 下面以监工浅川为例进行分析。浅川残暴凶狠、无情冷酷、唯利是图，甘愿成为大财阀的走狗，积极策划参与对劳工的迫害行为，还参与了博光号上的每一次矛盾事件：浅川为了排挤生病劳工，将劳工丢入狭窄的厕所关禁闭；浅川发现博光号生产效率降低，就集中将劳工封锁舱内进行军国主义爱国洗脑；有劳工病故，浅川禁止劳工们进行追悼，也不允许用热水给亡者进行清洗；收到秩父号海难求救信号后，浅川阻止船员改航进行搜救……浅川深谙空间即权力的道理，为了行使更大的权力，榨取更多的资源，他取代了船长，占据全部的空间，成为博光号上最危险也是最有权力的唯一人物。与之相对的是，小说中的驱逐舰代表着天皇的至高无上和军事扩张，为了筹备战事，军队和财阀联手将蟹工船上的劳工们逼上死路。驱逐舰上的军队也是对博光号劳工的最大威胁，随时准备镇压这些悲惨的苦工。
随着作品的展开，倾诉和抱怨成为宣泄情绪的唯一窗口，无名渔工们的精神世界在质朴的话语中得到了展现，他们对家乡和亲眷怀有牵挂；他们会为出海未归的同僚们收拾行李，寄回遗书；他们学会了在船上互相帮扶关爱，他们渐渐走向团结。所以，高压政策使众人贫瘠精神世界得到了空前的丰富，蟹工船上纷杂意识形态因为物质空间的失落而得到了统一，而作品中失踪的川崎号劳工的回归则顺势成为矛盾爆发的导火索。
因此，蟹工船上的甲板、舱口、小船、大海和暴风雨等一系列的环境描写都成为一场空间战场的寓言，船工们命悬一线，为维系生存，生存空间已被压到极致，人们原本空泛的精神空间就顺势被仇恨和反抗占据，浅川为提高生产效率、维护秩序而编织的话语已经无法取得劳工的认同，所以蟹工船上监工们获得了物质空间的最大资源，但是对于劳工们的精神空间，监工们则尽失其地。
三、异域的空间革命
失踪船只川崎号的回归带来了苏联的共产主义思想，完成了小说对外国局势的布局，并且填补了劳工们的精神空缺，完成了精神空间的整合。险些失事的川崎号劳工被俄国人救起，堪察加的苏联人与中国翻译的只言片语为博光号劳工的夺船起义提供了一条出路。小说文本写道：“不干活赚大钱的，有。无产阶级，永远，都是这个（做着卡脖子的手势）。无产阶级……大家都这样（学着小孩子手拉手的样子），就强大，就有力量（拍拍胳膊）。”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以来，无产阶级的武装胜利就动摇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秩序。而1922年苏联的成立立刻就成为威胁日本帝国主义向北扩张的最大阻力，《蟹工船》在1928年的调查创作时期，日本和苏联没有渔业捕捞的两国协议，所以蟹工船一方面往堪察加和北库页岛航行，与苏联争夺渔业资源，另一方面随行的驱逐舰也趁机绘制堪察加的地图，搜集苏联情报，在库页岛和千岛进行军备部署。蟹工船作业已经发展成了军事空间的国土争夺，而地理空间不仅是关于士兵和大炮的，也是关于思想、关于形势、关于形象和想象的。日本帝国主义的虎狼之心昭然若揭，所以川崎号的回归标志着《蟹工船》中空间布局的完成，小林多喜二将空间从博光号延展出去，用遥远的堪察加岸上苏联人民的生存空间和博光号为代表日本劳工的生存空间形成了社会主义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的空间对比，无产阶级平等思想也和博光号上的等级剥削思想形成了精神空间的对立，日本和苏联的边境纠纷乃至于战争也一触即发。
所以，《蟹工船》完成空间转换后又发生了空间的融合，将从堪察加空间获取到的情报融入博光号上，借用苏联的无产阶级革命思想来进行博光号上武装指导，实现了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精神空间领域上的胜利。因此，随后就发生了博光号渔工挟持驾驶舱的夺权运动。浅川为提高生产效率，维护等级秩序而编造的军国主义谎言则顺势被来自堪察加的无产阶级革命思想击溃，工人们最终认清了资本家们盘剥底层贫民以累积财富的血腥手段，爆发了起义，关押了监工浅川。
然而，博光号上反抗行动很快遭到了闻讯而来的驱逐舰军队的镇压。劳工们选举出来的九位代表也被军队带走。从堪察加延展进来的赤色思想因为缺少根基也很快被外界武力征服。因此，博光号存在的空间对立问题通过更强有力的军队介入得到了解决，空间的短暂失衡很快又因他者的介入恢复了稳定。所以，《蟹工船》的创作富有真实性和代表性，同时富有极大的主观性。虽然堪察加的这段异国的经历是劳工们复述出来的，小林并未在蟹工船事件调查中获得该案素材，但是作者本人的阶级立场会影响他看待社会空间秩序的角度，堪察加支线的切入是作家政治立场的结果，是他意识形态的反映，是虚幻的空间效果。
四、结语
小林多喜二是一位有社会责任感的作家，他在创作中对现实生活投入了最大的关切，因此对现实的执着和对广大人民苦难的同情使他的作品風格冷静克制之余，更散发着人道主义的光彩。《蟹工船》借“船只”这一特别的空间载体实现了从岸上空间到海上空间的转换，将国内的萧条、船上的剥削和异国的革命场景真实地呈现在作品中，完成了对20世纪20年代日本国内国外政治、经济、军事局势线索的汇集。与现实空间对应的精神空间，也通过作品中人物简短的对话得到了从杂乱贫瘠到团结觉醒的描绘，完成了精神空间的开拓。所以，作品中现实和精神空间都存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尖锐对立，劳工们为生存空间而革命的行动亦成为解读资本主义劳资关系的别样角度。
（陕西理工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