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中国人的性生活正在向快乐主义至上迈进
现在的中国人是越发“性”福了：去年全年，中国人的平均性生活次数为122次，而全球成年人的平均性生活次数是103次，如果有性爱GDP指数排名，中国便已跨入“中等发达国家”行列。
除了数量，国人的性生活质量亦有明显改观：平均20分钟的性爱长度超出全球平均数120秒；46%的中国男性和35%的中国女性对自己的性生活表示满意。
这些来自一家世界著名安全套供应商的调查数据表明：中国在经济发展保持高位增长态势的同时，有关“性”的各项指标也在逼近世界一流水平。
30年，“性”的改革与开放
“文革把人的裤裆都管住了。但是现在，仅仅过去30多年，中国人对待性的态度、行为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我觉得这是一场性革命，并且可以判定，中国人的这场性革命已经获得成功。”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潘绥铭说。
潘绥铭1985年在人大首次开设性社会学课程，引起舆论一片哗然。
正是从这一年开始，“性”这个千百年来让人欲言又止的隐晦话题，开始由闺中私语逐渐走向公开。仍然是从这一年开始，从西方引进的“ 性学”书籍和相关文章在中国获准公开出版。
那么，生殖从延续一生的仪式变为“一次性”劳动之后，在剩下的几十年光阴中，性的目的便只有一个：带给双方快乐。如今已摆脱种种非议，成为中国最著名的性学专家的潘绥铭长期以来致力于国人的性生活调查，根据他的两次大规模抽样调查结果，潘绥铭认为“中国人的性生活已经越过了生殖主义至上、婚姻主义至上两个时期，正在向快乐主义至上迈进”。
这种快乐需要身体。国民体质的增强、饮食营养的提升，都在为这种快乐提供保障；而青春期的普遍提前、衰老年龄的普遍推后，也使得这种快乐越发持久。
身体的变化给性带来的“效果”是显著的。本刊记者利用网络进行的匿名调查结果显示：城市1980年以后出生的一代，男性初次遗精年龄最小为14岁，女性初次月经年龄最小为12岁；男性最早自慰年龄为12岁，女性为14岁。而潘2000年的调查结果是，男女初次自慰的年龄均在18岁以上。
目前，中国人发生初次性行为的平均年龄已经提前至22.1岁，对于这一数据，上海知名计划生育专家高尔升教授认为“城市地区尤其是大城市，这个岁数显然还要提前不少”。
而另一家知名安全套企业的调查显示，去年一年，中国已经有超过半数的成年人拥有一个以上的性伴侣，并且有相当大比例的被调查者“只能忍受两周时间的禁欲”。仅仅是在6年以前，潘绥铭的调查结果是“20到64岁的成年人拥有多个性伴侣的比例不到20%”。
“身体不是一个单纯的生理概念，它是一个宏大的社会概念。身体素质、强壮程度、发育情况等是一个方面；心理层面也是一个方面。应该来说，30年中国人在这两个方面的进步都是飞跃性的。”潘绥铭说。
爱是做出来的
1989年，上海性学专家刘达临做了一项调查，结果显示：41％的中国人只采用一种性交方式，经常变换的比例只占到8%。而潘在21世纪初的调查数据显示，城市居民已经会使用平均1.69种的性爱方式，其中30到34岁之间成年人掌握的性爱方式已经为平均1.94种。
中国人民大学性学研究所的评价报告认为，30年来，中国人在性爱方式上的进步十分明显。以100分为满分进行量化，在几种最主要的性爱方式采用上，文革时期进入青春期的与1990年代以后进入青春期的国人的每项评分差值都在15分以上。
最令人意外的是，中国人在性爱方面50年里变化最大、增加最多的，是在性生活过程当中的互相接吻。资料显示，在建国初期，很多夫妻甚至在“行房”过程中都避免接吻，这被认为是“最具难度的性爱动作”。
在爱抚方面，接近90%的国人在做爱过程中已经会“较多地使用到手”，接近40%的国人学会了爱不但要用口说，还要用口做。
这一切的变化源于开放和公开。刘进东（化名）是北京中关村某IT企业的一名白领，与妻子结婚5年，自认为夫妻生活“十分愉悦”。刘说，他和妻子在学生时代算是比较保守的那种，但随着时间的向前推移，自己和妻子从书本、同事或朋友处、网络上得知的“性技巧”越来越多，尝试的欲望也就愈发强烈。
从含羞隐晦的“房事”说，到医学意味浓烈的“性交”说，再到意义广阔的“做爱”说，文字的变迁已能说明一切。
ED不算病？
和中国人性致同步提高的是，ED（男性勃起障碍）等病症走入大众视野。
2004年9月，由北大人民医院主持，全国十多家医院支持的中国第一个《ED患者临床需求及治疗满意度调查报告》正式对外发布。这份报告显示：中国40岁-70岁的男性普遍面临着ED问题的困扰，在调查的样本中，40岁以上的人群中有高达52.5％的男性忍受着ED病痛的折磨。而医学界的调查和治疗数据都在反映：中国年轻男性的ED患病率也在上升，无论是器质上的，还是心理上的。
与男性相比，女性的一些性功能障碍则显得不被重视。我国首次女性性调查发现，超过半数的中年女性有性唤起障碍，40岁以上的女性有57%存在经常性的阴道润滑不足，更有74.8%的成年女性出现过不同程度的性唤起障碍，这被专家称为“女性ED”。而受传统因素的影响，只有7%的此类女性选择就医，绝大多数选择沉默和不以为然。
而性的快乐也可能将付出代价，艾滋病是代价的最高表现形式。中国卫生部部长陈竺称，2007年中国的艾滋病患病者和病毒感染者人数达到70万，在新感染病例中，45%为异性性传播，12%源于同性恋性行为。
女性付出的还要更多。刘靖雯（化名），去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医学部护理专业，2006年开始在北京某著名三甲医院妇产科实习长达一年半。在她接触到的病例和翻看的病史中，有相当数量的25岁左右的年轻女性堕胎超过5次，其中1例已堕胎15次，这个数字让小刘惊愕不已。“我遇到过一个让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的女孩，才20岁，避孕不成功，去小黑诊所引产，导致宫腔感染，送到我所在的大医院时，已经是全身败血症。女人为性的付出实在沉重，而个中痛苦不足向外人道。”
与此相对应的是大量的“性治疗”广告：阳痿、早泄、阴茎短小等。性学博士方刚认为：这些药物和广告的堆砌大多是出于商业目的。
“将性高潮的获得简单化，将情爱关系简单化，仿佛只要阴茎粗大，做爱时间长，便会有性高潮，便足以使爱情与婚姻稳定；将性障碍完全等同于生理障碍，视为单纯的生物问题，完全可以靠药品解决。这也难怪，非此，这些壮阳药品便没有行销市场。”方刚站在一个社会学者的角度剖析了这些药品与广告大行其道的原由。
而潘绥铭认为，所谓“阳痿”概念的提出就是一个医学行为，他反问：“难道手不可以吗？难道口不可以吗?这样一来，ED就不是病，它对人体没有任何伤害，唯一的伤害就是令传统的性交方式无法实现。”
不过，潘的这一观点显然并不被医学界和公众认同。
给中国人的性打75分
许佑生是台湾著名性学家，多年来，他撰写了包括《口爱》在内的众多性学著作，风靡全球。
许更愿意将性爱视作一场表演，并为当前大陆民众的性表演打75分：“我想在邓小平先生倡导改革开放之前，大陆人的性表演只能在及格线上徘徊，现在进步了很多。我之所以给75分是因为我觉得上升的潜力还很大。我心目中的高分是85分，不过这个10分的进步难度就会比较大。但我相信可以做到。不过那需要经过很强的教育、有计划地放开，性牵涉到人心，不像经济，人的观念最难移动，要颠覆观念会让人没有安全感。”
许先生直言，虽然大陆民众的性生活进步明显，但与西方相比，仍有相当的差距。身体素质情况是一个很重要的考量因素，同时，良好的休息与放松也至关重要。“中国人没有工作跟娱乐分开的观念，也不知道休闲是放松之道，这在青壮年时还无所谓，但精力一旦退化，还是不知道放松恢复精力，那么就没有西方人懂得该休闲就休闲那样有余力去从事性乐趣了。”
不过，许先生也奉劝“不要总以为外国的月亮圆”，在很多性指标上，国人甚至已经超过了西方。比如，对性生活的满意程度。“很多人从一些资讯渠道看到了西方人的性表演，大家会惊叹，其实这是自找心理压力。性是一种基本发泄，并不是壮如牛的人才会表现良好。有一种心理就是表演焦虑，男人总怕做不到最好。其实性并不在乎强壮和尺寸，而是做爱时能否细腻，令彼此满足。”
许佑生强调：“在细腻这一点上，我相信我们的同胞就胜过西方。”
现在的中国人是越发“性”福了：去年全年，中国人的平均性生活次数为122次，而全球成年人的平均性生活次数是103次，如果有性爱GDP指数排名，中国便已跨入“中等发达国家”行列。
除了数量，国人的性生活质量亦有明显改观：平均20分钟的性爱长度超出全球平均数120秒；46%的中国男性和35%的中国女性对自己的性生活表示满意。
这些来自一家世界著名安全套供应商的调查数据表明：中国在经济发展保持高位增长态势的同时，有关“性”的各项指标也在逼近世界一流水平。
30年，“性”的改革与开放
“文革把人的裤裆都管住了。但是现在，仅仅过去30多年，中国人对待性的态度、行为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我觉得这是一场性革命，并且可以判定，中国人的这场性革命已经获得成功。”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潘绥铭说。
潘绥铭1985年在人大首次开设性社会学课程，引起舆论一片哗然。
正是从这一年开始，“性”这个千百年来让人欲言又止的隐晦话题，开始由闺中私语逐渐走向公开。仍然是从这一年开始，从西方引进的“ 性学”书籍和相关文章在中国获准公开出版。
那么，生殖从延续一生的仪式变为“一次性”劳动之后，在剩下的几十年光阴中，性的目的便只有一个：带给双方快乐。如今已摆脱种种非议，成为中国最著名的性学专家的潘绥铭长期以来致力于国人的性生活调查，根据他的两次大规模抽样调查结果，潘绥铭认为“中国人的性生活已经越过了生殖主义至上、婚姻主义至上两个时期，正在向快乐主义至上迈进”。
这种快乐需要身体。国民体质的增强、饮食营养的提升，都在为这种快乐提供保障；而青春期的普遍提前、衰老年龄的普遍推后，也使得这种快乐越发持久。
身体的变化给性带来的“效果”是显著的。本刊记者利用网络进行的匿名调查结果显示：城市1980年以后出生的一代，男性初次遗精年龄最小为14岁，女性初次月经年龄最小为12岁；男性最早自慰年龄为12岁，女性为14岁。而潘2000年的调查结果是，男女初次自慰的年龄均在18岁以上。
目前，中国人发生初次性行为的平均年龄已经提前至22.1岁，对于这一数据，上海知名计划生育专家高尔升教授认为“城市地区尤其是大城市，这个岁数显然还要提前不少”。
而另一家知名安全套企业的调查显示，去年一年，中国已经有超过半数的成年人拥有一个以上的性伴侣，并且有相当大比例的被调查者“只能忍受两周时间的禁欲”。仅仅是在6年以前，潘绥铭的调查结果是“20到64岁的成年人拥有多个性伴侣的比例不到20%”。
“身体不是一个单纯的生理概念，它是一个宏大的社会概念。身体素质、强壮程度、发育情况等是一个方面；心理层面也是一个方面。应该来说，30年中国人在这两个方面的进步都是飞跃性的。”潘绥铭说。
爱是做出来的
1989年，上海性学专家刘达临做了一项调查，结果显示：41％的中国人只采用一种性交方式，经常变换的比例只占到8%。而潘在21世纪初的调查数据显示，城市居民已经会使用平均1.69种的性爱方式，其中30到34岁之间成年人掌握的性爱方式已经为平均1.94种。
中国人民大学性学研究所的评价报告认为，30年来，中国人在性爱方式上的进步十分明显。以100分为满分进行量化，在几种最主要的性爱方式采用上，文革时期进入青春期的与1990年代以后进入青春期的国人的每项评分差值都在15分以上。
最令人意外的是，中国人在性爱方面50年里变化最大、增加最多的，是在性生活过程当中的互相接吻。资料显示，在建国初期，很多夫妻甚至在“行房”过程中都避免接吻，这被认为是“最具难度的性爱动作”。
在爱抚方面，接近90%的国人在做爱过程中已经会“较多地使用到手”，接近40%的国人学会了爱不但要用口说，还要用口做。
这一切的变化源于开放和公开。刘进东（化名）是北京中关村某IT企业的一名白领，与妻子结婚5年，自认为夫妻生活“十分愉悦”。刘说，他和妻子在学生时代算是比较保守的那种，但随着时间的向前推移，自己和妻子从书本、同事或朋友处、网络上得知的“性技巧”越来越多，尝试的欲望也就愈发强烈。
从含羞隐晦的“房事”说，到医学意味浓烈的“性交”说，再到意义广阔的“做爱”说，文字的变迁已能说明一切。
ED不算病？
和中国人性致同步提高的是，ED（男性勃起障碍）等病症走入大众视野。
2004年9月，由北大人民医院主持，全国十多家医院支持的中国第一个《ED患者临床需求及治疗满意度调查报告》正式对外发布。这份报告显示：中国40岁-70岁的男性普遍面临着ED问题的困扰，在调查的样本中，40岁以上的人群中有高达52.5％的男性忍受着ED病痛的折磨。而医学界的调查和治疗数据都在反映：中国年轻男性的ED患病率也在上升，无论是器质上的，还是心理上的。
与男性相比，女性的一些性功能障碍则显得不被重视。我国首次女性性调查发现，超过半数的中年女性有性唤起障碍，40岁以上的女性有57%存在经常性的阴道润滑不足，更有74.8%的成年女性出现过不同程度的性唤起障碍，这被专家称为“女性ED”。而受传统因素的影响，只有7%的此类女性选择就医，绝大多数选择沉默和不以为然。
而性的快乐也可能将付出代价，艾滋病是代价的最高表现形式。中国卫生部部长陈竺称，2007年中国的艾滋病患病者和病毒感染者人数达到70万，在新感染病例中，45%为异性性传播，12%源于同性恋性行为。
女性付出的还要更多。刘靖雯（化名），去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医学部护理专业，2006年开始在北京某著名三甲医院妇产科实习长达一年半。在她接触到的病例和翻看的病史中，有相当数量的25岁左右的年轻女性堕胎超过5次，其中1例已堕胎15次，这个数字让小刘惊愕不已。“我遇到过一个让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的女孩，才20岁，避孕不成功，去小黑诊所引产，导致宫腔感染，送到我所在的大医院时，已经是全身败血症。女人为性的付出实在沉重，而个中痛苦不足向外人道。”
与此相对应的是大量的“性治疗”广告：阳痿、早泄、阴茎短小等。性学博士方刚认为：这些药物和广告的堆砌大多是出于商业目的。
“将性高潮的获得简单化，将情爱关系简单化，仿佛只要阴茎粗大，做爱时间长，便会有性高潮，便足以使爱情与婚姻稳定；将性障碍完全等同于生理障碍，视为单纯的生物问题，完全可以靠药品解决。这也难怪，非此，这些壮阳药品便没有行销市场。”方刚站在一个社会学者的角度剖析了这些药品与广告大行其道的原由。
而潘绥铭认为，所谓“阳痿”概念的提出就是一个医学行为，他反问：“难道手不可以吗？难道口不可以吗?这样一来，ED就不是病，它对人体没有任何伤害，唯一的伤害就是令传统的性交方式无法实现。”
不过，潘的这一观点显然并不被医学界和公众认同。
给中国人的性打75分
许佑生是台湾著名性学家，多年来，他撰写了包括《口爱》在内的众多性学著作，风靡全球。
许更愿意将性爱视作一场表演，并为当前大陆民众的性表演打75分：“我想在邓小平先生倡导改革开放之前，大陆人的性表演只能在及格线上徘徊，现在进步了很多。我之所以给75分是因为我觉得上升的潜力还很大。我心目中的高分是85分，不过这个10分的进步难度就会比较大。但我相信可以做到。不过那需要经过很强的教育、有计划地放开，性牵涉到人心，不像经济，人的观念最难移动，要颠覆观念会让人没有安全感。”
许先生直言，虽然大陆民众的性生活进步明显，但与西方相比，仍有相当的差距。身体素质情况是一个很重要的考量因素，同时，良好的休息与放松也至关重要。“中国人没有工作跟娱乐分开的观念，也不知道休闲是放松之道，这在青壮年时还无所谓，但精力一旦退化，还是不知道放松恢复精力，那么就没有西方人懂得该休闲就休闲那样有余力去从事性乐趣了。”
不过，许先生也奉劝“不要总以为外国的月亮圆”，在很多性指标上，国人甚至已经超过了西方。比如，对性生活的满意程度。“很多人从一些资讯渠道看到了西方人的性表演，大家会惊叹，其实这是自找心理压力。性是一种基本发泄，并不是壮如牛的人才会表现良好。有一种心理就是表演焦虑，男人总怕做不到最好。其实性并不在乎强壮和尺寸，而是做爱时能否细腻，令彼此满足。”
许佑生强调：“在细腻这一点上，我相信我们的同胞就胜过西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