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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恐怖组织活动猖獗，针对西方一些国家的恐怖威胁频频不断，挪威为了首相的安全，急忙从德国购进了一辆特制的“宝马”防弹车，做为首相的坐骑。车于运到挪威，可是交警却告知：此车不允许上路。因为这辆车重达4吨，超过了车辆上路标准90磅，所以不能登记挂牌，除非此辆车改装“减肥”。
负责首相安全的工作人员不干了：车辆“减肥”，安全系数就没法保证，我们要对首相的安全负责!交警也是不卑不亢：那是你们的事，我的指责是违规车辆不能上路。没有办法，最后是首相妥协，把防弹车多出的90磅减掉后才坐在里面，风风光光地上路。
防弹车是可以上路了，但是首相的心情一定很糟糕：“我的车都不给面子!只是超出90磅就不依不饶，况且这还不是我的私家车，而是为了国家荣誉和尊严的公务车，交警的胆子也太大了!”但这是我们国人的思維，或者是我个人猜想。因为我们并没有看到首相为此而大功肝火，我们也没有听到交警为此而付出什么代价，比如“穿小鞋”之类的事情发生。
首相很大度，可是交警的行为更是值得钦佩；或者说，不是交警的行为值得钦佩，而是法治的传统深入人心!
交警为什么敢如此大胆，竟然连首相的坐骑也不放过?一是形成7慣例，任何人的任何车子都不能例外。在法律面前，首相与平民必须一体尊行，没有特例。恐怕这名艾警不会有过因为自己的私情，比如是自己的亲戚或者小蜜的车辆违章而睁一眼闭一眼，否则首相的面子不会不给；二是交警不必担心自己的如此做法会招致打击报复，比如下岗、降级或者和交誓的领导过问一下，这个鲁莽的交警是不是不太适应当前的工作，找出一点理由让你不得好过。首相虽大，但是管不到交警。否则首相的面子不会不给。
这样的例子在国人看来就成了新闻。中国的传统讲究官民有别，讲究“权宜”和变通。典型的例子是《三国演义》中的曹操，三国时期，曹操发兵宛城攻打张绣。为了严明军纪，他下令：“大小将校，凡过麦田，但有践踏者，并皆斩首。”这样，骑马的士卒遇到麦田，都主动下马，仔细地扶麦而过。可是，此时曹操的马却因受惊而践踏了麦田。他很严肃地让行军主簿为自己定罪。行军主簿为难了：曹操马踏麦田，按律当死，可他是主帅，我一个小小的行军主簿哪有这么大的胆子!这时谋士郭嘉说话了：“《春秋》之义，‘法不加于尊’”。曹操于是顺水推舟：“吾姑免死”，但事情也不能就这么完了，自己制定法令，自己却违反，怎么取信于军?即使我是全军娩帅，也应受到一定处罚。他挥剑割发，传示三军：“丞相踏麦，本当斩首号令，今割发以代。”
按令当死的案子就这样轻松地处理完了，而且多年来人们都把曹操当成了一个严于律己的典范而津津乐道，多少有点讽刺的味道。假如换成了一名普通的士兵，情形断会截然不同，法令在不同人的身上有了不同的结局，它在告诉人们一个信息：法令和规则是为特殊人制定的。接下来的后果就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就是法律也会变脸，甚至遣成法律的虚无。
在挪威，首相的专车并不特殊，首相在交誓面前并不显贵。这是法治清明的最好注脚。其实“乱自上始”，一边在讲法治，一边破坏法治的多是各级各奥的官员们。挪威首相的防弹车超重了，为了上路也要“减肥”；在神圣的法律面前，我们的官员们“超重的东西”又有多少?
编辑：卢劲杉
负责首相安全的工作人员不干了：车辆“减肥”，安全系数就没法保证，我们要对首相的安全负责!交警也是不卑不亢：那是你们的事，我的指责是违规车辆不能上路。没有办法，最后是首相妥协，把防弹车多出的90磅减掉后才坐在里面，风风光光地上路。
防弹车是可以上路了，但是首相的心情一定很糟糕：“我的车都不给面子!只是超出90磅就不依不饶，况且这还不是我的私家车，而是为了国家荣誉和尊严的公务车，交警的胆子也太大了!”但这是我们国人的思維，或者是我个人猜想。因为我们并没有看到首相为此而大功肝火，我们也没有听到交警为此而付出什么代价，比如“穿小鞋”之类的事情发生。
首相很大度，可是交警的行为更是值得钦佩；或者说，不是交警的行为值得钦佩，而是法治的传统深入人心!
交警为什么敢如此大胆，竟然连首相的坐骑也不放过?一是形成7慣例，任何人的任何车子都不能例外。在法律面前，首相与平民必须一体尊行，没有特例。恐怕这名艾警不会有过因为自己的私情，比如是自己的亲戚或者小蜜的车辆违章而睁一眼闭一眼，否则首相的面子不会不给；二是交警不必担心自己的如此做法会招致打击报复，比如下岗、降级或者和交誓的领导过问一下，这个鲁莽的交警是不是不太适应当前的工作，找出一点理由让你不得好过。首相虽大，但是管不到交警。否则首相的面子不会不给。
这样的例子在国人看来就成了新闻。中国的传统讲究官民有别，讲究“权宜”和变通。典型的例子是《三国演义》中的曹操，三国时期，曹操发兵宛城攻打张绣。为了严明军纪，他下令：“大小将校，凡过麦田，但有践踏者，并皆斩首。”这样，骑马的士卒遇到麦田，都主动下马，仔细地扶麦而过。可是，此时曹操的马却因受惊而践踏了麦田。他很严肃地让行军主簿为自己定罪。行军主簿为难了：曹操马踏麦田，按律当死，可他是主帅，我一个小小的行军主簿哪有这么大的胆子!这时谋士郭嘉说话了：“《春秋》之义，‘法不加于尊’”。曹操于是顺水推舟：“吾姑免死”，但事情也不能就这么完了，自己制定法令，自己却违反，怎么取信于军?即使我是全军娩帅，也应受到一定处罚。他挥剑割发，传示三军：“丞相踏麦，本当斩首号令，今割发以代。”
按令当死的案子就这样轻松地处理完了，而且多年来人们都把曹操当成了一个严于律己的典范而津津乐道，多少有点讽刺的味道。假如换成了一名普通的士兵，情形断会截然不同，法令在不同人的身上有了不同的结局，它在告诉人们一个信息：法令和规则是为特殊人制定的。接下来的后果就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就是法律也会变脸，甚至遣成法律的虚无。
在挪威，首相的专车并不特殊，首相在交誓面前并不显贵。这是法治清明的最好注脚。其实“乱自上始”，一边在讲法治，一边破坏法治的多是各级各奥的官员们。挪威首相的防弹车超重了，为了上路也要“减肥”；在神圣的法律面前，我们的官员们“超重的东西”又有多少?
编辑：卢劲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