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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树华，中国社会科学院信息情报研究院院长、研究员、博导，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民主迷局与发展悖论——冷战后国际‘民主化’的经验与教训”负责人。
研究方向：国际政治，政治发展与民主、民主化问题研究等。
主要著作：《私有化：是福？是祸？——俄罗斯经济改革透视》等。
摘要 近百年来，“民主”被认为是西方社会最主要的政治构架。凭借对“民主概念”的垄断，西方国家占据了国际政治制高点。对于民主认识上存在的误区与歧义，需要我们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方法来分析、来回答。民主不应抽象地和孤立地去研究，而应注重分析和研究它的历史性和实践性；关注民主化进程的国际环境及国际经验教训；注重研究民主的成长性和发展的包容性；关注中国发展的政治经验，树立正确的民主观。
关键词 民主 国际民主化 理论误区 发展悖论
问题的提出与研究思路
民主已经成为一个世界性话题，冷战时期更是变成西方阵营的政治工具。凭借对“民主概念”的垄断，西方国家占据了国际政治制高点。“民主”被西方政治理论家提炼成西方政治制度的唯一真谛，演变成一种政治宗教。本课题详细地剖析了民主是如何被泛化、普遍化、神圣化、宗教化、教条化、工具化、功利化、标签化、碎片化的。分析了西方学者为了配合西方政要输出民主，将民主解析化、模块化、程式化。
第一，以大量的国际民主化案例，分析了冷战后一些国家民主化的理论迷思与政治发展悖论。利用收集的大量资料和文献，分析了非洲国家、中东地区、拉丁美洲国家的民主和政治发展的曲折历程。特别着重分析了20年来苏联—俄罗斯民主化的深刻教训。
第二，跟踪当前西方、特别是美国在国际政治中“输出民主”的战略意图、策略作法和实际操作手段；剖析国际政治中流行的种种“民主神话”；分析了西方社会特别是美国与欧洲国家之间在“输出民主”问题上的战略意图和策略差异。
第三，重点关注国际上有关“民主、民主化”等问题的理论反思，特别介绍了当前俄罗斯政界和理论界对民主问题的反思和政治发展的探索。剖析了“颜色革命”的国际背景与政治实质。
第四，通过分析国际上政治民主化的成败得失，利用大量国际案例回应了鼓吹“民主万能论、民主速成论、民主不战论、民主和平论、民主同盟、自由之弧、民主至上论、民主救世说、西方民主普世说”等说教，批驳各种“民主拜物教和民主原教旨主义”。
第五，提出要树立正确的民主观，揭示了科学发展观的政治内涵。民主是现实的、多样的和具体的。不能将其抽象化和绝对化，将民主与稳定和效率等对立起来，非此即彼，拒绝中间过渡，搞政治“休克疗法”。必须强调民主的民族性和主权性，民主的历史性和具体性，民主的成长性和阶段性，强调民主化的差异性和关联性。
通过对国际政治理论与政治发展模式进行提纲挈领式地把握，甄别了不同政治发展模式的理论差异。对不同类型国家的政治进程进行总结，进而对各国政治发展和民主化的道路进行了思考。提出政治发展过程是民主、稳定、效率等三组价值元素的辩证统一。提出民主政治发展有其内在的、特定的逻辑，人为地“推广”或“简单移植”西方体制，最终可能适得其反。强调各国国情是现实的、多样的和具体的，不能将西方体制作为一种普世的模式加以推广和输出。
第六，总结国际上民主化的经验和教训，剖析了在民主化问题上的一些理论误区。以发展中国家民主发展过程的民主选择为背景，以不同类型的发展中国家民主选择的典型个案为主要内容，分析了冷战后民主化、政治发展与经济和社会进步之间的关系。提出，在一定时期内，某些国家的民主化并非一定是经济改革或发展的先决条件。经验表明，转轨国家向市场经济过渡需要高效、有力的权力保障。
第七，总结和提炼中国发展道路的理论价值和国际意义。国际政治发展和民主化的历史表明，民主有其发展的逻辑，不能脱离发展而孤立地进行。每个国家的民主进程有其特殊的顺序和环境，简单照搬及强力移植只能适得其反。当前某些國家热衷搞“民主同盟”或以“西式民主”划线，不仅会分裂国际社会、危害世界和平与稳定，而且会延缓甚至阻碍世界政治发展和国际民主化进程。
与某些国家极力输出或复制西式民主不同，中国立足本国国情，积极探索符合大多数人利益的政治路线。在当今复杂矛盾的国际大背景下，中国的政治发展彰显出独特的理论价值和国际意义。
第八，提出在国际政治中努力抵制“推广民主”诱惑的同时，要积极倡导国际关系民主化。主张多样化的世界、多样化的道路、多样化的民主。批驳西方在“民主、人权”问题上的双重标准，以中国的立场、中国的标准，描述国际上“民主化或政治发展成长图景”，提出应研发中国版的“政治发展力国际评估报告”，增强我们在国际事务特别是在民主问题上的话语权和思想力。
成果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冷战后的20年，民主已经成为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的焦点问题。民主成为西方划分关系亲疏和国际阵营的政治工具，成为国际政治较量的内容。在西方战略家眼里，民主已经成为了一种全球化现象。正如美国政治学者在民主课程的教科书中指出的那样：“民主化正在成为一个全球现象……民主现在已成为唯一具有普遍正当性的政府形式……这些年代以来，国际上发生了许多戏剧性的事件，既关系到每个国家的国内政治，又关系到这些国家所在的地区乃至全世界的国际关系” ①。
近百年来，“民主”被认为是西方社会最主要的政治构架。上世纪东西方阵营冷战过程中，“民主、人权”成了西方社会意识形态中标志性的政治品牌，是对抗苏联阵营的重要战略和策略工具。冷战结束之际，西方政界和学界普遍认为“西式的自由民主在全世界范围内取得了全胜”，有关民主自由的意识形态之争从此结束。凭借对“民主概念”的垄断，西方国家占据了国际政治制高点。在这过程中，“民主”被西方政治理论家提炼成西方政治制度的唯一真谛，民主成了西方政治人物的口头禅，逐渐演变成一种政治宗教，变成西方对外政治输出的“政治圣经和基本软件”。 2008年以来，始于西方的国际金融海啸深刻暴露了西方政治体制的危机，暴露了西式民主的虚伪与局限。本课题从国际比较视野中着重研究一些国家民主化的成败得失，分析了民主化過程中的经验和教训，有着极强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这有利于打破西方舆论在民主、人权问题上的话语垄断，做到知己知彼，破除误区和神话，加强在民主、自由等问题上的国际对话，为对外交往和对外宣传提供必要的理论支持。同时为国内理论界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问题提供国际视野的理论或资料佐证，有利于加深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理解，树立正确的民主发展观，探索科学的政治发展和政治改革路径。
冷战后西方民主化研究：理论误区与实践陷阱
几十年来，伴随着民主逐渐进入由西方世界主导的国际化进程，西方学界对民主的研究也发生了重点转向：由设计和检查自身的民主情况转移到关注对外输出和移植民主。冷战结束后涌起的民主化浪潮，更是吸引西方大批政治学和国际政治学者关注民主和民主转型问题，甚至一些经济学、法学、社会学专业的学者也纷纷加入到民主热点的研究。
西方国家研究民主的著作可谓汗牛充栋。不少研究成果还夹杂着各式的数字模型。然而，在民主或计量化、或价值化研究的背后，西方民主问题研究往往演变成为外交政治的工具。除此之外，由于民主研究资助方的政治性偏好和功利性考虑，西方学术界很难保持学术中立，这使得他们时常陷入理论逻辑和政治现实的矛盾而不能自拔。据我们有限的观察，近年来西方有关民主问题的研究中可以归纳出以下10种倾向：
民主潮流化研究。内容是将民主视为国际性的政治现象，而民主进程如波浪起伏一样潮起潮落。冷战后西式民主取得了一时性的胜利，苏联东欧诸国的政治演变被称为民主的“第三波”浪潮。第三波浪潮过后，西方强国开始肆意挥霍“冷战红利”，企图将西式自由民主推广到全世界每个角落。新世纪以来，他们提出要对苏联国家在内的一些“暴政国家”继续进行“民主化”改造，鼓动“颜色革命”（亦称“花朵革命”），积极制造“第四波民主浪潮”。然而，国际上一波又一波的民主化潮流并未给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带来和平和幸福。
民主测量与排行热。自上世纪50年代行为主义在美国政治科学界盛行后，经验研究和量化研究等实证研究方法在政治学研究中得到推广。另一方面受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的影响，西方政治学界提出，应当对包括民主在内的政治形象进行道路量化研究。实际上，西方各个研究机构往往根据“民主—非民主”、“自由国家—非自由国家”、“廉洁—腐败”、“ 经济自由—经济不自由”等线性的单一中心为基础对国家进行排行，并不总能反映当代世界政治现实的复杂性和矛盾性。民主判定和测量是一项政治性和意识形态性极强的行为，反映了国际上思想政治领域的较量与斗争，反映了西方世界掌握着“民主”标准制定权和话语权。
民主化与全球化研究。这类研究对西方民主体制的前途持乐观态度。他们认为，随着全球化时代的来临，将给西方民主主宰全球提供有利的国际条件。民主既是全球化的一部分，也是重要内容和推手。他们提出，如果一个国家建立起开放、透明、廉洁和民主的政治体制，将在全球化体系中占据非常有利的位置。
民主实现研究。有关民主实现问题的研究主要分为三类：首先是“民主爆炸说”。这类研究认为民主是一个爆炸性的结果。经过一朝分娩，民主便会横空出世。这类“民主政变”是西方乐意看到的。不难看出，“民主爆炸生成说”遵循了一种简单化的逻辑思维，看不到民主的成长性和政治的复杂性。这种民主将是不成熟的、不稳固的，极易夭折和死亡。
其次是“民主孕育说”。部分西方研究者认定，民主化存在一些前提条件，只要具备这些因素，一国政治体制的民主化转变就将发生。有学者将这类民主理论称为功能民主理论。功能民主理论承袭了政治学结构功能学派的核心观点，关注社会经济发展与政治民主化之间的相互联系。很明显，其目的不仅在于分析民主政治产生的根源，更重要的是希望建立起某种具有普遍意义和预测能力的解释框架，预测和分析民主的生成。在实践中，这种机械主义的理论暴露出其先天的缺陷：有的民主化实践并没有具备那些所谓的先决条件，而有些具备先决条件的国家的民主化进程迟迟没有展开。
再次是“民主精英互动说”。面对渴望民主的理论困境，西方部分政治学者逐步放弃了结构主义、整体主义的理论取向，转而研究具体民主化进程的起源和过程，特别关注政治主体互动与关系。这些政治主体包括所谓改革者、保守派、温和派和激进派、执政党和在野党等。他们认为，这些政治主体的相互作用直接决定着民主转型的方向和结果。这类研究也被称为民主起源研究。民主起源研究过于关注政治精英的互动和讨价还价，缺乏对客观因素的分析，其结果可能顾此失彼，造成结论偏颇和政治预测失误。
民主转型和巩固研究。在国际政治比较领域，20世纪中后期几次波及全球的民主化浪潮，“民主自由体制”的确立与衰退始终吸引着西方政治学者的关注，如阿尔蒙德、派伊、亨廷顿等美国政治学者对发展中国家政局以及政治民主化的分析。
冷战结束的20世纪末是一个充满大变动的时代。西方学界对于冷战后随之而来的民主化浪潮持极其乐观的态度。他们对后共产主义国家民主化转型的研究兴趣明显高涨，大大超过了西方自由民主体制内省的关注。加上欧盟扩大和北约东扩的政治需要，西方政府加大了对苏联东欧地区的政治转型研究的资助。这些研究基本遵循了这样一个老旧的研究范式：极权主义——权威政权——民主。这种研究逻辑在某些程度上能够解释几个顺利转型的单一民族国家的政治转型，但在分析俄罗斯等民族众多、政治复杂的国家时就显得力不从心。
民主的区域性和比较性研究。冷战后西方学术界热衷开展对区域性民主的研究，也是在冷战后背景下，西方自由民主制度已经十分完美，充其量只需要技术上的修补。于是，政治学界和民主化研究的目光转向那些“政治落后、民主不兴”的第三世界。除对苏联东欧区域性研究外，常常列举的最具代表性的成果是由劳伦斯·怀特赫德主编的“牛津民主化研究丛书”。近些年西方有关区域性民主的研究材料虽然众多，但区域型、碎片化的研究难以表现出民主兴衰的历史内在逻辑。于是，一些西方政治学家开始注重国际间的民主比较研究。如霍华德·威亚尔达主编的《民主与民主化比较研究》；“牛津民主化研究丛书”中的马克·罗伯逊编写的《民主发展国家：政治和制度的设计》等。近年来，比较民主问题研究作品还有哈利维的《在民主与民主化中的阶级与精英》；法纳等人的《东西方民主、社会化和对立的忠诚》等等。这些研究的局限是将民主视为唯一的、绝对的政治进程；忽视了政治发展目标的多元性和道路的多样性，因此这些研究或者只是描述进程，或者得出的结论相互矛盾、不能自圆其说。 注重研究民主的成长性和发展的包容性。冷战后，民主的潮起潮落以及近几年围绕东西方发展模式优劣的辩论表明，民主进程是政治发展进程的组成部分，民主并不是唯一的、终极的，用民主概念并不能解释一切。研究中东和拉美地区等第三世界的民主化历程会发现，一个国家需要的政治发展方式、发展道路、发展价值和目标，在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上是不同的。不同的国家战略和民族目标任务决定了这个国家这一时期的政治主题和政治方式。与政治发展一样，民主有着特定的发展顺序、速度和方式。民主有其成长的环境、条件、土壤、文化、成本与质量。民主进程要统一于政治发展的总目标，要与经济建设、社会建设、文化建设、法治建设等进程相协调。与单一的民主概念相比，政治发展的内涵更为丰富、更为具体、更为多彩也更为广泛。
关注中国发展的政治经验，树立正确的民主观。国际历史经验表明，每个国家的民主都应符合自身国家特定的历史文化传统和现实条件，发展民主应当因地制宜，外部强加和全盘照搬往往是得不偿失。要深入剖析西方推广民主背后的地缘战略意图，深入总结俄罗斯等后社會主义国家在民主化问题上的教训，努力摆脱西方在民主、人权领域的话语禁锢。要破解西方强加的“极权、专制、不民主”等概念陷阱，努力提炼和归纳中国的政治经验和理论价值，增强政治自信力和理论说服力。要关注一国的政治主题和发展顺序，注重培养国际政治竞争力。针对国际上流行的各种不同版本的“政治、民主、人权排行榜”，应当强调政治发展力和竞争力，研究一套科学而全面的政治发展力评估模型，研发中国版的“世界政治发展力评估报告”。要坚持政治性与科学性的统一，树立正确的民主发展观，探索全面而科学的政治发展理论，促进政治民主、政治稳定、政治效率、政治廉洁，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越走越宽广。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民主迷局与发展悖论——冷战后国际‘民主化’的经验与教训”研究成果，项目编号：11FZZ005）
注释
[美]霍华德·威亚达尔主编：《民主与民主化比较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页。
参见[美]塞缪尔·亨廷顿：《第三波——二十世纪末的民主化浪潮》，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
[美]霍华德·威亚达尔主编：《民主与民主化比较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5页。
参见黄智贤主编、陈风馨等著：《掏空台湾》，台北：米罗文化，2005年。
熊文驰：“民主和平与战争状态问题 ——再谈‘民主和平论’与现实主义之争”，《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2009年第2期。
[美]查尔斯·A·库普钱（CharlesAKupchan）：“小联盟，大问题——反对‘民主联盟’”，《外交事务》杂志双月刊，2008年11/12月。
责 编/马冰莹
张树华，中国社会科学院信息情报研究院院长、研究员、博导，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民主迷局与发展悖论——冷战后国际‘民主化’的经验与教训”负责人。
研究方向：国际政治，政治发展与民主、民主化问题研究等。
主要著作：《私有化：是福？是祸？——俄罗斯经济改革透视》等。
摘要 近百年来，“民主”被认为是西方社会最主要的政治构架。凭借对“民主概念”的垄断，西方国家占据了国际政治制高点。对于民主认识上存在的误区与歧义，需要我们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方法来分析、来回答。民主不应抽象地和孤立地去研究，而应注重分析和研究它的历史性和实践性；关注民主化进程的国际环境及国际经验教训；注重研究民主的成长性和发展的包容性；关注中国发展的政治经验，树立正确的民主观。
关键词 民主 国际民主化 理论误区 发展悖论
问题的提出与研究思路
民主已经成为一个世界性话题，冷战时期更是变成西方阵营的政治工具。凭借对“民主概念”的垄断，西方国家占据了国际政治制高点。“民主”被西方政治理论家提炼成西方政治制度的唯一真谛，演变成一种政治宗教。本课题详细地剖析了民主是如何被泛化、普遍化、神圣化、宗教化、教条化、工具化、功利化、标签化、碎片化的。分析了西方学者为了配合西方政要输出民主，将民主解析化、模块化、程式化。
第一，以大量的国际民主化案例，分析了冷战后一些国家民主化的理论迷思与政治发展悖论。利用收集的大量资料和文献，分析了非洲国家、中东地区、拉丁美洲国家的民主和政治发展的曲折历程。特别着重分析了20年来苏联—俄罗斯民主化的深刻教训。
第二，跟踪当前西方、特别是美国在国际政治中“输出民主”的战略意图、策略作法和实际操作手段；剖析国际政治中流行的种种“民主神话”；分析了西方社会特别是美国与欧洲国家之间在“输出民主”问题上的战略意图和策略差异。
第三，重点关注国际上有关“民主、民主化”等问题的理论反思，特别介绍了当前俄罗斯政界和理论界对民主问题的反思和政治发展的探索。剖析了“颜色革命”的国际背景与政治实质。
第四，通过分析国际上政治民主化的成败得失，利用大量国际案例回应了鼓吹“民主万能论、民主速成论、民主不战论、民主和平论、民主同盟、自由之弧、民主至上论、民主救世说、西方民主普世说”等说教，批驳各种“民主拜物教和民主原教旨主义”。
第五，提出要树立正确的民主观，揭示了科学发展观的政治内涵。民主是现实的、多样的和具体的。不能将其抽象化和绝对化，将民主与稳定和效率等对立起来，非此即彼，拒绝中间过渡，搞政治“休克疗法”。必须强调民主的民族性和主权性，民主的历史性和具体性，民主的成长性和阶段性，强调民主化的差异性和关联性。
通过对国际政治理论与政治发展模式进行提纲挈领式地把握，甄别了不同政治发展模式的理论差异。对不同类型国家的政治进程进行总结，进而对各国政治发展和民主化的道路进行了思考。提出政治发展过程是民主、稳定、效率等三组价值元素的辩证统一。提出民主政治发展有其内在的、特定的逻辑，人为地“推广”或“简单移植”西方体制，最终可能适得其反。强调各国国情是现实的、多样的和具体的，不能将西方体制作为一种普世的模式加以推广和输出。
第六，总结国际上民主化的经验和教训，剖析了在民主化问题上的一些理论误区。以发展中国家民主发展过程的民主选择为背景，以不同类型的发展中国家民主选择的典型个案为主要内容，分析了冷战后民主化、政治发展与经济和社会进步之间的关系。提出，在一定时期内，某些国家的民主化并非一定是经济改革或发展的先决条件。经验表明，转轨国家向市场经济过渡需要高效、有力的权力保障。
第七，总结和提炼中国发展道路的理论价值和国际意义。国际政治发展和民主化的历史表明，民主有其发展的逻辑，不能脱离发展而孤立地进行。每个国家的民主进程有其特殊的顺序和环境，简单照搬及强力移植只能适得其反。当前某些國家热衷搞“民主同盟”或以“西式民主”划线，不仅会分裂国际社会、危害世界和平与稳定，而且会延缓甚至阻碍世界政治发展和国际民主化进程。
与某些国家极力输出或复制西式民主不同，中国立足本国国情，积极探索符合大多数人利益的政治路线。在当今复杂矛盾的国际大背景下，中国的政治发展彰显出独特的理论价值和国际意义。
第八，提出在国际政治中努力抵制“推广民主”诱惑的同时，要积极倡导国际关系民主化。主张多样化的世界、多样化的道路、多样化的民主。批驳西方在“民主、人权”问题上的双重标准，以中国的立场、中国的标准，描述国际上“民主化或政治发展成长图景”，提出应研发中国版的“政治发展力国际评估报告”，增强我们在国际事务特别是在民主问题上的话语权和思想力。
成果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冷战后的20年，民主已经成为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的焦点问题。民主成为西方划分关系亲疏和国际阵营的政治工具，成为国际政治较量的内容。在西方战略家眼里，民主已经成为了一种全球化现象。正如美国政治学者在民主课程的教科书中指出的那样：“民主化正在成为一个全球现象……民主现在已成为唯一具有普遍正当性的政府形式……这些年代以来，国际上发生了许多戏剧性的事件，既关系到每个国家的国内政治，又关系到这些国家所在的地区乃至全世界的国际关系” ①。
近百年来，“民主”被认为是西方社会最主要的政治构架。上世纪东西方阵营冷战过程中，“民主、人权”成了西方社会意识形态中标志性的政治品牌，是对抗苏联阵营的重要战略和策略工具。冷战结束之际，西方政界和学界普遍认为“西式的自由民主在全世界范围内取得了全胜”，有关民主自由的意识形态之争从此结束。凭借对“民主概念”的垄断，西方国家占据了国际政治制高点。在这过程中，“民主”被西方政治理论家提炼成西方政治制度的唯一真谛，民主成了西方政治人物的口头禅，逐渐演变成一种政治宗教，变成西方对外政治输出的“政治圣经和基本软件”。 2008年以来，始于西方的国际金融海啸深刻暴露了西方政治体制的危机，暴露了西式民主的虚伪与局限。本课题从国际比较视野中着重研究一些国家民主化的成败得失，分析了民主化過程中的经验和教训，有着极强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这有利于打破西方舆论在民主、人权问题上的话语垄断，做到知己知彼，破除误区和神话，加强在民主、自由等问题上的国际对话，为对外交往和对外宣传提供必要的理论支持。同时为国内理论界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问题提供国际视野的理论或资料佐证，有利于加深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理解，树立正确的民主发展观，探索科学的政治发展和政治改革路径。
冷战后西方民主化研究：理论误区与实践陷阱
几十年来，伴随着民主逐渐进入由西方世界主导的国际化进程，西方学界对民主的研究也发生了重点转向：由设计和检查自身的民主情况转移到关注对外输出和移植民主。冷战结束后涌起的民主化浪潮，更是吸引西方大批政治学和国际政治学者关注民主和民主转型问题，甚至一些经济学、法学、社会学专业的学者也纷纷加入到民主热点的研究。
西方国家研究民主的著作可谓汗牛充栋。不少研究成果还夹杂着各式的数字模型。然而，在民主或计量化、或价值化研究的背后，西方民主问题研究往往演变成为外交政治的工具。除此之外，由于民主研究资助方的政治性偏好和功利性考虑，西方学术界很难保持学术中立，这使得他们时常陷入理论逻辑和政治现实的矛盾而不能自拔。据我们有限的观察，近年来西方有关民主问题的研究中可以归纳出以下10种倾向：
民主潮流化研究。内容是将民主视为国际性的政治现象，而民主进程如波浪起伏一样潮起潮落。冷战后西式民主取得了一时性的胜利，苏联东欧诸国的政治演变被称为民主的“第三波”浪潮。第三波浪潮过后，西方强国开始肆意挥霍“冷战红利”，企图将西式自由民主推广到全世界每个角落。新世纪以来，他们提出要对苏联国家在内的一些“暴政国家”继续进行“民主化”改造，鼓动“颜色革命”（亦称“花朵革命”），积极制造“第四波民主浪潮”。然而，国际上一波又一波的民主化潮流并未给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带来和平和幸福。
民主测量与排行热。自上世纪50年代行为主义在美国政治科学界盛行后，经验研究和量化研究等实证研究方法在政治学研究中得到推广。另一方面受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的影响，西方政治学界提出，应当对包括民主在内的政治形象进行道路量化研究。实际上，西方各个研究机构往往根据“民主—非民主”、“自由国家—非自由国家”、“廉洁—腐败”、“ 经济自由—经济不自由”等线性的单一中心为基础对国家进行排行，并不总能反映当代世界政治现实的复杂性和矛盾性。民主判定和测量是一项政治性和意识形态性极强的行为，反映了国际上思想政治领域的较量与斗争，反映了西方世界掌握着“民主”标准制定权和话语权。
民主化与全球化研究。这类研究对西方民主体制的前途持乐观态度。他们认为，随着全球化时代的来临，将给西方民主主宰全球提供有利的国际条件。民主既是全球化的一部分，也是重要内容和推手。他们提出，如果一个国家建立起开放、透明、廉洁和民主的政治体制，将在全球化体系中占据非常有利的位置。
民主实现研究。有关民主实现问题的研究主要分为三类：首先是“民主爆炸说”。这类研究认为民主是一个爆炸性的结果。经过一朝分娩，民主便会横空出世。这类“民主政变”是西方乐意看到的。不难看出，“民主爆炸生成说”遵循了一种简单化的逻辑思维，看不到民主的成长性和政治的复杂性。这种民主将是不成熟的、不稳固的，极易夭折和死亡。
其次是“民主孕育说”。部分西方研究者认定，民主化存在一些前提条件，只要具备这些因素，一国政治体制的民主化转变就将发生。有学者将这类民主理论称为功能民主理论。功能民主理论承袭了政治学结构功能学派的核心观点，关注社会经济发展与政治民主化之间的相互联系。很明显，其目的不仅在于分析民主政治产生的根源，更重要的是希望建立起某种具有普遍意义和预测能力的解释框架，预测和分析民主的生成。在实践中，这种机械主义的理论暴露出其先天的缺陷：有的民主化实践并没有具备那些所谓的先决条件，而有些具备先决条件的国家的民主化进程迟迟没有展开。
再次是“民主精英互动说”。面对渴望民主的理论困境，西方部分政治学者逐步放弃了结构主义、整体主义的理论取向，转而研究具体民主化进程的起源和过程，特别关注政治主体互动与关系。这些政治主体包括所谓改革者、保守派、温和派和激进派、执政党和在野党等。他们认为，这些政治主体的相互作用直接决定着民主转型的方向和结果。这类研究也被称为民主起源研究。民主起源研究过于关注政治精英的互动和讨价还价，缺乏对客观因素的分析，其结果可能顾此失彼，造成结论偏颇和政治预测失误。
民主转型和巩固研究。在国际政治比较领域，20世纪中后期几次波及全球的民主化浪潮，“民主自由体制”的确立与衰退始终吸引着西方政治学者的关注，如阿尔蒙德、派伊、亨廷顿等美国政治学者对发展中国家政局以及政治民主化的分析。
冷战结束的20世纪末是一个充满大变动的时代。西方学界对于冷战后随之而来的民主化浪潮持极其乐观的态度。他们对后共产主义国家民主化转型的研究兴趣明显高涨，大大超过了西方自由民主体制内省的关注。加上欧盟扩大和北约东扩的政治需要，西方政府加大了对苏联东欧地区的政治转型研究的资助。这些研究基本遵循了这样一个老旧的研究范式：极权主义——权威政权——民主。这种研究逻辑在某些程度上能够解释几个顺利转型的单一民族国家的政治转型，但在分析俄罗斯等民族众多、政治复杂的国家时就显得力不从心。
民主的区域性和比较性研究。冷战后西方学术界热衷开展对区域性民主的研究，也是在冷战后背景下，西方自由民主制度已经十分完美，充其量只需要技术上的修补。于是，政治学界和民主化研究的目光转向那些“政治落后、民主不兴”的第三世界。除对苏联东欧区域性研究外，常常列举的最具代表性的成果是由劳伦斯·怀特赫德主编的“牛津民主化研究丛书”。近些年西方有关区域性民主的研究材料虽然众多，但区域型、碎片化的研究难以表现出民主兴衰的历史内在逻辑。于是，一些西方政治学家开始注重国际间的民主比较研究。如霍华德·威亚尔达主编的《民主与民主化比较研究》；“牛津民主化研究丛书”中的马克·罗伯逊编写的《民主发展国家：政治和制度的设计》等。近年来，比较民主问题研究作品还有哈利维的《在民主与民主化中的阶级与精英》；法纳等人的《东西方民主、社会化和对立的忠诚》等等。这些研究的局限是将民主视为唯一的、绝对的政治进程；忽视了政治发展目标的多元性和道路的多样性，因此这些研究或者只是描述进程，或者得出的结论相互矛盾、不能自圆其说。 注重研究民主的成长性和发展的包容性。冷战后，民主的潮起潮落以及近几年围绕东西方发展模式优劣的辩论表明，民主进程是政治发展进程的组成部分，民主并不是唯一的、终极的，用民主概念并不能解释一切。研究中东和拉美地区等第三世界的民主化历程会发现，一个国家需要的政治发展方式、发展道路、发展价值和目标，在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上是不同的。不同的国家战略和民族目标任务决定了这个国家这一时期的政治主题和政治方式。与政治发展一样，民主有着特定的发展顺序、速度和方式。民主有其成长的环境、条件、土壤、文化、成本与质量。民主进程要统一于政治发展的总目标，要与经济建设、社会建设、文化建设、法治建设等进程相协调。与单一的民主概念相比，政治发展的内涵更为丰富、更为具体、更为多彩也更为广泛。
关注中国发展的政治经验，树立正确的民主观。国际历史经验表明，每个国家的民主都应符合自身国家特定的历史文化传统和现实条件，发展民主应当因地制宜，外部强加和全盘照搬往往是得不偿失。要深入剖析西方推广民主背后的地缘战略意图，深入总结俄罗斯等后社會主义国家在民主化问题上的教训，努力摆脱西方在民主、人权领域的话语禁锢。要破解西方强加的“极权、专制、不民主”等概念陷阱，努力提炼和归纳中国的政治经验和理论价值，增强政治自信力和理论说服力。要关注一国的政治主题和发展顺序，注重培养国际政治竞争力。针对国际上流行的各种不同版本的“政治、民主、人权排行榜”，应当强调政治发展力和竞争力，研究一套科学而全面的政治发展力评估模型，研发中国版的“世界政治发展力评估报告”。要坚持政治性与科学性的统一，树立正确的民主发展观，探索全面而科学的政治发展理论，促进政治民主、政治稳定、政治效率、政治廉洁，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越走越宽广。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民主迷局与发展悖论——冷战后国际‘民主化’的经验与教训”研究成果，项目编号：11FZZ005）
注释
[美]霍华德·威亚达尔主编：《民主与民主化比较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页。
参见[美]塞缪尔·亨廷顿：《第三波——二十世纪末的民主化浪潮》，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
[美]霍华德·威亚达尔主编：《民主与民主化比较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5页。
参见黄智贤主编、陈风馨等著：《掏空台湾》，台北：米罗文化，2005年。
熊文驰：“民主和平与战争状态问题 ——再谈‘民主和平论’与现实主义之争”，《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2009年第2期。
[美]查尔斯·A·库普钱（CharlesAKupchan）：“小联盟，大问题——反对‘民主联盟’”，《外交事务》杂志双月刊，2008年11/12月。
责 编/马冰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