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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会比我活得更长久，我死掉了，电影还在那个世界上，所以我希望每一部戏都是用心去拍。——黄真真
生命中有太多太多的不可控性。在深不可测的未知世界面前，有人惶恐万分，有人莫名兴奋。黄真真无疑属于后者。而她探索自我与世界的方式便是做电影。
最大的理想是做自己
黄真真最喜欢读的一本书叫《Dying To Be Me》，讲的是一个女孩找回自我的过程。女孩病逝后穿过时光隧道来到天堂门前，此时她早已去世的父亲出现了，劝说她想好后再进天堂。在沉思的时间里，女孩看到了天堂的真相，也意识到死亡并非终结。一个人如果无法完善自我，那么即使抵达天堂也无法收获圆满心境。于是她带着父亲的爱回到了人间，慢慢学习爱与接纳，丢掉内心积存的垃圾。黄真真觉得，女孩的经历与自己非常相似，两个人都是在摸索中寻找自己。只不过促使女孩内省的契机是死亡，而影响黄真真的，是爱情。
从二十几岁开始，爱情一直是黄真真生命中绕不过的话题。她人生里的第一部照相机便是初恋男友送的，正是那部照相机，点燃了她拥抱影像世界的灵感。而在美国的时候，她曾邂逅过一段灼热如火的感情，与外籍男友痴缠了五年之久。情到浓时，两个人坐飞机去看骑马，爬到大厦顶层的天台上品红酒看日出……做过许多浪漫的事。后来爱情的火花一点点熄灭，两个人忽然失去了细水长流、分享生命的兴趣，只好互道保重。黄真真也因此悟到：“两个人之间的浪漫似乎是有定数的，有时候你克制一点，保持一点距离，也许够用一辈子。可是太疯狂了，做尽了甜蜜的事，那就不得不Say goodbye了。”
爱情让黄真真慢慢成熟，也使她打开自己，享受更广阔的生活。在这个过程中，她的自主意识渐渐萌发，对两性关系也有了更为深入的思考。她饶有兴味地观察着周围的男男女女，发现两性成熟速度不对等的问题比比皆是。许多女性都要在经历阵痛和漫长又反复的失望后才能磨练出温柔的耐性，而此时她们对男人的看法早已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男性却往往忽视了女人的成长，故而他们永远无法理解女人怎么可以这样复杂。伴随着这种探讨，黄真真逐渐衍生出了鲜明而自信的女性视角，因此在她早期的作品中，女性是绝对的主角——她们既是产生问题的根源，也是解决问题的核心。
“女性的喜怒哀乐多半来自男性，但男性并非唯一主体。随着女性成长，她们会逐渐相信自己多过别人，会让人束手无策。此时男人会产生失落和惶恐，自卑者会刁难你，自信者会更爱你。”这时候黄真真会聪明地挑选更加匹配自己的男人，同时她也喜欢从各个角度审视自我。
去上海拍摄电影《倾城之泪》时，她跟当时的男友相处得很闷，差不多就要分开了。当时她读了一篇文章，说一个法国女人一觉醒来忽然失忆了，开始从全新的角度看待生活与爱人。黄真真便想，会不会我爱的人没有变，变的只是我的感受？她试着把男友当成一个全新的人来看待，忽然觉得这个男人其实蛮可爱。后来她借鉴这次体验创作了电影《被偷走的那五年》。她为此感慨说：“女人年轻时让她们成长的往往是男人，但成熟到一定程度后却只能依靠自己，此时任何境遇都可以让你成长，做自己应当是她们最大的理想。”
我的性格里有死不瞑目的情愫
黄真真是一个善于发现的人，同时她还拥有果决的行动力。在做导演前，她尝试过戏剧演员、主持人、音乐DJ等职业，但认为这些职业都无法畅快淋漓地表达自己。萌生做电影的想法后，她仅仅在纽约读了三个月电影进修班就摸索着上路了，靠着工作时积累的一点“私房钱”，成立了一家公司，为美国一家电视台拍摄纪录片，但片子还没拍成她就濒临破产。为挽救败局，她借钱投资股票，很快又赔得精光，背了上百万元的债务。当时她身上除了一张信用额度6万美元的信用卡和一台小型摄像机外一无所有，却死撑着不肯宣布破产，因为“一旦宣布破产，银行就会取消信用卡，到时候就彻底拍不成电影了”。
那时的黄真真很崇拜美国著名演员罗伯特·德·尼罗，想向他求助，便每天捧着自己的剧本去对方公司对面的马路痴痴等待，整整等了九个月。后来门卫告诉她别等了，因为德·尼罗从来不走马路，只走秘密通道。就这样，等待了九个月的黄真真再也无法拒绝自己的饥饿感和电影梦。她对自己说：“别等了，否则你的热情就要减退了，不如用现有的资源做一个戏，起码可以秀给别人看——我是能拍戏的，这是我的戏。”
而当时的黄真真穷得连牛肉汉堡都买不起，更别提缴纳工作室租金了。为了赚钱，她白天去跳蚤市场卖保险，晚上到酒吧当酒保。做酒保时，她一边想方设法赚取更多的小费，一边打开视听收集形形色色的好故事。她每天只吃一顿饭，煮好作为道具的意面后先行拍摄，拍完再吃。后来她终于拍出了影片《留下买路情》并拿了奖，才逐渐走出困境。
因为经历过困境，黄真真反而觉得钱不是那么重要，因为“没钱的时候你也可以想办法生存、找乐趣，我这个人的性格就是不甘心的那种。我电影里的人物会跳楼，但我肯定不会，因为我性格里有死不瞑目的情愫，我是死都要拍完电影才肯死”。
成长的魅力是谁都不会一成不变
黄真真最初的艺术语言是犀利而露骨的。纪录片《女人那话儿》中充斥着刺激而沉重的话题。但她的野心并不局限于描绘女性，有时也会替男人考虑。在她看来，男导演爱拍男性威猛、英雄的一面，却很少触碰他们脆弱的内核，涉及他们的痛苦、压力和眼泪。女导演却可以拍摄得仔细深入。所以拍完女性的心里话，为了寻找某种平衡，黄真真决定替男性说句话，便有了纪录片《男人这东西》。
因为一直在两性问题上打转，黄真真总要承受来自外界的误解。她曾被视为“女权主义导演”，但她自认为立场很中立，“男女之间根本不存在谁比谁强的问题，两者是完全不同的。”同时她也不觉得自己是一个很开放的人，“性是好平常的事，就像吃饭，人人都需要，我可以在我的电影里讲性，因为我觉得性是很寻常的话题，但不代表我开放。”
一直以来，黄真真在做电影的时候都希望自己的作品具有创建性，毕竟世界上只有两类人：男人，女人。人世间的快乐与痛苦，至少70%都是两性之间产生的，而这个主题又是无穷无尽的。所以她一直希望“能在两性之间找到某种平衡之道，至少也要提一些建设性的意见”。
虽然经过了时光的荡涤，但四十几岁的黄真真依然剪着朋克头，言行宛如少女，而她对爱情也如当初一样乐观。她的电影中一直埋藏着“女性永远比男性早熟一点”的悲伤定律，也不乏悲剧结局，但她仍然呼吁观众相信爱情。随着黄真真的成长，许多女性影迷也日臻成熟，多年以后，她们仍然受益于她讲过的话：“分开时有多痛苦，曾经就有多美丽。你成长了，很多东西当然变得不一样，所有的爱情练习只是为了成为更好的自己。”
比起十几年前，黄真真的艺术手法也发生了改变，她开始改变露骨的风格，学着将作品修剪得精致而柔和。《闺蜜》一剧就被她打造成了女人的维他命，这为她吸引了更多观众，但也损失掉了一部分最初的粉丝。对此，她并无遗憾，因为“每个人都在经历着变化，而成长最大的魅力，是谁都不会一成不变”。
（ 编辑 张秀格 gegepretty@163.com）
生命中有太多太多的不可控性。在深不可测的未知世界面前，有人惶恐万分，有人莫名兴奋。黄真真无疑属于后者。而她探索自我与世界的方式便是做电影。
最大的理想是做自己
黄真真最喜欢读的一本书叫《Dying To Be Me》，讲的是一个女孩找回自我的过程。女孩病逝后穿过时光隧道来到天堂门前，此时她早已去世的父亲出现了，劝说她想好后再进天堂。在沉思的时间里，女孩看到了天堂的真相，也意识到死亡并非终结。一个人如果无法完善自我，那么即使抵达天堂也无法收获圆满心境。于是她带着父亲的爱回到了人间，慢慢学习爱与接纳，丢掉内心积存的垃圾。黄真真觉得，女孩的经历与自己非常相似，两个人都是在摸索中寻找自己。只不过促使女孩内省的契机是死亡，而影响黄真真的，是爱情。
从二十几岁开始，爱情一直是黄真真生命中绕不过的话题。她人生里的第一部照相机便是初恋男友送的，正是那部照相机，点燃了她拥抱影像世界的灵感。而在美国的时候，她曾邂逅过一段灼热如火的感情，与外籍男友痴缠了五年之久。情到浓时，两个人坐飞机去看骑马，爬到大厦顶层的天台上品红酒看日出……做过许多浪漫的事。后来爱情的火花一点点熄灭，两个人忽然失去了细水长流、分享生命的兴趣，只好互道保重。黄真真也因此悟到：“两个人之间的浪漫似乎是有定数的，有时候你克制一点，保持一点距离，也许够用一辈子。可是太疯狂了，做尽了甜蜜的事，那就不得不Say goodbye了。”
爱情让黄真真慢慢成熟，也使她打开自己，享受更广阔的生活。在这个过程中，她的自主意识渐渐萌发，对两性关系也有了更为深入的思考。她饶有兴味地观察着周围的男男女女，发现两性成熟速度不对等的问题比比皆是。许多女性都要在经历阵痛和漫长又反复的失望后才能磨练出温柔的耐性，而此时她们对男人的看法早已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男性却往往忽视了女人的成长，故而他们永远无法理解女人怎么可以这样复杂。伴随着这种探讨，黄真真逐渐衍生出了鲜明而自信的女性视角，因此在她早期的作品中，女性是绝对的主角——她们既是产生问题的根源，也是解决问题的核心。
“女性的喜怒哀乐多半来自男性，但男性并非唯一主体。随着女性成长，她们会逐渐相信自己多过别人，会让人束手无策。此时男人会产生失落和惶恐，自卑者会刁难你，自信者会更爱你。”这时候黄真真会聪明地挑选更加匹配自己的男人，同时她也喜欢从各个角度审视自我。
去上海拍摄电影《倾城之泪》时，她跟当时的男友相处得很闷，差不多就要分开了。当时她读了一篇文章，说一个法国女人一觉醒来忽然失忆了，开始从全新的角度看待生活与爱人。黄真真便想，会不会我爱的人没有变，变的只是我的感受？她试着把男友当成一个全新的人来看待，忽然觉得这个男人其实蛮可爱。后来她借鉴这次体验创作了电影《被偷走的那五年》。她为此感慨说：“女人年轻时让她们成长的往往是男人，但成熟到一定程度后却只能依靠自己，此时任何境遇都可以让你成长，做自己应当是她们最大的理想。”
我的性格里有死不瞑目的情愫
黄真真是一个善于发现的人，同时她还拥有果决的行动力。在做导演前，她尝试过戏剧演员、主持人、音乐DJ等职业，但认为这些职业都无法畅快淋漓地表达自己。萌生做电影的想法后，她仅仅在纽约读了三个月电影进修班就摸索着上路了，靠着工作时积累的一点“私房钱”，成立了一家公司，为美国一家电视台拍摄纪录片，但片子还没拍成她就濒临破产。为挽救败局，她借钱投资股票，很快又赔得精光，背了上百万元的债务。当时她身上除了一张信用额度6万美元的信用卡和一台小型摄像机外一无所有，却死撑着不肯宣布破产，因为“一旦宣布破产，银行就会取消信用卡，到时候就彻底拍不成电影了”。
那时的黄真真很崇拜美国著名演员罗伯特·德·尼罗，想向他求助，便每天捧着自己的剧本去对方公司对面的马路痴痴等待，整整等了九个月。后来门卫告诉她别等了，因为德·尼罗从来不走马路，只走秘密通道。就这样，等待了九个月的黄真真再也无法拒绝自己的饥饿感和电影梦。她对自己说：“别等了，否则你的热情就要减退了，不如用现有的资源做一个戏，起码可以秀给别人看——我是能拍戏的，这是我的戏。”
而当时的黄真真穷得连牛肉汉堡都买不起，更别提缴纳工作室租金了。为了赚钱，她白天去跳蚤市场卖保险，晚上到酒吧当酒保。做酒保时，她一边想方设法赚取更多的小费，一边打开视听收集形形色色的好故事。她每天只吃一顿饭，煮好作为道具的意面后先行拍摄，拍完再吃。后来她终于拍出了影片《留下买路情》并拿了奖，才逐渐走出困境。
因为经历过困境，黄真真反而觉得钱不是那么重要，因为“没钱的时候你也可以想办法生存、找乐趣，我这个人的性格就是不甘心的那种。我电影里的人物会跳楼，但我肯定不会，因为我性格里有死不瞑目的情愫，我是死都要拍完电影才肯死”。
成长的魅力是谁都不会一成不变
黄真真最初的艺术语言是犀利而露骨的。纪录片《女人那话儿》中充斥着刺激而沉重的话题。但她的野心并不局限于描绘女性，有时也会替男人考虑。在她看来，男导演爱拍男性威猛、英雄的一面，却很少触碰他们脆弱的内核，涉及他们的痛苦、压力和眼泪。女导演却可以拍摄得仔细深入。所以拍完女性的心里话，为了寻找某种平衡，黄真真决定替男性说句话，便有了纪录片《男人这东西》。
因为一直在两性问题上打转，黄真真总要承受来自外界的误解。她曾被视为“女权主义导演”，但她自认为立场很中立，“男女之间根本不存在谁比谁强的问题，两者是完全不同的。”同时她也不觉得自己是一个很开放的人，“性是好平常的事，就像吃饭，人人都需要，我可以在我的电影里讲性，因为我觉得性是很寻常的话题，但不代表我开放。”
一直以来，黄真真在做电影的时候都希望自己的作品具有创建性，毕竟世界上只有两类人：男人，女人。人世间的快乐与痛苦，至少70%都是两性之间产生的，而这个主题又是无穷无尽的。所以她一直希望“能在两性之间找到某种平衡之道，至少也要提一些建设性的意见”。
虽然经过了时光的荡涤，但四十几岁的黄真真依然剪着朋克头，言行宛如少女，而她对爱情也如当初一样乐观。她的电影中一直埋藏着“女性永远比男性早熟一点”的悲伤定律，也不乏悲剧结局，但她仍然呼吁观众相信爱情。随着黄真真的成长，许多女性影迷也日臻成熟，多年以后，她们仍然受益于她讲过的话：“分开时有多痛苦，曾经就有多美丽。你成长了，很多东西当然变得不一样，所有的爱情练习只是为了成为更好的自己。”
比起十几年前，黄真真的艺术手法也发生了改变，她开始改变露骨的风格，学着将作品修剪得精致而柔和。《闺蜜》一剧就被她打造成了女人的维他命，这为她吸引了更多观众，但也损失掉了一部分最初的粉丝。对此，她并无遗憾，因为“每个人都在经历着变化，而成长最大的魅力，是谁都不会一成不变”。
（ 编辑 张秀格 gegepretty@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