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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采用内容分析法,选取两个特殊时期的灾害类新闻报道进行分类统计,数据分别收集自国内三大知名门户网站。通过这两个不同时期新闻报道的报道量、报道内容、报道侧重点以及传播效果等的变化,比较分析我国在重大灾害类新闻报道方面的发展趋势、变迁及现状问题,以期探索一条突发灾害新闻报道有效传播的新途径。
关键词:灾害新闻报道;对比研究
中图分类号:C3文献标识码:ADOI:10.3969/j.issn.1672-0407.2010.09.003
文章编号:1672-0407(2010)09-005-03收稿日期:2010-08-10
作为人类史上一场罕见的巨大灾害,汶川地震带给我们的是难以言说的伤痛和回忆,但同时也带来了对灾害的反思,无论是自然科学家还是社会科学家都可以从中得到启迪。新闻传播,当然也不例外。
本文选取了“非典”时期(2002年11月—2004年12月)和汶川地震及震后影响期(2008年5月—2010年6月)的相关新闻报道为研究对象,意在通过对这两个特殊时期的新闻报道的报道量、报道内容、报道侧重点以及传播效果等的变化,比较分析我国在重大灾害类新闻报道方面的发展趋势、变迁及现状问题,以期探索一条突发类灾害新闻报道有效传播的新途径。同时也为今后的自然灾害及公共卫生事件的防治与信息发布工作提供参考依据。
灾害类科技新闻报道一般是在突发的重大灾难(本文也包括突发性的公共卫生事件)发生后,进行的有关灾害的具体情况以及与之相关的科学技术的事实报道。笔者从国内知名三大门户网站上收集了2002年11月发现第一例“非典”病例开始到2004年12月最后一位患者出院为止的“非典”相关报道,及2008年5月12日汶川地震开始到2010年6月地震影响大致结束为止的地震相关报道。(见表一)
表一
笔者经过分析整理,将新闻报道大致分为以下10个类别:灾害(疫情)发生原因、带来的影响、伤亡情况(感染或死亡病例)、如何防治(躲避余震及预防传染病)、政府及社会各界给予的救治和援助、抢救(隔离医治)受伤(染病)人员、新闻人物的报道、相关科学技术的报道、财产损失情况以及其他方面的报道(灾后重建等)。(见表二)
表二
一、大部分新闻的报道量均有较大幅度的增加
通过表二不难看出,汶川地震期间的新闻报道除了伤亡情况(感染病例)以及财产损失情况的报道较之“非典”时期有小幅度的减少外,其余的8类新闻报道都有较大幅度的增加。甚至地震期间抢救伤员的相关报道比“非典”期间救治患者和疑似患者的新闻多了9665条。2002年11月到2004年12月的“非典”相关新闻总共有45385条,而2008年5月12日到2010年6月的地震相关新闻达到了69586条,超出前者24201条,增长了53%。之所以会有这样的变化,一方面是因为媒介技术这几年有了较大的发展,传播的途径比以前更为多元化,是以新闻报道也更为全面和详尽。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一方面,信息已经相对较为开放了, SARS期间,因为对信息正当传播的禁令,导致了天灾转化为人祸。之后,卫生部专门发布了《关于法定报告传染病疫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信息发布方案》,信息的公开度才相对较为透明。汶川地震后温家宝总理在映秀镇的废墟上主持了一次别开生面的记者招待会。“这次救灾采取了开放的方针。”总理宣布。作为开放的具体内容之一,总理说,“我们欢迎世界各国记者前来采访,我们相信你们会用记者的良知和人道主义精神,公正、客观、实事求是报道灾情和我们所做的工作。”①正是随着新闻媒体的开放政策,我们才能看到越来越全面和深入的事实报道。
二、从灾害类新闻报道的表现形式分析灾害类新闻报道的发展趋势
笔者在整理“非典”和地震这两个特殊时期的新闻报道时发现,地震时期的新闻报道中以视频、博客、网络专题为表现形式的新闻所占的比例较之“非典”期间要大的多,我们从电视画面上看到的第一条地震灾区的影像报道就是通过手机录像上传到视频网站上的。由此可见,近年来随着新媒介与传统媒介不断地融合,灾害类新闻报道的表现形式也越来越多样化,也正因为报道形式的多样化而使得信息的来源更为广泛,新闻的时效性也大大增加了。
三、从不同时期新闻报道的侧重点分析我国灾害类新闻报道的历史变迁
统计数据表明,汶川地震时期关于抢救伤员的新闻达到16700条,而“非典”时期关于救治患者和疑似患者的新闻有7035条,前者是后者的2.37倍,笔者认为这种变化说明了在灾害发生后,新闻报道已比以前更加人文化。媒体更关注的是将抢险救灾、抢救生命的信息公布给广大受众。从表二还可以看出,汶川地震时期关于灾害的原因的报道和涉及科学技术方面的报道比例也要大大高出“非典”时期。事实上,关于事件发生的原因的报道很多也可归于科技报道,如网易载自中国地震信息网的新闻,“2008年四川汶川8级地震的成因分析”,文中就涉及大量有关地质科技方面的分析。只是笔者在这里为了方便比较将分类做得更为细化,但从统计的数据已经可以看出,近两年的新闻报道比前两年更加注重科技信息的传播。统计还发现,两个不同时期的新闻报道在“政府及社会各界的救治和援助”方面也有较大幅度的变化,汶川地震时期的相关报道比例比“非典”时期高出了53个百分点,与地震时期有所不同,“非典”时期由于疫情的肆虐,公共活动普遍减少,因此,社会各界从财产物资方面的捐赠比较多,而汶川地震时期,社会各界不光光是捐款捐物,更有各行各业的众多志愿者奔赴灾区,从而使得这一时期的新闻报道更加全面。统计数据同时也表明了汶川地震时期在伤亡情况和损失情况方面的报道比例比“非典”时期是有所下降的,这是由两种灾害自身的性质不同决定的,地震灾害是瞬发的突发地质灾害,因此,其破坏性和造成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情况是可以很快统计并报道出来的,而“非典”这种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则是持续性的灾害,其造成的人员死亡和感染率是没办法在短时间内计算出来的,当然,财产损失也是不可预估的。从2002年11月发现第一例“非典”患者开始,直到2004年12月最后一位“非典”患者治愈出院,这期间都不断有人员感染病例的新闻报道,财产损失情况也是这样。因而,我们可以看出,在不同灾害发生的背景下,灾害类新闻报道的时效性是没有太大变化的。通过以上的分析,笔者认为,现阶段我国灾害类新闻报道较之前些年是有比较大的变化的,主要体现在报道内容更为人性化,科技信息传播更为丰富化,新闻报道角度更加全面化等方面。
四、我国灾害类新闻的现状分析
从表二显示的各类新闻所占的比例看,新闻人物的报道与科学技术的报道明显偏低。新闻人物的报道尽管有“非典”时期的钟南山,王雪莲;地震时期的林浩、罗凌等,人物报道篇幅也普遍较长,能详尽地报道新闻人物及其精神,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引导公众学习新闻人物的先进事迹、弘扬新闻人物的崇高精神的舆论导向作用。但笔者整理新闻人物报道时同时也发现,将娱乐明星作为新闻人物的报道所占比例甚至超过了对于“抗‘非典’英雄”“抗震英雄”的(下转第9页)(上接第6页)事迹报道,尽管报道篇幅多数不如后者,且新闻内容大多是XX明星为灾区捐款捐物多少,或XX歌星献唱筹款演唱会等等,当然,笔者并不反对媒体做这方面的事实报道,但既然是灾害时期的新闻报道,那么对于新闻人物的选取还是应该把重点放在突发事件中吧。毕竟我们的大众传媒有责任为公众建立正确的舆论导向。另一方面,对于科学技术的报道,虽然笔者在前面提到汶川地震时期的科技新闻较之“非典”时期已明显增多,但从表二可以很明显地看到,其所占的比例还是相对较低的。首先,地震发生前,有关地震局对几大地质断裂带的监测情况及地质结构的报道是很欠缺和不全面的。其次,地震发生后对于余震、环境污染、传染疾病、次生灾害等方面的科技报道也是不太多见的,例如,笔者发现,在有关堰塞湖的报道中,绝大多数是报道对灾民的转移情况,而涉及堰塞湖的成因及如何通过技术手段解决的相关报道仅占21.87%。2010年8月7日,甘肃舟曲发生特大山洪泥石流,据专家分析也是汶川地震带来的次生灾害、事实上,在此之前有地质专家就已分析过,龙门山断裂带在地震后地底还蕴藏有大量的能量,今后要慢慢将地里的能量释放完,必然还会不断带来大大小小的次生灾害,而中国人的传统是安家要安在依山傍水的地方,殊不知这些依山傍水的地方刚好处于断裂带上,于是舟曲泥石流发生了。试想,如果在此之前科技新闻报道做得更全面一点,传播范围更广一点,普及面更宽一点,也许很多悲剧不会发生。
对于新闻媒体而言,灾害类事件,无疑是具有很大新闻价值的,且更能引起广大受众的共鸣,也正因如此,对灾害类新闻报道的要求也就比一般新闻要高很多。首先,灾害类事件一般都是突发的,要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将新闻事实准确、快速的报道给广大受众,这对新闻从业者的要求是相当高的;其次,由于传统的灾难报道观念的束缚,我国的灾害类新闻报道一度存在很多问题,往往事件发生后还要请示上级部门,得到审批后才敢发布消息,而即便消息发布出去后还要隐瞒很多数据和情况,好在新媒介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方面的不足,是以媒介融合的大趋势下,伴随新闻媒体的政策开放,灾害类新闻报道的模式化开始转变,变得更为注重客观真实、更为注重时效性和平衡性。通过汶川地震期间的灾害新闻报道和“非典”时期进行比较,我们就能够显而易见地看到这些转变。所以,在媒体日新月异发展的今天,我们更乐意看到新闻行业在转变,新闻传播的可信度和有效度不断地在加强。
(责任编辑:刘冰)
关键词:灾害新闻报道;对比研究
中图分类号:C3文献标识码:ADOI:10.3969/j.issn.1672-0407.2010.09.003
文章编号:1672-0407(2010)09-005-03收稿日期:2010-08-10
作为人类史上一场罕见的巨大灾害,汶川地震带给我们的是难以言说的伤痛和回忆,但同时也带来了对灾害的反思,无论是自然科学家还是社会科学家都可以从中得到启迪。新闻传播,当然也不例外。
本文选取了“非典”时期(2002年11月—2004年12月)和汶川地震及震后影响期(2008年5月—2010年6月)的相关新闻报道为研究对象,意在通过对这两个特殊时期的新闻报道的报道量、报道内容、报道侧重点以及传播效果等的变化,比较分析我国在重大灾害类新闻报道方面的发展趋势、变迁及现状问题,以期探索一条突发类灾害新闻报道有效传播的新途径。同时也为今后的自然灾害及公共卫生事件的防治与信息发布工作提供参考依据。
灾害类科技新闻报道一般是在突发的重大灾难(本文也包括突发性的公共卫生事件)发生后,进行的有关灾害的具体情况以及与之相关的科学技术的事实报道。笔者从国内知名三大门户网站上收集了2002年11月发现第一例“非典”病例开始到2004年12月最后一位患者出院为止的“非典”相关报道,及2008年5月12日汶川地震开始到2010年6月地震影响大致结束为止的地震相关报道。(见表一)
表一
笔者经过分析整理,将新闻报道大致分为以下10个类别:灾害(疫情)发生原因、带来的影响、伤亡情况(感染或死亡病例)、如何防治(躲避余震及预防传染病)、政府及社会各界给予的救治和援助、抢救(隔离医治)受伤(染病)人员、新闻人物的报道、相关科学技术的报道、财产损失情况以及其他方面的报道(灾后重建等)。(见表二)
表二
一、大部分新闻的报道量均有较大幅度的增加
通过表二不难看出,汶川地震期间的新闻报道除了伤亡情况(感染病例)以及财产损失情况的报道较之“非典”时期有小幅度的减少外,其余的8类新闻报道都有较大幅度的增加。甚至地震期间抢救伤员的相关报道比“非典”期间救治患者和疑似患者的新闻多了9665条。2002年11月到2004年12月的“非典”相关新闻总共有45385条,而2008年5月12日到2010年6月的地震相关新闻达到了69586条,超出前者24201条,增长了53%。之所以会有这样的变化,一方面是因为媒介技术这几年有了较大的发展,传播的途径比以前更为多元化,是以新闻报道也更为全面和详尽。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一方面,信息已经相对较为开放了, SARS期间,因为对信息正当传播的禁令,导致了天灾转化为人祸。之后,卫生部专门发布了《关于法定报告传染病疫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信息发布方案》,信息的公开度才相对较为透明。汶川地震后温家宝总理在映秀镇的废墟上主持了一次别开生面的记者招待会。“这次救灾采取了开放的方针。”总理宣布。作为开放的具体内容之一,总理说,“我们欢迎世界各国记者前来采访,我们相信你们会用记者的良知和人道主义精神,公正、客观、实事求是报道灾情和我们所做的工作。”①正是随着新闻媒体的开放政策,我们才能看到越来越全面和深入的事实报道。
二、从灾害类新闻报道的表现形式分析灾害类新闻报道的发展趋势
笔者在整理“非典”和地震这两个特殊时期的新闻报道时发现,地震时期的新闻报道中以视频、博客、网络专题为表现形式的新闻所占的比例较之“非典”期间要大的多,我们从电视画面上看到的第一条地震灾区的影像报道就是通过手机录像上传到视频网站上的。由此可见,近年来随着新媒介与传统媒介不断地融合,灾害类新闻报道的表现形式也越来越多样化,也正因为报道形式的多样化而使得信息的来源更为广泛,新闻的时效性也大大增加了。
三、从不同时期新闻报道的侧重点分析我国灾害类新闻报道的历史变迁
统计数据表明,汶川地震时期关于抢救伤员的新闻达到16700条,而“非典”时期关于救治患者和疑似患者的新闻有7035条,前者是后者的2.37倍,笔者认为这种变化说明了在灾害发生后,新闻报道已比以前更加人文化。媒体更关注的是将抢险救灾、抢救生命的信息公布给广大受众。从表二还可以看出,汶川地震时期关于灾害的原因的报道和涉及科学技术方面的报道比例也要大大高出“非典”时期。事实上,关于事件发生的原因的报道很多也可归于科技报道,如网易载自中国地震信息网的新闻,“2008年四川汶川8级地震的成因分析”,文中就涉及大量有关地质科技方面的分析。只是笔者在这里为了方便比较将分类做得更为细化,但从统计的数据已经可以看出,近两年的新闻报道比前两年更加注重科技信息的传播。统计还发现,两个不同时期的新闻报道在“政府及社会各界的救治和援助”方面也有较大幅度的变化,汶川地震时期的相关报道比例比“非典”时期高出了53个百分点,与地震时期有所不同,“非典”时期由于疫情的肆虐,公共活动普遍减少,因此,社会各界从财产物资方面的捐赠比较多,而汶川地震时期,社会各界不光光是捐款捐物,更有各行各业的众多志愿者奔赴灾区,从而使得这一时期的新闻报道更加全面。统计数据同时也表明了汶川地震时期在伤亡情况和损失情况方面的报道比例比“非典”时期是有所下降的,这是由两种灾害自身的性质不同决定的,地震灾害是瞬发的突发地质灾害,因此,其破坏性和造成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情况是可以很快统计并报道出来的,而“非典”这种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则是持续性的灾害,其造成的人员死亡和感染率是没办法在短时间内计算出来的,当然,财产损失也是不可预估的。从2002年11月发现第一例“非典”患者开始,直到2004年12月最后一位“非典”患者治愈出院,这期间都不断有人员感染病例的新闻报道,财产损失情况也是这样。因而,我们可以看出,在不同灾害发生的背景下,灾害类新闻报道的时效性是没有太大变化的。通过以上的分析,笔者认为,现阶段我国灾害类新闻报道较之前些年是有比较大的变化的,主要体现在报道内容更为人性化,科技信息传播更为丰富化,新闻报道角度更加全面化等方面。
四、我国灾害类新闻的现状分析
从表二显示的各类新闻所占的比例看,新闻人物的报道与科学技术的报道明显偏低。新闻人物的报道尽管有“非典”时期的钟南山,王雪莲;地震时期的林浩、罗凌等,人物报道篇幅也普遍较长,能详尽地报道新闻人物及其精神,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引导公众学习新闻人物的先进事迹、弘扬新闻人物的崇高精神的舆论导向作用。但笔者整理新闻人物报道时同时也发现,将娱乐明星作为新闻人物的报道所占比例甚至超过了对于“抗‘非典’英雄”“抗震英雄”的(下转第9页)(上接第6页)事迹报道,尽管报道篇幅多数不如后者,且新闻内容大多是XX明星为灾区捐款捐物多少,或XX歌星献唱筹款演唱会等等,当然,笔者并不反对媒体做这方面的事实报道,但既然是灾害时期的新闻报道,那么对于新闻人物的选取还是应该把重点放在突发事件中吧。毕竟我们的大众传媒有责任为公众建立正确的舆论导向。另一方面,对于科学技术的报道,虽然笔者在前面提到汶川地震时期的科技新闻较之“非典”时期已明显增多,但从表二可以很明显地看到,其所占的比例还是相对较低的。首先,地震发生前,有关地震局对几大地质断裂带的监测情况及地质结构的报道是很欠缺和不全面的。其次,地震发生后对于余震、环境污染、传染疾病、次生灾害等方面的科技报道也是不太多见的,例如,笔者发现,在有关堰塞湖的报道中,绝大多数是报道对灾民的转移情况,而涉及堰塞湖的成因及如何通过技术手段解决的相关报道仅占21.87%。2010年8月7日,甘肃舟曲发生特大山洪泥石流,据专家分析也是汶川地震带来的次生灾害、事实上,在此之前有地质专家就已分析过,龙门山断裂带在地震后地底还蕴藏有大量的能量,今后要慢慢将地里的能量释放完,必然还会不断带来大大小小的次生灾害,而中国人的传统是安家要安在依山傍水的地方,殊不知这些依山傍水的地方刚好处于断裂带上,于是舟曲泥石流发生了。试想,如果在此之前科技新闻报道做得更全面一点,传播范围更广一点,普及面更宽一点,也许很多悲剧不会发生。
对于新闻媒体而言,灾害类事件,无疑是具有很大新闻价值的,且更能引起广大受众的共鸣,也正因如此,对灾害类新闻报道的要求也就比一般新闻要高很多。首先,灾害类事件一般都是突发的,要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将新闻事实准确、快速的报道给广大受众,这对新闻从业者的要求是相当高的;其次,由于传统的灾难报道观念的束缚,我国的灾害类新闻报道一度存在很多问题,往往事件发生后还要请示上级部门,得到审批后才敢发布消息,而即便消息发布出去后还要隐瞒很多数据和情况,好在新媒介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方面的不足,是以媒介融合的大趋势下,伴随新闻媒体的政策开放,灾害类新闻报道的模式化开始转变,变得更为注重客观真实、更为注重时效性和平衡性。通过汶川地震期间的灾害新闻报道和“非典”时期进行比较,我们就能够显而易见地看到这些转变。所以,在媒体日新月异发展的今天,我们更乐意看到新闻行业在转变,新闻传播的可信度和有效度不断地在加强。
(责任编辑:刘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