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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改革从农村开始”论在1984年前后逐步流传开。从事实层面来讨论改革是否从农村开始，很难说得清楚，它很大程度上只是对“改革主要在农村进行”的极而言之。更值得探讨的是，“改革从农村开始”论为什么会被广为接受和流传。这大致可从社会体制结构、农村改革效应以及政治舆论宣导方面找寻到缘由。反之，这一论述的流行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代中国体制、历史和政治方面的特质。
[关键词]改革开放；农村改革；考辨
[中图分类号] K27；D23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14）09-0015-03
在关于中国改革的叙述中，“改革从农村开始”的说法流布甚广，几成不易之论。其实，与其非此即彼式地讨论改革到底从农村还是从城市开始，不如换一个看问题的角度和方式，着重分析“改革从农村开始”论是怎么来的、为什么流传如此久远？本文结合文献回顾和学界讨论，尝试就此作一些分辨。
一、“改革从农村开始”论的党政文献回顾
有学者指出，改革之初的农村政策文件中，并没有出现改革的字样，其内容也基本属于政策调整。[1]确实，作为农村改革主要内容的家庭承包经营，是被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明确禁止的。会议通过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中表示：“不许包产到户，不许分田单干。”[2]就是说，改革之初尚无农村改革之说，遑论“改革从农村开始”。
家庭承包经营取得突破后，改革从农村开始的说法逐步被人提到。1983年6月27日《人民日报》一篇文章说：“经济改革从农村开始，逐步扩展到工交、商业和其他各条战线。”[3]这算是较早提及改革从农村开始的文献。
1984年是一个标志性年份，以城市为重点的全面改革在这一年拉开帷幕。由此，领导人开始以回顾的眼光，屡屡谈及改革从农村开始。这年6月30日，邓小平向一个日本代表团介绍中国改革时说，“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我们首先解决农村问题……首先在农村实行搞活经济和开放政策”。[4]10月6日，他在会见参加中外经济合作问题讨论会全体代表时谈到：“对内经济搞活，首先从农村着手。”[5]
1984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也回顾了农村改革，不过说法稍有不同。会议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改革主要在农村进行”。会议还指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首先在农村取得了巨大成就”。[6]
此后，邓小平又不时论及此。1985年8月28日，他在会见津巴布韦总理穆加贝时说：“改革首先从农村开始。”[7]9月23日，他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指出：“改革从农村开始，一度议论纷纷。”[8]1986年4月9日，他同希腊总理帕潘德里欧会见时说：“改革从农村开始。”[9]
这样，“改革从农村开始”从1984年之后就成为一个相对固定的说法流传下来。比如，1992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四大强调：“改革从农村开始，这是符合中国国情的战略决策。”[10]1995年11月6日，胡锦涛在罗马尼亚的演讲中指出：“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从农村开始，逐步扩展到其他领域。”[11]2008年9月27日，温家宝在达沃斯论坛上说：“中国的改革发端于农村。”[12]2008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指出，1978年以后，党“率先在农村发起改革”。[13]
在流传过程中，还出现“改革率先从农村突破”的表述。1998年9月25日，江泽民在安徽考察工作时说：“改革从农村开始不是偶然的，是由我国基本国情和当时农村的困境决定的”。但他同时又指出：“改革率先从农村突破，进而推动城市和整个经济体制的全面改革，这是中国改革成功的路子。”[14]当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沿用了此一说法，并称：“我国改革率先从农村突破，并以磅礴之势迅速推向全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15]
归纳起来，党政文献中的相关表述实际是三种：第一，“改革从农村开始”，这是邓小平经常说的；第二，“改革主要在农村进行”，这是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的；第三，“改革率先从农村突破”，这是江泽民说过的，不过他同时认可“改革从农村开始”。在学术论著中，三种表述都有运用，但“改革从农村开始”的说法沿用最多，流传最广，影响最大。
二、“改革从农村开始”论的学界讨论概述
“改革从农村开始”论也遇到一些质疑，甚至相反意见。异议大致分两种：一种意见认为，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启动大体和农村同步。[16]另一种意见认为，经济改革首先从城市开始，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即对国有企业进行扩权让利的试点，三中全会之后试点逐步扩大。[17]不过，这两种意见都强调，由于国有企业改革遇到的体制和利益阻碍更大，因而改革率先在农村取得突破。
这些异议所援引为证的，主要是曾任国家经委主任等职的袁宝华的回忆。袁宝华说，粉碎“四人帮”以后，国家经委开始运作企业改革。[18]此外，四川进行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点始于1978年10月，这也早于一般作为农村改革起点的1978年底安徽小岗农民大包干。
这样的质疑有事实依据，有一定道理。然而，说城市改革与农村改革同步、或早于农村，同样有难以圆通之处。
首先，在绝对时间上比较，标准很难掌握。说农村改革不比城市早的，往往预设农村改革的起点是以安徽农民搞包干到户为标志的。然而，这一前提恰恰有疑问。时至今日，各地材料表明，“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搞家庭承包经营的，不少地方都比安徽要早。有学者已经指出，农村改革发端于1977年或更早。[19]
其次，在情理上，也有说不通的地方。改革从农村开始，不仅学者说，党政高层也一直在讲，还说它是符合国情的战略决策。邓小平之后的领导人暂且不说，难道像邓小平这样的改革发动者，也搞不清楚改革始于农村还是城市这样的问题？这似乎不大合乎情理。
当然，也不是说“改革从农村开始”论就无可质疑笔者在此要结合另外一句话对其提一点质疑。众所周知，在党政文献和学术论著中，说“改革从农村开始”的人，大多数还会接着再说另一句话，即“农村改革从安徽开始”。或许是习焉不察之故，人们很少注意到，既然这两句话同时成立，那么就应该合乎逻辑地推论：“中国改革从安徽开始”。即使安徽的人士恐怕也不会这么说，他们最多坚持称农村改革是从安徽开始的。 三、“改革从农村开始”论的流传原因分析
改革从农村开始的说法，很大程度上只是对“改革主要在农村进行”说法的极而言之。事实上，邓小平在1992年南方谈话时也说过：“1981、1982、1983这三年，改革主要在农村进行。”[20]因此，改革到底从农村还是从城市开始这样非此即彼的问题，在事实层面上或许本来就不存在。或许更值得关注的问题在于，“改革从农村开始”论为什么流传这么广？这里尝试揭示几点缘由。
第一，其分类方式，与社会体制结构有关
谈改革始于何处，分类比较的方法本有多种，比如可以从经济过程中的生产、交换、流通、分配领域来分类，也可以从经济体制中的财产关系、决策机制、管理机制来分类，等等。但为什么最为流传、最被接受的是从城乡关系角度划分的“改革从农村开始”论呢？
显然，这与当代中国城乡二元的体制安排和社会结构有关。这一体制是分析中国改革发展诸多问题的基本出发点。以城乡二元的视角看，改革便会被划分农村改革和城市改革两部分。再进一步，如果二者不是齐头并进，又会产生这两部分改革一个在先、一个在后的问题。
计划经济时期，农村和农民在城乡体制结构中的困境相当突出。改革前后，一个贫困地区的省委在一份报告中写道：过去我们不仅剥夺了农民的财产，也剥夺了农民的自由。[21]领导人对此深有感触。比如，李先念说：“不把八亿农民稳定住，使他们的生活逐步改善，我们的政权是巩固不了的。”[22]陈云担心农民“造反”、支部书记“带头进城要饭”，因而主张“先把农民这一头安稳下来”。[23]当时的共识，就像邓小平所说，是“首先解决农村问题”。[24]虽然改革之初涉农的中央文件没有改革字样，也不主张家庭承包经营，但日后以改革的眼光来回顾时，“先安稳农民”、“先解决农村问题”之举，很自然地会与“先在农村搞改革”挂钩，甚至等同起来。
第二，其立论根据，与农村改革效应有关
前面说过，“改革从农村开始”是1984年前后逐步流传开的。当时存在一个城乡改革对比问题。比如1984年4月，万里说，“农村改革后，农村经济获得很大发展，农民生活水平明显提高。但是城市改革如果长期滞后，不仅城市各方面事业不能很快发展，而且一定会拖农村经济发展的后腿”。[25]这种对比容易使人产生农村改革在先，城市滞后的直观印象。
这一直观印象又在农村改革的巨大效应中得到某些事实印证。这可分两层说：
第一，在意识形态方面。农村改革可能是改革进程中最早争论姓“社”姓“资”的场域。家庭承包经营并不在传统社会主义的经验范畴内，以致一些人士担忧它是否属于社会主义。相形之下，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点，仍可在毛泽东“十大关系”论的框架内解释，意识形态上的争议不大。1983年中央一号文件称，家庭承包经营是“马克思主义农业合作化理论在我国实践中的新发展”。[26]这种突破，无疑使农村改革在中国改革初期特别醒目。
第二，在社会经济方面。随着农村改革推展，农村经济开始向专业化、市场化、现代化转变，这种形势迫切要求疏通城乡流通渠道，因而对以城市为重点的全面改革提出要求。而且在当时看来，农村改革的经验如承包经营，也可沿用于城市。所以，城市里就有顺口溜说：“包”字进城，一“包”就灵。在这种氛围中，回过头来看，人们自然会判定此前主要是在农村推进改革，甚至改革就是从农村开始的。
第三，其影响扩大，与政治舆论导向有关
在当今中国政治话语系统中，“改革从农村开始”已经获得某种象征意义，成为一种强势的社会政治舆论。每逢有与农村改革有关的纪念，领导人以至舆论界总会借此做某种政治性宣誓，以期激励改革士气、凝聚改革共识、深化改革进程。
在改革开放20周年、30周年之际，江泽民、胡锦涛都前往了安徽考察，并赴小岗村。1998年10月，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08年10月，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又通过了《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两次全会的主要议题设定，虽是基于综合因素的考虑，但其纪念性、象征性意义也不言而喻。正是在社会政治舆论的不断宣导之下，改革从农村开始的说法，俨然“深入人心”。
质言之，改革从农村开始的说法，在历史实证意义上或许无法说得清楚，它更多的是基于体制、历史、政治因素的一种理论和政治话语建构。反过来说，“改革从农村开始”论之流传，也正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代中国体制、历史和政治方面的特质。
参考文献：
[1]萧冬连.国有企业改革的起步及其矛盾[J].中共党史研究，2008（1）.
[2]国家体改委办公厅.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经济体制改革重要文献汇编[Z].北京：改革出版社，1990.81.
[3]经济改革的动力是“一切向钱看”吗[N].人民日报，1983-6-27.
[4][5][7][8][20][24]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65.77.138.141-142.376.65.
[6]中央文献研究室.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Z].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47-48.
[9]邓小平李先念分别会见帕潘德里欧[N].人民日报，1986-4-10.
[10]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Z].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6.
[11]胡锦涛在罗马尼亚发表演讲[N].人民日报，1995-11-8.
[12]温家宝.改革开放是中国发展的永恒动力[N].人民日报，2008-9-28.
[13]中央文献研究室.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Z].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668-669.
[14]江泽民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208.
[15]中央文献研究室.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Z].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554.
[16]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新时期简史[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9.21.
[17]章百家.积极开展改革开放史研究[J].中共党史研究，2009（1）；章百家等.中国经济体制两次转型的历史比较[J].中共党史研究，2009（7）.
[18]贺耀敏.扩权让利：国企改革的突破口——访袁宝华同志[J].百年潮，2003（8）
[19]武国友.新时期农村改革发端的再探讨[J].中共党史研究，2009（11）.
[21]周其仁.产权与制度变迁——中国改革的经验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49.
[22]李先念文选（一九三五——一九八八年）[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339.
[23]陈云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36.
[25]万里文选[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30.
[26]中央文献研究室等.新时期农业和农村工作重要文献选编[Z].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165.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三研究部助理研究员、大事记处副处长。
■责任编辑：姚 东
[关键词]改革开放；农村改革；考辨
[中图分类号] K27；D23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14）09-0015-03
在关于中国改革的叙述中，“改革从农村开始”的说法流布甚广，几成不易之论。其实，与其非此即彼式地讨论改革到底从农村还是从城市开始，不如换一个看问题的角度和方式，着重分析“改革从农村开始”论是怎么来的、为什么流传如此久远？本文结合文献回顾和学界讨论，尝试就此作一些分辨。
一、“改革从农村开始”论的党政文献回顾
有学者指出，改革之初的农村政策文件中，并没有出现改革的字样，其内容也基本属于政策调整。[1]确实，作为农村改革主要内容的家庭承包经营，是被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明确禁止的。会议通过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中表示：“不许包产到户，不许分田单干。”[2]就是说，改革之初尚无农村改革之说，遑论“改革从农村开始”。
家庭承包经营取得突破后，改革从农村开始的说法逐步被人提到。1983年6月27日《人民日报》一篇文章说：“经济改革从农村开始，逐步扩展到工交、商业和其他各条战线。”[3]这算是较早提及改革从农村开始的文献。
1984年是一个标志性年份，以城市为重点的全面改革在这一年拉开帷幕。由此，领导人开始以回顾的眼光，屡屡谈及改革从农村开始。这年6月30日，邓小平向一个日本代表团介绍中国改革时说，“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我们首先解决农村问题……首先在农村实行搞活经济和开放政策”。[4]10月6日，他在会见参加中外经济合作问题讨论会全体代表时谈到：“对内经济搞活，首先从农村着手。”[5]
1984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也回顾了农村改革，不过说法稍有不同。会议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改革主要在农村进行”。会议还指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首先在农村取得了巨大成就”。[6]
此后，邓小平又不时论及此。1985年8月28日，他在会见津巴布韦总理穆加贝时说：“改革首先从农村开始。”[7]9月23日，他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指出：“改革从农村开始，一度议论纷纷。”[8]1986年4月9日，他同希腊总理帕潘德里欧会见时说：“改革从农村开始。”[9]
这样，“改革从农村开始”从1984年之后就成为一个相对固定的说法流传下来。比如，1992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四大强调：“改革从农村开始，这是符合中国国情的战略决策。”[10]1995年11月6日，胡锦涛在罗马尼亚的演讲中指出：“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从农村开始，逐步扩展到其他领域。”[11]2008年9月27日，温家宝在达沃斯论坛上说：“中国的改革发端于农村。”[12]2008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指出，1978年以后，党“率先在农村发起改革”。[13]
在流传过程中，还出现“改革率先从农村突破”的表述。1998年9月25日，江泽民在安徽考察工作时说：“改革从农村开始不是偶然的，是由我国基本国情和当时农村的困境决定的”。但他同时又指出：“改革率先从农村突破，进而推动城市和整个经济体制的全面改革，这是中国改革成功的路子。”[14]当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沿用了此一说法，并称：“我国改革率先从农村突破，并以磅礴之势迅速推向全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15]
归纳起来，党政文献中的相关表述实际是三种：第一，“改革从农村开始”，这是邓小平经常说的；第二，“改革主要在农村进行”，这是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的；第三，“改革率先从农村突破”，这是江泽民说过的，不过他同时认可“改革从农村开始”。在学术论著中，三种表述都有运用，但“改革从农村开始”的说法沿用最多，流传最广，影响最大。
二、“改革从农村开始”论的学界讨论概述
“改革从农村开始”论也遇到一些质疑，甚至相反意见。异议大致分两种：一种意见认为，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启动大体和农村同步。[16]另一种意见认为，经济改革首先从城市开始，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即对国有企业进行扩权让利的试点，三中全会之后试点逐步扩大。[17]不过，这两种意见都强调，由于国有企业改革遇到的体制和利益阻碍更大，因而改革率先在农村取得突破。
这些异议所援引为证的，主要是曾任国家经委主任等职的袁宝华的回忆。袁宝华说，粉碎“四人帮”以后，国家经委开始运作企业改革。[18]此外，四川进行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点始于1978年10月，这也早于一般作为农村改革起点的1978年底安徽小岗农民大包干。
这样的质疑有事实依据，有一定道理。然而，说城市改革与农村改革同步、或早于农村，同样有难以圆通之处。
首先，在绝对时间上比较，标准很难掌握。说农村改革不比城市早的，往往预设农村改革的起点是以安徽农民搞包干到户为标志的。然而，这一前提恰恰有疑问。时至今日，各地材料表明，“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搞家庭承包经营的，不少地方都比安徽要早。有学者已经指出，农村改革发端于1977年或更早。[19]
其次，在情理上，也有说不通的地方。改革从农村开始，不仅学者说，党政高层也一直在讲，还说它是符合国情的战略决策。邓小平之后的领导人暂且不说，难道像邓小平这样的改革发动者，也搞不清楚改革始于农村还是城市这样的问题？这似乎不大合乎情理。
当然，也不是说“改革从农村开始”论就无可质疑笔者在此要结合另外一句话对其提一点质疑。众所周知，在党政文献和学术论著中，说“改革从农村开始”的人，大多数还会接着再说另一句话，即“农村改革从安徽开始”。或许是习焉不察之故，人们很少注意到，既然这两句话同时成立，那么就应该合乎逻辑地推论：“中国改革从安徽开始”。即使安徽的人士恐怕也不会这么说，他们最多坚持称农村改革是从安徽开始的。 三、“改革从农村开始”论的流传原因分析
改革从农村开始的说法，很大程度上只是对“改革主要在农村进行”说法的极而言之。事实上，邓小平在1992年南方谈话时也说过：“1981、1982、1983这三年，改革主要在农村进行。”[20]因此，改革到底从农村还是从城市开始这样非此即彼的问题，在事实层面上或许本来就不存在。或许更值得关注的问题在于，“改革从农村开始”论为什么流传这么广？这里尝试揭示几点缘由。
第一，其分类方式，与社会体制结构有关
谈改革始于何处，分类比较的方法本有多种，比如可以从经济过程中的生产、交换、流通、分配领域来分类，也可以从经济体制中的财产关系、决策机制、管理机制来分类，等等。但为什么最为流传、最被接受的是从城乡关系角度划分的“改革从农村开始”论呢？
显然，这与当代中国城乡二元的体制安排和社会结构有关。这一体制是分析中国改革发展诸多问题的基本出发点。以城乡二元的视角看，改革便会被划分农村改革和城市改革两部分。再进一步，如果二者不是齐头并进，又会产生这两部分改革一个在先、一个在后的问题。
计划经济时期，农村和农民在城乡体制结构中的困境相当突出。改革前后，一个贫困地区的省委在一份报告中写道：过去我们不仅剥夺了农民的财产，也剥夺了农民的自由。[21]领导人对此深有感触。比如，李先念说：“不把八亿农民稳定住，使他们的生活逐步改善，我们的政权是巩固不了的。”[22]陈云担心农民“造反”、支部书记“带头进城要饭”，因而主张“先把农民这一头安稳下来”。[23]当时的共识，就像邓小平所说，是“首先解决农村问题”。[24]虽然改革之初涉农的中央文件没有改革字样，也不主张家庭承包经营，但日后以改革的眼光来回顾时，“先安稳农民”、“先解决农村问题”之举，很自然地会与“先在农村搞改革”挂钩，甚至等同起来。
第二，其立论根据，与农村改革效应有关
前面说过，“改革从农村开始”是1984年前后逐步流传开的。当时存在一个城乡改革对比问题。比如1984年4月，万里说，“农村改革后，农村经济获得很大发展，农民生活水平明显提高。但是城市改革如果长期滞后，不仅城市各方面事业不能很快发展，而且一定会拖农村经济发展的后腿”。[25]这种对比容易使人产生农村改革在先，城市滞后的直观印象。
这一直观印象又在农村改革的巨大效应中得到某些事实印证。这可分两层说：
第一，在意识形态方面。农村改革可能是改革进程中最早争论姓“社”姓“资”的场域。家庭承包经营并不在传统社会主义的经验范畴内，以致一些人士担忧它是否属于社会主义。相形之下，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点，仍可在毛泽东“十大关系”论的框架内解释，意识形态上的争议不大。1983年中央一号文件称，家庭承包经营是“马克思主义农业合作化理论在我国实践中的新发展”。[26]这种突破，无疑使农村改革在中国改革初期特别醒目。
第二，在社会经济方面。随着农村改革推展，农村经济开始向专业化、市场化、现代化转变，这种形势迫切要求疏通城乡流通渠道，因而对以城市为重点的全面改革提出要求。而且在当时看来，农村改革的经验如承包经营，也可沿用于城市。所以，城市里就有顺口溜说：“包”字进城，一“包”就灵。在这种氛围中，回过头来看，人们自然会判定此前主要是在农村推进改革，甚至改革就是从农村开始的。
第三，其影响扩大，与政治舆论导向有关
在当今中国政治话语系统中，“改革从农村开始”已经获得某种象征意义，成为一种强势的社会政治舆论。每逢有与农村改革有关的纪念，领导人以至舆论界总会借此做某种政治性宣誓，以期激励改革士气、凝聚改革共识、深化改革进程。
在改革开放20周年、30周年之际，江泽民、胡锦涛都前往了安徽考察，并赴小岗村。1998年10月，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08年10月，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又通过了《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两次全会的主要议题设定，虽是基于综合因素的考虑，但其纪念性、象征性意义也不言而喻。正是在社会政治舆论的不断宣导之下，改革从农村开始的说法，俨然“深入人心”。
质言之，改革从农村开始的说法，在历史实证意义上或许无法说得清楚，它更多的是基于体制、历史、政治因素的一种理论和政治话语建构。反过来说，“改革从农村开始”论之流传，也正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代中国体制、历史和政治方面的特质。
参考文献：
[1]萧冬连.国有企业改革的起步及其矛盾[J].中共党史研究，2008（1）.
[2]国家体改委办公厅.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经济体制改革重要文献汇编[Z].北京：改革出版社，1990.81.
[3]经济改革的动力是“一切向钱看”吗[N].人民日报，1983-6-27.
[4][5][7][8][20][24]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65.77.138.141-142.376.65.
[6]中央文献研究室.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Z].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47-48.
[9]邓小平李先念分别会见帕潘德里欧[N].人民日报，1986-4-10.
[10]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Z].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6.
[11]胡锦涛在罗马尼亚发表演讲[N].人民日报，1995-11-8.
[12]温家宝.改革开放是中国发展的永恒动力[N].人民日报，2008-9-28.
[13]中央文献研究室.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Z].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668-669.
[14]江泽民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208.
[15]中央文献研究室.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Z].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554.
[16]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新时期简史[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9.21.
[17]章百家.积极开展改革开放史研究[J].中共党史研究，2009（1）；章百家等.中国经济体制两次转型的历史比较[J].中共党史研究，2009（7）.
[18]贺耀敏.扩权让利：国企改革的突破口——访袁宝华同志[J].百年潮，2003（8）
[19]武国友.新时期农村改革发端的再探讨[J].中共党史研究，2009（11）.
[21]周其仁.产权与制度变迁——中国改革的经验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49.
[22]李先念文选（一九三五——一九八八年）[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339.
[23]陈云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36.
[25]万里文选[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30.
[26]中央文献研究室等.新时期农业和农村工作重要文献选编[Z].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165.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三研究部助理研究员、大事记处副处长。
■责任编辑：姚 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