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2009年8月27日,中宣部、文化部主办,中央民族乐团主创的大型民族音乐会“江山如此多娇”在
北京国家大剧院隆重上演并取得了成功。这场音乐会的演出正如乐团团长席强所说,原本是中央民族乐团的国庆献礼节目,而现在已变成了中国民乐界的庆典。
从音乐会的演出实力上看,演出单位共九个(中央民族乐团、中国歌剧舞剧院、中国音乐学院、中央音乐学院、中央电视台文艺中心、中国广播艺术团、中国铁路文工团、中国煤矿文工团、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歌舞团),演员近200人,其中二胡演奏家宋飞、于红梅,胡琴演奏家姜克美,琵琶演奏家吴玉霞,笛箫演奏家曾格格,唢呐演奏家冯晓泉,大提琴演奏家朱亦兵,萨克斯演奏家范圣琦,歌唱家张也、萨仁呼及原生态演唱家高宝利等众多一流音乐家悉数出场,联袂献艺,并特邀指挥家陈燮阳执棒。从实际演出效果看,整场音乐会气势磅礴,辉煌壮观,在曲目选择、作品编排及舞台呈现形式上也别开生面,有许多新的突破与尝试,形成了音乐会上的诸多“亮点”。 “江山如此多娇”音乐会创意于2009年4月。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刘延东同志4月8日在中央音乐学院副院长叶小纲撰写的《关于我国民族音乐发展现状问题分析及解决对策》一文中批示:“考虑在建国60周年的文艺汇演中组织一台高质量、高水平的民族音乐会。”4月15日,文化部蔡武部长和王文章副部长也先后批示,并召开专题研讨会,决定由中央民族乐团承办一台代表国家水平的民族音乐会向新中国成立60周年献礼。
一
浓郁的民族性和鲜明的地域性是“江山如此多娇”音乐会的一个重要特征。音乐会从策划到演出历时四个多月,最初的备选曲目有80多首,后选取了其中的40余首进行编排和试奏,再从中确定出这12部作品,其风格基调的基本定位是:立足传统民乐经典,综合西方音乐与现代流行音乐元素,力求使音乐会在充分展示中国民族风韵的同时,呈现出当代社会气象万千的精神风貌。
在曲目选择上,音乐会坚持中国传统乐曲与当代作品并重,兼顾不同地域、不同民族和不同体裁风格特征的基本原则,其曲目涉及传统古曲、当代乐曲、民歌、影视歌曲、流行音乐、戏曲曲牌等多个领域。有二胡曲《二泉映月》,也有女声独唱《谁在长空吹玉笛》;有改编自古曲《梅花三弄》的古琴、钢琴二重奏《琴韵》,也有琵琶大师刘德海创作的现代琵琶曲《天鹅》;有《天下黄河》这样代表中国汉民族文化的音乐作品,也有代表新疆维吾尔族的《花儿为什么这样红》,代表西藏少数民族地区的《天路》,代表内蒙古大草原的《万马奔腾》及根据台湾原住民民歌《丰年祭》改编、创作的同名民族管弦乐曲。
在乐器选用上,音乐会不但把中国民族乐队中“吹拉弹打”四个乐器组中相关的传统乐器运用得出神入化,而且在一些着意表现地方风格特点的作品中,使用了马头琴和京胡这样具有明显标志性和地域性的特色乐器,使作品产生出最直接、最生动、最率直的艺术效果,充分显示了中国民族乐器音色的丰富多样和迷人魅力。
在表演形式和风格上,音乐会从内容和效果出发,追求审美意趣的多元,既有中国传统乐曲的古朴典雅,民间音乐的原汁原味,也有当代音乐的时尚新颖。
二
作为一台大型的民族音乐会,除了使用琵琶、古琴、笛子、筝、二胡、马头琴这样的传统民族乐器,还有几种西方乐器(如大提琴、钢琴、萨克斯等)加盟其中。在作品的演奏形式上,既有民乐独奏、二重奏、民乐合奏,又有“二胡与萨克斯”、“古琴与钢琴”、“二胡与大提琴”等不拘一格的非常组合,从中不难看出主创者的“用中西合璧的乐器组合突破传统民乐固有的表现模式和表演形式,在丰富视听享受的同时,对民乐演奏方式进行有益尝试”,“让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不同音色的中西乐器形成对话,相互唱和”的初衷和用心。
中西合璧的乐器组合形式在音乐会上的首次亮相是第四个节目《二胡、大提琴与乐队〈菊花台〉》。在作品中,陈燮阳先生基本上沿用了周杰伦原作的主题,但把速度处理得非常缓慢,让多情的、若即若离的旋律线带出了几分惆怅与忧郁,因而感情显得更为内敛,与原曲相比,更符合中国古典诗词的美学意境。在乐队柔和音色的映衬下,呈现出二胡与大提琴一问一答的主题,委婉动人。二胡细腻而煽情的音色与大提琴宽广浑厚的声音交融在一起,非常匹配。
刘兴辰编曲的《古琴、钢琴二重奏〈琴韵〉》是根据中国传统古琴曲《梅花三弄》创作的。钢琴率先奏出全曲的引子,气氛肃穆,节奏紧凑,辅之以自然音响的模拟,异常生动地勾勒出一幅“腊月霜晨草木枯”的画面,之后,在低音区构成呜呜咽咽的动荡音响,由古琴在高音区奏出《梅花三弄》中清丽脱俗的、著名的主题音调,古琴音色清脆古雅,晶莹剔透,略有一些纤细,宛如梅花临风独曳的情景。而作品第二次主题的呈示由钢琴完成。在古琴“余波击石,急流奔遄”的琶音衬托下,钢琴奏出的主题音色冷峭,清亮,令梅花傲骨棱棱、不惧严霜的高洁品格跃然呈现。在这部作品中,钢琴与古琴这两件截然不同的中西方乐器出色地达成了一种精神上的默契,共同演绎出一曲近于完美的交响,正如刘文金的《二胡、萨克斯与乐队〈二泉映月〉》中二胡的凄美与萨克斯的圆润交织在一起所产生的那一份耐人寻味的、动人的诗情。
音乐会上,作品中西合璧的呈现形式不仅体现在中西乐器的组合上,也体现在结构音乐作品的理念、方式及演奏家对传统乐器的音色处理上。例如在《笛子、唢呐与乐队〈花儿为什么这样红〉》中笛箫演奏家曾格格与唢呐演奏家冯晓泉的演奏。《花儿为什么这样红》的曲调出自塔吉克族民间舞曲,原曲轻盈明快,富于动感,1963年由雷振邦在电影《冰山上的来客》中加以改编后,曲调性格变得辽远、广袤,空灵悲怆,有婉约的含蓄,也有历史的厚重。曾格格在演奏这首作品时,把笛音音色处理得清丽缥缈,具有不俗的穿透力,在呈现我国民族器乐曲独有风韵的同时,带出了几分西方木管乐器的音色。冯晓泉的唢呐也尝试着找寻出了一种介于西方木管乐器与铜管乐器之间的音色,与曾格格的笛声各具精彩,又珠联璧合,相得益彰。
《二胡、萨克斯与乐队〈二泉映月〉》的表演者,二胡演奏家宋飞对这种“中西乐器对话”的表演形式也非常肯定,她认为,先人说过,传统是一条河,而河应当是流动的,发展的,不是一潭死水,也不是一潭浑水,要让它和谐而有序地流动。
三
如何使传统音乐走进当代,让高雅音乐走向大众,始终是我国一代又一代民族音乐家奋力追求和探索的目标之一。“江山如此多娇”音乐会的另一个引人注目之处正在于,把历史上和当代曾经广泛流传的如《天下黄河》、《花儿为什么这样红》、《我的祖国》、《天路》等这样的民歌和创作歌曲拿来加以改编再创,使它们获得新的生命,实现了古今、雅俗的对接和融合。音乐会上,由流行歌手周杰伦作曲首唱、陈燮阳担任编曲的《二胡、大提琴与乐队〈菊花台〉》给人们留下了深刻、难忘的印象。
周杰伦的《菊花台》曲调抒情优美,意境温和独特,在当代青少年人群中拥有广泛的影响力,张艺谋也曾把它用到自己的电影音乐中。说起关于对这部作品的改编,指挥家陈燮阳显得非常自信:“中国民乐最主要的是旋律优美,意境深邃。以民乐的方式新编周杰伦的《菊花台》,是因为这首曲目不仅是现代流行经典,也是它本身有很优美的旋律和节奏,符合改编要求。改编后的曲目由朱亦兵大提琴演奏,于红梅二胡演奏,或许会成为新的经典民乐。”
据陈燮阳透露,中央民族乐团曾由其他作曲家起草过四个关于这部作品的备选改编方案,由此也可看出中央民族乐团对它的重视程度和审慎的态度。民族乐团团长席强认为,对《菊花台》的改编是“与时俱进”的,他说:“如何让民族音乐更接近普通大众,尤其是得到青少年的喜爱,一直是我们探索的一个方向,在这次演出结束后,要看观众们的反响,我们完全有可能把《菊花台》作为乐团的保留节目。”
四
对历史上具有广泛影响力和很高知名度的音乐作品进行改编和重新演绎是“江山如此多娇”音乐会的又一个重要特征。打开音乐会的节目单,我们可以看到,音乐会上的12部音乐作品中,除李滨扬的民族管弦乐《天下黄河》是原创作品外,另外的11部作品全是改编作品,这些作品多是历史上的典藏之作,因而也具有着非同寻常的号召力。值得指出的是,音乐会对这些作品的诠释不是停留在作品的原始层面上进行简单移植,而是在原作的基础上进行了富有独创性的编配和演绎。
音乐会由刘文金改编的民族管弦乐曲《我的祖国》拉开帷幕。民族管弦乐曲《我的祖国》是刘文金的近作,作品中合唱部分宽广飘逸的主题和基本旋律线出自刘炽先生的同名歌曲,而在乐队部分,刘文金出人意料地选用了流传于河北、山东一带的民间器乐曲“淘金令”作为主要音乐元素,粗犷欢悦,因而使作品在气质上、意境上与原作颇显不同。
音乐会上刘文金的另一部作品是其1998年6月创作的《二胡、萨克斯与乐队〈二泉映月〉》。二胡曲《二泉映月》曾被作曲家改作多种不同的音乐形式,其中产生重要影响的有彭修文的二胡与民族管弦乐曲,吴祖强的弦乐合奏曲,何占豪、丁芷诺的弦乐合奏曲,储望华的钢琴独奏曲,丁善德的弦乐四重奏,高韶青的二胡与电子琴曲,及孟庆云的民族声乐曲《二泉吟》,而刘文金定位于“非学院化”的《二胡、萨克斯与乐队的对话〈二泉映月〉》在性格上明显有别于其他作品。乐器的人声化抒情、如泣如诉、喁喁而语的音乐处理产生出诗情化的音乐语言,让作品内在的精神变得平和安定,使凄凉的、悲苦的情绪获得一定程度的消解。刘文金先生的《二泉映月》为我们呈现出一个看上去不一样,但却同样生动的“阿炳”。
中央民族乐团的作曲家们在借用原创音乐基础音调的同时,把时代特点和现实生活融入其中,谱写出富有独特意义和审美情趣的作品,其创作思路值得我们品味、肯定、研究和借鉴。
大型民族音乐会“江山如此多娇”在坚守中国传统民族音乐神韵的同时,大胆借鉴,锐意创新,对国家级院团引领中国民族音乐表演艺术团体更新创作观念,提升创作水平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中国当代民族音乐特别是民族器乐创作在观念、技法上的新变化和新发展,并因此而带给了我们诸多的启示:
音乐是世界性的语言,音乐之灵穿越时空,中外、古今音乐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艺术中最有价值的东西一定是共通的,也一定是属于全人类的。真正的艺术是人与人之间心灵的对话,不仅与国人、今人对话,而且与洋人、后人对话。正如巴托克所说:“人为地竖立起一道长城用以隔离各个民族,对于民间音乐的发展是没有好处的。完全脱离外国的影响意味着停滞不前,很好地吸收外国的动力,有可能丰富本民族的东西。”(引自萨姆
北京国家大剧院隆重上演并取得了成功。这场音乐会的演出正如乐团团长席强所说,原本是中央民族乐团的国庆献礼节目,而现在已变成了中国民乐界的庆典。
从音乐会的演出实力上看,演出单位共九个(中央民族乐团、中国歌剧舞剧院、中国音乐学院、中央音乐学院、中央电视台文艺中心、中国广播艺术团、中国铁路文工团、中国煤矿文工团、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歌舞团),演员近200人,其中二胡演奏家宋飞、于红梅,胡琴演奏家姜克美,琵琶演奏家吴玉霞,笛箫演奏家曾格格,唢呐演奏家冯晓泉,大提琴演奏家朱亦兵,萨克斯演奏家范圣琦,歌唱家张也、萨仁呼及原生态演唱家高宝利等众多一流音乐家悉数出场,联袂献艺,并特邀指挥家陈燮阳执棒。从实际演出效果看,整场音乐会气势磅礴,辉煌壮观,在曲目选择、作品编排及舞台呈现形式上也别开生面,有许多新的突破与尝试,形成了音乐会上的诸多“亮点”。 “江山如此多娇”音乐会创意于2009年4月。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刘延东同志4月8日在中央音乐学院副院长叶小纲撰写的《关于我国民族音乐发展现状问题分析及解决对策》一文中批示:“考虑在建国60周年的文艺汇演中组织一台高质量、高水平的民族音乐会。”4月15日,文化部蔡武部长和王文章副部长也先后批示,并召开专题研讨会,决定由中央民族乐团承办一台代表国家水平的民族音乐会向新中国成立60周年献礼。
一
浓郁的民族性和鲜明的地域性是“江山如此多娇”音乐会的一个重要特征。音乐会从策划到演出历时四个多月,最初的备选曲目有80多首,后选取了其中的40余首进行编排和试奏,再从中确定出这12部作品,其风格基调的基本定位是:立足传统民乐经典,综合西方音乐与现代流行音乐元素,力求使音乐会在充分展示中国民族风韵的同时,呈现出当代社会气象万千的精神风貌。
在曲目选择上,音乐会坚持中国传统乐曲与当代作品并重,兼顾不同地域、不同民族和不同体裁风格特征的基本原则,其曲目涉及传统古曲、当代乐曲、民歌、影视歌曲、流行音乐、戏曲曲牌等多个领域。有二胡曲《二泉映月》,也有女声独唱《谁在长空吹玉笛》;有改编自古曲《梅花三弄》的古琴、钢琴二重奏《琴韵》,也有琵琶大师刘德海创作的现代琵琶曲《天鹅》;有《天下黄河》这样代表中国汉民族文化的音乐作品,也有代表新疆维吾尔族的《花儿为什么这样红》,代表西藏少数民族地区的《天路》,代表内蒙古大草原的《万马奔腾》及根据台湾原住民民歌《丰年祭》改编、创作的同名民族管弦乐曲。
在乐器选用上,音乐会不但把中国民族乐队中“吹拉弹打”四个乐器组中相关的传统乐器运用得出神入化,而且在一些着意表现地方风格特点的作品中,使用了马头琴和京胡这样具有明显标志性和地域性的特色乐器,使作品产生出最直接、最生动、最率直的艺术效果,充分显示了中国民族乐器音色的丰富多样和迷人魅力。
在表演形式和风格上,音乐会从内容和效果出发,追求审美意趣的多元,既有中国传统乐曲的古朴典雅,民间音乐的原汁原味,也有当代音乐的时尚新颖。
二
作为一台大型的民族音乐会,除了使用琵琶、古琴、笛子、筝、二胡、马头琴这样的传统民族乐器,还有几种西方乐器(如大提琴、钢琴、萨克斯等)加盟其中。在作品的演奏形式上,既有民乐独奏、二重奏、民乐合奏,又有“二胡与萨克斯”、“古琴与钢琴”、“二胡与大提琴”等不拘一格的非常组合,从中不难看出主创者的“用中西合璧的乐器组合突破传统民乐固有的表现模式和表演形式,在丰富视听享受的同时,对民乐演奏方式进行有益尝试”,“让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不同音色的中西乐器形成对话,相互唱和”的初衷和用心。
中西合璧的乐器组合形式在音乐会上的首次亮相是第四个节目《二胡、大提琴与乐队〈菊花台〉》。在作品中,陈燮阳先生基本上沿用了周杰伦原作的主题,但把速度处理得非常缓慢,让多情的、若即若离的旋律线带出了几分惆怅与忧郁,因而感情显得更为内敛,与原曲相比,更符合中国古典诗词的美学意境。在乐队柔和音色的映衬下,呈现出二胡与大提琴一问一答的主题,委婉动人。二胡细腻而煽情的音色与大提琴宽广浑厚的声音交融在一起,非常匹配。
刘兴辰编曲的《古琴、钢琴二重奏〈琴韵〉》是根据中国传统古琴曲《梅花三弄》创作的。钢琴率先奏出全曲的引子,气氛肃穆,节奏紧凑,辅之以自然音响的模拟,异常生动地勾勒出一幅“腊月霜晨草木枯”的画面,之后,在低音区构成呜呜咽咽的动荡音响,由古琴在高音区奏出《梅花三弄》中清丽脱俗的、著名的主题音调,古琴音色清脆古雅,晶莹剔透,略有一些纤细,宛如梅花临风独曳的情景。而作品第二次主题的呈示由钢琴完成。在古琴“余波击石,急流奔遄”的琶音衬托下,钢琴奏出的主题音色冷峭,清亮,令梅花傲骨棱棱、不惧严霜的高洁品格跃然呈现。在这部作品中,钢琴与古琴这两件截然不同的中西方乐器出色地达成了一种精神上的默契,共同演绎出一曲近于完美的交响,正如刘文金的《二胡、萨克斯与乐队〈二泉映月〉》中二胡的凄美与萨克斯的圆润交织在一起所产生的那一份耐人寻味的、动人的诗情。
音乐会上,作品中西合璧的呈现形式不仅体现在中西乐器的组合上,也体现在结构音乐作品的理念、方式及演奏家对传统乐器的音色处理上。例如在《笛子、唢呐与乐队〈花儿为什么这样红〉》中笛箫演奏家曾格格与唢呐演奏家冯晓泉的演奏。《花儿为什么这样红》的曲调出自塔吉克族民间舞曲,原曲轻盈明快,富于动感,1963年由雷振邦在电影《冰山上的来客》中加以改编后,曲调性格变得辽远、广袤,空灵悲怆,有婉约的含蓄,也有历史的厚重。曾格格在演奏这首作品时,把笛音音色处理得清丽缥缈,具有不俗的穿透力,在呈现我国民族器乐曲独有风韵的同时,带出了几分西方木管乐器的音色。冯晓泉的唢呐也尝试着找寻出了一种介于西方木管乐器与铜管乐器之间的音色,与曾格格的笛声各具精彩,又珠联璧合,相得益彰。
《二胡、萨克斯与乐队〈二泉映月〉》的表演者,二胡演奏家宋飞对这种“中西乐器对话”的表演形式也非常肯定,她认为,先人说过,传统是一条河,而河应当是流动的,发展的,不是一潭死水,也不是一潭浑水,要让它和谐而有序地流动。
三
如何使传统音乐走进当代,让高雅音乐走向大众,始终是我国一代又一代民族音乐家奋力追求和探索的目标之一。“江山如此多娇”音乐会的另一个引人注目之处正在于,把历史上和当代曾经广泛流传的如《天下黄河》、《花儿为什么这样红》、《我的祖国》、《天路》等这样的民歌和创作歌曲拿来加以改编再创,使它们获得新的生命,实现了古今、雅俗的对接和融合。音乐会上,由流行歌手周杰伦作曲首唱、陈燮阳担任编曲的《二胡、大提琴与乐队〈菊花台〉》给人们留下了深刻、难忘的印象。
周杰伦的《菊花台》曲调抒情优美,意境温和独特,在当代青少年人群中拥有广泛的影响力,张艺谋也曾把它用到自己的电影音乐中。说起关于对这部作品的改编,指挥家陈燮阳显得非常自信:“中国民乐最主要的是旋律优美,意境深邃。以民乐的方式新编周杰伦的《菊花台》,是因为这首曲目不仅是现代流行经典,也是它本身有很优美的旋律和节奏,符合改编要求。改编后的曲目由朱亦兵大提琴演奏,于红梅二胡演奏,或许会成为新的经典民乐。”
据陈燮阳透露,中央民族乐团曾由其他作曲家起草过四个关于这部作品的备选改编方案,由此也可看出中央民族乐团对它的重视程度和审慎的态度。民族乐团团长席强认为,对《菊花台》的改编是“与时俱进”的,他说:“如何让民族音乐更接近普通大众,尤其是得到青少年的喜爱,一直是我们探索的一个方向,在这次演出结束后,要看观众们的反响,我们完全有可能把《菊花台》作为乐团的保留节目。”
四
对历史上具有广泛影响力和很高知名度的音乐作品进行改编和重新演绎是“江山如此多娇”音乐会的又一个重要特征。打开音乐会的节目单,我们可以看到,音乐会上的12部音乐作品中,除李滨扬的民族管弦乐《天下黄河》是原创作品外,另外的11部作品全是改编作品,这些作品多是历史上的典藏之作,因而也具有着非同寻常的号召力。值得指出的是,音乐会对这些作品的诠释不是停留在作品的原始层面上进行简单移植,而是在原作的基础上进行了富有独创性的编配和演绎。
音乐会由刘文金改编的民族管弦乐曲《我的祖国》拉开帷幕。民族管弦乐曲《我的祖国》是刘文金的近作,作品中合唱部分宽广飘逸的主题和基本旋律线出自刘炽先生的同名歌曲,而在乐队部分,刘文金出人意料地选用了流传于河北、山东一带的民间器乐曲“淘金令”作为主要音乐元素,粗犷欢悦,因而使作品在气质上、意境上与原作颇显不同。
音乐会上刘文金的另一部作品是其1998年6月创作的《二胡、萨克斯与乐队〈二泉映月〉》。二胡曲《二泉映月》曾被作曲家改作多种不同的音乐形式,其中产生重要影响的有彭修文的二胡与民族管弦乐曲,吴祖强的弦乐合奏曲,何占豪、丁芷诺的弦乐合奏曲,储望华的钢琴独奏曲,丁善德的弦乐四重奏,高韶青的二胡与电子琴曲,及孟庆云的民族声乐曲《二泉吟》,而刘文金定位于“非学院化”的《二胡、萨克斯与乐队的对话〈二泉映月〉》在性格上明显有别于其他作品。乐器的人声化抒情、如泣如诉、喁喁而语的音乐处理产生出诗情化的音乐语言,让作品内在的精神变得平和安定,使凄凉的、悲苦的情绪获得一定程度的消解。刘文金先生的《二泉映月》为我们呈现出一个看上去不一样,但却同样生动的“阿炳”。
中央民族乐团的作曲家们在借用原创音乐基础音调的同时,把时代特点和现实生活融入其中,谱写出富有独特意义和审美情趣的作品,其创作思路值得我们品味、肯定、研究和借鉴。
大型民族音乐会“江山如此多娇”在坚守中国传统民族音乐神韵的同时,大胆借鉴,锐意创新,对国家级院团引领中国民族音乐表演艺术团体更新创作观念,提升创作水平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中国当代民族音乐特别是民族器乐创作在观念、技法上的新变化和新发展,并因此而带给了我们诸多的启示:
音乐是世界性的语言,音乐之灵穿越时空,中外、古今音乐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艺术中最有价值的东西一定是共通的,也一定是属于全人类的。真正的艺术是人与人之间心灵的对话,不仅与国人、今人对话,而且与洋人、后人对话。正如巴托克所说:“人为地竖立起一道长城用以隔离各个民族,对于民间音乐的发展是没有好处的。完全脱离外国的影响意味着停滞不前,很好地吸收外国的动力,有可能丰富本民族的东西。”(引自萨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