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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1978年底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热烈讨论并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摆出了许多情况，提出了不少问题。为统一全党的思想和认识，中央在1979年初召开了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会议充分发扬党内民主和实事求是、群众路线、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揭露和剖析“两个凡是”，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对阶级斗争等一些重要问题进行了拨乱反正，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阶段命题，同时总结经验并提出建设性建议，达到了弄清是非，统一认识，增强整个理论宣传队伍团结的目的。这次会议为改革开放奠定了强大的理论基础，经受了历史的检验。
[关键词] 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理论务虚；“两个凡是”；否定“文革”；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拨乱反正
[中图分类号] D22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8129（2019）04-0010-08
40年前，即1979年1月到4月初，新任中央宣传部部长胡耀邦根据中央的决定，主持召开了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会议是1979年1月18日至4月3日在北京召开的。今年是这次会议召开40周年，笔者以为很有必要对这次重要会议作一些回顾，并以此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
一、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的背景和由来
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开始以后，党内一度出现了不同意见。当时的中央理论刊物《红旗》组织撰写了一篇长文《重温〈实践论〉》，系统表达了对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不同意见，并将文章报送中央。叶剑英同志鉴于刚结束不久的国务院经济务虚会开得很好，提议中央召开一次理论务虚会，让大家把不同意见摆出来，在充分民主讨论的基础上，统一全党认识[1] 110。叶帅的这个提议得到了中央的同意。
1978年11月至12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热烈讨论并高度评价了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摆出了许多情况，提出了不少问题。中央主要负责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说：“由于这次中央工作会议的议题多，时间有限，这方面的问题不可能花很多的时间来解决。中央政治局同志意见，还是按照叶帅的提议，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专门召开一次理论务虚会，进一步把这些问题解决好。”这就是理论工作务虚会的背景和由来。
二、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的基本情况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任命胡耀邦为中央宣传部部长（耀邦同志此时担任的职务还有：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秘书长，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三书记，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并主管《理论动态》）。他按中央要求，集中了很大精力抓理论工作务虚会召开的准备工作。
理论工作务虚会第一段会议于1979年1月18日在北京召开。参加会议的有中央理论宣传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和首都理论宣传方面的专家，自然包括坚持“两个凡是”观点的部分同志，共160多人。会议特邀多年从事理论宣传领导工作和关心理论宣传工作的20位老同志参加，包括冯文彬、陆定一、成仿吾、吕正操、李一氓、李卓然、吴亮平、许涤新、莫文骅、蒋南翔、薛暮桥等。各省、市、自治区也都派人参加（多数来自地方党委宣传部）。会议共分5个组，每组各有3位召集人，主要召集人有童大林、周扬、于光远、吴江等。中央党校有11人参加会议，笔者是参会者之一。
开幕会上，胡耀邦同志将事前准备好的《理论工作务虚会引言》（以下简称“《引言》”）发给大家。他对这个《引言》很重视，早早起草好后，报送中央领导同志审批同意。耀邦同志在开幕会上又讲了一些意见。
《引言》说，我们召开这样一次理论工作务虚会，要达到什么目的呢？第一，要总结理论宣传战线的基本经验教训，……把思想理论上的重大原则问题讨论清楚，统一到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来。第二，要研究全党工作重心转移之后理论宣传工作的根本任务[1] 111。
《引言》说：“这次会议的开法，应当推广三中全會和中央工作会议的那种会风，大家解放思想，开动脑筋，畅所欲言，充分恢复和发扬党内民主和党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优良传统，达到弄清是非，增强整个理论宣传队伍的团结。”[1] 111
从1月19日开始，理论工作务虚会各组开会。大家围绕主题，既解放思想、踊跃发言，又严肃认真、充分准备，有些人写了长达几千字、上万字的发言稿。每人的发言定稿后，即刊登简报，共印发简报260多期。这些简报内容丰富，阐述有深度，主要涉及三个方面：一是揭露和剖析“两个凡是”；二是对一些重要问题的拨乱反正；三是总结经验，研究新情况并提出建议。
3月30日下午，理论工作务虚会继续召开，议程是听取邓小平同志《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报告。笔者也现场听了这个报告。报告会由中共中央副主席李先念主持。邓小平讲完后，李先念同志只讲了一句话：“小平同志这个报告非常非常重要，大家回去要讨论，认真地讨论。”
三、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的主要成果
（一）深入揭露剖析“两个凡是”
理论工作务虚会的第一个目的，就是“把思想理论上的重大原则问题讨论清楚”。当时需要讨论清楚的思想理论上的重大原则问题，首先就是“两个凡是”。
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与《红旗》杂志、《解放军报》“两报一刊”发表了《学好文件抓住纲》的社论，社论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2]当时中央宣传口负责人耿飚同志看了这篇社论后认为：“如果按照这篇文章的两个‘凡是’，什么事情也办不成了。”邓小平首先将这句话概括为“两个凡是”，并指出“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3] 38。后来，“两个凡是”的提法广泛流传。
经过半年多的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特别是通过中央工作会议的观点交锋和思想统一，十一届三中全会对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给予了高度评价，“两个凡是”已经在原则上、方法论上被推倒。而如何看待“两个凡是”涉及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尚需要深入讨论，分清是非。 在1月19日上午的会议上，杨西光（时任《光明日报》总编辑）、曾涛（时任新华通讯社社长）、华楠（时任《解放军报》总编辑）、王惠德（时任中央编译局负责人）、于光远（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等同志联合发言。这篇名为《关于真理标准讨论的情况》的书面发言共分两个部分，第一部分系统摆了“两个凡是”的形成和出笼情况，讲了实事求是与“两个凡是”观点的区别及其相互较量的情况。第二部分从10个方面披露了“两个凡是”的错误言论和行动，如：反对邓小平出来工作的言论；反对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坚持在文件中使用“天安门反革命事件”表述“四五运动”的言论；公开诋毁胡耀邦“凡是不实之词，凡是不正确的结论和处理，不管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搞的，不管是哪一级、什么人定的和批准的，都要改正过来”[4]的重要讲话；强行将“文革”中大讲的批判“唯生产力论”“全面专政论”、按劳分配产生资产阶级等谬论，作为正面的理论观点写进文件；以毛主席看过为由，不许指名批判张春桥、姚文元鼓吹的坚持所谓无产阶级全面专政、造成恶劣影响的文章；坚称“文艺黑线确实有”等错误观点。
联合发言指出，提出和坚持“两个凡是”错误言论及其行动，已经阻碍了揭批“四人帮”，阻碍了拨乱反正和实现四个现代化。联合发言中列举的许多情况，对许多与会者来说是闻所未闻，因而有触目惊心之感。这个联合发言在会上引起强烈反响。
应该说，这个联合发言引领并提高了理论工作务虚会与会者对真理标准问题讨论重要意义的认识。正如许多与会同志所说，这个发言打开了我们的眼界，很受启发，也为会议讨论提供了比较系统的丰富的材料。有的同志说，联合发言很好，这一发言对于粉碎“四人帮”以后开展思想理论战线上的斗争描绘了一个轮廓，提供了一条线索。与会的大多数同志认为，在某种意义上说，这次理论工作务虚会是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继续；十一届三中全会在政治上、组织上解决了问题，现在需要在思想理论上解决问题。与会者依据各自接触的实际，摆出了很多情况和问题，进一步揭露了“两个凡是”。
揭露“两个凡是”，必然涉及到一些人。胡耀邦在理论工作务虚会开始时就提出，要坚决肃清“四人帮”摧残文化、钳制思想的恶霸作风，真正发扬民主学风。会议对那些坚持、认同“两个凡是”错误观点的部分同志进行中肯和尖锐的批评，鼓励和促使他们认识错误、进行自我批评，回到正确的思想认识上面来。
这次会议达到了这个目的。如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前夕任《红旗》杂志总编辑的某位同志，当时曾公开表示不同意《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观点并执行“不卷入”方针，拒不刊登有关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文章，甚至还参与组织撰写长篇文章《重温〈实践论〉》，同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唱反调。他在发言中承认自己犯了思想路线的错误；在对待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的态度问题上，自己是一个思想僵化和半僵化的人；甚至在不久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还没有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反而给别人扣帽子。他表示誠恳接受大家的批评。
又如时任毛主席著作编委会办公室副主任的某位同志，曾把许多认同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讲话斥为“八股老调”“过于轻率”。他在这次会上多次作自我批评，认为自己在“两个凡是”与“实践标准”这两种对立的思潮中基本上站在了错误方面，表示自己已经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中意识到“两个凡是”思潮的危害性和反对这种思潮的现实政治意义。
有位担任过人民日报社社长、新华通讯社社长的高级干部，曾严厉指责过《人民日报》转载《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章。他在发言中坦承，自己当时武断地认为那篇文章割裂了毛主席关于理论与实践相互关系学说的完整性，提出了所谓“举旗还是砍旗”的指责，现在看来是断章取义、危言耸听，本身就是轻率的、错误的。还有当年主持撰写了那篇宣告“两个凡是”的“两报一刊”《学好文件抓住纲》社论的领导同志也表态愿意承认错误，承担责任，决心改正错误[5]。
上述几位曾经坚持“两个凡是”观点的同志都能够承认自己犯了错误，提高了认识，大家也对他们进行了诚恳的批评帮助，达到了团结——批评——团结的目的，这也是理论工作务虚会的一大收获，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二）彻底否定“文革”
胡耀邦同志对“文化大革命”早就持否定的态度。他在1977年7月创办的《理论动态》上刊登的许多文章都从不同角度对“文化大革命”提出质疑。实际上，当时无论是党内还是社会上，特别是理论界、新闻界，不少人已对“文化大革命”持否定态度，并进行了较深刻的思考和研究。理论工作务虚会为他们提供了表达观点和意见的机会。因此评价“文化大革命”就成为理论工作务虚会的一个重要议题和热点。
1. “文革”的纲领性文件《“五一六”通知》是完全错误的。会上，有同志发言指出，1966年的《“五一六”通知》（以下简称“《通知》”）是“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经过“文革”10年的实践检验被证明是错误的，是不符合当时的历史实际的。《通知》把学术问题、政治问题的界限，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界限，统统取消了。更不妥的是，《通知》认为中央和中央各机关、各省市自治区都有一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对国内政治形势作了错误的估计和判断。
2. “文革”的理论基础“继续革命理论”是完全错误的。多位与会者评析了作为“文化大革命”指导思想的“继续革命理论”。他们认为“实践证明，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就是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和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已经建立的条件下，通过‘全面的阶级斗争’搞政治大革命，对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实行‘全面专政’”。
与会的一位经济学家痛切地说，我们过去在“继续革命”口号下所提出的许多经济理论和政策，是有严重错误的，是不符合社会主义经济规律要求的，是经不起实践考验的。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我们必须加以纠正，纠正得越快越彻底越好。
3. “走资派”是不科学的概念。“文革”初曾有个《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这个文件共十六条，因而通称“十六条”。“十六条”规定：“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简称“走资派”。不少与会者着重指出，“走资派”这个概念不科学，造成很大危害。“文化大革命”一开始，“走资派”的概念已经扩大到上至国家主席，下至基层的党支部书记，只要沾一点“权”的边，就可以被打成“走资派”。“走资派”是一个没有明确规定性的不科学的概念，它成为可以任意用来打人的棍子和帽子，应当抛弃这个不科学的概念。 4. “文革”造成极大破坏和损失。与会者有不少在“文革”中受到残酷打击迫害。他们结合自身经历，痛诉“文革”的破坏和祸害。理论工作务虚会对10年“文革”从理论到实践进行了全面的、彻底的剖析与否定。在如何评价“文化大革命”这个问题上，当时参与理论工作务虚会绝大多数同志的认识和态度，是明显超前的。
5. 由评价“文革”引起的深思。参加理论工作务虚会的人员中，有多位资深学者，也有不少善于思考问题，敢于发表创见的年轻闯将。王惠德（时任中央编译局负责人，第三组副召集人）在发言中说：“现在全党面临着一个重新认识的问题。建国快要30年了，现在还有2亿人吃不饱饭。面对这种情况，全党、全民都在思考：我们一定是在哪里出了毛病。这个重新认识的要求是阻挡不住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搞理论工作的同志麻木不仁不思考，不去研究是不行的。”周扬也在发言中提出了相同的观点[6] 230-232。多位与会者指出，在这个新旧历史时期的交替时刻，我们必须认真总结历史经验，建议党中央把建国30年来的经验，像《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那样，做出一个社会主义时期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实际上就是改革开放前的思想酝酿。
（三）在阶级斗争问题上的拨乱反正
阶级斗争问题，是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核心问题，也是“文化大革命”的基本理论依据。这是一个政治上十分敏感的问题，也是理论工作务虚会又一个热议的问题。
与会者回顾了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到“文革”结束这一时段中，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演变状况。1957年2月，毛泽东同志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宣布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今后的主要任务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7] 216。许多与会者带着痛惜的情感说，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当时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向自然界开战，发展经济和文化，建设新国家，多么好啊！可是，就在1957年的5月，又开展了一场比以前更加疾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在这20来年的“阶级斗争”中，逐步形成一条“左”的路线，且长期未得到纠正，给党、国家和人民带来了极为严重的恶果。
一位经济学家在会上作了长篇发言。他引证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有关论述后指出，阶级存在的根源是生产关系、是所有制，某一阶级的存在，总是同一定的生产关系、经济制度、所有制和经济成分相联系的。多位与会者指出，只能从经济上划分阶级，不能从政治上、思想上划分阶级，在社会主义时期也应该如此。阶级的产生、阶级的存在的基础只能是与一定的生产力水平相适应的生产关系，按政治态度和思想状况划分阶级，这种主张是反马克思主义的。
（四）提出社会主义社会发展阶段问题
理论工作务虚会的与会者回顾历史，总结经验和教训，思考在逐步深入，提出了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阶段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两位研究员合作撰写了《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阶段问题》的长篇文稿，系统地论述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阶段这个命题。
这两位研究者提出了“不发达的社会主义时期”的概念。他们明确指出：我们现在正处在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阶段，我国现在并没有进入马克思和列宁所设想的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即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还处在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阶段。著名经济学家薛暮桥和许多与会者在发言中认同这个观点。
以上这些见解，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最初酝酿，是理论工作务虚会的重要成果。1979年9月29日，叶剑英同志代表党中央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周年大会上发表长篇讲话，其中讲到了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阶段问题：“我国现在还是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还不完善，经济和文化还不发达。”“在我国实现现代化，必然有一个由初级到高级的过程”“我们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认真研究经济规律和自然规律，努力走出一条适合我国情况和特点的实现现代化的道路”[8]212，233。这个讲话是经过党的十一届四中全会讨论通过的，是全党的共识。叶帅的这个讲话已经明确表达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思想。参与叶帅这个讲话稿起草的成员中，就有理论工作务虚会的参加者。
以后经过不断探索思考，到1987年党的十三大，就系统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而追溯历史，这一理论早在1979年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就进行了初步准备和酝酿。
四、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经受了历史检验
这次理论工作务虚会及其成果，在当时产生了很大影响，但也遭遇了一些非议和指责，因为很多东西太超前了。现在看来，这是历史转折过程中拨乱反正、解放思想、正本清源所面临的必然现象。当时，思想僵化、半僵化状态还普遍存在，而理论工作务虚会却是思想活跃，敢想敢说，最终使得理论工作务虚会成果丰硕。这些成绩的取得，离不开邓小平、叶剑英、陈云、李先念等老一辈革命家给予的有力引導和坚定支持，离不开一些关心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各级领导干部、老干部、专家学者以及宣传思想战线的理论工作者的思考和探索，更离不开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穷则思变、心系发展和幸福的民心基础。
作为理论务虚工作会的主要组织者，胡耀邦同志为会议的顺利举行付出了大量心血，但他绝不自我夸耀。正如他在务虚会闭幕结束语中所说：“我们这个会开得怎么样？最保险的办法还是让历史去检验。我们不是讲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嘛！”40年过去了，我们回头来看看，这次理论工作务虚会的成果，有些是理论创新，已经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观点；有些建议早已经成为党中央的重要决策；更大的成果是人民的思想启蒙，为改革开放奠定了强大的理论基础。这些都有力地表明，理论工作务虚会已经经受了历史的检验。
[参考文献]
[1]胡耀邦.胡耀邦文选[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
[2]学好文件抓住纲[N].人民日报，1977-02-07.
[3]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4]胡耀邦同志伟大光辉的一生[N].人民日报，1989-04-23.
[5]沈宝祥.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始末[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5.
[6]吴江.吴江文稿：上卷[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
[7]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责任编辑：胡 梁]
[关键词] 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理论务虚；“两个凡是”；否定“文革”；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拨乱反正
[中图分类号] D22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8129（2019）04-0010-08
40年前，即1979年1月到4月初，新任中央宣传部部长胡耀邦根据中央的决定，主持召开了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会议是1979年1月18日至4月3日在北京召开的。今年是这次会议召开40周年，笔者以为很有必要对这次重要会议作一些回顾，并以此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
一、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的背景和由来
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开始以后，党内一度出现了不同意见。当时的中央理论刊物《红旗》组织撰写了一篇长文《重温〈实践论〉》，系统表达了对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不同意见，并将文章报送中央。叶剑英同志鉴于刚结束不久的国务院经济务虚会开得很好，提议中央召开一次理论务虚会，让大家把不同意见摆出来，在充分民主讨论的基础上，统一全党认识[1] 110。叶帅的这个提议得到了中央的同意。
1978年11月至12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热烈讨论并高度评价了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摆出了许多情况，提出了不少问题。中央主要负责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说：“由于这次中央工作会议的议题多，时间有限，这方面的问题不可能花很多的时间来解决。中央政治局同志意见，还是按照叶帅的提议，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专门召开一次理论务虚会，进一步把这些问题解决好。”这就是理论工作务虚会的背景和由来。
二、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的基本情况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任命胡耀邦为中央宣传部部长（耀邦同志此时担任的职务还有：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秘书长，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三书记，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并主管《理论动态》）。他按中央要求，集中了很大精力抓理论工作务虚会召开的准备工作。
理论工作务虚会第一段会议于1979年1月18日在北京召开。参加会议的有中央理论宣传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和首都理论宣传方面的专家，自然包括坚持“两个凡是”观点的部分同志，共160多人。会议特邀多年从事理论宣传领导工作和关心理论宣传工作的20位老同志参加，包括冯文彬、陆定一、成仿吾、吕正操、李一氓、李卓然、吴亮平、许涤新、莫文骅、蒋南翔、薛暮桥等。各省、市、自治区也都派人参加（多数来自地方党委宣传部）。会议共分5个组，每组各有3位召集人，主要召集人有童大林、周扬、于光远、吴江等。中央党校有11人参加会议，笔者是参会者之一。
开幕会上，胡耀邦同志将事前准备好的《理论工作务虚会引言》（以下简称“《引言》”）发给大家。他对这个《引言》很重视，早早起草好后，报送中央领导同志审批同意。耀邦同志在开幕会上又讲了一些意见。
《引言》说，我们召开这样一次理论工作务虚会，要达到什么目的呢？第一，要总结理论宣传战线的基本经验教训，……把思想理论上的重大原则问题讨论清楚，统一到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来。第二，要研究全党工作重心转移之后理论宣传工作的根本任务[1] 111。
《引言》说：“这次会议的开法，应当推广三中全會和中央工作会议的那种会风，大家解放思想，开动脑筋，畅所欲言，充分恢复和发扬党内民主和党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优良传统，达到弄清是非，增强整个理论宣传队伍的团结。”[1] 111
从1月19日开始，理论工作务虚会各组开会。大家围绕主题，既解放思想、踊跃发言，又严肃认真、充分准备，有些人写了长达几千字、上万字的发言稿。每人的发言定稿后，即刊登简报，共印发简报260多期。这些简报内容丰富，阐述有深度，主要涉及三个方面：一是揭露和剖析“两个凡是”；二是对一些重要问题的拨乱反正；三是总结经验，研究新情况并提出建议。
3月30日下午，理论工作务虚会继续召开，议程是听取邓小平同志《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报告。笔者也现场听了这个报告。报告会由中共中央副主席李先念主持。邓小平讲完后，李先念同志只讲了一句话：“小平同志这个报告非常非常重要，大家回去要讨论，认真地讨论。”
三、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的主要成果
（一）深入揭露剖析“两个凡是”
理论工作务虚会的第一个目的，就是“把思想理论上的重大原则问题讨论清楚”。当时需要讨论清楚的思想理论上的重大原则问题，首先就是“两个凡是”。
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与《红旗》杂志、《解放军报》“两报一刊”发表了《学好文件抓住纲》的社论，社论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2]当时中央宣传口负责人耿飚同志看了这篇社论后认为：“如果按照这篇文章的两个‘凡是’，什么事情也办不成了。”邓小平首先将这句话概括为“两个凡是”，并指出“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3] 38。后来，“两个凡是”的提法广泛流传。
经过半年多的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特别是通过中央工作会议的观点交锋和思想统一，十一届三中全会对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给予了高度评价，“两个凡是”已经在原则上、方法论上被推倒。而如何看待“两个凡是”涉及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尚需要深入讨论，分清是非。 在1月19日上午的会议上，杨西光（时任《光明日报》总编辑）、曾涛（时任新华通讯社社长）、华楠（时任《解放军报》总编辑）、王惠德（时任中央编译局负责人）、于光远（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等同志联合发言。这篇名为《关于真理标准讨论的情况》的书面发言共分两个部分，第一部分系统摆了“两个凡是”的形成和出笼情况，讲了实事求是与“两个凡是”观点的区别及其相互较量的情况。第二部分从10个方面披露了“两个凡是”的错误言论和行动，如：反对邓小平出来工作的言论；反对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坚持在文件中使用“天安门反革命事件”表述“四五运动”的言论；公开诋毁胡耀邦“凡是不实之词，凡是不正确的结论和处理，不管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搞的，不管是哪一级、什么人定的和批准的，都要改正过来”[4]的重要讲话；强行将“文革”中大讲的批判“唯生产力论”“全面专政论”、按劳分配产生资产阶级等谬论，作为正面的理论观点写进文件；以毛主席看过为由，不许指名批判张春桥、姚文元鼓吹的坚持所谓无产阶级全面专政、造成恶劣影响的文章；坚称“文艺黑线确实有”等错误观点。
联合发言指出，提出和坚持“两个凡是”错误言论及其行动，已经阻碍了揭批“四人帮”，阻碍了拨乱反正和实现四个现代化。联合发言中列举的许多情况，对许多与会者来说是闻所未闻，因而有触目惊心之感。这个联合发言在会上引起强烈反响。
应该说，这个联合发言引领并提高了理论工作务虚会与会者对真理标准问题讨论重要意义的认识。正如许多与会同志所说，这个发言打开了我们的眼界，很受启发，也为会议讨论提供了比较系统的丰富的材料。有的同志说，联合发言很好，这一发言对于粉碎“四人帮”以后开展思想理论战线上的斗争描绘了一个轮廓，提供了一条线索。与会的大多数同志认为，在某种意义上说，这次理论工作务虚会是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继续；十一届三中全会在政治上、组织上解决了问题，现在需要在思想理论上解决问题。与会者依据各自接触的实际，摆出了很多情况和问题，进一步揭露了“两个凡是”。
揭露“两个凡是”，必然涉及到一些人。胡耀邦在理论工作务虚会开始时就提出，要坚决肃清“四人帮”摧残文化、钳制思想的恶霸作风，真正发扬民主学风。会议对那些坚持、认同“两个凡是”错误观点的部分同志进行中肯和尖锐的批评，鼓励和促使他们认识错误、进行自我批评，回到正确的思想认识上面来。
这次会议达到了这个目的。如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前夕任《红旗》杂志总编辑的某位同志，当时曾公开表示不同意《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观点并执行“不卷入”方针，拒不刊登有关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文章，甚至还参与组织撰写长篇文章《重温〈实践论〉》，同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唱反调。他在发言中承认自己犯了思想路线的错误；在对待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的态度问题上，自己是一个思想僵化和半僵化的人；甚至在不久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还没有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反而给别人扣帽子。他表示誠恳接受大家的批评。
又如时任毛主席著作编委会办公室副主任的某位同志，曾把许多认同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讲话斥为“八股老调”“过于轻率”。他在这次会上多次作自我批评，认为自己在“两个凡是”与“实践标准”这两种对立的思潮中基本上站在了错误方面，表示自己已经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中意识到“两个凡是”思潮的危害性和反对这种思潮的现实政治意义。
有位担任过人民日报社社长、新华通讯社社长的高级干部，曾严厉指责过《人民日报》转载《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章。他在发言中坦承，自己当时武断地认为那篇文章割裂了毛主席关于理论与实践相互关系学说的完整性，提出了所谓“举旗还是砍旗”的指责，现在看来是断章取义、危言耸听，本身就是轻率的、错误的。还有当年主持撰写了那篇宣告“两个凡是”的“两报一刊”《学好文件抓住纲》社论的领导同志也表态愿意承认错误，承担责任，决心改正错误[5]。
上述几位曾经坚持“两个凡是”观点的同志都能够承认自己犯了错误，提高了认识，大家也对他们进行了诚恳的批评帮助，达到了团结——批评——团结的目的，这也是理论工作务虚会的一大收获，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二）彻底否定“文革”
胡耀邦同志对“文化大革命”早就持否定的态度。他在1977年7月创办的《理论动态》上刊登的许多文章都从不同角度对“文化大革命”提出质疑。实际上，当时无论是党内还是社会上，特别是理论界、新闻界，不少人已对“文化大革命”持否定态度，并进行了较深刻的思考和研究。理论工作务虚会为他们提供了表达观点和意见的机会。因此评价“文化大革命”就成为理论工作务虚会的一个重要议题和热点。
1. “文革”的纲领性文件《“五一六”通知》是完全错误的。会上，有同志发言指出，1966年的《“五一六”通知》（以下简称“《通知》”）是“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经过“文革”10年的实践检验被证明是错误的，是不符合当时的历史实际的。《通知》把学术问题、政治问题的界限，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界限，统统取消了。更不妥的是，《通知》认为中央和中央各机关、各省市自治区都有一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对国内政治形势作了错误的估计和判断。
2. “文革”的理论基础“继续革命理论”是完全错误的。多位与会者评析了作为“文化大革命”指导思想的“继续革命理论”。他们认为“实践证明，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就是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和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已经建立的条件下，通过‘全面的阶级斗争’搞政治大革命，对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实行‘全面专政’”。
与会的一位经济学家痛切地说，我们过去在“继续革命”口号下所提出的许多经济理论和政策，是有严重错误的，是不符合社会主义经济规律要求的，是经不起实践考验的。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我们必须加以纠正，纠正得越快越彻底越好。
3. “走资派”是不科学的概念。“文革”初曾有个《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这个文件共十六条，因而通称“十六条”。“十六条”规定：“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简称“走资派”。不少与会者着重指出，“走资派”这个概念不科学，造成很大危害。“文化大革命”一开始，“走资派”的概念已经扩大到上至国家主席，下至基层的党支部书记，只要沾一点“权”的边，就可以被打成“走资派”。“走资派”是一个没有明确规定性的不科学的概念，它成为可以任意用来打人的棍子和帽子，应当抛弃这个不科学的概念。 4. “文革”造成极大破坏和损失。与会者有不少在“文革”中受到残酷打击迫害。他们结合自身经历，痛诉“文革”的破坏和祸害。理论工作务虚会对10年“文革”从理论到实践进行了全面的、彻底的剖析与否定。在如何评价“文化大革命”这个问题上，当时参与理论工作务虚会绝大多数同志的认识和态度，是明显超前的。
5. 由评价“文革”引起的深思。参加理论工作务虚会的人员中，有多位资深学者，也有不少善于思考问题，敢于发表创见的年轻闯将。王惠德（时任中央编译局负责人，第三组副召集人）在发言中说：“现在全党面临着一个重新认识的问题。建国快要30年了，现在还有2亿人吃不饱饭。面对这种情况，全党、全民都在思考：我们一定是在哪里出了毛病。这个重新认识的要求是阻挡不住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搞理论工作的同志麻木不仁不思考，不去研究是不行的。”周扬也在发言中提出了相同的观点[6] 230-232。多位与会者指出，在这个新旧历史时期的交替时刻，我们必须认真总结历史经验，建议党中央把建国30年来的经验，像《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那样，做出一个社会主义时期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实际上就是改革开放前的思想酝酿。
（三）在阶级斗争问题上的拨乱反正
阶级斗争问题，是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核心问题，也是“文化大革命”的基本理论依据。这是一个政治上十分敏感的问题，也是理论工作务虚会又一个热议的问题。
与会者回顾了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到“文革”结束这一时段中，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演变状况。1957年2月，毛泽东同志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宣布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今后的主要任务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7] 216。许多与会者带着痛惜的情感说，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当时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向自然界开战，发展经济和文化，建设新国家，多么好啊！可是，就在1957年的5月，又开展了一场比以前更加疾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在这20来年的“阶级斗争”中，逐步形成一条“左”的路线，且长期未得到纠正，给党、国家和人民带来了极为严重的恶果。
一位经济学家在会上作了长篇发言。他引证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有关论述后指出，阶级存在的根源是生产关系、是所有制，某一阶级的存在，总是同一定的生产关系、经济制度、所有制和经济成分相联系的。多位与会者指出，只能从经济上划分阶级，不能从政治上、思想上划分阶级，在社会主义时期也应该如此。阶级的产生、阶级的存在的基础只能是与一定的生产力水平相适应的生产关系，按政治态度和思想状况划分阶级，这种主张是反马克思主义的。
（四）提出社会主义社会发展阶段问题
理论工作务虚会的与会者回顾历史，总结经验和教训，思考在逐步深入，提出了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阶段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两位研究员合作撰写了《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阶段问题》的长篇文稿，系统地论述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阶段这个命题。
这两位研究者提出了“不发达的社会主义时期”的概念。他们明确指出：我们现在正处在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阶段，我国现在并没有进入马克思和列宁所设想的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即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还处在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阶段。著名经济学家薛暮桥和许多与会者在发言中认同这个观点。
以上这些见解，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最初酝酿，是理论工作务虚会的重要成果。1979年9月29日，叶剑英同志代表党中央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周年大会上发表长篇讲话，其中讲到了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阶段问题：“我国现在还是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还不完善，经济和文化还不发达。”“在我国实现现代化，必然有一个由初级到高级的过程”“我们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认真研究经济规律和自然规律，努力走出一条适合我国情况和特点的实现现代化的道路”[8]212，233。这个讲话是经过党的十一届四中全会讨论通过的，是全党的共识。叶帅的这个讲话已经明确表达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思想。参与叶帅这个讲话稿起草的成员中，就有理论工作务虚会的参加者。
以后经过不断探索思考，到1987年党的十三大，就系统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而追溯历史，这一理论早在1979年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就进行了初步准备和酝酿。
四、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经受了历史检验
这次理论工作务虚会及其成果，在当时产生了很大影响，但也遭遇了一些非议和指责，因为很多东西太超前了。现在看来，这是历史转折过程中拨乱反正、解放思想、正本清源所面临的必然现象。当时，思想僵化、半僵化状态还普遍存在，而理论工作务虚会却是思想活跃，敢想敢说，最终使得理论工作务虚会成果丰硕。这些成绩的取得，离不开邓小平、叶剑英、陈云、李先念等老一辈革命家给予的有力引導和坚定支持，离不开一些关心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各级领导干部、老干部、专家学者以及宣传思想战线的理论工作者的思考和探索，更离不开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穷则思变、心系发展和幸福的民心基础。
作为理论务虚工作会的主要组织者，胡耀邦同志为会议的顺利举行付出了大量心血，但他绝不自我夸耀。正如他在务虚会闭幕结束语中所说：“我们这个会开得怎么样？最保险的办法还是让历史去检验。我们不是讲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嘛！”40年过去了，我们回头来看看，这次理论工作务虚会的成果，有些是理论创新，已经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观点；有些建议早已经成为党中央的重要决策；更大的成果是人民的思想启蒙，为改革开放奠定了强大的理论基础。这些都有力地表明，理论工作务虚会已经经受了历史的检验。
[参考文献]
[1]胡耀邦.胡耀邦文选[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
[2]学好文件抓住纲[N].人民日报，1977-02-07.
[3]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4]胡耀邦同志伟大光辉的一生[N].人民日报，1989-04-23.
[5]沈宝祥.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始末[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5.
[6]吴江.吴江文稿：上卷[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
[7]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责任编辑：胡 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