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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时已绿满江南，此间方始发青，你如在四月中北归，桃李海棠均将盛开。我意四月中旬是时候了。”
周恩来和邓颖超是一对革命伴侣。他们的崇高品质和光辉业绩，为全国人民所公认。从1949年至1959年10年间周恩来给邓颖超的信中，即可看出他们的伟大情操。
情深意切
周恩来与邓颖超忠于爱情，相互关心，这在信中得到了真切的反映。
周恩来是一位伟人，但是他也有着常人的亲情，而且这种亲情往往比常人更浓厚1949年7月19日信中说：“接着你的来信，很高兴，盼望得很久了。”1958年11月17日信中说：“你离开北京一个多月了。打了几次电话，却没给你写信，总觉得欠债似的。”1959年3月18日信中又说：“现已夜深，听说明午琮英(即陈琮英，任弼时夫人)去穗，写此短笺，聊表怀念。‘三八’之日虽未通话，却签了一个贺片，而且还是三十年前的笔名，你看了也许引起一些回忆。”
周恩来在信中不仅表达了自己的思念，还表示了对亲人的深切关心。1949年7月19日信中说：“你除了与夫人联络(指邓颖超代表中共中央前往上海迎接宋庆龄一事)外，就安心静养吧，完成两个月计划。”1954年11月13日，正在广州的周恩来写信说：“知你体力仍弱，不能执笔，甚为想念。羊城之行不可能了，但望你安心静养，归京时能看到你有进步，那就最高兴不过了。”
周恩来在信中一般都要介绍一下自己的情况。1952年8月27日，正在苏联的周恩来写信说：“我来此睡眠尚好，每天约在午夜一二时就寝，上午十时左右起床。精神甚好，惟体重有增加趋势。”1954年6月13日，正在日内瓦处于极度繁忙之中的周恩来写信说：“所幸并未失眠，身体精神均好，望你放心。”1955年4月13日，周恩来为了使邓颖超了解自己在昆明的情况，在信中说：“附上云大学生来信和戏单各二纸，俾知我们在昆明的生活一斑。”这些情况介绍，实际上是让妻子不要惦记自己。
这些信虽然是周恩来写给邓颖超的，但是也能折射出邓颖超对周恩来的关心和爱护。1949年7月19日，周恩来在书信写完后，又补充说：“东西收到。”1952年8月27日，周恩来在信中又说：“背心收到了。”
营造浪漫
周恩来在给邓颖超的信中，不但表达了对于亲人的真挚感情，而且时常营造浪漫氛围，富有生活情调。
周恩来在信的开头全部使用了“超”这个昵称，在落款的署名中，有两次使用一个字“来”，一次使用“翔宇”。
在信中，周恩来有时提及一些娱乐和生活中的其他事情，以交流情况，增进感情。1949年7月19日信中说：“你看了《西伯利亚交响曲》，我看了《桥》，不知是否同一晚。我那天一直看到天明才回。”1951年3月17日信中说：“本周连看了三次电影，其中以《两家春》为最好，你过沪时可一看。”
周恩来有时借景达意，使之情景交融。1951年3月17日，周恩来致信正在杭州的邓颖超说：“期满归来，海棠桃李均将盛装笑迎主人了。”同月31日，周恩来写信又说，希望邓颖超“托人拍几个美而有意义的镜头携归，但千万勿拍着西装的西子”。周恩来还说：“现时已绿满江南，此间方始发青，你如在四月中北归，桃李海棠均将盛开。我意四月中旬是时候了。”
周恩来在信中有时使用诙谐幽默的语言，以营造浪漫氛围。1951年3月17日信中说：“西子湖边飞来红叶，竟未能迅速回报，有负你的雅意。忙不能做借口，这次也并未忘怀，只是懒罪该打。”1951年3月31日信中说：“昨天得到你二十三日来信，说我写的是不像情书的情书。确实，两星期前，陆璀答应我带信到江南，我当时曾戏言：俏红娘捎带老情书。结果红娘走了，情书依然未写，想见动笔之难。”周恩来还说：“西湖五多，我独选其茶多，如能将植茶、采茶、制茶的全套生产过程探得，你才称得起‘茶王’之名，否则，不过是‘茶壶’而已。”
1954年6月13日，正在日内瓦的周恩来在信中说：“附上托同志们收集的院花，聊寄远念。”温馨而浪漫。
事业为重
周恩来日理万机，有时写信都要挤时间，或者根本就没有时间。1954年6月13日，正在日内瓦的周恩来在写给邓颖超的信中说：“陈浩、成元功两同志(当时分别是政务院总理办公室秘书、周恩来的卫士长)催我写信数次。现在已经深夜四时了，还有许多要事未办。明日信使待发，只好草草书此。”
周恩来在给邓颖超的信中，还有许多介绍自己工作繁忙的地方。在上段已提到的在日内瓦写的那封信中，周恩来说：“来日内瓦已整整七个星期了，实在太忙，睡眠常感不足，每星期只能争取一两天睡足八小时。”
周恩来在给邓颖超的信中，有时会与邓颖超专门谈论某些工作。1949年7月19日信中说：“望你约袁雪芬谈谈，约她于新政协时来平，有可能提她作自由职业代表。妥否，望先与夏衍一谈。”1954年秋，袁雪芬就华东戏曲研究院实验越剧团的去向问题写信给周恩来和邓颖超。同年11月23日，周恩来在给邓颖超的信中说：“袁信退回给你，一切留待面谈。”
1949年7月19日，周恩来在信中建议邓颖超安心静养，并认为这样“会对你以后的工作有利”。周恩来和邓颖超以革命事业为重的高贵品质，是同他们的相互关心和爱护联系在一起的。
周恩来和邓颖超，作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生命不息，奋斗不止。从1949年到1959年，这10年中，周恩来是51岁至61岁，邓颖超是45岁至55岁，从年龄来说他们都已不再年轻；但是，革命人的精神永远年轻，他们永远与时代同步，并且走在时代的前列。1954年6月13日，周恩来致信邓颖超说：“你还是那样热情和理智交织着，真是老而弥坚，我愧不及你。”1959年3月18日信中又说：“老了，总不免有些回忆。但是这个时代总是要求我们多向前看，多为后代着想，多向青年学习。偶一不注意，便有落后的危险，还得再鼓干劲，前进再前进啊!”
从这些信中，我们能够真切地感受到周恩来和邓颖超的伟大情操。这些伟大情操，归结起来就是：忠于爱情，善待他人，尊重集体，献身事业，与时俱进。这些无比宝贵的精神财富，需要我们后人永远珍视、学习和发扬光大。
周恩来和邓颖超是一对革命伴侣。他们的崇高品质和光辉业绩，为全国人民所公认。从1949年至1959年10年间周恩来给邓颖超的信中，即可看出他们的伟大情操。
情深意切
周恩来与邓颖超忠于爱情，相互关心，这在信中得到了真切的反映。
周恩来是一位伟人，但是他也有着常人的亲情，而且这种亲情往往比常人更浓厚1949年7月19日信中说：“接着你的来信，很高兴，盼望得很久了。”1958年11月17日信中说：“你离开北京一个多月了。打了几次电话，却没给你写信，总觉得欠债似的。”1959年3月18日信中又说：“现已夜深，听说明午琮英(即陈琮英，任弼时夫人)去穗，写此短笺，聊表怀念。‘三八’之日虽未通话，却签了一个贺片，而且还是三十年前的笔名，你看了也许引起一些回忆。”
周恩来在信中不仅表达了自己的思念，还表示了对亲人的深切关心。1949年7月19日信中说：“你除了与夫人联络(指邓颖超代表中共中央前往上海迎接宋庆龄一事)外，就安心静养吧，完成两个月计划。”1954年11月13日，正在广州的周恩来写信说：“知你体力仍弱，不能执笔，甚为想念。羊城之行不可能了，但望你安心静养，归京时能看到你有进步，那就最高兴不过了。”
周恩来在信中一般都要介绍一下自己的情况。1952年8月27日，正在苏联的周恩来写信说：“我来此睡眠尚好，每天约在午夜一二时就寝，上午十时左右起床。精神甚好，惟体重有增加趋势。”1954年6月13日，正在日内瓦处于极度繁忙之中的周恩来写信说：“所幸并未失眠，身体精神均好，望你放心。”1955年4月13日，周恩来为了使邓颖超了解自己在昆明的情况，在信中说：“附上云大学生来信和戏单各二纸，俾知我们在昆明的生活一斑。”这些情况介绍，实际上是让妻子不要惦记自己。
这些信虽然是周恩来写给邓颖超的，但是也能折射出邓颖超对周恩来的关心和爱护。1949年7月19日，周恩来在书信写完后，又补充说：“东西收到。”1952年8月27日，周恩来在信中又说：“背心收到了。”
营造浪漫
周恩来在给邓颖超的信中，不但表达了对于亲人的真挚感情，而且时常营造浪漫氛围，富有生活情调。
周恩来在信的开头全部使用了“超”这个昵称，在落款的署名中，有两次使用一个字“来”，一次使用“翔宇”。
在信中，周恩来有时提及一些娱乐和生活中的其他事情，以交流情况，增进感情。1949年7月19日信中说：“你看了《西伯利亚交响曲》，我看了《桥》，不知是否同一晚。我那天一直看到天明才回。”1951年3月17日信中说：“本周连看了三次电影，其中以《两家春》为最好，你过沪时可一看。”
周恩来有时借景达意，使之情景交融。1951年3月17日，周恩来致信正在杭州的邓颖超说：“期满归来，海棠桃李均将盛装笑迎主人了。”同月31日，周恩来写信又说，希望邓颖超“托人拍几个美而有意义的镜头携归，但千万勿拍着西装的西子”。周恩来还说：“现时已绿满江南，此间方始发青，你如在四月中北归，桃李海棠均将盛开。我意四月中旬是时候了。”
周恩来在信中有时使用诙谐幽默的语言，以营造浪漫氛围。1951年3月17日信中说：“西子湖边飞来红叶，竟未能迅速回报，有负你的雅意。忙不能做借口，这次也并未忘怀，只是懒罪该打。”1951年3月31日信中说：“昨天得到你二十三日来信，说我写的是不像情书的情书。确实，两星期前，陆璀答应我带信到江南，我当时曾戏言：俏红娘捎带老情书。结果红娘走了，情书依然未写，想见动笔之难。”周恩来还说：“西湖五多，我独选其茶多，如能将植茶、采茶、制茶的全套生产过程探得，你才称得起‘茶王’之名，否则，不过是‘茶壶’而已。”
1954年6月13日，正在日内瓦的周恩来在信中说：“附上托同志们收集的院花，聊寄远念。”温馨而浪漫。
事业为重
周恩来日理万机，有时写信都要挤时间，或者根本就没有时间。1954年6月13日，正在日内瓦的周恩来在写给邓颖超的信中说：“陈浩、成元功两同志(当时分别是政务院总理办公室秘书、周恩来的卫士长)催我写信数次。现在已经深夜四时了，还有许多要事未办。明日信使待发，只好草草书此。”
周恩来在给邓颖超的信中，还有许多介绍自己工作繁忙的地方。在上段已提到的在日内瓦写的那封信中，周恩来说：“来日内瓦已整整七个星期了，实在太忙，睡眠常感不足，每星期只能争取一两天睡足八小时。”
周恩来在给邓颖超的信中，有时会与邓颖超专门谈论某些工作。1949年7月19日信中说：“望你约袁雪芬谈谈，约她于新政协时来平，有可能提她作自由职业代表。妥否，望先与夏衍一谈。”1954年秋，袁雪芬就华东戏曲研究院实验越剧团的去向问题写信给周恩来和邓颖超。同年11月23日，周恩来在给邓颖超的信中说：“袁信退回给你，一切留待面谈。”
1949年7月19日，周恩来在信中建议邓颖超安心静养，并认为这样“会对你以后的工作有利”。周恩来和邓颖超以革命事业为重的高贵品质，是同他们的相互关心和爱护联系在一起的。
周恩来和邓颖超，作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生命不息，奋斗不止。从1949年到1959年，这10年中，周恩来是51岁至61岁，邓颖超是45岁至55岁，从年龄来说他们都已不再年轻；但是，革命人的精神永远年轻，他们永远与时代同步，并且走在时代的前列。1954年6月13日，周恩来致信邓颖超说：“你还是那样热情和理智交织着，真是老而弥坚，我愧不及你。”1959年3月18日信中又说：“老了，总不免有些回忆。但是这个时代总是要求我们多向前看，多为后代着想，多向青年学习。偶一不注意，便有落后的危险，还得再鼓干劲，前进再前进啊!”
从这些信中，我们能够真切地感受到周恩来和邓颖超的伟大情操。这些伟大情操，归结起来就是：忠于爱情，善待他人，尊重集体，献身事业，与时俱进。这些无比宝贵的精神财富，需要我们后人永远珍视、学习和发扬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