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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以公共利益原则为中心，比较分析WTO和相关国家公共利益原则的立法和实践，在此基础上探索一条切实可行的应诉之路，使中国企业完成由“不应诉”到“积极应诉”再到“争取胜诉”的转变。
关键词 反倾销 公共利益原则 WTO反倾销协议
中图分类号：DF96 文献标识码：A
一、“公共利益原则”的界定
无论是WTO的反倾销协议还是加拿大、欧盟等相关国家的反倾销法律，都没有对公共利益原则给出一个明确的定义，综合各国的立法，公共利益原则具有以下特征：
1、在地位上，公共利益原则作为一项法律原则，具有准则性的作用，贯穿于反倾销法的始终。公共利益作为各国反倾销法律的平衡机制，其本身就是反倾销法律思想的载体，在基本理念和基本立足点的角度，规范和制约着反倾销法的实施，对反倾销法的实体内容和程序规则起着指导和补充的作用，甚至可以直接作为终止反倾销调查或者免除反倾销税的依据，因而在地位上，公共利益原则是反倾销法的一项基本原则。
2、在性质上，它强调利益的整体性。公共利益则是站在整体的角度来调整利益，满足各方的要求，其整体性表现为:在主体的角度，它不仅仅考虑的是反倾销起诉方及相关产业的利益，还有进口商、零售商、下游产业、消费者的利益。在客体的角度，它关注的不仅仅是某一产业的利益，还包括整体产业利益，竞争利益，国际经济关系利益。因而公共利益是一个利益整体性的考量过程，从而弥补了反倾销法只关注受威胁的国内产业的不足。
有一种观点主张在更广的意义上认识公共利益原则，即在考量公共利益时将与公共利益有关的所有因素，都应当加以考虑：下游用户利益、消费者利益，进口商的利益、竞争问题，乃至技术需要，环保问题，对外贸易关系，对国家产业政策的影响，等等 。采用广义观点的学者将公共利益与国家利益所具有的内涵等同 ，既包括了经济利益，也包括了社会利益与政治利益。
3、在考量的主体上，公共利益原则涉及进口国生产商、下游产业、零售商、和消费者的利益。反倾销法的理论假设是“倾销有害”，它的核心是保护进口商的利益，因为在进口国政府看来，即使反倾销会给下游消费者带来利益的损失，但是如果放任倾销行为，则在本国的产业被挤垮后，通过倾销获得垄断的外国企业就会提高价格，挽回倾销带来的损失，这时国内产业已无力重建，消费者会因之蒙受更大的损失。正是基于此，在各国采取反倾销的过程中，对于下游产业和消费者的利益是视而不见的。但是在反倾销的实践中，这种理论假设的不足日益显现出来，首先，要达到垄断一国市场而实施的反倾销，其成本是高昂的，其次，即使进口国是小国，一旦上述事实出现，完全可以依据《反垄断法》加以规制，也就是上述的危机是可以防范和化解的，公共利益原则的意义就在于打破以往反倾销法利益考量的一元化，实现利益保护的多元化。
综上，公共利益原则可以界定为：贯穿于反倾销法始终，在反倾销的过程中，考量进口商品生产商、下游产业、消费者整体性利益的准则。
二、WTO及主要国家关于公共利益原则的立法
（一）WTO反倾销协议中有关公共利益原则的立法。
WTO反倾销协议作为世界性反倾销条约，对各国的反倾销实施具有根本的指导意义，在世贸组织的《反倾销协议》中，对公共利益原则有初步的规定，其第6条第12款规定：“主管机关应向被调查产品的工业用户，或在该产品通常为零售的情况下，向具有代表性的消费者组织提供机会，使其能够提供与关于倾销、损害和因果关系有关的信息。”另外，该协议第9条第1款规定了“较少征税规则”（Lesser Duty Rule），即如果较少征税足以消除倾销对国内产业造成的损害，则最好征税额小于倾销幅度，对比各国关于公共利益原则的规定，反倾销协议中的公共利益原则具有以下特点：
1、公共利益的概念模糊，缺乏可供操作的具体程序。
2、公共利益原则是反倾销调查中供考虑的因素，而不是必须考量的因素。
3、对公共利益保护采取的是减少对公共利益的损害的态度，而不是正面的维护公共利益。
在实践中，欧盟委员会对于市场、竞争结构，申诉产业的利益，相关的其他各方的利益，对外贸易政策加以综合的考虑，分析反倾销的利弊。在考察的主体上欧盟委员会考虑了以下四个利益群体：(1)欧共体贸易商和进口商；(2)上游供应商；(3)产品使用者；(4)普通的消费者。特别是对上游供应商的考量，反映了欧盟在公共利益原则的内涵上的完全性，因为上游供应商，作为申诉产业的原料、零部件的提供者，与申诉产业的利益息息相关，对其影响不可突略。
（二）加拿大公共利益的立法。
1984年，加拿大《特别进口措施法》（Special Import Measures Act）中规定，当征收反倾销税时要考虑到公共利益。这一规定要求，加拿大国际贸易法庭（Canadian International Trade Tribunal）在适当的情况下建议政府降低或免除征收反倾销税。《特别进口措施法》第45节规定了公共利益听审制度。在反倾销案件中，当国际贸易法庭确认存在损害之后，可以就公共利益问题召开听证会，展开深入的调查。
1999年，加拿大对《特别进口措施法》第45节作了修正 。增加了不穷尽的列举，目的是增加公共利益的可操作性，《特别进口措施法》的第40节第1段列举了以下一些因素：(1)被征收反倾销税的商品在加拿大的供应情况；(2)征收反倾销税对加拿大市场竞争的影响；(3)征收反倾销税对产品的使用者对其再生产投入所带来的影响，同时授予国际贸易法庭主动调查的权利。
三、我国企业运用公共利益原则的策略
反倾销往往具有连锁性，一国对我国某一产品采取反倾销措施，其他国家也会跟进，对其展开反倾销调查，不积极因素就会连续失去市场，在这一点上，经过多年的对外贸易实践，国内企业都有了深刻的体会，当各企业改变不应诉的态度，开始积极应诉时，一个现实的课题就是如何应诉，如何胜诉，而公共利益原则为我国应对国外反倾销调查提供了有效的途径，据统计，我国遭遇反倾销商品多为中间产品，因为随着我国经济转型，出口产品由过去的劳动密集型转化为发展型产业（如钢铁、机电、化工产品），相应的该类中间型产品遭遇反倾销的机率大大提高，由于中间产品会更广泛的上游产业、下游产业发生关系，从而为我国利用公共利益提供了可能。
从我国依据公共利益原则获胜的案例中，可以得出运用公共利益原则的如下策略：
1、讼的发生，这就要求企业在其入一国市场之前就要对市场环境、竞争结构、消费者需求有一个清楚地认识，从而采取相应的价格机制、营销策略。各种民间组织、行业协会、商会要做好协调工作，防止各个企业在对外贸易的过程中相互倾轧，造成低价倾销的结果。政府要加强信息的指导和提供，在政策法规的层面给予指导。
2、在被发起反倾销调查之后，被诉企业要联合一致有效的组织进口国的销售商、下游产品的生产者、消费者对政府部门施加压力。政府之所以钟爱起诉方，对其他利益视而不见，是因为这些起诉者在政府培养有其代言人，利益一致，步调一致，因而可以有效地对政府施压。相比较来说，消费者是弱势群体，上游产业和下游产业缺乏共同的组织形式，因而作为应诉方所要做的工作就是对这些主体的有效组织，一方面利用媒体，给消费者、上游、下游产业提供一个发表意见的平台，另一方面，利用上述主体的“本土化”优势，由其收集有针对性地证据和材料，引用相应的法规。
3、在反倾销应诉的过程中，所提供的资料不必拘泥于是否构成倾销，可以突破这个樊篱，从公共利益的角度提供证据材料和相关的数据，从公共福利、消费者权利、就业率上寻找突破口，往往比单纯的提供价格参照，产品成本证据更有效。因为反倾销自身的自由裁量权，导致了起诉方政府即使在不存在倾销的情况下，也可以征收反倾销税，而从其切身利益出发，对反倾销的利弊展开分析，更有说服力。□
（作者单位：河南科技大学林业职业学院）
注释：
杨丹.略谈“共同体利益”在欧共体反倾销法中的应用. 辽宁大学学报，2003年第2期.
彭日峰、何佳奎.论反倾销法中的“公共利益”条款.当代法学，2003 第11期.
Bill C-35， An Act to Amend the Special Import Measures Act and the Canadian International Trade Tribunal Act.
关键词 反倾销 公共利益原则 WTO反倾销协议
中图分类号：DF96 文献标识码：A
一、“公共利益原则”的界定
无论是WTO的反倾销协议还是加拿大、欧盟等相关国家的反倾销法律，都没有对公共利益原则给出一个明确的定义，综合各国的立法，公共利益原则具有以下特征：
1、在地位上，公共利益原则作为一项法律原则，具有准则性的作用，贯穿于反倾销法的始终。公共利益作为各国反倾销法律的平衡机制，其本身就是反倾销法律思想的载体，在基本理念和基本立足点的角度，规范和制约着反倾销法的实施，对反倾销法的实体内容和程序规则起着指导和补充的作用，甚至可以直接作为终止反倾销调查或者免除反倾销税的依据，因而在地位上，公共利益原则是反倾销法的一项基本原则。
2、在性质上，它强调利益的整体性。公共利益则是站在整体的角度来调整利益，满足各方的要求，其整体性表现为:在主体的角度，它不仅仅考虑的是反倾销起诉方及相关产业的利益，还有进口商、零售商、下游产业、消费者的利益。在客体的角度，它关注的不仅仅是某一产业的利益，还包括整体产业利益，竞争利益，国际经济关系利益。因而公共利益是一个利益整体性的考量过程，从而弥补了反倾销法只关注受威胁的国内产业的不足。
有一种观点主张在更广的意义上认识公共利益原则，即在考量公共利益时将与公共利益有关的所有因素，都应当加以考虑：下游用户利益、消费者利益，进口商的利益、竞争问题，乃至技术需要，环保问题，对外贸易关系，对国家产业政策的影响，等等 。采用广义观点的学者将公共利益与国家利益所具有的内涵等同 ，既包括了经济利益，也包括了社会利益与政治利益。
3、在考量的主体上，公共利益原则涉及进口国生产商、下游产业、零售商、和消费者的利益。反倾销法的理论假设是“倾销有害”，它的核心是保护进口商的利益，因为在进口国政府看来，即使反倾销会给下游消费者带来利益的损失，但是如果放任倾销行为，则在本国的产业被挤垮后，通过倾销获得垄断的外国企业就会提高价格，挽回倾销带来的损失，这时国内产业已无力重建，消费者会因之蒙受更大的损失。正是基于此，在各国采取反倾销的过程中，对于下游产业和消费者的利益是视而不见的。但是在反倾销的实践中，这种理论假设的不足日益显现出来，首先，要达到垄断一国市场而实施的反倾销，其成本是高昂的，其次，即使进口国是小国，一旦上述事实出现，完全可以依据《反垄断法》加以规制，也就是上述的危机是可以防范和化解的，公共利益原则的意义就在于打破以往反倾销法利益考量的一元化，实现利益保护的多元化。
综上，公共利益原则可以界定为：贯穿于反倾销法始终，在反倾销的过程中，考量进口商品生产商、下游产业、消费者整体性利益的准则。
二、WTO及主要国家关于公共利益原则的立法
（一）WTO反倾销协议中有关公共利益原则的立法。
WTO反倾销协议作为世界性反倾销条约，对各国的反倾销实施具有根本的指导意义，在世贸组织的《反倾销协议》中，对公共利益原则有初步的规定，其第6条第12款规定：“主管机关应向被调查产品的工业用户，或在该产品通常为零售的情况下，向具有代表性的消费者组织提供机会，使其能够提供与关于倾销、损害和因果关系有关的信息。”另外，该协议第9条第1款规定了“较少征税规则”（Lesser Duty Rule），即如果较少征税足以消除倾销对国内产业造成的损害，则最好征税额小于倾销幅度，对比各国关于公共利益原则的规定，反倾销协议中的公共利益原则具有以下特点：
1、公共利益的概念模糊，缺乏可供操作的具体程序。
2、公共利益原则是反倾销调查中供考虑的因素，而不是必须考量的因素。
3、对公共利益保护采取的是减少对公共利益的损害的态度，而不是正面的维护公共利益。
在实践中，欧盟委员会对于市场、竞争结构，申诉产业的利益，相关的其他各方的利益，对外贸易政策加以综合的考虑，分析反倾销的利弊。在考察的主体上欧盟委员会考虑了以下四个利益群体：(1)欧共体贸易商和进口商；(2)上游供应商；(3)产品使用者；(4)普通的消费者。特别是对上游供应商的考量，反映了欧盟在公共利益原则的内涵上的完全性，因为上游供应商，作为申诉产业的原料、零部件的提供者，与申诉产业的利益息息相关，对其影响不可突略。
（二）加拿大公共利益的立法。
1984年，加拿大《特别进口措施法》（Special Import Measures Act）中规定，当征收反倾销税时要考虑到公共利益。这一规定要求，加拿大国际贸易法庭（Canadian International Trade Tribunal）在适当的情况下建议政府降低或免除征收反倾销税。《特别进口措施法》第45节规定了公共利益听审制度。在反倾销案件中，当国际贸易法庭确认存在损害之后，可以就公共利益问题召开听证会，展开深入的调查。
1999年，加拿大对《特别进口措施法》第45节作了修正 。增加了不穷尽的列举，目的是增加公共利益的可操作性，《特别进口措施法》的第40节第1段列举了以下一些因素：(1)被征收反倾销税的商品在加拿大的供应情况；(2)征收反倾销税对加拿大市场竞争的影响；(3)征收反倾销税对产品的使用者对其再生产投入所带来的影响，同时授予国际贸易法庭主动调查的权利。
三、我国企业运用公共利益原则的策略
反倾销往往具有连锁性，一国对我国某一产品采取反倾销措施，其他国家也会跟进，对其展开反倾销调查，不积极因素就会连续失去市场，在这一点上，经过多年的对外贸易实践，国内企业都有了深刻的体会，当各企业改变不应诉的态度，开始积极应诉时，一个现实的课题就是如何应诉，如何胜诉，而公共利益原则为我国应对国外反倾销调查提供了有效的途径，据统计，我国遭遇反倾销商品多为中间产品，因为随着我国经济转型，出口产品由过去的劳动密集型转化为发展型产业（如钢铁、机电、化工产品），相应的该类中间型产品遭遇反倾销的机率大大提高，由于中间产品会更广泛的上游产业、下游产业发生关系，从而为我国利用公共利益提供了可能。
从我国依据公共利益原则获胜的案例中，可以得出运用公共利益原则的如下策略：
1、讼的发生，这就要求企业在其入一国市场之前就要对市场环境、竞争结构、消费者需求有一个清楚地认识，从而采取相应的价格机制、营销策略。各种民间组织、行业协会、商会要做好协调工作，防止各个企业在对外贸易的过程中相互倾轧，造成低价倾销的结果。政府要加强信息的指导和提供，在政策法规的层面给予指导。
2、在被发起反倾销调查之后，被诉企业要联合一致有效的组织进口国的销售商、下游产品的生产者、消费者对政府部门施加压力。政府之所以钟爱起诉方，对其他利益视而不见，是因为这些起诉者在政府培养有其代言人，利益一致，步调一致，因而可以有效地对政府施压。相比较来说，消费者是弱势群体，上游产业和下游产业缺乏共同的组织形式，因而作为应诉方所要做的工作就是对这些主体的有效组织，一方面利用媒体，给消费者、上游、下游产业提供一个发表意见的平台，另一方面，利用上述主体的“本土化”优势，由其收集有针对性地证据和材料，引用相应的法规。
3、在反倾销应诉的过程中，所提供的资料不必拘泥于是否构成倾销，可以突破这个樊篱，从公共利益的角度提供证据材料和相关的数据，从公共福利、消费者权利、就业率上寻找突破口，往往比单纯的提供价格参照，产品成本证据更有效。因为反倾销自身的自由裁量权，导致了起诉方政府即使在不存在倾销的情况下，也可以征收反倾销税，而从其切身利益出发，对反倾销的利弊展开分析，更有说服力。□
（作者单位：河南科技大学林业职业学院）
注释：
杨丹.略谈“共同体利益”在欧共体反倾销法中的应用. 辽宁大学学报，2003年第2期.
彭日峰、何佳奎.论反倾销法中的“公共利益”条款.当代法学，2003 第11期.
Bill C-35， An Act to Amend the Special Import Measures Act and the Canadian International Trade Tribunal Ac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