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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一个政府是否乱花钱，“三公”消费是最好的镜照。对“三公”经费的公开，必须从整体上有严格的制度、措施安排，从而确保公民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的实现
截至7月23日，98个中央部门中，七成部门公布了“三公经费”（公务出国、公务用车、公务接待），距国务院规定的最后期限过了20多天。此前，国务院要求所有的中央部委在6月底前要完成公布“三公”支出的任务。
在较早公布的科技部、教育部、国家行政学院、审计署等几家部委中，科技部的“三公”支出公布最早，4月底即已公布。审计署的数据则最详细，不但公布了每个支出大项，而且还对每项经费的使用情况做了详细说明。中央行政单位总的“三公”支出则由财政部向全国人大做了汇报，行政经费合计887.1亿元，其中“三公”支出为94.7亿元。
公布“三公”支出是预算公开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自5月4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向社会公开“三公”经费后，舆论就一直关注该方面的进展情况。这反映了人们对知情权的重视。理论上说，政府的预算收入来自于纳税人上交的税收，因此，公开包括“三公”消费在内的整个政府预算，接受民众监督，乃天经地义，是政府当然之责任。但在实践中，由于长期把政府预算看作国家机密，只有少数领导人和相关工作人员能够接触到这些数据，大众根本无权知晓，“三公”支出的公开也就千呼万唤“出不来”。
其实，看一个政府是否乱花钱，“三公”消费是最好的镜照。从政府履职和运转角度而言，是需要一定的“三公”支出的。如果这个支出有助于政府更好地履行职责，提供公共服务，哪怕因此多花一点，想必公众都不太会有意见。但目前的“三公”消费很多与政府的履职并没有多少关系，纯粹用于政府部门自身的“非生产性”消费，用于工作人员的个人福利。
或许正鉴于此，更多的中央部门到现在迟迟未能公布“三公”支出，因此，如何确保“三公”经费的亮相不“卡壳”，就成为需要从制度上考虑的事情。除此外，还应考虑的是，如何更好地公开，以及公开后对所存在问题的改进。
乐观来看，由于有国务院的规定、舆论的压力以及已公开部委的“榜样”，尽管时间已经延后，但相信其他部委不管是被迫还是主动，最后都会公开自己的“三公”消费。但如何公开、公开的质量怎样，却是大可讲究的。从上述几个已公开的部门看，除审计署外，公开的项目非常简陋，明显有应付性质，这样的公开对民众的监督起不到多大实质作用。必须有对公开项目的进一步细化和说明，以防止在“三公”消费公开上做手脚、玩花样。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仅有公开而问题得不到改进也不行。如果年年公开，年年同样的问题存在，这样的公开意义也不大。为此，需要完善预算公开的制度和程序，在问责上下工夫。
首先，建立硬性约束机制，对不能按时公开的部门，以及对公开后发现动用公款进行“三公”消费造成挥霍浪费的，要进行问责，以维护法律、法规的严肃性。
其次，立法规定预算公开的内容、方式、主体、时限、说明语言等，并由各级人大对“三公”消费预算进行审定，确定细化标准，以做到通俗易懂，一目了然。要明确规定公开的时间表和每个公示周期的最后期限，防止有关部门将陈年旧账拿出来“忽悠”公众，或者故意拖延、拒不公布。
第三，完善预算管理体系，将财政预算内外两种管理体制统一起来，严防地方和部门私设“小金库”。
第四，强化人大审查监督的力度，各级人大要承担起对“三公”消费的监督责任，同时突出审计独立监督的职能。这就需要我们尽快修改《预算法》、《审计法》等法规，使之相衔接和配套，成为能真正实施和违法后追究责任的法律。
最后，还应加强舆论的监督力量。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校《学习时报》副编审）
截至7月23日，98个中央部门中，七成部门公布了“三公经费”（公务出国、公务用车、公务接待），距国务院规定的最后期限过了20多天。此前，国务院要求所有的中央部委在6月底前要完成公布“三公”支出的任务。
在较早公布的科技部、教育部、国家行政学院、审计署等几家部委中，科技部的“三公”支出公布最早，4月底即已公布。审计署的数据则最详细，不但公布了每个支出大项，而且还对每项经费的使用情况做了详细说明。中央行政单位总的“三公”支出则由财政部向全国人大做了汇报，行政经费合计887.1亿元，其中“三公”支出为94.7亿元。
公布“三公”支出是预算公开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自5月4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向社会公开“三公”经费后，舆论就一直关注该方面的进展情况。这反映了人们对知情权的重视。理论上说，政府的预算收入来自于纳税人上交的税收，因此，公开包括“三公”消费在内的整个政府预算，接受民众监督，乃天经地义，是政府当然之责任。但在实践中，由于长期把政府预算看作国家机密，只有少数领导人和相关工作人员能够接触到这些数据，大众根本无权知晓，“三公”支出的公开也就千呼万唤“出不来”。
其实，看一个政府是否乱花钱，“三公”消费是最好的镜照。从政府履职和运转角度而言，是需要一定的“三公”支出的。如果这个支出有助于政府更好地履行职责，提供公共服务，哪怕因此多花一点，想必公众都不太会有意见。但目前的“三公”消费很多与政府的履职并没有多少关系，纯粹用于政府部门自身的“非生产性”消费，用于工作人员的个人福利。
或许正鉴于此，更多的中央部门到现在迟迟未能公布“三公”支出，因此，如何确保“三公”经费的亮相不“卡壳”，就成为需要从制度上考虑的事情。除此外，还应考虑的是，如何更好地公开，以及公开后对所存在问题的改进。
乐观来看，由于有国务院的规定、舆论的压力以及已公开部委的“榜样”，尽管时间已经延后，但相信其他部委不管是被迫还是主动，最后都会公开自己的“三公”消费。但如何公开、公开的质量怎样，却是大可讲究的。从上述几个已公开的部门看，除审计署外，公开的项目非常简陋，明显有应付性质，这样的公开对民众的监督起不到多大实质作用。必须有对公开项目的进一步细化和说明，以防止在“三公”消费公开上做手脚、玩花样。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仅有公开而问题得不到改进也不行。如果年年公开，年年同样的问题存在，这样的公开意义也不大。为此，需要完善预算公开的制度和程序，在问责上下工夫。
首先，建立硬性约束机制，对不能按时公开的部门，以及对公开后发现动用公款进行“三公”消费造成挥霍浪费的，要进行问责，以维护法律、法规的严肃性。
其次，立法规定预算公开的内容、方式、主体、时限、说明语言等，并由各级人大对“三公”消费预算进行审定，确定细化标准，以做到通俗易懂，一目了然。要明确规定公开的时间表和每个公示周期的最后期限，防止有关部门将陈年旧账拿出来“忽悠”公众，或者故意拖延、拒不公布。
第三，完善预算管理体系，将财政预算内外两种管理体制统一起来，严防地方和部门私设“小金库”。
第四，强化人大审查监督的力度，各级人大要承担起对“三公”消费的监督责任，同时突出审计独立监督的职能。这就需要我们尽快修改《预算法》、《审计法》等法规，使之相衔接和配套，成为能真正实施和违法后追究责任的法律。
最后，还应加强舆论的监督力量。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校《学习时报》副编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