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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大众的目光紧盯住香港的“限带令”不放，人们是不是更应该多从自身找找原因？为什么人们要一窝蜂地去香港抢购？为什么对国产奶粉如此没有信心？为什么国产奶粉总是频发质量安全危机，多年的治理和监管始终不见成效？
3月1日，中国香港政府制定的《2013年进出口（一般）（修订）规例》正式生效。按此规例，任何人如输出配方粉（除法例另有规定外），必须取得由工贸署署长根据《进出口条例》发出的出口许可证。没有出口许可证的个人，每人每日限带不多于1.8公斤的奶粉（约两罐）出境，若违反有关规例，最重可面临50万港元罚款及两年监禁的处罚。
众所周知，此期例主要是为了限制内地民众的抢购，也由此引发了众多内地人的不满。他们纷纷指责婴儿奶粉作为一种普通消费品，不该被限制，此先例不应开；指责香港地区作为WTO的成员，这一行为与其鼓励自由贸易的原则相违背；指责“限带令”会像之前限制内地人“赴港生子”一样，加剧香港人和内地人之间的矛盾。
当大众的目光紧盯住香港的“限带令”不放，紧抓住香港人的“自私”和“狭隘”不放，纠结于自由贸易这一原则的时候，人们是不是更应该把目光从香港和香港人身上挪开，多从自身找找原因？为什么人们要一窝蜂地去香港抢购？为什么对国产奶粉如此没有信心？为什么国产奶粉总是频发质量安全危机，多年的治理和监管始终不见成效？
港府的“限带令”自有其可取之处。香港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高永文先在接受内地媒体采访时强调，限带不是在民意下的过度反应，而是民生，“你要知道在当时的香港，包括现在，当时我们见到的每一个人都在谈论这个事情，那是生活，不是民意。我碰到每一个人都很紧张，baby的奶粉是太重要的一个事情。”
限带当然不是目的，只是一种过渡性的举措。毕竟一种消费品在短时间内出现大量短缺的情况下，市场不可能快速地通过自身的调节达到供需平衡，供应链的完善和供需平衡都需要一个过程。何况因为遭抢购，奶粉都被香港政府考虑列为法定储备食品，成“战略物资”了。
回过头看内地国产奶粉和市场环境。读者想必都还记得去年5月份的“乳制品质量安全”研讨会上，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理事长宋昆冈表示，中国乳业处于“历史最好时期”。而就在这之后两个月，南山5个批次婴幼儿奶粉被广州市工商局抽检出含有黄曲霉素，深陷“致癌门”。自2008年“三聚氰胺”事件重创国产奶粉市场以来不断积累和恢复的消费者信心再次遭受重挫。
不论相关部门如何将“历史最好”的结论依附于其所谓的技术上最先进、世界上最严格的第四代标准，夸赞国家监管系统多么完善有力，信誓旦旦地宣称安全保障体系多么完善。可事实总是胜于雄辩，再天花乱坠的说辞在无可争辩的事实面前，也会显得苍白无力。
于是有人感慨，一个GDP总量全球第二的国家，买奶粉还要跑到我国香港和澳门地区，以及日本等国家，这实在是太悲哀的事情。也有在境外抢购奶粉的内地人被取笑，“你们连安全的奶粉都没有，再多的GDP也丢人。”
“尽管有数据表明有99%的奶粉合格，但是，差不多也有这么多人不相信国产的奶粉。”事实是，谁能保证那1%不会发生在自己身上？自我标榜的质量保证和不断曝出的安全危机，累积造成的结果就是，国人对国产奶粉的越来越不信任。
港府规例生效第二天，国家工商总局局长周伯华在谈及内地奶粉质量时，“几欲落泪”；在抽检产品不合格后，奶企也才愿意承认自己的生产问题；在屡被民众问责后，相关部门才承认自身监管不力。相关单位和部门总是事前不作为，事后亡羊补牢，补了东墙还漏了西墙。试问，这样的信任从何建立？一个从来不以身作则的企业，又如何保有诚信竞争力，保有产品的品质和质量安全？
信心的恢复，不是靠一份宣称“历史最好”的质量报告，不是靠落泪引发的同情，更不是靠舍本逐末的狭隘争论。信心的恢复，只能靠从奶农到乳业企业，以及国家相关部门对奶粉生产上下游环节的严格把关、监督与自我监督。只有奶农不掺假、造假，树立自我的质量和安全意识；只有企业严控质量关，注重诚信竞争力；只有相关部门切实负起监管责任，才能从根本上消灭不合格的1%，建立和健全一个100%的可靠市场，才能真正换回国人对国产奶粉的信心。
到了那个时候，我们也许才配谈“历史最好”，更不会为“限带令”这样的规例所扫比了。
3月1日，中国香港政府制定的《2013年进出口（一般）（修订）规例》正式生效。按此规例，任何人如输出配方粉（除法例另有规定外），必须取得由工贸署署长根据《进出口条例》发出的出口许可证。没有出口许可证的个人，每人每日限带不多于1.8公斤的奶粉（约两罐）出境，若违反有关规例，最重可面临50万港元罚款及两年监禁的处罚。
众所周知，此期例主要是为了限制内地民众的抢购，也由此引发了众多内地人的不满。他们纷纷指责婴儿奶粉作为一种普通消费品，不该被限制，此先例不应开；指责香港地区作为WTO的成员，这一行为与其鼓励自由贸易的原则相违背；指责“限带令”会像之前限制内地人“赴港生子”一样，加剧香港人和内地人之间的矛盾。
当大众的目光紧盯住香港的“限带令”不放，紧抓住香港人的“自私”和“狭隘”不放，纠结于自由贸易这一原则的时候，人们是不是更应该把目光从香港和香港人身上挪开，多从自身找找原因？为什么人们要一窝蜂地去香港抢购？为什么对国产奶粉如此没有信心？为什么国产奶粉总是频发质量安全危机，多年的治理和监管始终不见成效？
港府的“限带令”自有其可取之处。香港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高永文先在接受内地媒体采访时强调，限带不是在民意下的过度反应，而是民生，“你要知道在当时的香港，包括现在，当时我们见到的每一个人都在谈论这个事情，那是生活，不是民意。我碰到每一个人都很紧张，baby的奶粉是太重要的一个事情。”
限带当然不是目的，只是一种过渡性的举措。毕竟一种消费品在短时间内出现大量短缺的情况下，市场不可能快速地通过自身的调节达到供需平衡，供应链的完善和供需平衡都需要一个过程。何况因为遭抢购，奶粉都被香港政府考虑列为法定储备食品，成“战略物资”了。
回过头看内地国产奶粉和市场环境。读者想必都还记得去年5月份的“乳制品质量安全”研讨会上，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理事长宋昆冈表示，中国乳业处于“历史最好时期”。而就在这之后两个月，南山5个批次婴幼儿奶粉被广州市工商局抽检出含有黄曲霉素，深陷“致癌门”。自2008年“三聚氰胺”事件重创国产奶粉市场以来不断积累和恢复的消费者信心再次遭受重挫。
不论相关部门如何将“历史最好”的结论依附于其所谓的技术上最先进、世界上最严格的第四代标准，夸赞国家监管系统多么完善有力，信誓旦旦地宣称安全保障体系多么完善。可事实总是胜于雄辩，再天花乱坠的说辞在无可争辩的事实面前，也会显得苍白无力。
于是有人感慨，一个GDP总量全球第二的国家，买奶粉还要跑到我国香港和澳门地区，以及日本等国家，这实在是太悲哀的事情。也有在境外抢购奶粉的内地人被取笑，“你们连安全的奶粉都没有，再多的GDP也丢人。”
“尽管有数据表明有99%的奶粉合格，但是，差不多也有这么多人不相信国产的奶粉。”事实是，谁能保证那1%不会发生在自己身上？自我标榜的质量保证和不断曝出的安全危机，累积造成的结果就是，国人对国产奶粉的越来越不信任。
港府规例生效第二天，国家工商总局局长周伯华在谈及内地奶粉质量时，“几欲落泪”；在抽检产品不合格后，奶企也才愿意承认自己的生产问题；在屡被民众问责后，相关部门才承认自身监管不力。相关单位和部门总是事前不作为，事后亡羊补牢，补了东墙还漏了西墙。试问，这样的信任从何建立？一个从来不以身作则的企业，又如何保有诚信竞争力，保有产品的品质和质量安全？
信心的恢复，不是靠一份宣称“历史最好”的质量报告，不是靠落泪引发的同情，更不是靠舍本逐末的狭隘争论。信心的恢复，只能靠从奶农到乳业企业，以及国家相关部门对奶粉生产上下游环节的严格把关、监督与自我监督。只有奶农不掺假、造假，树立自我的质量和安全意识；只有企业严控质量关，注重诚信竞争力；只有相关部门切实负起监管责任，才能从根本上消灭不合格的1%，建立和健全一个100%的可靠市场，才能真正换回国人对国产奶粉的信心。
到了那个时候，我们也许才配谈“历史最好”，更不会为“限带令”这样的规例所扫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