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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5月13日，中国向世界贸易组织（WTO）正式提交了《中国关于世界贸易组织改革的建议文件》。文件在充分肯定WTO促进国际贸易和世界经济增长重要作用的同时，深刻分析了在世界经济格局深刻调整、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抬头的大背景下，WTO所面临的生存危机及挑战，并提出了中国推进WTO改革的原则、立场、政策建议和主张，向世界表明了中国积极维护多边贸易体制的决心和行动力，为WTO的进一步改革贡献了中国智慧。
中国之所以向世界贸易组织提交了这份改革方案，是因为WTO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其权威性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WTO的权威性受到严重威胁 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后，其奉行的“美国优先”政策，导致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抬头，全球贸易秩序面临巨大挑战。他在竞选期间就曾表示，“世界贸易组织是一场灾难”，上台后也多次指责WTO协议是“史上最糟糕的贸易协定”，并声称如果WTO不做出让其满意的改革，美国将“退群”。同时，美国还滥用WTO的国家安全例外条款，利用国内法对他国实施单边加征关税等措施。这些做法对多边贸易体制和全球贸易秩序构成了严峻威胁，甚至可能架空WTO，影响国际贸易规则和秩序，使“全球化”出现倒退。
WTO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 我们知道，争端解决、贸易谈判和贸易政策审议是WTO的三大功能。其中，争端解决机制是WTO的核心支柱。若这一功能缺失，另外两个功能将受到严重影响。但上诉机构成员的遴选程序由于美国的反对而迟迟未能开启，使WTO处于生存危机状态，若该问题持续得不到解决，上诉机构将在2019年年底“停摆”。
WTO需要与时俱进 WTO成立后，其公平和效率不断引发争议，特别是多哈回合谈判久拖不决，严重影响了WTO的凝聚力和领导力。有的发达成员每年允许农业补贴的金额高达几百亿美元，而一些发展中成员却没有这个权利。同时，WTO的议题也未包含数字经济、电子商务和投资便利化等反映21世纪经济现实的问题，未能跟上时代需要，需要进行与时俱进的改革和调整。
WTO是多边自由贸易体制的唯一全球体系，多数国家和地区不愿看到其寿终正寝，主张WTO改革的呼声日渐高涨。
欧盟于2018年7月率先提出了WTO的改革方案;德国著名智库贝塔斯曼基金会（Bertesmann Stiftung）也联合了多国政府机构、智库专家和国际组织，共同出版了《重振WTO多边贸易体制》报告;加拿大邀请12个国家和地区（澳大利亚、巴西、智利、欧盟、日本、肯尼亚、墨西哥、新西兰、挪威、新加坡、韩国和瑞士）的高级贸易代表共话WTO改革;中国和欧盟分别成立了WTO改革工作小组，并将WTO争端解决机制的改革方案提交至WTO。日本也是WTO改革的积极支持者和参与者。除受加拿大之邀参与了少数成员方的共同讨论外，日本还与美国和欧盟举行了多次对话，并5次发表WTO改革的共同声明。这些都充分说明了WTO现代化改革是众望所归。2018年12月在阿根廷举行的G20集团峰会联合宣言中，也包含了支持WTO改革的内容。
从政策主张看，欧盟、美国和日本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政策诉求有极大重合，更加关注补贴等扭曲市场行为、非市场的政策和措施、強制技术转移、发展中国家地位的认定及国有企业的“不公平”竞争等，且有极强的针对性。但在WTO改革的优先顺序问题上，美国又与日本和欧盟有差异。日本和欧盟主张应以尽快恢复争端解决机制职能为要务，以快速恢复争端解决机制机能，与中国的主张一致。
为维护多边贸易体制，自2018年起，中国便持续关注WTO改革问题，并于当年11月22日与欧盟等成员向WTO提交了关于争端解决上诉程序改革的两份联合提案。2019年1月25日，中国与澳大利亚、日本、新加坡、美国、欧盟、俄罗斯、巴西等76个世界贸易组织成员签署《关于电子商务的联合声明》，启动与贸易有关的电子商务议题谈判。这些表明，中国一直是多边贸易体制改革的积极推动者和践行者。
为了加快推进WTO改革，中国又制定了WTO改革的整体建议方案，共包含四大领域、12条改革建议。与其他国家和组织的改革建议方案相比，中国的改革方案呈现出以下四个亮点。
一是站位高。中国的WTO改革方案立足于实现联合国2030年的可持续发展目标，更加关注“公平”和“发展”问题，力争赋予发展中国家实现经济发展所需要的灵活性和政策空间，以解决发展中国家融入经济“全球化”方面的问题。中国的WTO改革方案把WTO改革放在加强全球经济治理的视角下，增加了两者的相关性，以推动世界贸易组织在全球经济治理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中国的WTO改革方案不仅着眼于帮助WTO解决暂时的困境，还关注WTO自身的可持续发展，关注WTO本身的运行机制改革及未来的发展议题，以维持多边贸易体制的权威性、有效性和可持续性。
二是原则明。2018年11月，中国提出了WTO改革的三大原则和五点主张，这次中国的建议方案正是基于上述原则和主张制定的。一是强调WTO改革要维护和加强多边贸易体制核心价值，即非歧视和开放性，因为这是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在多边规则框架下处理与其他成员经贸关系的一个根本的遵循。二是强调WTO改革要保障发展中成员的发展利益。因为发展问题不仅是世界贸易组织工作的核心，也是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目标，只有充分尊重发展中成员的切身利益和关切，才能使更多的发展中成员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来。三是强调WTO改革应该遵循协商一致的决策机制，要保证广大成员特别是发展中成员共同参与改革进程，而不要搞“小圈子”。
三是路径清。中国的改革建议把解决危及WTO生存的关键和紧迫性问题放在首位，因为这是多边贸易体制得以维持的前提和关键。目前WTO面临三大生存危机，即争端解决机制名存实亡;个别WTO成员滥用世贸规则中的安全例外条款，增加关税;极个别WTO成员采用单边措施，无视世界贸易组织多边规则。如果不解决这些危及WTO生存的问题，WTO的后续改革就无从谈起。在解决了WTO的生存问题后，中国的改革建议方案还关注WTO运行机制的改革，解决WTO谈判进展慢、运行效率低、透明度低以及监管和监督不严等问题，以增强WTO的权威性和有效性。此外，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改革建议方案强调了WTO要与时俱进，关注“公平”和“发展”问题，如关注农业补贴、电子商务和投资便利化等，特别强调谈判内容要涵盖反映21世纪经济发展现实的议题。
四是更包容。WTO拥有164个成员，各成员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和发展水平千差万别，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各具特色，这就要求WTO改革要更加具有包容性。要尊重发展中国家享受特殊和差别待遇的权利，不允许其他成员来剥夺中国理应享受的发展中成员的特殊与差别待遇。要尊重成员国各自的发展模式，尊重现存的各种所有制形式，反对一些成员否认发展模式的多样性和对不同发展模式的歧视，不赞同将发展模式问题纳入到世界组织改革，不同意将没有事实依据的指责作为世界贸易组织改革的议题。应取消一些成员在投资安全审查和反垄断审查中对特定国家企业的歧视，要纠正一些发达成员滥用出口管制措施，阻挠正常的技术合作的做法等。
中国的WTO改革建议，体现了中国对WTO的总体原则和基本立场，向世界表明了中国积极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并积极推动WTO改革的决心和行动力;有利于在全球治理层面，充分发挥多边贸易体系的作用，维护WTO的基本原则和核心价值不动摇;有利于发展中成员继续在多边体制框架内获得更多的发展机遇，促进全球贸易乃至世界经济的增长;有利于限制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的以国内法代替国际法的违规行为，维护多边贸易体制的权威性;有利于进一步完善WTO机制，增加WTO的权威性和有效性，使其在新形势下更好地发挥作用。
（本文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
WTO面临生存危机
中国之所以向世界贸易组织提交了这份改革方案，是因为WTO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其权威性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WTO的权威性受到严重威胁 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后，其奉行的“美国优先”政策，导致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抬头，全球贸易秩序面临巨大挑战。他在竞选期间就曾表示，“世界贸易组织是一场灾难”，上台后也多次指责WTO协议是“史上最糟糕的贸易协定”，并声称如果WTO不做出让其满意的改革，美国将“退群”。同时，美国还滥用WTO的国家安全例外条款，利用国内法对他国实施单边加征关税等措施。这些做法对多边贸易体制和全球贸易秩序构成了严峻威胁，甚至可能架空WTO，影响国际贸易规则和秩序，使“全球化”出现倒退。
WTO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 我们知道，争端解决、贸易谈判和贸易政策审议是WTO的三大功能。其中，争端解决机制是WTO的核心支柱。若这一功能缺失，另外两个功能将受到严重影响。但上诉机构成员的遴选程序由于美国的反对而迟迟未能开启，使WTO处于生存危机状态，若该问题持续得不到解决，上诉机构将在2019年年底“停摆”。
WTO需要与时俱进 WTO成立后，其公平和效率不断引发争议，特别是多哈回合谈判久拖不决，严重影响了WTO的凝聚力和领导力。有的发达成员每年允许农业补贴的金额高达几百亿美元，而一些发展中成员却没有这个权利。同时，WTO的议题也未包含数字经济、电子商务和投资便利化等反映21世纪经济现实的问题，未能跟上时代需要，需要进行与时俱进的改革和调整。
他国WTO改革的各种政策主张
WTO是多边自由贸易体制的唯一全球体系，多数国家和地区不愿看到其寿终正寝，主张WTO改革的呼声日渐高涨。
欧盟于2018年7月率先提出了WTO的改革方案;德国著名智库贝塔斯曼基金会（Bertesmann Stiftung）也联合了多国政府机构、智库专家和国际组织，共同出版了《重振WTO多边贸易体制》报告;加拿大邀请12个国家和地区（澳大利亚、巴西、智利、欧盟、日本、肯尼亚、墨西哥、新西兰、挪威、新加坡、韩国和瑞士）的高级贸易代表共话WTO改革;中国和欧盟分别成立了WTO改革工作小组，并将WTO争端解决机制的改革方案提交至WTO。日本也是WTO改革的积极支持者和参与者。除受加拿大之邀参与了少数成员方的共同讨论外，日本还与美国和欧盟举行了多次对话，并5次发表WTO改革的共同声明。这些都充分说明了WTO现代化改革是众望所归。2018年12月在阿根廷举行的G20集团峰会联合宣言中，也包含了支持WTO改革的内容。
从政策主张看，欧盟、美国和日本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政策诉求有极大重合，更加关注补贴等扭曲市场行为、非市场的政策和措施、強制技术转移、发展中国家地位的认定及国有企业的“不公平”竞争等，且有极强的针对性。但在WTO改革的优先顺序问题上，美国又与日本和欧盟有差异。日本和欧盟主张应以尽快恢复争端解决机制职能为要务，以快速恢复争端解决机制机能，与中国的主张一致。
中国WTO改革方案的“亮点”
为维护多边贸易体制，自2018年起，中国便持续关注WTO改革问题，并于当年11月22日与欧盟等成员向WTO提交了关于争端解决上诉程序改革的两份联合提案。2019年1月25日，中国与澳大利亚、日本、新加坡、美国、欧盟、俄罗斯、巴西等76个世界贸易组织成员签署《关于电子商务的联合声明》，启动与贸易有关的电子商务议题谈判。这些表明，中国一直是多边贸易体制改革的积极推动者和践行者。
为了加快推进WTO改革，中国又制定了WTO改革的整体建议方案，共包含四大领域、12条改革建议。与其他国家和组织的改革建议方案相比，中国的改革方案呈现出以下四个亮点。
一是站位高。中国的WTO改革方案立足于实现联合国2030年的可持续发展目标，更加关注“公平”和“发展”问题，力争赋予发展中国家实现经济发展所需要的灵活性和政策空间，以解决发展中国家融入经济“全球化”方面的问题。中国的WTO改革方案把WTO改革放在加强全球经济治理的视角下，增加了两者的相关性，以推动世界贸易组织在全球经济治理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中国的WTO改革方案不仅着眼于帮助WTO解决暂时的困境，还关注WTO自身的可持续发展，关注WTO本身的运行机制改革及未来的发展议题，以维持多边贸易体制的权威性、有效性和可持续性。
中国的WTO改革方案不仅着眼于帮助WTO解决暂时的困境，还关注WTO自身的可持续发展，关注WTO本身的运行机制改革及未来的发展议题
二是原则明。2018年11月，中国提出了WTO改革的三大原则和五点主张，这次中国的建议方案正是基于上述原则和主张制定的。一是强调WTO改革要维护和加强多边贸易体制核心价值，即非歧视和开放性，因为这是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在多边规则框架下处理与其他成员经贸关系的一个根本的遵循。二是强调WTO改革要保障发展中成员的发展利益。因为发展问题不仅是世界贸易组织工作的核心，也是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目标，只有充分尊重发展中成员的切身利益和关切，才能使更多的发展中成员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来。三是强调WTO改革应该遵循协商一致的决策机制，要保证广大成员特别是发展中成员共同参与改革进程，而不要搞“小圈子”。
三是路径清。中国的改革建议把解决危及WTO生存的关键和紧迫性问题放在首位，因为这是多边贸易体制得以维持的前提和关键。目前WTO面临三大生存危机，即争端解决机制名存实亡;个别WTO成员滥用世贸规则中的安全例外条款，增加关税;极个别WTO成员采用单边措施，无视世界贸易组织多边规则。如果不解决这些危及WTO生存的问题，WTO的后续改革就无从谈起。在解决了WTO的生存问题后，中国的改革建议方案还关注WTO运行机制的改革，解决WTO谈判进展慢、运行效率低、透明度低以及监管和监督不严等问题，以增强WTO的权威性和有效性。此外，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改革建议方案强调了WTO要与时俱进，关注“公平”和“发展”问题，如关注农业补贴、电子商务和投资便利化等，特别强调谈判内容要涵盖反映21世纪经济发展现实的议题。
四是更包容。WTO拥有164个成员，各成员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和发展水平千差万别，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各具特色，这就要求WTO改革要更加具有包容性。要尊重发展中国家享受特殊和差别待遇的权利，不允许其他成员来剥夺中国理应享受的发展中成员的特殊与差别待遇。要尊重成员国各自的发展模式，尊重现存的各种所有制形式，反对一些成员否认发展模式的多样性和对不同发展模式的歧视，不赞同将发展模式问题纳入到世界组织改革，不同意将没有事实依据的指责作为世界贸易组织改革的议题。应取消一些成员在投资安全审查和反垄断审查中对特定国家企业的歧视，要纠正一些发达成员滥用出口管制措施，阻挠正常的技术合作的做法等。
中国的WTO改革建议，体现了中国对WTO的总体原则和基本立场，向世界表明了中国积极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并积极推动WTO改革的决心和行动力;有利于在全球治理层面，充分发挥多边贸易体系的作用，维护WTO的基本原则和核心价值不动摇;有利于发展中成员继续在多边体制框架内获得更多的发展机遇，促进全球贸易乃至世界经济的增长;有利于限制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的以国内法代替国际法的违规行为，维护多边贸易体制的权威性;有利于进一步完善WTO机制，增加WTO的权威性和有效性，使其在新形势下更好地发挥作用。
（本文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