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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破解城乡发展不平衡、农村发展不充分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一系列关于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论述。这些论述是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农村发展理论和城乡关系理论以及历代中国共产党人农村经济发展理论的产物， 具体阐明了乡村振兴战略的目标、总要求和具体措施，是“三农”问题的重要理论创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论述彰显出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品质，丰富了马克思主义乡村经济发展思想，指明了实现高质量农业现代化的具体路径，有利于推动农村现代化的发展。
关键词：习近平;乡村振兴战略;马克思主义乡村经济发展思想
中图分类号 D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0475（2021）02-004-05
乡村振兴战略提出于党的十九大报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论述不仅具有时代性和创新性等特点，还与马克思主义乡村经济发展理论存在密切联系，是在深刻把握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农村发展理论和城乡关系思想以及历代中国共产党人探索出来的农村经济发展理论的基础上，回应目前我国乡村振兴战略的目标、总要求和具体措施而开展的一系列重要论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乡村振兴战略重要论述的产生，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乡村经济发展思想的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为我国的农业农村现代化道路指明了具体路径，助推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实现。
一、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乡村振兴战略重要论述的理论渊源
摆脱异化制约，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始终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的主题，社会主义发展史就是不断寻求人类解放的历史。在生产力有一定发展而发展不足的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无法满足人类解放的物质条件，因而马克思和恩格斯和历代中国共产党人都极力探寻废除私有制迈向共产主义的可行之路，创造性地提出了许多经济发展的理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论述便是合理地继承了其中关于农村经济发展的思想。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乡村振兴战略重要论述源于对马克思和恩格斯城乡关系思想的深刻理解与具体把握。关于城乡关系的演进机制和客观规律，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说明历史唯物主义的过程中作出了深刻解释，促进了人们关于城乡分离与融合理论的认识。首先，马克思和恩格斯强调了城乡关系的重要性，认为城乡关系的面貌一经改变，整个社会的面貌也随之改变，表明城乡关系问题的正确处理是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其次，解释了城市与乡村的矛盾之所以越来越突出，是因为社会的分工日益细化，分化出工商业劳动和农业劳动，进而引发城乡的区别与对立。[1]68换而言之，“城乡之间的对立只有在私有制的范围内才能存在”[1]104，揭示出社会分工和私有制范围的不断扩大导致了城乡逐渐分离，即商业分工的出现加速了城市的发展，更能满足人们生存发展的需求，使得人们纷纷投身于城市建设而忽视了农村发展，直至城乡产生矛盾相互对立，影响社会的整体发展，归根到底则是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最后，明确城乡发展必须经历城乡同一、城乡分离和城乡融合三个阶段。其中城乡分离这一阶段既有危害性也有积极性。城乡分离的危害性主要表现在：其一，绝对化了工业和农业的区别，忽视两者的相通之处，制约了两者的综合发展;其二，使得农民和工人都局限于各自的工作领域，无法发掘自身更多的可能性，人的见识随之变得狭隘浅薄，能力也十分有限。其三，城市居民与农村居民无法享受同等的社会资源，他们之间的地位与贫富差距逐渐悬殊。城乡分离的积极性则主要包括：一方面，城乡分离可以集中主要力量发展城市的工业，得以推动城市的生产力在短时间内发展壮大，快速走向现代化;另一方面，城乡分离可以促使乡村认清现实，加快向城市化转型的步伐，改变大部分人愚昧无知的状态，扩大社会现代化的范围。基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考察，马克思预设未来城乡必然会走向融合，实现社会统一，而统一的前提是“消灭城乡之间的对立”[2]56。至于如何消除，马克思并没有提供过多详细的措施，而是提供了城乡融合的历史根据和客观条件。关于历史根据，恩格斯认为，实现城乡融合成为了工业和农业深入发展的必要需求，以废除资本主义生產方式为前提的城乡融合是使得农村人口挣脱孤立和愚昧状态的必要条件[2]197。关于客观条件，马克思认为，从物质上看“大工业在全国的尽可能均衡的分布是消灭城市和乡村的分离的条件”[3]647。从社会上看，“彻底消灭阶级和阶级对立;通过消除旧的分工进行生产教育、变换工种、共同享受大家创造出来的福利以及城乡的融合使社会全体成员的才能得到全面的发展——这一切都将是废除私有制的最主要的结果”[4]。简而言之，生产力的高度发达和私有制的消灭是实现城乡融合的客观条件。
习近平总书记乡村振兴战略重要论述源于对马克思和恩格斯小农经济理论的坚持与创造性发展。马克思所指的小农经济实质上是指一种小生产方式，这种小生产的主体主要是指农民，他们在封建社会的土地私有制下可以得到充分拓展。[5]672这种小生产的过程是“在劳动孤立地进行和劳动的社会性不发展的情况下，直接表现为直接生产者对一定土地的产品的占有和生产”[5]715，这种小生产的“劳动者实际上或名义上是它劳动条件和产品的所有者”[5]673。基于这些论述可以概括出小农经济表现为以农民为主体，在个体家庭单位内进行，并且以小生产者直接占有生产资料为基础。在对小农经济有了充分认识的情况下，马克思断定“小农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造成消灭它自己的物质手段”[3]475。那么面对小农经济必然灭亡的命运，人类在其中又应该如何应对呢？是否可以在短时间内消除小农经济？马克思给出的回应是：小农灭亡是我们预测出的社会发展必然趋势，面对这一趋势人类必须尊重其客观规律，不可试图干预其发展进程[6]。这是因为，小农经济之所以会消亡根源上是由于资本主义的农业机械化与小块土地所有制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资本主义的不断发展必定会逐渐完全取代不符合时代要求的小农经济。实现全面农业现代化不是一蹴而就的。换而言之，小农经济的灭亡必然是一个艰难而漫长的历史过程，不会因人的主观意识而改变。我们人类虽不能快速消除小农经济，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发挥我们的主观能动性而加速这一进程，马克思对此创造性地提出了发展农业集体化的思想。马克思呼吁无产阶级在取得政权之后，“一开始就应当促进土地的私有制向集体所有制过渡”[3]287。关于农业合作化的落实，恩格斯提出了具体原则：自愿、示范、帮扶。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乡村振兴战略重要论述是对毛泽东乡村建设探索成果的继承与发展。毛泽东的城乡关系理论是随着我国国情的变化作出的具体分析。中国共产党建立初期，由于认识不足，没有结合当时中国具体实际就照搬了俄国在中心城市发动武装起义的革命道路，这也成为后来大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在这之后，毛泽东总结经验教训，对当时的城乡关系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毛泽东认为，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农民就深受三座大山的严重压迫，自然经济解体后被迫卷入资本主义市场，虽是商品的生产者却无法享受劳动成果，使得城乡的差距越来越大，矛盾越来越突出，逐渐形成了“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买办大资产阶级所统治的城市极野蛮地掠夺乡村”[7]的对抗关系，尖锐的城乡矛盾导致大部分农民萌生了强烈的革命意愿。此外，中国的反动势力主要是集中在城市，为农村产生红色政权提供了地域条件。据此，毛泽东得出结论：当时的城市无法完全统治乡村，大部分人口和资源都分布于乡村[8]。基于这一现实情况，毛泽东认为农民问题才是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走农村包围城市的发展道路才能获取革命的成功。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明确要求党的工作重点由乡村移到城市[9]。这是因为，自古以来，城市在发展生产力方面拥有绝对优势，在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都具有良好的基础。当然，以城市为中心并不表示完全放弃农村的发展，而是要求同时在以城市为重心的同时兼顾农村发展，加强城市工作和乡村工作、工人和农民、工业和农业之间的联系。[10]关于重工业和农业的关系，毛泽东吸取了苏联的经验教训，要求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同时也要积极完成农业社会化，正确处理城乡的产业发展问题。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农村的生产力低下，邓小平极力支持农村生产关系的变革。关于农业的改革与发展，邓小平提出了“两个飞跃”理论，实际上就是根据当时农村生产力发展的现实情况，不要直接实现农业现代化，而是要分阶段有步骤地调整农村生产关系从而推动农业现代化发展。“第一个飞跃”就是指从人民公社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飞跃。为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邓小平提倡：“农业的发展一靠政策，二靠科学。”[11]17靠政策就是指废除人民公社体制，实行生产责任制。靠科学就是指注重人才培养，做出决策前多听取专家们的科学意见。生产责任制的落实成功解决了我国农民温饱问题，这为实现农业机械化生产奠定了现实基础。“第二个飞跃”就是指实现规模化经营，发展集体经济。科学技术在“第二个飞跃”阶段发挥着更加重要的作用，邓小平认为农业现代化是农业的发展方向，朝着这个方向前进仅靠个人劳动和小生产是不可能迈向现代化道路的，須知坚持集体化集约化经济发展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必要手段[12]。实际上，邓小平的“两个飞跃”理论正确揭示了我国农业现代化的基本规律和必然趋势，突显了走农业集体化道路的重要性。
为了更好地解决城乡发展失衡问题，江泽民倡导借助城市和工业的力量帮助农村的发展，提出了统筹城乡发展理念。主要包括：第一，继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第二，对农村的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提出新的发展目标;第三，强调“三农”问题的解决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第四，认为农业发展的经济体制要实现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要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第五，强调农业发展在我国的基础地位不可动摇，要求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道路;第六，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城镇化道路。
胡锦涛在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上提出五个统筹战略，并强调统筹城乡发展是摆在第一位的。首先，必须重视工业和农业区域的协调，利用二、三产业带动乡村发展，贯彻恩格斯的帮扶原则;其次，深化自由合理分配，完善农村的基础设施，鼓励人才回到农村贡献个人力量，促进农村经济发展;最后，构建社会保障制度，保障每个农民都能平等地享受社会发展的成果。
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乡村振兴战略重要论述的主要内容
习近平总书记认为农村居民与城市居民本质上是“生命共同体”，双方的发展相互制约，不能忽视任何一方的发展。因此，基于我国当前城乡矛盾的客观考量，总结前人建设乡村和处理城乡关系的历史经验以及对马克思主义农村发展和城乡关系思想科学把握的基础上，习近平总书记具体阐明了乡村振兴战略的目标、总要求和具体措施。
乡村振兴战略的发展目标是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总要求是“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13]。城乡发展不平衡、农村发展不充分问题和“三农”问题的解决具有长期性，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此做出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大决策部署。进行战略部署首先要明确发展目标，那么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就必须要解答“为谁振兴”的问题。首先，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现代农业发展进程不能只追求快和大，而忽视了经营自家承包耕地的普通农户仍占较大比重的实际情况。[14]因此，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把“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13]作为我国实施乡村经济振兴战略的一项重要举措，着力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15]其次，习近平总书记同样重视农村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方面的协调发展，认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进农业现代化，重点是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建设;[16]要求建设新农村必须遵循乡村自身发展规律，充分考虑农村实际，保留乡村风貌，留得住青山绿水，记得住乡愁;[17]强调时刻兼顾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致力于“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让广大农民尽快富裕起来”[18]。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发展目标为乡村振兴战略奠定了发展基调，而习近平总书记有关“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则指明了乡村振兴战略的发展方向。
乡村振兴战略的具体措施包括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发展农耕文明，创新乡村治理体系以及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19]针对城乡差距不断拉大的现实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创新性地提出要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改变过去完全依靠外在力量发展农村的传统做法，发挥农村内在优势，消除城乡之间的屏障，促进城乡双向良性互动。针对农村土地产权配置不合理问题，习近平总书记要求着力解决“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者之间的关系”[20]。建立承包地三权分置制度，进一步激发农村发展活力，充分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为了落实质量兴农和绿色兴农战略，针对农业发展质量不高、效益差和正确处理农村发展与生态保护关系的现实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倡导走高效和生态之路，突出农村生态产品生产和生态旅游服务，实现由“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的转化，形成现代农业产业体系。针对乡村治理自治意识不强和法律意识淡薄的现实问题，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13]，提出乡村治理关键在人，必须坚持农民的主体地位，强化农民的主人翁意识;普及法律知识，在遵守法律要求的基础上进行乡村自治;培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21]。针对部分地区的扶贫“一刀切”和脱贫难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精准扶贫基本方略，要求做到扶贫对象精准、项目安排精准、资金使用精准、措施到户精准、因村派人精准、脱贫成效精准。 三、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乡村振兴战略重要论述的当代价值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乡村振兴战略重要论述是在我国进入新时代的背景下提出的，紧扣我国当前农村发展现状，为解决我国“三农”问题提出了新的应对措施，指明了实现高质量农业现代化的路径，有利于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乡村振兴战略重要论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乡村经济发展思想。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城乡矛盾越来越突出的过程中提出了城乡融合的可能性，但是受历史条件的限制，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沒有给出走向城乡融合的具体路径。基于我国农村当前的具体实际，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乡村振兴战略重要论述回应了农民大众最为关心的事情。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地提出“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13]，倡导落实城乡发展一体化举措，要求进行农村承包地“三权分置”改革，农业农村优先发展，进而破解城乡二元结构。这些具体措施都是着眼于解决新时代我国农村发展过程中面临的种种问题提出的，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创新性。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乡村振兴战略重要论述指明了实现高质量农业现代化的具体路径。过去我国由于粮食短缺和技术落后等原因，农业发展存在只看重数量而忽视产品质量的问题。对此，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将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农业综合效益和竞争力作为我国以后农业改革的导向。[22]具体路径包括：首先，处理好政策导向和市场需求导向的关系。在遵循国家政策的大前提下，依据市场需求调整农业生产结构。其次，提高农产品质量和丰富农产品种类。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人们对农产品的要求也不断提高，为此农业发展必须拓宽产品种类，创新农业技术，提高产品质量。最后，构建立体化农业结构。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要向开发农业多种功能要潜力，发挥三次产业融合发展的乘数效应[23]，充分利用农业价值，将其融入服务业和工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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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习近平.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新时代做好“三农”工作总抓手[N].光明日报，2017-1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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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习近平.全面落实“十三五”规划纲要 加强改革创新开创发展新局面[N].人民日报，2016-04-28.
[19] 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N].人民日报，2017-1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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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习近平关于“三农”工作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94.
【责任编辑：刘中雁】
关键词：习近平;乡村振兴战略;马克思主义乡村经济发展思想
中图分类号 D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0475（2021）02-004-05
乡村振兴战略提出于党的十九大报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论述不仅具有时代性和创新性等特点，还与马克思主义乡村经济发展理论存在密切联系，是在深刻把握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农村发展理论和城乡关系思想以及历代中国共产党人探索出来的农村经济发展理论的基础上，回应目前我国乡村振兴战略的目标、总要求和具体措施而开展的一系列重要论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乡村振兴战略重要论述的产生，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乡村经济发展思想的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为我国的农业农村现代化道路指明了具体路径，助推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实现。
一、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乡村振兴战略重要论述的理论渊源
摆脱异化制约，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始终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的主题，社会主义发展史就是不断寻求人类解放的历史。在生产力有一定发展而发展不足的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无法满足人类解放的物质条件，因而马克思和恩格斯和历代中国共产党人都极力探寻废除私有制迈向共产主义的可行之路，创造性地提出了许多经济发展的理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论述便是合理地继承了其中关于农村经济发展的思想。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乡村振兴战略重要论述源于对马克思和恩格斯城乡关系思想的深刻理解与具体把握。关于城乡关系的演进机制和客观规律，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说明历史唯物主义的过程中作出了深刻解释，促进了人们关于城乡分离与融合理论的认识。首先，马克思和恩格斯强调了城乡关系的重要性，认为城乡关系的面貌一经改变，整个社会的面貌也随之改变，表明城乡关系问题的正确处理是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其次，解释了城市与乡村的矛盾之所以越来越突出，是因为社会的分工日益细化，分化出工商业劳动和农业劳动，进而引发城乡的区别与对立。[1]68换而言之，“城乡之间的对立只有在私有制的范围内才能存在”[1]104，揭示出社会分工和私有制范围的不断扩大导致了城乡逐渐分离，即商业分工的出现加速了城市的发展，更能满足人们生存发展的需求，使得人们纷纷投身于城市建设而忽视了农村发展，直至城乡产生矛盾相互对立，影响社会的整体发展，归根到底则是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最后，明确城乡发展必须经历城乡同一、城乡分离和城乡融合三个阶段。其中城乡分离这一阶段既有危害性也有积极性。城乡分离的危害性主要表现在：其一，绝对化了工业和农业的区别，忽视两者的相通之处，制约了两者的综合发展;其二，使得农民和工人都局限于各自的工作领域，无法发掘自身更多的可能性，人的见识随之变得狭隘浅薄，能力也十分有限。其三，城市居民与农村居民无法享受同等的社会资源，他们之间的地位与贫富差距逐渐悬殊。城乡分离的积极性则主要包括：一方面，城乡分离可以集中主要力量发展城市的工业，得以推动城市的生产力在短时间内发展壮大，快速走向现代化;另一方面，城乡分离可以促使乡村认清现实，加快向城市化转型的步伐，改变大部分人愚昧无知的状态，扩大社会现代化的范围。基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考察，马克思预设未来城乡必然会走向融合，实现社会统一，而统一的前提是“消灭城乡之间的对立”[2]56。至于如何消除，马克思并没有提供过多详细的措施，而是提供了城乡融合的历史根据和客观条件。关于历史根据，恩格斯认为，实现城乡融合成为了工业和农业深入发展的必要需求，以废除资本主义生產方式为前提的城乡融合是使得农村人口挣脱孤立和愚昧状态的必要条件[2]197。关于客观条件，马克思认为，从物质上看“大工业在全国的尽可能均衡的分布是消灭城市和乡村的分离的条件”[3]647。从社会上看，“彻底消灭阶级和阶级对立;通过消除旧的分工进行生产教育、变换工种、共同享受大家创造出来的福利以及城乡的融合使社会全体成员的才能得到全面的发展——这一切都将是废除私有制的最主要的结果”[4]。简而言之，生产力的高度发达和私有制的消灭是实现城乡融合的客观条件。
习近平总书记乡村振兴战略重要论述源于对马克思和恩格斯小农经济理论的坚持与创造性发展。马克思所指的小农经济实质上是指一种小生产方式，这种小生产的主体主要是指农民，他们在封建社会的土地私有制下可以得到充分拓展。[5]672这种小生产的过程是“在劳动孤立地进行和劳动的社会性不发展的情况下，直接表现为直接生产者对一定土地的产品的占有和生产”[5]715，这种小生产的“劳动者实际上或名义上是它劳动条件和产品的所有者”[5]673。基于这些论述可以概括出小农经济表现为以农民为主体，在个体家庭单位内进行，并且以小生产者直接占有生产资料为基础。在对小农经济有了充分认识的情况下，马克思断定“小农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造成消灭它自己的物质手段”[3]475。那么面对小农经济必然灭亡的命运，人类在其中又应该如何应对呢？是否可以在短时间内消除小农经济？马克思给出的回应是：小农灭亡是我们预测出的社会发展必然趋势，面对这一趋势人类必须尊重其客观规律，不可试图干预其发展进程[6]。这是因为，小农经济之所以会消亡根源上是由于资本主义的农业机械化与小块土地所有制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资本主义的不断发展必定会逐渐完全取代不符合时代要求的小农经济。实现全面农业现代化不是一蹴而就的。换而言之，小农经济的灭亡必然是一个艰难而漫长的历史过程，不会因人的主观意识而改变。我们人类虽不能快速消除小农经济，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发挥我们的主观能动性而加速这一进程，马克思对此创造性地提出了发展农业集体化的思想。马克思呼吁无产阶级在取得政权之后，“一开始就应当促进土地的私有制向集体所有制过渡”[3]287。关于农业合作化的落实，恩格斯提出了具体原则：自愿、示范、帮扶。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乡村振兴战略重要论述是对毛泽东乡村建设探索成果的继承与发展。毛泽东的城乡关系理论是随着我国国情的变化作出的具体分析。中国共产党建立初期，由于认识不足，没有结合当时中国具体实际就照搬了俄国在中心城市发动武装起义的革命道路，这也成为后来大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在这之后，毛泽东总结经验教训，对当时的城乡关系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毛泽东认为，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农民就深受三座大山的严重压迫，自然经济解体后被迫卷入资本主义市场，虽是商品的生产者却无法享受劳动成果，使得城乡的差距越来越大，矛盾越来越突出，逐渐形成了“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买办大资产阶级所统治的城市极野蛮地掠夺乡村”[7]的对抗关系，尖锐的城乡矛盾导致大部分农民萌生了强烈的革命意愿。此外，中国的反动势力主要是集中在城市，为农村产生红色政权提供了地域条件。据此，毛泽东得出结论：当时的城市无法完全统治乡村，大部分人口和资源都分布于乡村[8]。基于这一现实情况，毛泽东认为农民问题才是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走农村包围城市的发展道路才能获取革命的成功。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明确要求党的工作重点由乡村移到城市[9]。这是因为，自古以来，城市在发展生产力方面拥有绝对优势，在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都具有良好的基础。当然，以城市为中心并不表示完全放弃农村的发展，而是要求同时在以城市为重心的同时兼顾农村发展，加强城市工作和乡村工作、工人和农民、工业和农业之间的联系。[10]关于重工业和农业的关系，毛泽东吸取了苏联的经验教训，要求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同时也要积极完成农业社会化，正确处理城乡的产业发展问题。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农村的生产力低下，邓小平极力支持农村生产关系的变革。关于农业的改革与发展，邓小平提出了“两个飞跃”理论，实际上就是根据当时农村生产力发展的现实情况，不要直接实现农业现代化，而是要分阶段有步骤地调整农村生产关系从而推动农业现代化发展。“第一个飞跃”就是指从人民公社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飞跃。为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邓小平提倡：“农业的发展一靠政策，二靠科学。”[11]17靠政策就是指废除人民公社体制，实行生产责任制。靠科学就是指注重人才培养，做出决策前多听取专家们的科学意见。生产责任制的落实成功解决了我国农民温饱问题，这为实现农业机械化生产奠定了现实基础。“第二个飞跃”就是指实现规模化经营，发展集体经济。科学技术在“第二个飞跃”阶段发挥着更加重要的作用，邓小平认为农业现代化是农业的发展方向，朝着这个方向前进仅靠个人劳动和小生产是不可能迈向现代化道路的，須知坚持集体化集约化经济发展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必要手段[12]。实际上，邓小平的“两个飞跃”理论正确揭示了我国农业现代化的基本规律和必然趋势，突显了走农业集体化道路的重要性。
为了更好地解决城乡发展失衡问题，江泽民倡导借助城市和工业的力量帮助农村的发展，提出了统筹城乡发展理念。主要包括：第一，继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第二，对农村的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提出新的发展目标;第三，强调“三农”问题的解决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第四，认为农业发展的经济体制要实现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要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第五，强调农业发展在我国的基础地位不可动摇，要求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道路;第六，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城镇化道路。
胡锦涛在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上提出五个统筹战略，并强调统筹城乡发展是摆在第一位的。首先，必须重视工业和农业区域的协调，利用二、三产业带动乡村发展，贯彻恩格斯的帮扶原则;其次，深化自由合理分配，完善农村的基础设施，鼓励人才回到农村贡献个人力量，促进农村经济发展;最后，构建社会保障制度，保障每个农民都能平等地享受社会发展的成果。
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乡村振兴战略重要论述的主要内容
习近平总书记认为农村居民与城市居民本质上是“生命共同体”，双方的发展相互制约，不能忽视任何一方的发展。因此，基于我国当前城乡矛盾的客观考量，总结前人建设乡村和处理城乡关系的历史经验以及对马克思主义农村发展和城乡关系思想科学把握的基础上，习近平总书记具体阐明了乡村振兴战略的目标、总要求和具体措施。
乡村振兴战略的发展目标是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总要求是“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13]。城乡发展不平衡、农村发展不充分问题和“三农”问题的解决具有长期性，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此做出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大决策部署。进行战略部署首先要明确发展目标，那么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就必须要解答“为谁振兴”的问题。首先，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现代农业发展进程不能只追求快和大，而忽视了经营自家承包耕地的普通农户仍占较大比重的实际情况。[14]因此，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把“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13]作为我国实施乡村经济振兴战略的一项重要举措，着力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15]其次，习近平总书记同样重视农村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方面的协调发展，认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进农业现代化，重点是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建设;[16]要求建设新农村必须遵循乡村自身发展规律，充分考虑农村实际，保留乡村风貌，留得住青山绿水，记得住乡愁;[17]强调时刻兼顾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致力于“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让广大农民尽快富裕起来”[18]。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发展目标为乡村振兴战略奠定了发展基调，而习近平总书记有关“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则指明了乡村振兴战略的发展方向。
乡村振兴战略的具体措施包括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发展农耕文明，创新乡村治理体系以及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19]针对城乡差距不断拉大的现实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创新性地提出要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改变过去完全依靠外在力量发展农村的传统做法，发挥农村内在优势，消除城乡之间的屏障，促进城乡双向良性互动。针对农村土地产权配置不合理问题，习近平总书记要求着力解决“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者之间的关系”[20]。建立承包地三权分置制度，进一步激发农村发展活力，充分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为了落实质量兴农和绿色兴农战略，针对农业发展质量不高、效益差和正确处理农村发展与生态保护关系的现实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倡导走高效和生态之路，突出农村生态产品生产和生态旅游服务，实现由“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的转化，形成现代农业产业体系。针对乡村治理自治意识不强和法律意识淡薄的现实问题，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13]，提出乡村治理关键在人，必须坚持农民的主体地位，强化农民的主人翁意识;普及法律知识，在遵守法律要求的基础上进行乡村自治;培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21]。针对部分地区的扶贫“一刀切”和脱贫难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精准扶贫基本方略，要求做到扶贫对象精准、项目安排精准、资金使用精准、措施到户精准、因村派人精准、脱贫成效精准。 三、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乡村振兴战略重要论述的当代价值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乡村振兴战略重要论述是在我国进入新时代的背景下提出的，紧扣我国当前农村发展现状，为解决我国“三农”问题提出了新的应对措施，指明了实现高质量农业现代化的路径，有利于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乡村振兴战略重要论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乡村经济发展思想。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城乡矛盾越来越突出的过程中提出了城乡融合的可能性，但是受历史条件的限制，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沒有给出走向城乡融合的具体路径。基于我国农村当前的具体实际，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乡村振兴战略重要论述回应了农民大众最为关心的事情。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地提出“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13]，倡导落实城乡发展一体化举措，要求进行农村承包地“三权分置”改革，农业农村优先发展，进而破解城乡二元结构。这些具体措施都是着眼于解决新时代我国农村发展过程中面临的种种问题提出的，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创新性。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乡村振兴战略重要论述指明了实现高质量农业现代化的具体路径。过去我国由于粮食短缺和技术落后等原因，农业发展存在只看重数量而忽视产品质量的问题。对此，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将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农业综合效益和竞争力作为我国以后农业改革的导向。[22]具体路径包括：首先，处理好政策导向和市场需求导向的关系。在遵循国家政策的大前提下，依据市场需求调整农业生产结构。其次，提高农产品质量和丰富农产品种类。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人们对农产品的要求也不断提高，为此农业发展必须拓宽产品种类，创新农业技术，提高产品质量。最后，构建立体化农业结构。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要向开发农业多种功能要潜力，发挥三次产业融合发展的乘数效应[23]，充分利用农业价值，将其融入服务业和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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