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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动物学上，猴可以有多种多样的分类，诸如黑叶猴、眼镜猴等。但在中国民众的视野里，一个“猴”字足以涵盖一切。事实上，对于普通民众而言，有些人一生都未必见过真正的猴，但他们对猴似乎并不陌生。因为，在他们的生活中并不乏猴的影像：生肖中有猴，戏曲中有猴，游戏中有猴，工艺中有猴……考察中国文化中的猴，它更多的不是出现在帝王世家、达官显贵的庙堂之上、府第之中，而是生动地存在于民间社会。依托其动物的本色，借助民间社会这一广阔的舞台，猴完成了一只文化灵物的精彩表演。
考古发现证实，猴很早就出现在华夏先民的生活中了。位于北京平谷的上宅文化，是距今六七千年前的一处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这里曾出土一件小石猴雕塑，它头部如猴形，下身似蝉状。在距今5000多年前的辽宁东港后洼遗址，也出土了一件新石器时代人猴双面雕头像，它正面为猴形，反面为人像，造型稚拙。有人认为，出土于新石器时代的这两件玉石雕，应该是早期人类的辟邪饰物。
出现在古人生活中的猴，很早就成为权贵们的嬉戏之物。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和小屯村北遗址曾发现有多件玉猴雕，这些猴雕形态生动逼真，呈与人戏耍的状态。有人据此推测，殷商后期王室中已有养猴、戏猴的习俗。位于河北省平山县的战国中山国遗址曾出土一件15连盏铜灯，铜灯整体犹如一棵枝叶茂盛的大树，主干矗立在镂空夔龙纹底座上，由3只独首
双身、口衔圆环的猛虎托起，四周伸出7节树枝，枝上托起15盏灯盘，高低有序，错落有致。树上栖息有8只小猴，树下站立两个赤膊短裳的家奴，做向树上抛食的戏猴动作。有研究者认为，从家奴抛食的姿势来看，这些小猴应该是人工饲养之物。从猴的外形上判断，中山国人所饲养的猴应该不是产于当地，而是出自遥远南方的猕猴。
权贵们养猴、戏猴之俗在后世也多有存续。汉代，猴戏已是百戏之一；唐宋两代，皇家庆典上均有猴戏出现。唐昭宗时甚至发生了“孙供奉”的故事：昭宗逃亡时，随驾有耍猴艺人，所驯之猴颇温顺，能随班起居，昭宗赐以高官所穿的红袍，称之为“孙供奉”。朱温篡唐后，仍让这只猴子穿红袍上朝。不料，“孙供奉”却并不领情，见了朱温竟然扑击他，朱温恼羞成怒，下令处死了它。明代初年又有“孙慧郎”的逸闻：明丞相胡惟庸，蓄猢狲十数，衣冠如人；客至，则令供茶、行酒，能跪拜揖让，吹竹笛，声尤佳，又能执干戚舞蹈，人们称之为“孙慧郎”。
除了被戏弄，在古代士人那里，猴子又常常是被揶揄、讥讽的对象。唐代文学家柳宗元曾作《憎王孙文》，在其序文中对猿与猴的品德、习性、行为等逐一比较，其“扬猿抑猴”的倾向十分明显：猿，德行稳重，仁爱谦让，孝顺慈善，它们群居而仁爱，吃东西互相谦让，行走时列队，饮水时有序，有离散者则哀鸣呼叫，遇灾难时保护弱小，从不践踏东西。猴，德行暴躁，群居而不睦，吃东西时争抢，行走时散漫，饮水时乱成一团，灾难来临时，推出弱小者以脱身，它们喜欢糟蹋东西，所过之处一片狼藉。
如前所述，在封建时代的上流社会，猴子的境遇并不好过。为何会出现这一状况呢？是因为猴没有大富大贵的相貌还是因为猴缺少稳重高雅的仪态？按明代医学家李时珍《本草纲目》中的描述，猴：“状似人，眼如愁胡，而颊陷有嗛。嗛音歉，藏食处也。腹无脾以行消食，尻无毛而尾短。手足如人，亦能竖行。声嗝嗝若咳。孕五月而生子，生子多浴于涧。其性躁动害物。”也正是因为有着这样的相貌与习性，猴反而为民众所喜爱，猴的形象在民间社会得以鲜活起来。
在民众的意识里，猴从来就不是一只普通的动物，更像是一只文化灵物：它是人类的始祖，能与人类交通，有“封侯”之兆，能觉察、预防马疾，等等。
在我国许多少数民族中都流传着猴子变人的神话。藏族神话讲述有一只修行的猕猴，遇见一个罗刹女欲与其结合，猕猴不允。后经观音菩萨点化，二者婚配，生下6只小猴，小猴被送到果实丰盈的树林中生活。3年过后，老猕猴
去看望小猕猴，它们已繁衍到了500多只。由于林中果实有限，众猴面临着饥饿的危险。为使它们繁衍下去，老猕猴又从观音菩萨那里取来种子洒向大地，此后大地长满了五谷。那些猕猴因为吃到了充足的粮食，身体发生了变化，体毛慢慢变短，尾巴渐渐消失，后来又会说话，最终变成了人。这些人便是藏民族的祖先。
羌族也有“猴人变人”的神话：猴人全身长满了毛，是木巴（天神）制造的人种，聪明、力气大，经常整治山里的那些野兽。野兽们总想把猴人撕烂吃掉。木巴知道了，告诉野兽们：猴人是人种，万万吃不得，只能拔它的毛。野兽们就你一撮我一撮地把猴人的毛拔光了。从此，猴人变成了现在的人。
汉族没有这样的神话，但却有人猴交通的逸闻。晋代张华《博物志》记载：蜀国西南的高山上有一种外形似猴的动物，身长7尺，能像人一样走路，善于奔跑追人。它们把途经此地的女子抢走当作妻子。如果不生孩子，女子到死也不能回去；如果生了孩子，母子就会被一起送回娘家。回家后，如果哪个女子不抚养与其生的孩子，就要被害死。因为害怕，没有人敢不抚养孩子。
除此之外，在我国民间还流传着很多人猴婚配的故事，有研究者概括这类故事为“猴娃娘型”。其情节大致是：一个老婆婆的女儿被猴抢走；在喜鹊的指引下，老婆婆得以进入猴洞；然后，母女设法逃回；猴因思念其妻，频繁到村中啼哭；她们用某种方法伤到了猴，猴再也没有出现。钱钟书先生在《管锥编》中对人猴交通的现象曾有评说：猿猴好人间女色，每窃妇以逃，此吾国古来流传俗说，屡见之稗史者也。
孙悟空本是文学形象，早见于宋代话本《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中，作品中的主要角色“猴行者”，曾自称“我是花果山紫云洞八万四千铜头铁额猕猴王。我今来助和尚取经”。此后，这一形象经民间艺人的不断演绎，至吴承恩写进小说《西游记》中，则成了家喻户晓的“齐天大圣”。在清代，孙悟空不只出现在民间戏曲、民间故事之中，而且被民众奉若神祇。如在福建一带，“闽人信神，甚于吴楚，其最骇人听闻者，莫如齐天大圣殿之祀孙悟空，自省会至各郡皆盛建祠庙”；“福州人皆祀孙行者于家堂，又立齐天大圣庙，甚壮丽。四五月间迎神，龙舟装饰宝玩，鼓乐喧阂，市人奔走若狂，视其中坐一猕猴耳”。
猴本是民间物
考古发现证实，猴很早就出现在华夏先民的生活中了。位于北京平谷的上宅文化，是距今六七千年前的一处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这里曾出土一件小石猴雕塑，它头部如猴形，下身似蝉状。在距今5000多年前的辽宁东港后洼遗址，也出土了一件新石器时代人猴双面雕头像，它正面为猴形，反面为人像，造型稚拙。有人认为，出土于新石器时代的这两件玉石雕，应该是早期人类的辟邪饰物。
出现在古人生活中的猴，很早就成为权贵们的嬉戏之物。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和小屯村北遗址曾发现有多件玉猴雕，这些猴雕形态生动逼真，呈与人戏耍的状态。有人据此推测，殷商后期王室中已有养猴、戏猴的习俗。位于河北省平山县的战国中山国遗址曾出土一件15连盏铜灯，铜灯整体犹如一棵枝叶茂盛的大树，主干矗立在镂空夔龙纹底座上，由3只独首
双身、口衔圆环的猛虎托起，四周伸出7节树枝，枝上托起15盏灯盘，高低有序，错落有致。树上栖息有8只小猴，树下站立两个赤膊短裳的家奴，做向树上抛食的戏猴动作。有研究者认为，从家奴抛食的姿势来看，这些小猴应该是人工饲养之物。从猴的外形上判断，中山国人所饲养的猴应该不是产于当地，而是出自遥远南方的猕猴。
权贵们养猴、戏猴之俗在后世也多有存续。汉代，猴戏已是百戏之一；唐宋两代，皇家庆典上均有猴戏出现。唐昭宗时甚至发生了“孙供奉”的故事：昭宗逃亡时，随驾有耍猴艺人，所驯之猴颇温顺，能随班起居，昭宗赐以高官所穿的红袍，称之为“孙供奉”。朱温篡唐后，仍让这只猴子穿红袍上朝。不料，“孙供奉”却并不领情，见了朱温竟然扑击他，朱温恼羞成怒，下令处死了它。明代初年又有“孙慧郎”的逸闻：明丞相胡惟庸，蓄猢狲十数，衣冠如人；客至，则令供茶、行酒，能跪拜揖让，吹竹笛，声尤佳，又能执干戚舞蹈，人们称之为“孙慧郎”。
除了被戏弄，在古代士人那里，猴子又常常是被揶揄、讥讽的对象。唐代文学家柳宗元曾作《憎王孙文》，在其序文中对猿与猴的品德、习性、行为等逐一比较，其“扬猿抑猴”的倾向十分明显：猿，德行稳重，仁爱谦让，孝顺慈善，它们群居而仁爱，吃东西互相谦让，行走时列队，饮水时有序，有离散者则哀鸣呼叫，遇灾难时保护弱小，从不践踏东西。猴，德行暴躁，群居而不睦，吃东西时争抢，行走时散漫，饮水时乱成一团，灾难来临时，推出弱小者以脱身，它们喜欢糟蹋东西，所过之处一片狼藉。
如前所述，在封建时代的上流社会，猴子的境遇并不好过。为何会出现这一状况呢？是因为猴没有大富大贵的相貌还是因为猴缺少稳重高雅的仪态？按明代医学家李时珍《本草纲目》中的描述，猴：“状似人，眼如愁胡，而颊陷有嗛。嗛音歉，藏食处也。腹无脾以行消食，尻无毛而尾短。手足如人，亦能竖行。声嗝嗝若咳。孕五月而生子，生子多浴于涧。其性躁动害物。”也正是因为有着这样的相貌与习性，猴反而为民众所喜爱，猴的形象在民间社会得以鲜活起来。
民间信仰中的猴
在民众的意识里，猴从来就不是一只普通的动物，更像是一只文化灵物：它是人类的始祖，能与人类交通，有“封侯”之兆，能觉察、预防马疾，等等。
在我国许多少数民族中都流传着猴子变人的神话。藏族神话讲述有一只修行的猕猴，遇见一个罗刹女欲与其结合，猕猴不允。后经观音菩萨点化，二者婚配，生下6只小猴，小猴被送到果实丰盈的树林中生活。3年过后，老猕猴
去看望小猕猴，它们已繁衍到了500多只。由于林中果实有限，众猴面临着饥饿的危险。为使它们繁衍下去，老猕猴又从观音菩萨那里取来种子洒向大地，此后大地长满了五谷。那些猕猴因为吃到了充足的粮食，身体发生了变化，体毛慢慢变短，尾巴渐渐消失，后来又会说话，最终变成了人。这些人便是藏民族的祖先。
羌族也有“猴人变人”的神话：猴人全身长满了毛，是木巴（天神）制造的人种，聪明、力气大，经常整治山里的那些野兽。野兽们总想把猴人撕烂吃掉。木巴知道了，告诉野兽们：猴人是人种，万万吃不得，只能拔它的毛。野兽们就你一撮我一撮地把猴人的毛拔光了。从此，猴人变成了现在的人。
汉族没有这样的神话，但却有人猴交通的逸闻。晋代张华《博物志》记载：蜀国西南的高山上有一种外形似猴的动物，身长7尺，能像人一样走路，善于奔跑追人。它们把途经此地的女子抢走当作妻子。如果不生孩子，女子到死也不能回去；如果生了孩子，母子就会被一起送回娘家。回家后，如果哪个女子不抚养与其生的孩子，就要被害死。因为害怕，没有人敢不抚养孩子。
除此之外，在我国民间还流传着很多人猴婚配的故事，有研究者概括这类故事为“猴娃娘型”。其情节大致是：一个老婆婆的女儿被猴抢走；在喜鹊的指引下，老婆婆得以进入猴洞；然后，母女设法逃回；猴因思念其妻，频繁到村中啼哭；她们用某种方法伤到了猴，猴再也没有出现。钱钟书先生在《管锥编》中对人猴交通的现象曾有评说：猿猴好人间女色，每窃妇以逃，此吾国古来流传俗说，屡见之稗史者也。
孙悟空本是文学形象，早见于宋代话本《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中，作品中的主要角色“猴行者”，曾自称“我是花果山紫云洞八万四千铜头铁额猕猴王。我今来助和尚取经”。此后，这一形象经民间艺人的不断演绎，至吴承恩写进小说《西游记》中，则成了家喻户晓的“齐天大圣”。在清代，孙悟空不只出现在民间戏曲、民间故事之中，而且被民众奉若神祇。如在福建一带，“闽人信神，甚于吴楚，其最骇人听闻者，莫如齐天大圣殿之祀孙悟空，自省会至各郡皆盛建祠庙”；“福州人皆祀孙行者于家堂，又立齐天大圣庙，甚壮丽。四五月间迎神，龙舟装饰宝玩，鼓乐喧阂，市人奔走若狂，视其中坐一猕猴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