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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希曼不是那种献身于邪恶的罪犯，而是一个缺乏思考，不具有判别正邪能力的人
过去听说书人怒斥一个昏庸无能的皇帝为狗皇帝，怒斥一个千夫所指的奸贼为狗官，怒斥一个品质不好的奴才为狗奴才，甚至直接指责一些行为不端游手好闲的人为狗东西，还有更多关于狗的骂辞充斥我们日常生活的角角落落。狗怎么了，狗招谁惹谁了？
这就要从狗的本性说起。狗在主子面前温顺乖巧得很，常言道：人吃一斗，狗吃一口。狗知道人的粮饭来之不易，能靠施舍吃上一口就不错了，总比没饭吃垃圾好多了，并且狗不嫌主人的家贫而轻言离弃，更可以在主人生死存亡之际而舍身救主。可见这中国式的家狗具备了最起码的狗德，多么善解人意的生灵啊。那我们为何还要把人类的某些劣迹牵连到狗身上呢，恰恰是狗的愚忠，不辨是非，有奶便是娘，有钱便是爹的恶俗本性让它与一般恶徒成了最佳的拍档与组合。
凡事不能抬杠，说到底是狗族们没有思想与主见而让世人侧目，授人以柄。人们面对恶行，无论是推翻一个昏聩的王朝，还是斩杀一个庸官，打虎的成了顶天立地的英雄，打狼的成了不畏强暴的好汉与猎手，唯独打狗的要遭受普遍的非议与控诉。何况狗在日常生活中隐藏得那么深，更有甚者仗着主子的势力那么得意与嚣张，别说是打，就是走个对面也是让人唯恐避之不及啊，可小人是得罪不起的，你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出什么招，随时做出一些让人防不胜防的阴损举动，一不小心就痛楚一生。话又说回来，狗作为人类的朋友又有什么不好的呢，那么合理地存在着，还不都是某些人的昏庸本性惹的祸。
美国哲学家与政治学者汉娜·阿伦特就曾说过这种“平庸的恶可以毁掉整个世界”，这是她以《纽约客》记者的身份目睹审判前纳粹分子阿道夫·艾希曼的全部过程发出的感慨。后来她根据有关资料，写成了《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一篇关于平庸的恶魔的报告》，并首次提出了“平庸之恶”与“极端之恶”的政治概念。
在阿伦特眼里，艾希曼哪里是什么恶魔，就是放在光天化日之下也是个行为端正而又温和的人，在希特勒领导的第三帝国中，他也是个好公民、好干部，遵纪守法，做事认真，严格执行上级传达的各项任务，出色地完成了将犹太人押往死亡集中营的屠杀任务。对艾希曼来说，这是一件无比平常的工作，他必须完成并且受到上级的嘉奖才会让自己满意，他怎么也不会想到这是什么滔天大罪，他内心也从不认为自己是个穷凶极恶，阴险狡诈的人，他只是个安分守己，认真做事的工作人员而已。
阿伦特在她的报告中写道：“从我们的法律制度和我们的道德准则来看，这种正常比所有残酷行为放在一起还要使我们毛骨悚然”。她同意法庭的判决并同时指出，艾希曼不是那种献身于邪恶的罪犯，而是一个缺乏思考，不具有判别正邪能力的人。我们姑且不去讨论一个“平庸的”纳粹分子与一群背负着高尚信仰的犹太受难者相互揭露出怎样的人性弱点。
就是在今天，我们也并不缺乏小说《悲惨世界》里兢兢业业的警察局局长，理所当然地把自己当成毁灭的天使与泯灭良知的服从者，律师，城管，法官，教师……我甚至可以把这张职业群体的名单无限拉下去，直到归结为一颗完整的人类良心。
苏格拉底说“我宁肯遭受不义也不行不义”，中国也有句老话叫“多行不义必自毙”，这都是关乎生之为人的根本原则。那些平庸之恶，生命之轻；那些善恶不分，忠奸不辨的人与群体，无处不在地遮蔽在生活深处，的确需要一种历史的反思与现实的批判才会撕去它们日益加厚的伪装，更需要一种强烈的人类良知与高度的责任心才会敲醒一颗又一颗昏聩的头颅。
过去听说书人怒斥一个昏庸无能的皇帝为狗皇帝，怒斥一个千夫所指的奸贼为狗官，怒斥一个品质不好的奴才为狗奴才，甚至直接指责一些行为不端游手好闲的人为狗东西，还有更多关于狗的骂辞充斥我们日常生活的角角落落。狗怎么了，狗招谁惹谁了？
这就要从狗的本性说起。狗在主子面前温顺乖巧得很，常言道：人吃一斗，狗吃一口。狗知道人的粮饭来之不易，能靠施舍吃上一口就不错了，总比没饭吃垃圾好多了，并且狗不嫌主人的家贫而轻言离弃，更可以在主人生死存亡之际而舍身救主。可见这中国式的家狗具备了最起码的狗德，多么善解人意的生灵啊。那我们为何还要把人类的某些劣迹牵连到狗身上呢，恰恰是狗的愚忠，不辨是非，有奶便是娘，有钱便是爹的恶俗本性让它与一般恶徒成了最佳的拍档与组合。
凡事不能抬杠，说到底是狗族们没有思想与主见而让世人侧目，授人以柄。人们面对恶行，无论是推翻一个昏聩的王朝，还是斩杀一个庸官，打虎的成了顶天立地的英雄，打狼的成了不畏强暴的好汉与猎手，唯独打狗的要遭受普遍的非议与控诉。何况狗在日常生活中隐藏得那么深，更有甚者仗着主子的势力那么得意与嚣张，别说是打，就是走个对面也是让人唯恐避之不及啊，可小人是得罪不起的，你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出什么招，随时做出一些让人防不胜防的阴损举动，一不小心就痛楚一生。话又说回来，狗作为人类的朋友又有什么不好的呢，那么合理地存在着，还不都是某些人的昏庸本性惹的祸。
美国哲学家与政治学者汉娜·阿伦特就曾说过这种“平庸的恶可以毁掉整个世界”，这是她以《纽约客》记者的身份目睹审判前纳粹分子阿道夫·艾希曼的全部过程发出的感慨。后来她根据有关资料，写成了《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一篇关于平庸的恶魔的报告》，并首次提出了“平庸之恶”与“极端之恶”的政治概念。
在阿伦特眼里，艾希曼哪里是什么恶魔，就是放在光天化日之下也是个行为端正而又温和的人，在希特勒领导的第三帝国中，他也是个好公民、好干部，遵纪守法，做事认真，严格执行上级传达的各项任务，出色地完成了将犹太人押往死亡集中营的屠杀任务。对艾希曼来说，这是一件无比平常的工作，他必须完成并且受到上级的嘉奖才会让自己满意，他怎么也不会想到这是什么滔天大罪，他内心也从不认为自己是个穷凶极恶，阴险狡诈的人，他只是个安分守己，认真做事的工作人员而已。
阿伦特在她的报告中写道：“从我们的法律制度和我们的道德准则来看，这种正常比所有残酷行为放在一起还要使我们毛骨悚然”。她同意法庭的判决并同时指出，艾希曼不是那种献身于邪恶的罪犯，而是一个缺乏思考，不具有判别正邪能力的人。我们姑且不去讨论一个“平庸的”纳粹分子与一群背负着高尚信仰的犹太受难者相互揭露出怎样的人性弱点。
就是在今天，我们也并不缺乏小说《悲惨世界》里兢兢业业的警察局局长，理所当然地把自己当成毁灭的天使与泯灭良知的服从者，律师，城管，法官，教师……我甚至可以把这张职业群体的名单无限拉下去，直到归结为一颗完整的人类良心。
苏格拉底说“我宁肯遭受不义也不行不义”，中国也有句老话叫“多行不义必自毙”，这都是关乎生之为人的根本原则。那些平庸之恶，生命之轻；那些善恶不分，忠奸不辨的人与群体，无处不在地遮蔽在生活深处，的确需要一种历史的反思与现实的批判才会撕去它们日益加厚的伪装，更需要一种强烈的人类良知与高度的责任心才会敲醒一颗又一颗昏聩的头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