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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2007—2016年“一带一路”沿线30个代表性国家对外直接投资面板数据为基础，研究东道国治理水平对中国OFDI区位选择的影响。研究表明，中国对“一带一路”国的投资一般集中于法律规则、话语权和民主制较弱的国家;我国倾向于向投资依存度较高、劳动较为密集的国家进行投资。同时，中国OFDI倾向于流入政府稳定性较强且国内安全性较高的国家。在此基础上，从加强投资风险评估、完善相关法律制度等方面提出对策建议。
关键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治理水平;“一带一路”
中图分类号：F830.59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9）15-0176-04
引言
自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全球对该倡议的关注度逐年攀升，国外媒体和网民对“一带一路”倡议建设的最初关注度为16.5%，截至2017年升为23.61%（中国“一带一路”网）。随着“一带一路”倡议全球关注度的提升，众多国家积极响应，目前已有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不同的参与形式加入到“一带一路”建设，80多个国家及地区与中国签订相关合作协议。“一带一路”倡议有效拉动了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据统计，2017年全年对沿线国家直接投资额（不含银行、证券、保险）为144亿美元。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除了受本国国内经济水平和国际投资环境影响外，还取决于东道国的国内投资环境。本文从东道国治理水平方面，选取影响中国OFDI的重要因素，研究中国对东道国治理水平对我国直接投资的偏好。探明“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OFDI存在的投资风险，提出针对性的建议政策，有效规避投资风险。
一、文献评述及理论假设
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发展，中国对沿线国家的投资不断增加。国内外多数学者都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进行探究，其中投资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受东道国的治理水平的影响颇多，国内外均有很多学者对政府治理水平与OFDI区位选择的关系进行深入研究。
（一）国外学者相关研究
S.Globerman etc.（2006）分别对欧洲的新型国际与转型国家为例，研究影响两种不同类型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因素，发现可以通过提高利润空间吸引外商投资。P.J.Buckley etc.（2007）研究中国OFDI的重要决定因素，发现中国偏好于高投资风险的国家及地区，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与东道国的政治风险、市场规模、文化程度等因素密切相关。Kolstad & Wiig（2012）等认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偏好于法治建设较差、法律制度不完善的国家。
（二）国内学者相关研究
王永钦（2014）研究发现，中国OFDI的区位选择与政府效率、腐败程度等有密切关系，同时，东道国过于严格的法律监管会对中国投资产生不利影响。杨娇辉等（2015）提出，由于对自然资源的渴求及对外投资的比较优势，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有较大的风险偏好。付韶军（2018）以“一帶一路”沿线59个国家为研究对象，探讨中国OFDI与东道国治理水平的关系，研究发现各因素之间差异较大，其中法律规则与监管质量与中国OFDI呈显著正向效应。
本文通过对文献的回顾，以世界政府治理六大指标为主要影响因素，提出以下假设：假设1：“一带一路”沿线国政治稳定性与我国直接投资额呈正相关;假设2：“一带一路”沿线国腐败控制与我国直接投资额关系不确定;假设3：“一带一路”沿线国的政府效率与我国直接投资额呈正相关;假设4：“一带一路”沿线国法律规则与我国直接投资额呈正相关;假设5：“一带一路”沿线国监管质量与我国直接投资额关系不确定;假设6：“一带一路”沿线国话语权和问责制与我国直接投资额关系不确定。
二、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一）变量选取
1.被解释变量。本文选取2007—2016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额。由于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存在滞后性，同时流量更能说明当期变化，所以本文选择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作为被解释变量。为减少异方差性，本文对其取对数，个别国家流量数据在个别年份出现负值，借鉴祁春凌、邹超（2013）的做法，赋值为 1.01，取对数后为0.00995。
2.解释变量。本文选取世界银行WGI数据库中衡量政府治理能力的六大指标为解释变量。包括政府稳定性和不存在暴力、腐败控制、政府效率、法律规则、监管质量和话语权和问责制。以上六大指标的取值范围均为[-2.5，2.5]，得分越高则东道国政府治理能力越强。
3.控制变量。（1）市场规模。为消除异方差性，对GDP取对数。（2）经济发展水平。本文以人均GDP衡量东道国经济发展水平，并取对数以减少异方差性，数值越高，经济发展水平越高。（3）投资开放度。由（外商直接投资+对外直接投资）/GDP表达。（4）投资依存度。数据选取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公布的《中国海外投资国家风险评级报告》，分值越高，东道国对中国直接投资依存度越高。（5）贸易开放度。由（外商直接投资+对外直接投资）/GDP表达。（6）贸易依存度。数据选取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公布的《中国海外投资国家风险评级报告》，分值越高，东道国对中国贸易依存度越高。（7）劳动力水平。选择世界银行WDI数据库中各国劳动力数量，并取对数衡量一国劳动力资源的丰富程度。（8）工业化水平。由工业增加值占GDP总值的比值衡量一国工业化水平。
（二）数据来源
本文在可获得的数据基础上，剔除严重缺失的数据和中国近年未直接投资的国家，参考“中国一带一路网”、2015—2018年各年度《中国海外投资国家风险评级报告》、2015年和2016年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世界银行WDI及WGI数据库，选取30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2007—2016年相关数据为研究对象。① 三、实证分析及结果
（一）模型设立
本文将政府稳定性和不存在暴力、腐败控制、政府效率、法律规则、监管质量和话语权和问责制六大指标作为核心变量，研究它们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所受中国对其直接投资的关系。因此，建立以下模型，并将6个指标依次带入进行回归分析。模型如下：
lnOFDI=？琢0+？茁1GDPit+？茁2AGDPit+？茁3TZKFit+？茁4TZYCit+？茁5MYKFit+？茁6MYYCit+？茁7lnLit+？茁8GYHit+？茁9Xit+？着it
其中，Xit表示6个核心变量，下标i为“一带一路”沿线30个国家，i=1，2...30，下标t为年份，t=2007，2008...2016，？着it为随机干扰项。
（二）面板分析
在建立面板数据模型之前，需先通过Hausman检验判断选择固定效应模型还是随机效应模型，Hausman检验原假设为随机效应模型，即当P值小于10%时，则选择固定效应模型。本文利用Eviews7.2进行Hausman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从表1中可以看出，本文建立的6个模型均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实证建模。
利用Eviews7.2进行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以政府稳定性和不存在暴力、腐败控制、政府效率、法律规则、监管质量和话语权和问责制为核心变量分别建立模型，结果（如表2所示）。
（三）模型结果分析
表2显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与东道国的市场规模呈显著负相关，与东道国经济发展水平、投资依存度、劳动力水平及工业化水平呈显著正相关。六大核心变量中只有政府稳定性和不存在暴力及话语权和问责制两大指标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呈显著相关。模型估计所得东道国法律规则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关系与前文假设相悖，呈负相关。“一带一路”沿线国国内的腐败控制、政府效率、监管质量与中国OFDI均为正相关。由此可以看出，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倾向于流入市场规模较小，经济较为发展的国家。同时，东道国的对外开放程度越高，贸易壁垒越低，投资依存度越强、劳动力越密集越有利于中国OFDI的流入。
结语
首先，加强投资风险评估，完善相关法律制度。其次，增强政治外交，减少政治风险。各国之间友好的政治外交为“一带一路”建设的发展提供了安全可持续的发展环境，推进地区共同繁荣。同时，设立保险、基金，调动对外投资积极性。除发挥保险的损失补偿来解决投资风险外，我国已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设立了丝路基金，用于推进“一带一路”投融资服务。基金的建立有利于进行融资，使多国共同参与同一项目的投资，均有利可图。最后，优化投资战略布局，加强“一带一路”国家分类研究。由于各地区特点和需求不同，我国应有针对性地进行有效投资。由于各个地区国家的政治、文化、经济、环境等各方面均存在较大差异，因此对“一带一路”沿线国进行国别分类、区域细分是促进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有效性的重要一环。
参考文献：
[1] S.Globerman，D.Shapiro，Y.Tang.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Emerging and Transition European Countries[J].International Finance Review，2006，（6）：775-787.
[2] Buckley P.J.，Clegg L.J.，Cross A.R.，Liu X.，Voss H，Zheng P.The Determinants of Chinese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2007，（4）：499-518.
[3] Kaufmann Daniel.Governance Matters Aggregate and Individual Governance Indicators 1996—2007[C]//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No.4978.
[4] 王永钦，杜巨澜，王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决定因素：制度、税负和资源禀赋[J].经济研究，2014，（12）：126-142.
[5] 楊娇辉，王伟，王曦.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分布的风险偏好：悖论还是假象[J].国际贸易问题，2015，（5）：133-144.
[6] 付韶军.东道国政府治理水平对中国OFDI区位选择的影响——基于“一带一路”沿线59国数据的实证分析[J].经济问题探索，2018，（1）：70-78.
[7] 国家统计局.中国的发展是世界的机遇[EB/OL].国家统计局网站，2018-04-12.
[责任编辑 李晓群]
关键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治理水平;“一带一路”
中图分类号：F830.59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9）15-0176-04
引言
自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全球对该倡议的关注度逐年攀升，国外媒体和网民对“一带一路”倡议建设的最初关注度为16.5%，截至2017年升为23.61%（中国“一带一路”网）。随着“一带一路”倡议全球关注度的提升，众多国家积极响应，目前已有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不同的参与形式加入到“一带一路”建设，80多个国家及地区与中国签订相关合作协议。“一带一路”倡议有效拉动了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据统计，2017年全年对沿线国家直接投资额（不含银行、证券、保险）为144亿美元。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除了受本国国内经济水平和国际投资环境影响外，还取决于东道国的国内投资环境。本文从东道国治理水平方面，选取影响中国OFDI的重要因素，研究中国对东道国治理水平对我国直接投资的偏好。探明“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OFDI存在的投资风险，提出针对性的建议政策，有效规避投资风险。
一、文献评述及理论假设
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发展，中国对沿线国家的投资不断增加。国内外多数学者都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进行探究，其中投资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受东道国的治理水平的影响颇多，国内外均有很多学者对政府治理水平与OFDI区位选择的关系进行深入研究。
（一）国外学者相关研究
S.Globerman etc.（2006）分别对欧洲的新型国际与转型国家为例，研究影响两种不同类型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因素，发现可以通过提高利润空间吸引外商投资。P.J.Buckley etc.（2007）研究中国OFDI的重要决定因素，发现中国偏好于高投资风险的国家及地区，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与东道国的政治风险、市场规模、文化程度等因素密切相关。Kolstad & Wiig（2012）等认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偏好于法治建设较差、法律制度不完善的国家。
（二）国内学者相关研究
王永钦（2014）研究发现，中国OFDI的区位选择与政府效率、腐败程度等有密切关系，同时，东道国过于严格的法律监管会对中国投资产生不利影响。杨娇辉等（2015）提出，由于对自然资源的渴求及对外投资的比较优势，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有较大的风险偏好。付韶军（2018）以“一帶一路”沿线59个国家为研究对象，探讨中国OFDI与东道国治理水平的关系，研究发现各因素之间差异较大，其中法律规则与监管质量与中国OFDI呈显著正向效应。
本文通过对文献的回顾，以世界政府治理六大指标为主要影响因素，提出以下假设：假设1：“一带一路”沿线国政治稳定性与我国直接投资额呈正相关;假设2：“一带一路”沿线国腐败控制与我国直接投资额关系不确定;假设3：“一带一路”沿线国的政府效率与我国直接投资额呈正相关;假设4：“一带一路”沿线国法律规则与我国直接投资额呈正相关;假设5：“一带一路”沿线国监管质量与我国直接投资额关系不确定;假设6：“一带一路”沿线国话语权和问责制与我国直接投资额关系不确定。
二、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一）变量选取
1.被解释变量。本文选取2007—2016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额。由于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存在滞后性，同时流量更能说明当期变化，所以本文选择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作为被解释变量。为减少异方差性，本文对其取对数，个别国家流量数据在个别年份出现负值，借鉴祁春凌、邹超（2013）的做法，赋值为 1.01，取对数后为0.00995。
2.解释变量。本文选取世界银行WGI数据库中衡量政府治理能力的六大指标为解释变量。包括政府稳定性和不存在暴力、腐败控制、政府效率、法律规则、监管质量和话语权和问责制。以上六大指标的取值范围均为[-2.5，2.5]，得分越高则东道国政府治理能力越强。
3.控制变量。（1）市场规模。为消除异方差性，对GDP取对数。（2）经济发展水平。本文以人均GDP衡量东道国经济发展水平，并取对数以减少异方差性，数值越高，经济发展水平越高。（3）投资开放度。由（外商直接投资+对外直接投资）/GDP表达。（4）投资依存度。数据选取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公布的《中国海外投资国家风险评级报告》，分值越高，东道国对中国直接投资依存度越高。（5）贸易开放度。由（外商直接投资+对外直接投资）/GDP表达。（6）贸易依存度。数据选取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公布的《中国海外投资国家风险评级报告》，分值越高，东道国对中国贸易依存度越高。（7）劳动力水平。选择世界银行WDI数据库中各国劳动力数量，并取对数衡量一国劳动力资源的丰富程度。（8）工业化水平。由工业增加值占GDP总值的比值衡量一国工业化水平。
（二）数据来源
本文在可获得的数据基础上，剔除严重缺失的数据和中国近年未直接投资的国家，参考“中国一带一路网”、2015—2018年各年度《中国海外投资国家风险评级报告》、2015年和2016年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世界银行WDI及WGI数据库，选取30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2007—2016年相关数据为研究对象。① 三、实证分析及结果
（一）模型设立
本文将政府稳定性和不存在暴力、腐败控制、政府效率、法律规则、监管质量和话语权和问责制六大指标作为核心变量，研究它们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所受中国对其直接投资的关系。因此，建立以下模型，并将6个指标依次带入进行回归分析。模型如下：
lnOFDI=？琢0+？茁1GDPit+？茁2AGDPit+？茁3TZKFit+？茁4TZYCit+？茁5MYKFit+？茁6MYYCit+？茁7lnLit+？茁8GYHit+？茁9Xit+？着it
其中，Xit表示6个核心变量，下标i为“一带一路”沿线30个国家，i=1，2...30，下标t为年份，t=2007，2008...2016，？着it为随机干扰项。
（二）面板分析
在建立面板数据模型之前，需先通过Hausman检验判断选择固定效应模型还是随机效应模型，Hausman检验原假设为随机效应模型，即当P值小于10%时，则选择固定效应模型。本文利用Eviews7.2进行Hausman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从表1中可以看出，本文建立的6个模型均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实证建模。
利用Eviews7.2进行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以政府稳定性和不存在暴力、腐败控制、政府效率、法律规则、监管质量和话语权和问责制为核心变量分别建立模型，结果（如表2所示）。
（三）模型结果分析
表2显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与东道国的市场规模呈显著负相关，与东道国经济发展水平、投资依存度、劳动力水平及工业化水平呈显著正相关。六大核心变量中只有政府稳定性和不存在暴力及话语权和问责制两大指标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呈显著相关。模型估计所得东道国法律规则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关系与前文假设相悖，呈负相关。“一带一路”沿线国国内的腐败控制、政府效率、监管质量与中国OFDI均为正相关。由此可以看出，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倾向于流入市场规模较小，经济较为发展的国家。同时，东道国的对外开放程度越高，贸易壁垒越低，投资依存度越强、劳动力越密集越有利于中国OFDI的流入。
结语
首先，加强投资风险评估，完善相关法律制度。其次，增强政治外交，减少政治风险。各国之间友好的政治外交为“一带一路”建设的发展提供了安全可持续的发展环境，推进地区共同繁荣。同时，设立保险、基金，调动对外投资积极性。除发挥保险的损失补偿来解决投资风险外，我国已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设立了丝路基金，用于推进“一带一路”投融资服务。基金的建立有利于进行融资，使多国共同参与同一项目的投资，均有利可图。最后，优化投资战略布局，加强“一带一路”国家分类研究。由于各地区特点和需求不同，我国应有针对性地进行有效投资。由于各个地区国家的政治、文化、经济、环境等各方面均存在较大差异，因此对“一带一路”沿线国进行国别分类、区域细分是促进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有效性的重要一环。
参考文献：
[1] S.Globerman，D.Shapiro，Y.Tang.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Emerging and Transition European Countries[J].International Finance Review，2006，（6）：775-787.
[2] Buckley P.J.，Clegg L.J.，Cross A.R.，Liu X.，Voss H，Zheng P.The Determinants of Chinese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2007，（4）：499-518.
[3] Kaufmann Daniel.Governance Matters Aggregate and Individual Governance Indicators 1996—2007[C]//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No.4978.
[4] 王永钦，杜巨澜，王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决定因素：制度、税负和资源禀赋[J].经济研究，2014，（12）：126-142.
[5] 楊娇辉，王伟，王曦.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分布的风险偏好：悖论还是假象[J].国际贸易问题，2015，（5）：133-144.
[6] 付韶军.东道国政府治理水平对中国OFDI区位选择的影响——基于“一带一路”沿线59国数据的实证分析[J].经济问题探索，2018，（1）：70-78.
[7] 国家统计局.中国的发展是世界的机遇[EB/OL].国家统计局网站，2018-04-12.
[责任编辑 李晓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