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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独立乐队Foals用他们的第3张专辑证明了一个中国的历史事件—“大跃进”。“我想要给人们一种威慑感！”乐队主唱Yannis Philippakis说。那让我们一起跟随《Q》的编辑Niall Doherty拥抱一下这匹非凡的小马驹，一探究竟吧。
Foals乐队的主唱Yannis Philippakis正坐在西伦敦的一家酒吧里，这是个浑身是伤的歌手，把T恤的袖子撸到了肩膀上，露出了一道被玻璃制品刮伤的一直延伸到前臂的伤疤，“哦，被玻璃划的。”他也没有作过多解释；手臂上还有一个他15岁时用别针扎穿后留下的伤疤；而在他的胡须下还隐藏着一些被他的狗咬伤的伤痕；最严重的要数他手上的一道很深的伤疤，那是几年前留下的，他试着去改造一个电动苍蝇拍，还差点儿让他的朋友因为触电送了命。“我的手差点断成两截，我几乎没法儿去参演那年的格拉斯顿伯里音乐节。”他说。
这位26岁的年轻人受的可不只是外伤。他最近刚刚戒了烟，但必须定时使用吸入器。他感到愧疚，因为他把自己的肺给弄坏了，他也同样无法甩掉一种年轻的时光被自己轻易浪费的罪恶感。他为此写了一首叫“Inhaler”的歌曲—新专辑《Holy Fire》的先发单曲。但即便如此也无法让他的心灵得到抚慰。“你必须担忧这些器官，”他说，“因为自打我12岁起，我就开始对它们进行各种摧残了。”
经过2张唱片的洗礼，Foals已经成为了一支让人兴奋的英国年轻乐队。Philippakis身上充满了能量，他身材矮小，并且性格叛逆，看上去像个次中量级拳击手。他总是能让自己调皮的情绪一次又一次地被调动起来，没有了他，这个牛津5人组可能只能是一支行为文雅、态度诚恳的英国传统摇滚乐队。但拥有一半希腊血统、一半南非血统的Philippakis对乐队其他4名成员施加了一种情绪上的侵略。在他的成长时光里，他的家庭并不是那么的有“英国传统”，朋友们害怕去拜访Philippakis的家，因为担心他的妈妈会出来应门。这种Philippakis的家庭基因也流入了乐队，吉他手Jimmy Smith表示在他的日常生活中，他“非常英国”，但和Foals在一起的时候，“残忍的正直”才是唯一的行事方针。
Philippakis说Foals是一支非常矛盾的乐队，不太容易形容，但他可以大方地讨论他个人。他说自己是一个慷慨、忠诚的人，喜欢让所有事情都按部就班地进行，但他也同样是个妄自尊大的人，性格非常不稳定；他自认为是个你从来都没见过的人物。Philippakis出生在牛津市，母亲是位南非人民教师；父亲是个希腊乐器制造师。他继承了父亲的创造天赋和强迫症性格。当他的父母离婚后，父亲回到了希腊，有时他会去希腊和父亲待上一段时间。“我爸爸身上流淌着山区的血，他出生在一个叫做奥林帕斯的村庄，但这座村庄就要没了。我这代人只好都搬去罗兹岛居住。”他总是梦想着希腊的山和水，大海边上那陡峭的悬崖；他说那是一种“意义深远的不变的美”。
他解释道：“那个地方就是我基因的起源，但从文化意义上讲，我更喜欢待在英国，我在这里更开心，因为在这里可以成为自己最想成为的那种人。但奥林帕斯是个循规蹈矩的社会，你不能约女孩出去玩，女孩也不能同男人一起出席村庄里的社会活动。”Philippakis家在奥林帕斯经营着一家咖啡店，当他走进村庄的时候，所有认识他的人都会去迎接他，他的父亲、祖父，还有他的叔伯们。而当他回到英国之后，他也能轻松地将自己的状态调整过来。
家庭的影响塑造了Philippakis的音乐DNA，他的第一件乐器是他妈妈的一把破旧的尼龙弦吉他，而他音乐品位的形成则是因为他哥哥为他制作的那些音乐合集。在他10岁那年，他一直在听一张由Public Enemy、Primal Scream、Wu-Tang Clan，还有The Spin Doctors等乐队作品组成的合集。他也同样吸收着他爸爸喜欢的希腊音乐，“那总是令人非常欢乐。”他说，“我妈妈会放一些来自南非索伟托的和‘雷村黑斧合唱团’的音乐，她放很多陪伴她长大的歌，全都非常动人。”
在Philippakis开始对音乐着迷之前，他还经历过一段他自己形容为“怪异阶段”的时光。起先，他投身滑板运动。随后，他又爱上了钓鱼。12岁的时候，他不再去教堂礼拜（他们一家人信奉希腊正教，Philippakis曾是个侍者）并开始抽烟。十五六岁的时候，他把头发染成了蓝色，给自己涂指甲，还抽起了大麻。随后，他进入莫德林学院学习，虽然在学业上没有任何问题，但他的确有一些“个人问题”，因为辱骂教育工作者，他接受过几次停学处理的处罚。“可能是跟我的独特身份有关，”他说，“另外，我感到很无聊，所以想要惹点麻烦。”每当他周围围绕着一些他不喜欢的人的时候，他的本能反应总是很愤怒。“通常来说，我还没想把情况搞糟的时候，情况就已经被我搞糟了。不过我倒是挺喜欢在与人产生的摩擦中找点乐子的，先搞出点状况，然后等待着某个人被激怒。”他说自己曾经就是这样一个“老式愤怒青少年”。
Philippakis和鼓手Jack Bevan最先为The Edmund Fitzgerald乐队效力，乐队解散后，他们俩一起组建了Foals。在当地的小巡演中结识Bevan的贝斯手Walter Gerves随后加入了乐队，Gerves和他学校里玩吉他的朋友Jimmy Smith立下过约定——如果谁先加入了一个乐队，也要带另一个人一起玩。就这样Smith也成了Foals的一员。键盘手Edwin Congreave是最后一个入伙的成员，Philippakis将他召唤入队。
他们玩的音乐是一种尖锐的吉他与汹涌的重复节奏的结合。最初，他们会为自己设定严格的参数设置—举例来说，吉他效果器曾是被乐队禁用的。直到他们制作第2张专辑的时候，他们才放宽了这种要求。他们意识到“那些歌曲有一种自然的混乱，不该被抹杀掉”。在《Total Life Forever》中，他们非常小心地打磨音色，适时的渲染与娴熟的音乐技巧在专辑中蔓延开来，新专辑也将继承这一血脉。这将是他们最直接的一张专辑，Philippakis说：“在这张专辑中，会有一种‘操！我要及时行乐’的态度，我受够了给自己太多约束。”
当Radio 1电台音乐部主管George Ergatoudis最近大声疾呼“吉他摇滚乐回来了”的时候，好像他一直凭借着专业的直觉和鉴别杰出英国吉他乐队的辨识力在监控着Foals的回归动向。Foals同样吸引着年轻一代的歌迷，他们的演出是欢乐的，洋溢着青春的活力，乐队的许多早期演出都由于舞台被歌迷侵占而不得不提前结束。
对Philippakis来说，能与歌迷们制造出一种情感联系已经变得比以往更加重要。他觉得以前写的歌词都是“狗屁诗歌”。现在，他感觉更需要去交流。“音乐应该是能产生某种作用的，如果我能占用某个人的脑袋40分钟的话，我可不希望只是用这些时间让听众看到一个只是在自我陶醉的人。我想要给人们一种威慑感，给人们勇气。就算是没有人聆听，我也要时刻告诉自己，要知道如何跨越偏执的状态，并且提醒自己要成为更好的一个人。”
在上次巡演的时候，Philippakis戒掉了大麻。为了寻找一些事物来填补他宽裕的停工期，他有时会去做园艺，种植一个玫瑰花园。他将其视为一种能提供休息与专心于家庭生活的休闲方式。“在耕作过程中会带给我紧张与喜悦感。这强调你处理微小事物的耐心。”他说，“种植玫瑰花需要奉献你的时间，你要照料它们。它们可能会划伤你，把你的肉弄破。我开垦了整个花园，虽然我的手很疼，但我感觉很好。这让我在演出与生活中找到了最好的平衡，那片花园成了我巡演路上的‘忘忧岛’。”
这就是Foals主唱情绪化的往复的内心世界。他最近和女朋友住在了一起，他想象中的乐队以外的生活会过得节奏稍慢一些，拥有自己的小孩，享受简单的家庭生活，满足于事先考虑别人的态度。当然，乐队仍要继续，在路上奔波，为歌迷演出，写更好的歌曲。对他来说，他还会保持一段“潜心于个人世界的个体”的状态。爱情是另一件需要解决的复杂难题。“它给我带来了更大的渴望，”他叹息道，“我内心的哪个世界会获胜啊？”Foals很有可能会达到一个新的高度，但我们无法确定这位复杂的主唱最终会挑选怎样的生活。
Foals乐队的主唱Yannis Philippakis正坐在西伦敦的一家酒吧里，这是个浑身是伤的歌手，把T恤的袖子撸到了肩膀上，露出了一道被玻璃制品刮伤的一直延伸到前臂的伤疤，“哦，被玻璃划的。”他也没有作过多解释；手臂上还有一个他15岁时用别针扎穿后留下的伤疤；而在他的胡须下还隐藏着一些被他的狗咬伤的伤痕；最严重的要数他手上的一道很深的伤疤，那是几年前留下的，他试着去改造一个电动苍蝇拍，还差点儿让他的朋友因为触电送了命。“我的手差点断成两截，我几乎没法儿去参演那年的格拉斯顿伯里音乐节。”他说。
这位26岁的年轻人受的可不只是外伤。他最近刚刚戒了烟，但必须定时使用吸入器。他感到愧疚，因为他把自己的肺给弄坏了，他也同样无法甩掉一种年轻的时光被自己轻易浪费的罪恶感。他为此写了一首叫“Inhaler”的歌曲—新专辑《Holy Fire》的先发单曲。但即便如此也无法让他的心灵得到抚慰。“你必须担忧这些器官，”他说，“因为自打我12岁起，我就开始对它们进行各种摧残了。”
经过2张唱片的洗礼，Foals已经成为了一支让人兴奋的英国年轻乐队。Philippakis身上充满了能量，他身材矮小，并且性格叛逆，看上去像个次中量级拳击手。他总是能让自己调皮的情绪一次又一次地被调动起来，没有了他，这个牛津5人组可能只能是一支行为文雅、态度诚恳的英国传统摇滚乐队。但拥有一半希腊血统、一半南非血统的Philippakis对乐队其他4名成员施加了一种情绪上的侵略。在他的成长时光里，他的家庭并不是那么的有“英国传统”，朋友们害怕去拜访Philippakis的家，因为担心他的妈妈会出来应门。这种Philippakis的家庭基因也流入了乐队，吉他手Jimmy Smith表示在他的日常生活中，他“非常英国”，但和Foals在一起的时候，“残忍的正直”才是唯一的行事方针。
Philippakis说Foals是一支非常矛盾的乐队，不太容易形容，但他可以大方地讨论他个人。他说自己是一个慷慨、忠诚的人，喜欢让所有事情都按部就班地进行，但他也同样是个妄自尊大的人，性格非常不稳定；他自认为是个你从来都没见过的人物。Philippakis出生在牛津市，母亲是位南非人民教师；父亲是个希腊乐器制造师。他继承了父亲的创造天赋和强迫症性格。当他的父母离婚后，父亲回到了希腊，有时他会去希腊和父亲待上一段时间。“我爸爸身上流淌着山区的血，他出生在一个叫做奥林帕斯的村庄，但这座村庄就要没了。我这代人只好都搬去罗兹岛居住。”他总是梦想着希腊的山和水，大海边上那陡峭的悬崖；他说那是一种“意义深远的不变的美”。
他解释道：“那个地方就是我基因的起源，但从文化意义上讲，我更喜欢待在英国，我在这里更开心，因为在这里可以成为自己最想成为的那种人。但奥林帕斯是个循规蹈矩的社会，你不能约女孩出去玩，女孩也不能同男人一起出席村庄里的社会活动。”Philippakis家在奥林帕斯经营着一家咖啡店，当他走进村庄的时候，所有认识他的人都会去迎接他，他的父亲、祖父，还有他的叔伯们。而当他回到英国之后，他也能轻松地将自己的状态调整过来。
家庭的影响塑造了Philippakis的音乐DNA，他的第一件乐器是他妈妈的一把破旧的尼龙弦吉他，而他音乐品位的形成则是因为他哥哥为他制作的那些音乐合集。在他10岁那年，他一直在听一张由Public Enemy、Primal Scream、Wu-Tang Clan，还有The Spin Doctors等乐队作品组成的合集。他也同样吸收着他爸爸喜欢的希腊音乐，“那总是令人非常欢乐。”他说，“我妈妈会放一些来自南非索伟托的和‘雷村黑斧合唱团’的音乐，她放很多陪伴她长大的歌，全都非常动人。”
在Philippakis开始对音乐着迷之前，他还经历过一段他自己形容为“怪异阶段”的时光。起先，他投身滑板运动。随后，他又爱上了钓鱼。12岁的时候，他不再去教堂礼拜（他们一家人信奉希腊正教，Philippakis曾是个侍者）并开始抽烟。十五六岁的时候，他把头发染成了蓝色，给自己涂指甲，还抽起了大麻。随后，他进入莫德林学院学习，虽然在学业上没有任何问题，但他的确有一些“个人问题”，因为辱骂教育工作者，他接受过几次停学处理的处罚。“可能是跟我的独特身份有关，”他说，“另外，我感到很无聊，所以想要惹点麻烦。”每当他周围围绕着一些他不喜欢的人的时候，他的本能反应总是很愤怒。“通常来说，我还没想把情况搞糟的时候，情况就已经被我搞糟了。不过我倒是挺喜欢在与人产生的摩擦中找点乐子的，先搞出点状况，然后等待着某个人被激怒。”他说自己曾经就是这样一个“老式愤怒青少年”。
Philippakis和鼓手Jack Bevan最先为The Edmund Fitzgerald乐队效力，乐队解散后，他们俩一起组建了Foals。在当地的小巡演中结识Bevan的贝斯手Walter Gerves随后加入了乐队，Gerves和他学校里玩吉他的朋友Jimmy Smith立下过约定——如果谁先加入了一个乐队，也要带另一个人一起玩。就这样Smith也成了Foals的一员。键盘手Edwin Congreave是最后一个入伙的成员，Philippakis将他召唤入队。
他们玩的音乐是一种尖锐的吉他与汹涌的重复节奏的结合。最初，他们会为自己设定严格的参数设置—举例来说，吉他效果器曾是被乐队禁用的。直到他们制作第2张专辑的时候，他们才放宽了这种要求。他们意识到“那些歌曲有一种自然的混乱，不该被抹杀掉”。在《Total Life Forever》中，他们非常小心地打磨音色，适时的渲染与娴熟的音乐技巧在专辑中蔓延开来，新专辑也将继承这一血脉。这将是他们最直接的一张专辑，Philippakis说：“在这张专辑中，会有一种‘操！我要及时行乐’的态度，我受够了给自己太多约束。”
当Radio 1电台音乐部主管George Ergatoudis最近大声疾呼“吉他摇滚乐回来了”的时候，好像他一直凭借着专业的直觉和鉴别杰出英国吉他乐队的辨识力在监控着Foals的回归动向。Foals同样吸引着年轻一代的歌迷，他们的演出是欢乐的，洋溢着青春的活力，乐队的许多早期演出都由于舞台被歌迷侵占而不得不提前结束。
对Philippakis来说，能与歌迷们制造出一种情感联系已经变得比以往更加重要。他觉得以前写的歌词都是“狗屁诗歌”。现在，他感觉更需要去交流。“音乐应该是能产生某种作用的，如果我能占用某个人的脑袋40分钟的话，我可不希望只是用这些时间让听众看到一个只是在自我陶醉的人。我想要给人们一种威慑感，给人们勇气。就算是没有人聆听，我也要时刻告诉自己，要知道如何跨越偏执的状态，并且提醒自己要成为更好的一个人。”
在上次巡演的时候，Philippakis戒掉了大麻。为了寻找一些事物来填补他宽裕的停工期，他有时会去做园艺，种植一个玫瑰花园。他将其视为一种能提供休息与专心于家庭生活的休闲方式。“在耕作过程中会带给我紧张与喜悦感。这强调你处理微小事物的耐心。”他说，“种植玫瑰花需要奉献你的时间，你要照料它们。它们可能会划伤你，把你的肉弄破。我开垦了整个花园，虽然我的手很疼，但我感觉很好。这让我在演出与生活中找到了最好的平衡，那片花园成了我巡演路上的‘忘忧岛’。”
这就是Foals主唱情绪化的往复的内心世界。他最近和女朋友住在了一起，他想象中的乐队以外的生活会过得节奏稍慢一些，拥有自己的小孩，享受简单的家庭生活，满足于事先考虑别人的态度。当然，乐队仍要继续，在路上奔波，为歌迷演出，写更好的歌曲。对他来说，他还会保持一段“潜心于个人世界的个体”的状态。爱情是另一件需要解决的复杂难题。“它给我带来了更大的渴望，”他叹息道，“我内心的哪个世界会获胜啊？”Foals很有可能会达到一个新的高度，但我们无法确定这位复杂的主唱最终会挑选怎样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