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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的记忆中，1991年的冬天要比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冬天冷很多。11月27日清晨，我去看望生病的父亲。前十天我去看过，父亲患有脉管炎，下肢脚趾轻度变黑，正在接受身为中医院院长二叔提出的内服加外抹中医保守治疗。
父亲姊妹七人，他是长子，爷爷在我最小的叔叔十三个月大时，被日军抓劳工后再也没有回来，是奶奶含辛茹苦把七个子女养大。父亲十三岁时就给地主家扛活，和奶奶一起照料患病的姐妹，一起把两个弟弟培养成医生。
父亲育有五子，我是最小的那个。在我两岁时，母亲因病去世，父亲又当爹又当妈带着我们生活。小时候的我很淘气，草垛、屋顶都是经常光顾的地方。有一年，我的棉裤裤裆坏了，外面还裸着棉花，父亲就用麻绳捆一捆，继续让我穿。我就像济公一样，冬天里趿拉着露脚跟的单鞋，穿着露棉花的棉裤到处玩耍。
三年后，继母带着六个孩子来到我家，两家人结合在一起艰难度日。那一年，我五岁。继母到我家时三十多岁，在那个缺衣少食的年代，十三口人生活在一起，委实不易。常常吃不饱，豆饼、榆树叶子、车轱辘菜、麦麸子等都是我们的粮食。继母对我们不是很好，有好吃的、好穿的都留给她自己生的孩子。
我跟继母在一起生活没几年，因大哥累死在他乡，要强的二哥领着我们三个兄弟和继母分家单独生活，父亲跟着继母和她的孩子一起生活。二哥成家不久，三哥因为和嫂子闹别扭，一赌气当兵走了。我只得跟着十七岁的四哥，和二哥二嫂分家出来过。无奈之下，只上到初中二年级的我，辍学了……
再见到父亲时，他躺在床上，右下肢已经黑到膝盖处。我诧异，怎么发展得这么快，这才几天时间。我连问父亲疼不疼，他说，已经没什么知觉了。不久，两位叔叔领着医院主管外科的副院长来会诊，研究病情后决定住院做截肢手术，在征求父亲的意见时他只是小声地问了一句：“能不能不截肢？”
二叔說：“还是保命要紧。”于是决定当天住院，手术治疗。因三个哥哥当时都在外地，那时通讯和交通也不方便，我赶紧联系他们尽快回来。到医院后，几个外科专家会诊后决定在大腿根部做截肢手术，以防止膝盖处截肢病情延伸后还要再截一次。
上午为父亲做术前检查，备足了血液。中午，我安排手术医生和医务人员就餐，研究预案。医生由两位叔叔陪同着，我回到医院问父亲想吃点什么，他说：“想吃饺子。”我让在医院食堂工作的婶婶包了一盘饺子。
父亲低头盯着饺子不语，半晌才拿起筷子吃了三个，吃得很慢、时间很长。我让他多吃点，他说吃不下。沉默了一会儿，他悄声说：“继平，截下的大腿，你要拿回家保管好，等到我死的那天，一定要把腿给我缝上。”我含泪答道：“我会的，爸，您放心好了！”我当时无论如何也未想到，父亲说等他死的那一天竟然是当天，而这成为我和父亲此生最后的对话。
下午一点半，手术正常进行。近四点时，外科主任第一个出来，说：“手术很成功，观察一会儿就可以推回病房了。”当时，我们都很高兴。护士把截下来的那条腿用布包好，嘱咐我拿回去妥善保存。医院离父亲家隔着六条街，我心情复杂地把父亲的腿扛回家，又赶回医院。
看见爱人在医院走廊哭，忙问原因。她说：“父亲不行了，在抢救呢。”我当时就懵了，怎么会这样？
然而，父亲没有被抢救过来，他就这样走了。
也许是父亲心理压力过大，也许是医院设备简陋，也许是医术不精而造成的医疗事故……考虑到两位叔叔在医院工作，家里没有再追究此事。
当我们走进手术室，父亲赤裸着身体躺在手术台上，截肢后的大腿根部，露出黄色的脂肪、鲜红的肉和已经凝固了的血。我的大脑一片空白，就这样静静地看着，手术台上的一切深深定格在我的记忆深处。
外面已经黑了，五味杂陈的我扛着父亲的腿，走在行人稀少的街上，走在返回医院的路上。偶有汽车掠过，我视而不见，耳边响起父亲嘱咐我的话：“等到我死的那天，一定要把腿给我缝上……”
父亲的前半生，为他的母亲，为他的姊妹劳苦着;父亲的后半生，为继母和她的孩子们操劳、奔波，这种付出的大爱却使继母家的六个孩子少有建树。而我们哥儿四个在没有父母庇护的苦雨里成长了起来，四人都是在自己的努力下成家立业。父亲为我们哥儿四个的婚事，前后花费不到一百元。
记忆里，父亲辛劳一生。早晨起来看见他在干活儿，晚上回来他还在干活儿，似乎从来没有休息过。每每，我对他说：“爸，您歇会吧。”他嘴里只有一个字，“嗯”，手上却还在不停地忙活着。父亲不善言辞，也很少教育我什么。曾经，我也怨恨过他，即使这样，他说什么，我依然认真去遵从，从未顶撞过他，或许这也是源于父亲骨血里的温顺。
眨眼几十年过去了，这些年，我时不时就会梦到冰冷的手术室，以及手术台上赤裸的父亲，还有那条已经变黑的截了肢的大腿;也时常梦到父亲扛着大腿来看我，他在梦中对我说：“扛着大腿赶路，真的好累……”
父亲姊妹七人，他是长子，爷爷在我最小的叔叔十三个月大时，被日军抓劳工后再也没有回来，是奶奶含辛茹苦把七个子女养大。父亲十三岁时就给地主家扛活，和奶奶一起照料患病的姐妹，一起把两个弟弟培养成医生。
父亲育有五子，我是最小的那个。在我两岁时，母亲因病去世，父亲又当爹又当妈带着我们生活。小时候的我很淘气，草垛、屋顶都是经常光顾的地方。有一年，我的棉裤裤裆坏了，外面还裸着棉花，父亲就用麻绳捆一捆，继续让我穿。我就像济公一样，冬天里趿拉着露脚跟的单鞋，穿着露棉花的棉裤到处玩耍。
三年后，继母带着六个孩子来到我家，两家人结合在一起艰难度日。那一年，我五岁。继母到我家时三十多岁，在那个缺衣少食的年代，十三口人生活在一起，委实不易。常常吃不饱，豆饼、榆树叶子、车轱辘菜、麦麸子等都是我们的粮食。继母对我们不是很好，有好吃的、好穿的都留给她自己生的孩子。
我跟继母在一起生活没几年，因大哥累死在他乡，要强的二哥领着我们三个兄弟和继母分家单独生活，父亲跟着继母和她的孩子一起生活。二哥成家不久，三哥因为和嫂子闹别扭，一赌气当兵走了。我只得跟着十七岁的四哥，和二哥二嫂分家出来过。无奈之下，只上到初中二年级的我，辍学了……
再见到父亲时，他躺在床上，右下肢已经黑到膝盖处。我诧异，怎么发展得这么快，这才几天时间。我连问父亲疼不疼，他说，已经没什么知觉了。不久，两位叔叔领着医院主管外科的副院长来会诊，研究病情后决定住院做截肢手术，在征求父亲的意见时他只是小声地问了一句：“能不能不截肢？”
二叔說：“还是保命要紧。”于是决定当天住院，手术治疗。因三个哥哥当时都在外地，那时通讯和交通也不方便，我赶紧联系他们尽快回来。到医院后，几个外科专家会诊后决定在大腿根部做截肢手术，以防止膝盖处截肢病情延伸后还要再截一次。
上午为父亲做术前检查，备足了血液。中午，我安排手术医生和医务人员就餐，研究预案。医生由两位叔叔陪同着，我回到医院问父亲想吃点什么，他说：“想吃饺子。”我让在医院食堂工作的婶婶包了一盘饺子。
父亲低头盯着饺子不语，半晌才拿起筷子吃了三个，吃得很慢、时间很长。我让他多吃点，他说吃不下。沉默了一会儿，他悄声说：“继平，截下的大腿，你要拿回家保管好，等到我死的那天，一定要把腿给我缝上。”我含泪答道：“我会的，爸，您放心好了！”我当时无论如何也未想到，父亲说等他死的那一天竟然是当天，而这成为我和父亲此生最后的对话。
下午一点半，手术正常进行。近四点时，外科主任第一个出来，说：“手术很成功，观察一会儿就可以推回病房了。”当时，我们都很高兴。护士把截下来的那条腿用布包好，嘱咐我拿回去妥善保存。医院离父亲家隔着六条街，我心情复杂地把父亲的腿扛回家，又赶回医院。
看见爱人在医院走廊哭，忙问原因。她说：“父亲不行了，在抢救呢。”我当时就懵了，怎么会这样？
然而，父亲没有被抢救过来，他就这样走了。
也许是父亲心理压力过大，也许是医院设备简陋，也许是医术不精而造成的医疗事故……考虑到两位叔叔在医院工作，家里没有再追究此事。
当我们走进手术室，父亲赤裸着身体躺在手术台上，截肢后的大腿根部，露出黄色的脂肪、鲜红的肉和已经凝固了的血。我的大脑一片空白，就这样静静地看着，手术台上的一切深深定格在我的记忆深处。
外面已经黑了，五味杂陈的我扛着父亲的腿，走在行人稀少的街上，走在返回医院的路上。偶有汽车掠过，我视而不见，耳边响起父亲嘱咐我的话：“等到我死的那天，一定要把腿给我缝上……”
父亲的前半生，为他的母亲，为他的姊妹劳苦着;父亲的后半生，为继母和她的孩子们操劳、奔波，这种付出的大爱却使继母家的六个孩子少有建树。而我们哥儿四个在没有父母庇护的苦雨里成长了起来，四人都是在自己的努力下成家立业。父亲为我们哥儿四个的婚事，前后花费不到一百元。
记忆里，父亲辛劳一生。早晨起来看见他在干活儿，晚上回来他还在干活儿，似乎从来没有休息过。每每，我对他说：“爸，您歇会吧。”他嘴里只有一个字，“嗯”，手上却还在不停地忙活着。父亲不善言辞，也很少教育我什么。曾经，我也怨恨过他，即使这样，他说什么，我依然认真去遵从，从未顶撞过他，或许这也是源于父亲骨血里的温顺。
眨眼几十年过去了，这些年，我时不时就会梦到冰冷的手术室，以及手术台上赤裸的父亲，还有那条已经变黑的截了肢的大腿;也时常梦到父亲扛着大腿来看我，他在梦中对我说：“扛着大腿赶路，真的好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