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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越是今贵州省福泉市的古称。1939年2月到1945年7月之间，国立交通大学（即联合交通大学）曾迁徙到这里，走过了一段筚路蓝缕的办学之路。平越百姓以极大的热情欢迎这支远道而来的“文军”，交大与当地百姓齐心协力，谱写了可歌可泣的教育救国宏大篇章。
平越办学始末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之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唐山、北平等地相继沦陷。国立交通大学唐山工程学院被迫南迁，先到南昌，后到湖南湘乡杨家滩。国立交通大学北平铁道管理学院师生得知唐山工程学院在湖南杨家滩复课的消息后，也迁到杨家滩和唐山工程学院合并复课。随着日军侵略的深入，国立上海交通大学在上海租界孤岛难存，大部分学生亦赴湖南湘乡杨家滩，与先期到达的两所学院学生汇合，形成抗日战争时期三校合办的交通大学，桥梁专家茅以升任联合交通大学校长。
1938年10月，日军侵占武汉，直逼长沙，形势十分紧急，学址被迫继续内迁。学校派出两组人员寻找安全校址。一组赴贵州、云南，另一组赴广西。赴贵州、云南的又分两路，一路由教授罗忠忱、顾宜荪、黄镜堂、李斐英赴昆明，一路由总务主任石莘农等到贵阳。石莘农到达贵阳后，先到教育厅洽谈迁校事宜，尚未落实，便到贵州省公路局找时任省公路局局长的校友宋麟生洽谈交大迁址贵州事宜。当时平越人谭权谦在省公路局工作，得知这一信息后，就找石莘农和宋麟生商谈，表示非常欢迎交大迁往平越。时任贵州省教育厅主任秘书的黄俊昌也积极支持交大迁到平越。
谭、黄得到石、宋同意后，就约他们到平越看校址。到达平越黄丝时，途遇交大教授伍镜湖正要去贵阳，就相约一同到平越。一行人到达平越后，受到地方人士方瑞麟、杨德三、李德超、刘子刚、杨海澄、刘志先等热情接待，得知来意，方、杨等人当时就表态把中小学和福泉山场之地让给交大，把中学搬到杨家祠堂和两湖会馆，小学搬到城隍庙。石莘农一行到实地看到中小学和福泉山场面积很大，足可作为交大教室和宿舍，同时平越离交通要道马场坪（今福泉市马场坪街道办事处）很近，环境清幽，加之地方人士热情，愿意帮助解决教学场地和生活等方面的问题，于是将实地考察情况报告校方，建议将交大迁到平越。
校方同意后，安排事务人员王孝蝽、杨静之先期抵达平越，开始筹备办学的一切。随后，茅以升院长率杨家滩师生许元启、朱阶平、季汶、罗洪等及家眷从湖南湘乡迁往平越，到马场坪时，平越地方人士前往迎接。准备工作就绪后，交大登报通知，师生们跋山涉水，风餐露宿，从各地赶赴平越报到。1939年2月，学校正式复课。
战火纷飞的年代，在黔中腹地能有如此安静一隅供交大学子徜徉读书，实属不易。可惜好景不长，1945年7月，交大被迫再次迁往四川省璧山县。从此，国立交通大学（即联合交通大学）离开了平越。历史上把交通大学在平越时期通称为“平越交大”。
交大学子的回忆
国立交通大学虽离开平越至今已有半个多世纪，可交大学子始终留着对平越这座小山城的难忘回忆。他们在莱油灯下的陋室中，和朝夕相处的平越人民互相慰藉、互相支援，结下了深厚情谊。
“我是1936年考入国立交通大学北平铁道管理学院的……1938年11月12日长沙大火后，学校继续内迁。1939年春迁到贵州省平越县，平越人民热情地接待我们，并把平越中学、小学、福泉山、孔庙以及不少民房腾给交大做教室和师生宿舍。复课后，又为办学陆续修建起课室、图书馆、操场和师生宿舍。茅以升校长还为学生宿舍起名，‘天佑斋’为男生宿舍，‘木兰斋’为女生宿舍。当时，平越县的经济条件很差，县城无电、无剧院，民众很穷，但民情纯朴、热情、厚道。交大到平越后，师生和平越人民建立了水乳交融的感情。”这段回忆是后来广州暨南大学教授徐大德发表在《福泉文史资料》上的。
40多年后，从中共上海市委顾问委员会离休下来的刘志诚同志这样回忆：“1939年农历元宵节，也是平越苗民的重大节日，我们以学生会宣传队的名义，去边远苗寨野鸡坡演出抗日话剧和歌咏活动。我记得，是元宵节前一天出发，到野鸡坡要走70多里山路，翻山越岭，大雪初霁，积雪未消，每人都滚了一身泥巴，歌声笑声不绝，大家也不觉得累，有些同学还边走边学习日常必用的苗语。到达目的地后，同学们分住在简陋的苗民家里，和苗民一起吃住并宣传抗日救亡的理念，并和苗民一起联欢，看苗民跳月、斗牛，有些女同学还穿起苗胞的衣裙，和他们一起翩翩起舞。这次联欢演出，激发了苗族同胞的爱国热情，也使同学们了解到苗胞的习俗，加深了民族之间的情谊。”
“学校有土木、矿冶、管理三个系，教授二三十人。学生十二个班，约四五百人。平越人民热情地接待了我们，我记得，当年的龙师傅给我们一批又一批到达的同学煮饭，热菜炒饭的忙碌情景，至今如在眼前。平越人民把孔庙、福泉山、中小学、老考场让给了我们，还腾出不少民房作教室和宿舍。”《福泉文史资料》中记载，“学校安定下来后，1940年，在我们学生自发办民众夜校的同时，学校为平越办起了‘中山中学’和‘东亚体专平越分校’，由教授、讲师和部分高材生任教，促进了平越山城文化的发展。”
交大中山中学高中同学的回忆
笔者就交大中山中学采访了如今健在的汪金品，他介绍说，抗日战争时期，交大迁到平越复课，受地方委托附设高中班。1941年夏，他考入交大中山中学高中班。1944年夏高中毕业，又有幸考入国立交大铁道管理系。同年冬，黔南事变发生，交大迁往四川璧山，他因家庭羁绊，未能随行，至今引为憾事。
国立交通大学兼办交大中山中学高中班，创办于1940年8月，校址在县城东南隅仓坡街川会庙（今市粮食局职工宿舍）。哈佛大学博士、交大教授李斐英兼任主任，原贵阳师范学校校长邵正祥任副主任，平越知名人士刘儆予任总务主任。有教员十余人，大多数是交大的教授和講师。
汪金品说：“我记得起一部分教师，李斐英教授教语文，李汶刚副教授、罗河讲师教数学，邵正祥教国文，曾广证教生物，赵荣庆教地理，刘儆予教历史，徐家增教体育，郭安万教公民，茅以升曾教过物理。一个普通的高中班，有这样多学识丰富的教授任课，在全国也是少有的。”这个特殊的优越条件，使交大中山中学高中班以成绩优异、升学率高而成为贵州省的名牌中学之一。 中山中学高中班以古庙作校舍和宿舍，古老简陋，又很窄小，只有一殿两厢，正殿楼下前面有柱无壁，开会当礼堂，平时作食堂，楼上隔成三间，左边为女生宿舍，中间作储藏室，右边为男生宿舍。两侧楼下作教室，楼上是办公室和宿舍，校门门头上悬挂“国立交通大学平越中山中学高中班”牌子。1942年暑假，将庙的正堂改为教室，并在右侧和后面兴建平房和楼房各一栋，平房作女生宿舍，楼房楼下为两个教室，楼上作会议室和实验室。
中山中学高中班，于1943年1月由交大和地方合办，改名为“贵州省立平越高级中学”。这个班前后办了4年，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人才，历届毕业生多数考入交大或其他大学。
恩情绵绵，永记福泉
国立交通大学在平越办学6年，在此期间，平越山城逐步形成了从小学、初中、高中到大学较为完整的教育体系。大、中、小学师生以及各界知识分子约占平越县城人口半数左右。因此，人们赞誉平越为“学校之城”。那时，大街小巷，学生熙来攘往。几家茶馆，学生满座，三五学友，一杯清茶，或赋诗抒杯，或促膝论文，或切磋学问。
平越山水名胜颇多，风光秀丽。福泉山、潮音阁和犀牛滩，成为交大学生早晚读书、散步、休息、谈心的好去处。城郊的凝真观、金鸡山、三江口、葛境桥和仙人洞，到处都留下有交大师生们的足迹。
交大在平越6年间，热情支援地方办教育，赢得了平越人民的信赖和支持，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可谓水乳交融，不是親人胜似亲人。交大教师的家属和当地群众认姊妹、结兄弟为数不鲜。
汪金品回忆：“南街‘平荣和’客栈主人，知道我是交大学生，不仅对我关怀备至，连我父亲来交大看望我，也热情地免费接待，并与我父亲认作兄弟。我还记得，当年交大师生离开平越时，成百上千的民众帮助搬运行李，含泪相送，依依惜别，直到不见汽车踪影，方悻悻回城。时至今日，每忆及当年交大在平越之往事，犹津津乐道，怀念之情，溢于言表。”
国立交通大学，虽已迁离福泉70余年，但在平越办学的6年间，培育了大批交大学子，先后毕业的学生遍及全国乃至全世界。凡在平越交大读过书的学子，对平越都有着深厚的感情。那种情结，历久弥新，难以忘怀。改革开放后，不少昔日学子回到今日福泉，回到他们的平越母校寻梦观光。
茅以升之女茅玉麟在福泉参加茅以升塑像揭幕仪式上说，福泉不仅见证了交大在艰苦环境中坚持办学的信念和执着，更见证了交大师生与福泉人民结下的深厚情谊。这种情谊，交大学子不会忘记，福泉的父老乡亲更不会忘记。（来源：《文史天地》）
平越办学始末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之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唐山、北平等地相继沦陷。国立交通大学唐山工程学院被迫南迁，先到南昌，后到湖南湘乡杨家滩。国立交通大学北平铁道管理学院师生得知唐山工程学院在湖南杨家滩复课的消息后，也迁到杨家滩和唐山工程学院合并复课。随着日军侵略的深入，国立上海交通大学在上海租界孤岛难存，大部分学生亦赴湖南湘乡杨家滩，与先期到达的两所学院学生汇合，形成抗日战争时期三校合办的交通大学，桥梁专家茅以升任联合交通大学校长。
1938年10月，日军侵占武汉，直逼长沙，形势十分紧急，学址被迫继续内迁。学校派出两组人员寻找安全校址。一组赴贵州、云南，另一组赴广西。赴贵州、云南的又分两路，一路由教授罗忠忱、顾宜荪、黄镜堂、李斐英赴昆明，一路由总务主任石莘农等到贵阳。石莘农到达贵阳后，先到教育厅洽谈迁校事宜，尚未落实，便到贵州省公路局找时任省公路局局长的校友宋麟生洽谈交大迁址贵州事宜。当时平越人谭权谦在省公路局工作，得知这一信息后，就找石莘农和宋麟生商谈，表示非常欢迎交大迁往平越。时任贵州省教育厅主任秘书的黄俊昌也积极支持交大迁到平越。
谭、黄得到石、宋同意后，就约他们到平越看校址。到达平越黄丝时，途遇交大教授伍镜湖正要去贵阳，就相约一同到平越。一行人到达平越后，受到地方人士方瑞麟、杨德三、李德超、刘子刚、杨海澄、刘志先等热情接待，得知来意，方、杨等人当时就表态把中小学和福泉山场之地让给交大，把中学搬到杨家祠堂和两湖会馆，小学搬到城隍庙。石莘农一行到实地看到中小学和福泉山场面积很大，足可作为交大教室和宿舍，同时平越离交通要道马场坪（今福泉市马场坪街道办事处）很近，环境清幽，加之地方人士热情，愿意帮助解决教学场地和生活等方面的问题，于是将实地考察情况报告校方，建议将交大迁到平越。
校方同意后，安排事务人员王孝蝽、杨静之先期抵达平越，开始筹备办学的一切。随后，茅以升院长率杨家滩师生许元启、朱阶平、季汶、罗洪等及家眷从湖南湘乡迁往平越，到马场坪时，平越地方人士前往迎接。准备工作就绪后，交大登报通知，师生们跋山涉水，风餐露宿，从各地赶赴平越报到。1939年2月，学校正式复课。
战火纷飞的年代，在黔中腹地能有如此安静一隅供交大学子徜徉读书，实属不易。可惜好景不长，1945年7月，交大被迫再次迁往四川省璧山县。从此，国立交通大学（即联合交通大学）离开了平越。历史上把交通大学在平越时期通称为“平越交大”。
交大学子的回忆
国立交通大学虽离开平越至今已有半个多世纪，可交大学子始终留着对平越这座小山城的难忘回忆。他们在莱油灯下的陋室中，和朝夕相处的平越人民互相慰藉、互相支援，结下了深厚情谊。
“我是1936年考入国立交通大学北平铁道管理学院的……1938年11月12日长沙大火后，学校继续内迁。1939年春迁到贵州省平越县，平越人民热情地接待我们，并把平越中学、小学、福泉山、孔庙以及不少民房腾给交大做教室和师生宿舍。复课后，又为办学陆续修建起课室、图书馆、操场和师生宿舍。茅以升校长还为学生宿舍起名，‘天佑斋’为男生宿舍，‘木兰斋’为女生宿舍。当时，平越县的经济条件很差，县城无电、无剧院，民众很穷，但民情纯朴、热情、厚道。交大到平越后，师生和平越人民建立了水乳交融的感情。”这段回忆是后来广州暨南大学教授徐大德发表在《福泉文史资料》上的。
40多年后，从中共上海市委顾问委员会离休下来的刘志诚同志这样回忆：“1939年农历元宵节，也是平越苗民的重大节日，我们以学生会宣传队的名义，去边远苗寨野鸡坡演出抗日话剧和歌咏活动。我记得，是元宵节前一天出发，到野鸡坡要走70多里山路，翻山越岭，大雪初霁，积雪未消，每人都滚了一身泥巴，歌声笑声不绝，大家也不觉得累，有些同学还边走边学习日常必用的苗语。到达目的地后，同学们分住在简陋的苗民家里，和苗民一起吃住并宣传抗日救亡的理念，并和苗民一起联欢，看苗民跳月、斗牛，有些女同学还穿起苗胞的衣裙，和他们一起翩翩起舞。这次联欢演出，激发了苗族同胞的爱国热情，也使同学们了解到苗胞的习俗，加深了民族之间的情谊。”
“学校有土木、矿冶、管理三个系，教授二三十人。学生十二个班，约四五百人。平越人民热情地接待了我们，我记得，当年的龙师傅给我们一批又一批到达的同学煮饭，热菜炒饭的忙碌情景，至今如在眼前。平越人民把孔庙、福泉山、中小学、老考场让给了我们，还腾出不少民房作教室和宿舍。”《福泉文史资料》中记载，“学校安定下来后，1940年，在我们学生自发办民众夜校的同时，学校为平越办起了‘中山中学’和‘东亚体专平越分校’，由教授、讲师和部分高材生任教，促进了平越山城文化的发展。”
交大中山中学高中同学的回忆
笔者就交大中山中学采访了如今健在的汪金品，他介绍说，抗日战争时期，交大迁到平越复课，受地方委托附设高中班。1941年夏，他考入交大中山中学高中班。1944年夏高中毕业，又有幸考入国立交大铁道管理系。同年冬，黔南事变发生，交大迁往四川璧山，他因家庭羁绊，未能随行，至今引为憾事。
国立交通大学兼办交大中山中学高中班，创办于1940年8月，校址在县城东南隅仓坡街川会庙（今市粮食局职工宿舍）。哈佛大学博士、交大教授李斐英兼任主任，原贵阳师范学校校长邵正祥任副主任，平越知名人士刘儆予任总务主任。有教员十余人，大多数是交大的教授和講师。
汪金品说：“我记得起一部分教师，李斐英教授教语文，李汶刚副教授、罗河讲师教数学，邵正祥教国文，曾广证教生物，赵荣庆教地理，刘儆予教历史，徐家增教体育，郭安万教公民，茅以升曾教过物理。一个普通的高中班，有这样多学识丰富的教授任课，在全国也是少有的。”这个特殊的优越条件，使交大中山中学高中班以成绩优异、升学率高而成为贵州省的名牌中学之一。 中山中学高中班以古庙作校舍和宿舍，古老简陋，又很窄小，只有一殿两厢，正殿楼下前面有柱无壁，开会当礼堂，平时作食堂，楼上隔成三间，左边为女生宿舍，中间作储藏室，右边为男生宿舍。两侧楼下作教室，楼上是办公室和宿舍，校门门头上悬挂“国立交通大学平越中山中学高中班”牌子。1942年暑假，将庙的正堂改为教室，并在右侧和后面兴建平房和楼房各一栋，平房作女生宿舍，楼房楼下为两个教室，楼上作会议室和实验室。
中山中学高中班，于1943年1月由交大和地方合办，改名为“贵州省立平越高级中学”。这个班前后办了4年，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人才，历届毕业生多数考入交大或其他大学。
恩情绵绵，永记福泉
国立交通大学在平越办学6年，在此期间，平越山城逐步形成了从小学、初中、高中到大学较为完整的教育体系。大、中、小学师生以及各界知识分子约占平越县城人口半数左右。因此，人们赞誉平越为“学校之城”。那时，大街小巷，学生熙来攘往。几家茶馆，学生满座，三五学友，一杯清茶，或赋诗抒杯，或促膝论文，或切磋学问。
平越山水名胜颇多，风光秀丽。福泉山、潮音阁和犀牛滩，成为交大学生早晚读书、散步、休息、谈心的好去处。城郊的凝真观、金鸡山、三江口、葛境桥和仙人洞，到处都留下有交大师生们的足迹。
交大在平越6年间，热情支援地方办教育，赢得了平越人民的信赖和支持，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可谓水乳交融，不是親人胜似亲人。交大教师的家属和当地群众认姊妹、结兄弟为数不鲜。
汪金品回忆：“南街‘平荣和’客栈主人，知道我是交大学生，不仅对我关怀备至，连我父亲来交大看望我，也热情地免费接待，并与我父亲认作兄弟。我还记得，当年交大师生离开平越时，成百上千的民众帮助搬运行李，含泪相送，依依惜别，直到不见汽车踪影，方悻悻回城。时至今日，每忆及当年交大在平越之往事，犹津津乐道，怀念之情，溢于言表。”
国立交通大学，虽已迁离福泉70余年，但在平越办学的6年间，培育了大批交大学子，先后毕业的学生遍及全国乃至全世界。凡在平越交大读过书的学子，对平越都有着深厚的感情。那种情结，历久弥新，难以忘怀。改革开放后，不少昔日学子回到今日福泉，回到他们的平越母校寻梦观光。
茅以升之女茅玉麟在福泉参加茅以升塑像揭幕仪式上说，福泉不仅见证了交大在艰苦环境中坚持办学的信念和执着，更见证了交大师生与福泉人民结下的深厚情谊。这种情谊，交大学子不会忘记，福泉的父老乡亲更不会忘记。（来源：《文史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