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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发改委新闻发言人近日表示，近期印发的多个涉及生态文明的考核指标中，关于GDP的考核权重远远低于环境等指标。
几乎近于公论，地方政府官员间的政绩“锦标赛”，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关键性的变量。因此在新的发展阶段，通过政绩考核指标相应调整，引导、约束地方党委与政府，把绿色惠民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立足中国国情，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有力抓手。
把绿色惠民明确放置到比GDP增长更优先的位置，是当代中国发展理念的又一次重大革新与突破。在此之前，虽然各界对生态环境质量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但是囿于思维与行动中的条条框框难以一时净除，因此处理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关系，仍有很多模糊的地方。
对“先污染、后治理”模式持暧昧态度的重要理论支撑，是所谓“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说。该假说认为，一国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时，环境污染的程度较轻，但随着人均收入增加，环境污染由低趋高，环境恶化程度随经济增长而加剧；此后当经济发展达到一定水平并迈过某个临界点后，随着人均收入的进一步增加，环境污染程度又会由高趋低，环境质量逐渐得到改善。
于是在此假说的“掩护”下，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关系经常处于“说不清、道不明”的状态，落至实处，又很容易因为如下两项因素的干扰，致使不少地方官员口称“两手抓”，实则两手软硬悬殊。
这两项干扰因素一是环境保护客观上存在见效慢，且难以进行横向比较等技术难点，因此，为使政绩考核更具客观性、可比性，考核重点很容易集中到GDP增长等相对容易测度的短期經济指标上；再一就是环境保护客观上还面临“公地悲剧”的深层次挑战，因此，即使在对环境保护与经济增长同等考核的情况下，地方政府也仍然会在此考核项上，存有转嫁成本的内在倾向。
上述两项干扰因素，决定了要切实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就必须把环境因素的考核明确置于比GDP增长更优先的位置上来。事实已经表明，在这个问题上容不得首鼠两端的态度，环境保护与经济增长理论上的相辅相成，只有在对前者给予更多刚性约束的前提下，才有可能转为现实中的齐抓共举。
更何况“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说毕竟只是一种假说，它是以发达国家大规模产业转移为前提的。而中国是一个拥有近14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不能机械照搬发达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老套路，中国各级党委政府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也不会容许环境短板过久留存，进而影响到民众获得感和幸福感的提升。
几乎近于公论，地方政府官员间的政绩“锦标赛”，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关键性的变量。因此在新的发展阶段，通过政绩考核指标相应调整，引导、约束地方党委与政府，把绿色惠民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立足中国国情，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有力抓手。
把绿色惠民明确放置到比GDP增长更优先的位置，是当代中国发展理念的又一次重大革新与突破。在此之前，虽然各界对生态环境质量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但是囿于思维与行动中的条条框框难以一时净除，因此处理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关系，仍有很多模糊的地方。
对“先污染、后治理”模式持暧昧态度的重要理论支撑，是所谓“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说。该假说认为，一国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时，环境污染的程度较轻，但随着人均收入增加，环境污染由低趋高，环境恶化程度随经济增长而加剧；此后当经济发展达到一定水平并迈过某个临界点后，随着人均收入的进一步增加，环境污染程度又会由高趋低，环境质量逐渐得到改善。
于是在此假说的“掩护”下，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关系经常处于“说不清、道不明”的状态，落至实处，又很容易因为如下两项因素的干扰，致使不少地方官员口称“两手抓”，实则两手软硬悬殊。
这两项干扰因素一是环境保护客观上存在见效慢，且难以进行横向比较等技术难点，因此，为使政绩考核更具客观性、可比性，考核重点很容易集中到GDP增长等相对容易测度的短期經济指标上；再一就是环境保护客观上还面临“公地悲剧”的深层次挑战，因此，即使在对环境保护与经济增长同等考核的情况下，地方政府也仍然会在此考核项上，存有转嫁成本的内在倾向。
上述两项干扰因素，决定了要切实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就必须把环境因素的考核明确置于比GDP增长更优先的位置上来。事实已经表明，在这个问题上容不得首鼠两端的态度，环境保护与经济增长理论上的相辅相成，只有在对前者给予更多刚性约束的前提下，才有可能转为现实中的齐抓共举。
更何况“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说毕竟只是一种假说，它是以发达国家大规模产业转移为前提的。而中国是一个拥有近14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不能机械照搬发达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老套路，中国各级党委政府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也不会容许环境短板过久留存，进而影响到民众获得感和幸福感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