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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是人类用来记录表达信息的工具，是一种赋予特殊意义的符号，要使这种符号实现其价值则需要得以传承的物质载体。从考古发掘和文献记载来看，中国传统文字的记录载体主要有陶器、青铜器、竹简、木牍、丝帛、纸张等。中国作为最早开始桑蚕养殖业的国家，丝织品作为文字的记录载体出现的年代也比较早。
丝织品作为文字的载体有很多种，除专门用作书写材料的丝织品外，还有通过织造、印染、刺绣等方式在织物上记录生产信息或表达美好愿望的作用。采用书写、印染、刺绣方式在织物上记载信息是在匹料织造完成后再行加工，而织造文字则是利用经纬线在织造的过程中将文字信息织入匹料。织造的文字又分两种：一种是作为纹样形式，常使用吉祥寓意的文字，如著名的“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王侯合昏千秋万岁宜子孙”及常见的“寿”字等;另一种是作为机头织款的文字，主要是记录织物品种名称、作坊名等相关生产信息（古代缂丝作品中也常织有落款，虽也为织造文字，由于其特殊的艺术性，在此不做讨论）。古代织物上出现的各式各样文字对于研究织物年代、风格特征、生产情况提供了重要信息。
据目前考古资料显示，山东地区考古发掘出土的带有织造文字的丝织品文物主要有莘县阁老家族墓出土的明代丝织品和沂南河阳墓地出土的清代丝织品。受地理环境因素影响，山东地区出土丝织品较少，但幸运的是两种织造文字均有发现。本文就对山东地区出土的丝织品上的两种织造文字进行简要的分析与讨论。
一、寓意吉祥的文字纹样
纹样作为服饰上的图案，不仅是作为装饰的存在，更被赋予吉祥美好的愿望，特别是到明清时期，服饰上的纹样几乎达到了“图必有意、意必吉祥”的程度。比如利用石榴多籽的形态来寓意多子多福，以牡丹花中之王的称誉寓意富贵荣华，以蝙蝠的谐音寓意洪福齐天、福寿双全等。而最直接的表现手法是将文字作为纹样直接织入织物。像新疆民丰尼雅遗址出土的“王侯合昏千秋万岁宜子孙”锦，就是将这11个字作为单独的纹样穿插在主体纹样之间形成单元纹样。最常见的寓意吉祥的文字纹样则是“寿”字。“五福从来先说寿”，寿作为五福之首，始终是人们追求的美好愿景。
目前，山东地区出土的丝织品中有两件织有寿字纹样，两件均为沂南河阳墓地M1室出土。
1.团五福捧寿暗花绫六品文官补褂（图1、图2）
此件文物的面料地组织经线密度70根/厘米，投影宽度0.10毫米，无捻，黄色。纬线密度50根/厘米，投影宽度0.22毫米，无捻，黄色。组织结构为二上一下左斜纹绫。面料的花组织为一上五下左斜纹显花。面料主体纹饰除了方补之外，主要是蝙蝠纹、寿字纹和卍字纹。五只蝙蝠旋转围绕组成圆形的外部轮廓，中间则是变体的寿字，寿字中间两侧穿连两个卍字，属于比较典型的嵌字图案。
2.团五福捧寿暗花绫夹袍（图3、图4）
此件文物的面料地组织经线密度72根/厘米，投影宽度0 .12毫米，弱Z捻，黄色。纬线密度44根/厘米，投影宽度0.25毫米，无捻，黄色。地组织为二上一下左斜纹，花组织为经向一上五下左斜纹，组织结构为暗花绫。面料的主体纹样除了袖口的兰花纹样外，同团五福捧寿暗花绫六品文官补褂的团花纹样相同，外形、布局均相同。
两件袍服纹样相同，均采用蝙蝠与寿字图案。《抱朴子》曰：“干岁蝙蝠，色如白雪，集则倒悬，脑重故也。”《太平御览》和《水经》都称：“交州丹水亭下有石穴，穴中蝙蝠大者如鸟，得而服之使之神仙。”可见蝙蝠在传统中有长寿之意，另外也取“蝠”谐音“福”，寓意幸福。蝙蝠与中间织造的“寿”字寓意福寿双全，而五福捧寿又被称为五福拱寿，也体现了五福之中寿为先。
“寿”字是最常见的织造的寓意吉祥的文字纹样。而作为纹样存在的文字，根据织造规律也多出现在提花的绮、绸、绫、缎、锦等织物上。山东发现的上述两件织有“壽”字纹样的袍服均为暗花绫织物，两件“寿”字的织造方式与蝙蝠纹样相同，均采用二上一下左斜纹地组织上起一上五下左斜纹花的方式显示纹样。
二、机头织款
机头织款与作为纹样存在的织造文字不同，是在织造织物时最开始的一小段，利用经纬线织入的与匹料本身纹样不同的文字或图案。这类文字或图案占整个匹料的很小一部分，仅存在于幅头或者幅尾的位置，往往蕴含着织造者、作坊名、织物名称等相关的生产信息。机头织款与匹料本身的纹样之间有的隔一片空白，类似于书画中的隔水，有的与匹料自身纹样之间以简单的条纹相隔。
机头织款的出现应该与古代检验产品质量的“物勒工名”制度有关。先秦时期《礼记·月令》中记载：“物勒工名，以考其成，工有不当，必行其罪，以究其情。”物勒工名是古代官营作坊的一种管理制度，在制造的器物上记录制造者的名字，如器物出现质量问题则有源可查。
目前所见最早的织款实物是明代织物。现藏于美国费城艺术博物馆的明代佛经封面上织有“杭州局”的织款。定陵出土的红织金缠枝四季花卉缎的机头也织有“杭州局”的织款。这是目前所知最早有织款的官营作坊产品。此外，中国丝绸博物馆藏的龙纹暗花缎的机头部位中间织有“南京局造”，角上织有“声远斋记”和“清水”字样。 “声远斋记”应为民间织造作坊名，“清水”则指其质量属于上品。这可能是当时官方委托民间织造作坊代织的实例。。
山东地区出土丝织品上目前有机头织款的主要发现有聊城莘县明代阁老家族墓出土的祝寿帕及河阳墓地出土的清代丝织物。
1.聊城莘县明代阁老家族基出土祝寿帕上的机头织款
2012年，莘县当地的明代阁老家族墓群中一墓葬被盗，后经公安部门紧密排查，于2013年破案，并将文物追回。其中有一件黄地小云纹暗花绸祝寿帕（图5），尺寸为长108、宽60厘米，整体纹饰采用小云纹，在幅头与幅尾的位置有区别于主体纹样的织造文字。经辨识，文字为“清泉傅记”“祝寿帕”，应为机头织款。
织款与主体纹样之间织有两条细条纹，贯穿幅宽。整个织款分为三部分，最上面的部分为织造的梅花鹿和几何形纹样。中间部分为“清泉傅记”和梅花纹样，“清泉傅记”字样四周有粗细两条边框，四字十字型排列，中间以细线条相隔，边框外则为六瓣梅花。最下面的部分仅有“祝寿帕”三个字样从右向左循环。三个部分之间以一条细线条相隔，三部分的单元纹样宽度一致，均为6厘米，上下边缘对齐，单元纹样自右向左循环12次。织款显花方式与主体小云纹显花方式相同，均为三上一下左斜纹地组织上起两上一下右斜纹花。 根据史料记载，清泉县即清渊县，西汉置，属魏郡。治所在今河北馆陶县西北清阳城。北魏移治今山东聊城冠县东北清水镇。《晋书·地理志》《隋书·地理志》中作“清泉县”。而此件文物出土于山东聊城莘县，与冠县相距约40公里。因此推测，“清泉”应为地名，为清泉县。“傅记”应为作坊名，“傅”作为姓氏与聊城傅氏家族相印证。“祝寿帕”则为坯料用途。梅花鹿的形象可能取其谐音，与“祝寿帕”联合象征福禄双全;也可能与几何纹联合作为商标使用。
2.沂南河阳墓地出土清代丝织物上的机头织款
（1）花蝶纹暗花绫夹袍（图6）
此件文物出土于沂南河阳墓地M1室。织款位于小襟面料的下摆处。经过辨识，文字应为“延陵莱记”，文字沿经向织造，四周有一细一粗两条方形边框，边框的四角圆润美观，形似印章。单个织款长5、宽4厘米，呈纬向排列，循环四次，每个织款之间相距约5厘米。织款与匹料自身的纹样间距较小，约3毫米，几乎没有分隔。从织造方式来讲，织款与匹料的自身纹样相同，均采用三上一下右斜纹地组织上起一上二下右斜纹花的形式显现。
根据织款文字内容能够推测“延陵”属地方名，“莱记”应是织造匹料的作坊名。清代在江宁、苏州和杭州设立了专办宫廷御用或官用丝织品的织造局，史称“三大织造”。作为中国古镇之一的延陵，位于江苏省的南部，介于南京与苏州之间，环境适宜养蚕业的发展，清朝时期江南地区商品经济发达，且延陵距离两大织造局又较近，故而推断此件服装的匹料可能为清代延陵地区的民间丝织业作坊织造。
（2）素绢单裤（图7）
此件文物出土于河阳墓地M1室。织款位于裤脚部位。经过辨识，文字应为“周恒福造”，采用平纹地组织上起三上一下右斜纹花的方式显现，文字呈纬向排列，无边框。单个织款长约5.5、宽约1.3厘米，两个织款为一个循环单元，里面的两个织款相距约2厘米，单元循环之间相距约4厘米。单元循环内两个织款文字方向相反，一个自左向右排列，一个自右向左排列，即文字沿纬向自左向右排列与自右向左排列相间循环。织物上共有两个单元循环。推测文字应为民间作坊名称，这种织造排列方式不仅具有物勒工名的功效，还带有防伪功能。
（3）素绢单褥（图8）
此件文物出土于沂南河阳墓地M1室。织款位于幅头部位。由于脱线严重，文字无法辨认，根据外观推测可能为四个字，同样采用平纹地组织上起三上一下右斜纹花的方式显现，呈纬向排列，无边框。一个织款长约6.5、宽约2厘米，两个织款为一个循环单元，循环之间相距约5厘米，循环单元内两个织款间相距约1厘米。与素绢单裤织款不同的是素绢单褥单元织款内的两个织款文字方向是相同的。根据织款的织造方式及文字数量，推测此织款也应为民间作坊名称。
（4）素绢短衫（图9）
此件文物出土于沂南河阳墓地M1室。织款位于小襟下摆边缘。经过辨识，文字应为“东脐信置”，②采用平纹地组织上起三上一下右斜纹花的方式显现。文字呈纬向排列，无边款。一个织款长约6、宽约1.5厘米，两个织款为一个循环单元，共两个循环。循环单元内两个织款之间相距约2.5厘米，循环之间相距约4.5厘米。单元循环内两个织款文字方向相反，一组自左向右排列，一组自右向左排列，即文字沿纬向自左向右排列与自右向左排列相间循环。同上推测此织款应为民间作坊名称。
（5）团二龙戏珠纹暗花绫夹袍（图10）
此件文物出土于沂南河阳墓地M3室。织款位于后片里衬接片的下摆边缘。经过辨识，文字可能为“广源福置”，四周各有两条粗细相同的边框，边框的四角较平直，外观类似于印章。采用平纹地上起三上一下右斜纹花的方式显现，文字呈纬向排列，长约7、高约2.5厘米。此织款应也为循环织款，但由于裁剪的需要，部分织款已被裁掉，只剩大部分，且外观为镜面反向，这与M1中室出土的花蝶纹暗花绫夹袍带边框织款方向不同。根据文字内容推断也应为民间作坊名称。
三、总结
1.织造文字与组织结构。沂南河阳墓地出土丝织品上的文字纹样均织于绫织物上，均采用经线显花技术。目前所见的织造文字纹样大多织于绮、绸、绫、缎、锦等织物上。
莘县明代阁老家族墓出土的丝织品上的织款位于绸织物上，通过三上一下左斜纹地组织上起两上一下右斜纹花方式显示文字。而沂南河阳社区墓地出土丝织品上的织款，一件位于绫织物上，一件位于绸织物上，三件位于绢织物上。一件通过三上一下右斜纹地组织上起一上二下右斜纹花的形式显现文字，四件通过一上一下平纹地组织上起三上一下右斜纹花的形式显现文字，五件均采用经線显花技术。从目前发现的织款来看，织款在绢、绸、绫、缎等织物上均出现过，也就是说无论是作为纹样存在的织造文字还是织款与织物种类都没有特定的关系。但从山东地区出土的丝织品上的织造文字呈现的效果来看，在规律的绫组织结构基础上显现的文字要比平纹地组织上整齐而明显。
2.织造文字的类型。丝织品上织造的文字主要为两种，一种是作为纹样存在的文字，一种是机头织款。作为纹样的织造文字多像上文中的团五福捧寿暗花绫六品文官补褂上织造的“寿”字纹样，主要是更直接地表达吉祥美好愿景的文字。
而机头织款区别则比较多，有学者将机头织款分为物勒工名型织款、商标型织款和广告型织款。物勒工名型织款主要是官营作坊的一种制度，民间作坊也多有效仿，主要是织入地名、作坊名、品种名等文字;商标型织款除织入地名、作坊名、品种名外，还织入一些醒目的图案;广告型织款除织入以上内容外还织入一些广告用语。②沂南河阳墓地出土的丝织品上的织款应为物勒工名型织款，织入的均为民间作坊的名称。其中两件采用类似印章的形式织入，三件采用纯文字式织入。而莘县明代阁老家族墓群出土的黄地小云纹暗花绸祝寿帕上的织款，不仅有地名、作坊名、品种名，还织入了梅花鹿、几何形等醒目的图案，应为商标型织款。
3.机头织款的功能。官营作坊的机头织款主要是作为一种制度，检验产品质量或者问责的制度。从山东出土的丝织品织款来看，除明代黄地小云纹暗花绸祝寿帕和清代花蝶纹暗花绫夹袍的织款是同一织款循环4次、12次之外，其余四件的织款均有文字方向的变化或者正反的变化，如素绢单裤的织款就是采用文字自左向右排列与自右向左排列相间循环的方式，团二龙戏珠纹暗花绫夹袍的织款虽然残留的不全，却采用的镜面反向的方式。因此，这批出土丝织物的织款不仅具有物勒工名的作用，还带有防伪的功效，具有商标的某些功能，体现了一种信誉功用。
《史记·货殖列传》中记载：“故齐冠带衣履天下，海岱之间敛袂而往朝焉”;《汉书·地理志》也曾记载：齐地， “太公……乃劝以女工之业……后十四世，桓公用管仲，设轻重以富国……故其俗弥侈，织作冰纨绮绣纯丽之物，号为冠带衣履天下”;西汉时期也曾在山东地区设置“三服官”，专门为皇室贵族提供春、夏、冬三季服饰。这些无不显示古代山东地区在丝织业中的重要地位，但由于山东地处半干半湿地质环境，夏季高温高湿，秋冬季节寒冷干燥，不稳定的埋藏环境对于埋藏在地下的丝织品文物保存极为不利，出土的丝织品发生糟朽、脆化甚至碳化的情况较多，处理难度极大，能够保存下来的丝织品实物弥足珍贵。但在目前出土丝织品实物中却发现了两种织造文字，尤其是明清两个时期机头织款的发现，形式多样，不仅有纯文字型的还有印章型的，这对于研究当时民间丝织品织造工艺、商业流通等情况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实物资料，对于研究古代的生产工艺、经济、社会制度等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注释：
①赵丰《中国丝绸艺术史》，文物出版社，2005。
②刘安定、李强、邱夷平《中国古代丝织物织款研究》，《丝绸》2012年第05期。
（责任编辑：郭彤）
丝织品作为文字的载体有很多种，除专门用作书写材料的丝织品外，还有通过织造、印染、刺绣等方式在织物上记录生产信息或表达美好愿望的作用。采用书写、印染、刺绣方式在织物上记载信息是在匹料织造完成后再行加工，而织造文字则是利用经纬线在织造的过程中将文字信息织入匹料。织造的文字又分两种：一种是作为纹样形式，常使用吉祥寓意的文字，如著名的“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王侯合昏千秋万岁宜子孙”及常见的“寿”字等;另一种是作为机头织款的文字，主要是记录织物品种名称、作坊名等相关生产信息（古代缂丝作品中也常织有落款，虽也为织造文字，由于其特殊的艺术性，在此不做讨论）。古代织物上出现的各式各样文字对于研究织物年代、风格特征、生产情况提供了重要信息。
据目前考古资料显示，山东地区考古发掘出土的带有织造文字的丝织品文物主要有莘县阁老家族墓出土的明代丝织品和沂南河阳墓地出土的清代丝织品。受地理环境因素影响，山东地区出土丝织品较少，但幸运的是两种织造文字均有发现。本文就对山东地区出土的丝织品上的两种织造文字进行简要的分析与讨论。
一、寓意吉祥的文字纹样
纹样作为服饰上的图案，不仅是作为装饰的存在，更被赋予吉祥美好的愿望，特别是到明清时期，服饰上的纹样几乎达到了“图必有意、意必吉祥”的程度。比如利用石榴多籽的形态来寓意多子多福，以牡丹花中之王的称誉寓意富贵荣华，以蝙蝠的谐音寓意洪福齐天、福寿双全等。而最直接的表现手法是将文字作为纹样直接织入织物。像新疆民丰尼雅遗址出土的“王侯合昏千秋万岁宜子孙”锦，就是将这11个字作为单独的纹样穿插在主体纹样之间形成单元纹样。最常见的寓意吉祥的文字纹样则是“寿”字。“五福从来先说寿”，寿作为五福之首，始终是人们追求的美好愿景。
目前，山东地区出土的丝织品中有两件织有寿字纹样，两件均为沂南河阳墓地M1室出土。
1.团五福捧寿暗花绫六品文官补褂（图1、图2）
此件文物的面料地组织经线密度70根/厘米，投影宽度0.10毫米，无捻，黄色。纬线密度50根/厘米，投影宽度0.22毫米，无捻，黄色。组织结构为二上一下左斜纹绫。面料的花组织为一上五下左斜纹显花。面料主体纹饰除了方补之外，主要是蝙蝠纹、寿字纹和卍字纹。五只蝙蝠旋转围绕组成圆形的外部轮廓，中间则是变体的寿字，寿字中间两侧穿连两个卍字，属于比较典型的嵌字图案。
2.团五福捧寿暗花绫夹袍（图3、图4）
此件文物的面料地组织经线密度72根/厘米，投影宽度0 .12毫米，弱Z捻，黄色。纬线密度44根/厘米，投影宽度0.25毫米，无捻，黄色。地组织为二上一下左斜纹，花组织为经向一上五下左斜纹，组织结构为暗花绫。面料的主体纹样除了袖口的兰花纹样外，同团五福捧寿暗花绫六品文官补褂的团花纹样相同，外形、布局均相同。
两件袍服纹样相同，均采用蝙蝠与寿字图案。《抱朴子》曰：“干岁蝙蝠，色如白雪，集则倒悬，脑重故也。”《太平御览》和《水经》都称：“交州丹水亭下有石穴，穴中蝙蝠大者如鸟，得而服之使之神仙。”可见蝙蝠在传统中有长寿之意，另外也取“蝠”谐音“福”，寓意幸福。蝙蝠与中间织造的“寿”字寓意福寿双全，而五福捧寿又被称为五福拱寿，也体现了五福之中寿为先。
“寿”字是最常见的织造的寓意吉祥的文字纹样。而作为纹样存在的文字，根据织造规律也多出现在提花的绮、绸、绫、缎、锦等织物上。山东发现的上述两件织有“壽”字纹样的袍服均为暗花绫织物，两件“寿”字的织造方式与蝙蝠纹样相同，均采用二上一下左斜纹地组织上起一上五下左斜纹花的方式显示纹样。
二、机头织款
机头织款与作为纹样存在的织造文字不同，是在织造织物时最开始的一小段，利用经纬线织入的与匹料本身纹样不同的文字或图案。这类文字或图案占整个匹料的很小一部分，仅存在于幅头或者幅尾的位置，往往蕴含着织造者、作坊名、织物名称等相关的生产信息。机头织款与匹料本身的纹样之间有的隔一片空白，类似于书画中的隔水，有的与匹料自身纹样之间以简单的条纹相隔。
机头织款的出现应该与古代检验产品质量的“物勒工名”制度有关。先秦时期《礼记·月令》中记载：“物勒工名，以考其成，工有不当，必行其罪，以究其情。”物勒工名是古代官营作坊的一种管理制度，在制造的器物上记录制造者的名字，如器物出现质量问题则有源可查。
目前所见最早的织款实物是明代织物。现藏于美国费城艺术博物馆的明代佛经封面上织有“杭州局”的织款。定陵出土的红织金缠枝四季花卉缎的机头也织有“杭州局”的织款。这是目前所知最早有织款的官营作坊产品。此外，中国丝绸博物馆藏的龙纹暗花缎的机头部位中间织有“南京局造”，角上织有“声远斋记”和“清水”字样。 “声远斋记”应为民间织造作坊名，“清水”则指其质量属于上品。这可能是当时官方委托民间织造作坊代织的实例。。
山东地区出土丝织品上目前有机头织款的主要发现有聊城莘县明代阁老家族墓出土的祝寿帕及河阳墓地出土的清代丝织物。
1.聊城莘县明代阁老家族基出土祝寿帕上的机头织款
2012年，莘县当地的明代阁老家族墓群中一墓葬被盗，后经公安部门紧密排查，于2013年破案，并将文物追回。其中有一件黄地小云纹暗花绸祝寿帕（图5），尺寸为长108、宽60厘米，整体纹饰采用小云纹，在幅头与幅尾的位置有区别于主体纹样的织造文字。经辨识，文字为“清泉傅记”“祝寿帕”，应为机头织款。
织款与主体纹样之间织有两条细条纹，贯穿幅宽。整个织款分为三部分，最上面的部分为织造的梅花鹿和几何形纹样。中间部分为“清泉傅记”和梅花纹样，“清泉傅记”字样四周有粗细两条边框，四字十字型排列，中间以细线条相隔，边框外则为六瓣梅花。最下面的部分仅有“祝寿帕”三个字样从右向左循环。三个部分之间以一条细线条相隔，三部分的单元纹样宽度一致，均为6厘米，上下边缘对齐，单元纹样自右向左循环12次。织款显花方式与主体小云纹显花方式相同，均为三上一下左斜纹地组织上起两上一下右斜纹花。 根据史料记载，清泉县即清渊县，西汉置，属魏郡。治所在今河北馆陶县西北清阳城。北魏移治今山东聊城冠县东北清水镇。《晋书·地理志》《隋书·地理志》中作“清泉县”。而此件文物出土于山东聊城莘县，与冠县相距约40公里。因此推测，“清泉”应为地名，为清泉县。“傅记”应为作坊名，“傅”作为姓氏与聊城傅氏家族相印证。“祝寿帕”则为坯料用途。梅花鹿的形象可能取其谐音，与“祝寿帕”联合象征福禄双全;也可能与几何纹联合作为商标使用。
2.沂南河阳墓地出土清代丝织物上的机头织款
（1）花蝶纹暗花绫夹袍（图6）
此件文物出土于沂南河阳墓地M1室。织款位于小襟面料的下摆处。经过辨识，文字应为“延陵莱记”，文字沿经向织造，四周有一细一粗两条方形边框，边框的四角圆润美观，形似印章。单个织款长5、宽4厘米，呈纬向排列，循环四次，每个织款之间相距约5厘米。织款与匹料自身的纹样间距较小，约3毫米，几乎没有分隔。从织造方式来讲，织款与匹料的自身纹样相同，均采用三上一下右斜纹地组织上起一上二下右斜纹花的形式显现。
根据织款文字内容能够推测“延陵”属地方名，“莱记”应是织造匹料的作坊名。清代在江宁、苏州和杭州设立了专办宫廷御用或官用丝织品的织造局，史称“三大织造”。作为中国古镇之一的延陵，位于江苏省的南部，介于南京与苏州之间，环境适宜养蚕业的发展，清朝时期江南地区商品经济发达，且延陵距离两大织造局又较近，故而推断此件服装的匹料可能为清代延陵地区的民间丝织业作坊织造。
（2）素绢单裤（图7）
此件文物出土于河阳墓地M1室。织款位于裤脚部位。经过辨识，文字应为“周恒福造”，采用平纹地组织上起三上一下右斜纹花的方式显现，文字呈纬向排列，无边框。单个织款长约5.5、宽约1.3厘米，两个织款为一个循环单元，里面的两个织款相距约2厘米，单元循环之间相距约4厘米。单元循环内两个织款文字方向相反，一个自左向右排列，一个自右向左排列，即文字沿纬向自左向右排列与自右向左排列相间循环。织物上共有两个单元循环。推测文字应为民间作坊名称，这种织造排列方式不仅具有物勒工名的功效，还带有防伪功能。
（3）素绢单褥（图8）
此件文物出土于沂南河阳墓地M1室。织款位于幅头部位。由于脱线严重，文字无法辨认，根据外观推测可能为四个字，同样采用平纹地组织上起三上一下右斜纹花的方式显现，呈纬向排列，无边框。一个织款长约6.5、宽约2厘米，两个织款为一个循环单元，循环之间相距约5厘米，循环单元内两个织款间相距约1厘米。与素绢单裤织款不同的是素绢单褥单元织款内的两个织款文字方向是相同的。根据织款的织造方式及文字数量，推测此织款也应为民间作坊名称。
（4）素绢短衫（图9）
此件文物出土于沂南河阳墓地M1室。织款位于小襟下摆边缘。经过辨识，文字应为“东脐信置”，②采用平纹地组织上起三上一下右斜纹花的方式显现。文字呈纬向排列，无边款。一个织款长约6、宽约1.5厘米，两个织款为一个循环单元，共两个循环。循环单元内两个织款之间相距约2.5厘米，循环之间相距约4.5厘米。单元循环内两个织款文字方向相反，一组自左向右排列，一组自右向左排列，即文字沿纬向自左向右排列与自右向左排列相间循环。同上推测此织款应为民间作坊名称。
（5）团二龙戏珠纹暗花绫夹袍（图10）
此件文物出土于沂南河阳墓地M3室。织款位于后片里衬接片的下摆边缘。经过辨识，文字可能为“广源福置”，四周各有两条粗细相同的边框，边框的四角较平直，外观类似于印章。采用平纹地上起三上一下右斜纹花的方式显现，文字呈纬向排列，长约7、高约2.5厘米。此织款应也为循环织款，但由于裁剪的需要，部分织款已被裁掉，只剩大部分，且外观为镜面反向，这与M1中室出土的花蝶纹暗花绫夹袍带边框织款方向不同。根据文字内容推断也应为民间作坊名称。
三、总结
1.织造文字与组织结构。沂南河阳墓地出土丝织品上的文字纹样均织于绫织物上，均采用经线显花技术。目前所见的织造文字纹样大多织于绮、绸、绫、缎、锦等织物上。
莘县明代阁老家族墓出土的丝织品上的织款位于绸织物上，通过三上一下左斜纹地组织上起两上一下右斜纹花方式显示文字。而沂南河阳社区墓地出土丝织品上的织款，一件位于绫织物上，一件位于绸织物上，三件位于绢织物上。一件通过三上一下右斜纹地组织上起一上二下右斜纹花的形式显现文字，四件通过一上一下平纹地组织上起三上一下右斜纹花的形式显现文字，五件均采用经線显花技术。从目前发现的织款来看，织款在绢、绸、绫、缎等织物上均出现过，也就是说无论是作为纹样存在的织造文字还是织款与织物种类都没有特定的关系。但从山东地区出土的丝织品上的织造文字呈现的效果来看，在规律的绫组织结构基础上显现的文字要比平纹地组织上整齐而明显。
2.织造文字的类型。丝织品上织造的文字主要为两种，一种是作为纹样存在的文字，一种是机头织款。作为纹样的织造文字多像上文中的团五福捧寿暗花绫六品文官补褂上织造的“寿”字纹样，主要是更直接地表达吉祥美好愿景的文字。
而机头织款区别则比较多，有学者将机头织款分为物勒工名型织款、商标型织款和广告型织款。物勒工名型织款主要是官营作坊的一种制度，民间作坊也多有效仿，主要是织入地名、作坊名、品种名等文字;商标型织款除织入地名、作坊名、品种名外，还织入一些醒目的图案;广告型织款除织入以上内容外还织入一些广告用语。②沂南河阳墓地出土的丝织品上的织款应为物勒工名型织款，织入的均为民间作坊的名称。其中两件采用类似印章的形式织入，三件采用纯文字式织入。而莘县明代阁老家族墓群出土的黄地小云纹暗花绸祝寿帕上的织款，不仅有地名、作坊名、品种名，还织入了梅花鹿、几何形等醒目的图案，应为商标型织款。
3.机头织款的功能。官营作坊的机头织款主要是作为一种制度，检验产品质量或者问责的制度。从山东出土的丝织品织款来看，除明代黄地小云纹暗花绸祝寿帕和清代花蝶纹暗花绫夹袍的织款是同一织款循环4次、12次之外，其余四件的织款均有文字方向的变化或者正反的变化，如素绢单裤的织款就是采用文字自左向右排列与自右向左排列相间循环的方式，团二龙戏珠纹暗花绫夹袍的织款虽然残留的不全，却采用的镜面反向的方式。因此，这批出土丝织物的织款不仅具有物勒工名的作用，还带有防伪的功效，具有商标的某些功能，体现了一种信誉功用。
《史记·货殖列传》中记载：“故齐冠带衣履天下，海岱之间敛袂而往朝焉”;《汉书·地理志》也曾记载：齐地， “太公……乃劝以女工之业……后十四世，桓公用管仲，设轻重以富国……故其俗弥侈，织作冰纨绮绣纯丽之物，号为冠带衣履天下”;西汉时期也曾在山东地区设置“三服官”，专门为皇室贵族提供春、夏、冬三季服饰。这些无不显示古代山东地区在丝织业中的重要地位，但由于山东地处半干半湿地质环境，夏季高温高湿，秋冬季节寒冷干燥，不稳定的埋藏环境对于埋藏在地下的丝织品文物保存极为不利，出土的丝织品发生糟朽、脆化甚至碳化的情况较多，处理难度极大，能够保存下来的丝织品实物弥足珍贵。但在目前出土丝织品实物中却发现了两种织造文字，尤其是明清两个时期机头织款的发现，形式多样，不仅有纯文字型的还有印章型的，这对于研究当时民间丝织品织造工艺、商业流通等情况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实物资料，对于研究古代的生产工艺、经济、社会制度等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注释：
①赵丰《中国丝绸艺术史》，文物出版社，2005。
②刘安定、李强、邱夷平《中国古代丝织物织款研究》，《丝绸》2012年第05期。
（责任编辑：郭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