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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几年，全球经济将受到三种趋势的影响。市场和政府之间的关系将重新平衡，后者将更为有利。这将伴随着过度全球化和民族自治之间的再平衡，这仍有利于后者。因此，我们对经济增长的雄心需要降低。
在面临集体行动问题以及国家能力应对危机和保护人民的重要性时，没有什么比新冠病毒大流行更能凸显市场的不足。新冠危机加大了普及医疗保险、加强劳动力市场保护和保障关键医疗设备国内供应链的呼聲。尽管如此，在大流行之前存在的三个因素—更大力度的国家政府行动、逆转过度全球化以及更低的增长率，可能预示着更可持续、更具包容性的全球经济。
首先，我们来考虑国家政府的作用。让政府在应对不平等和经济不安全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现在已成为经济学家和决策者的核心优先事项。尽管美国民主党进步派未能获得党内总统候选人提名，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辩论的条件。
乔·拜登可能是中间派，但他在医疗、教育、能源、环境、贸易、犯罪等各政策领域，观点都比该党前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更左倾。正如一名记者所说，“拜登目前的政策处方……如果在以往任何民主党总统初选中提出，会被认为是激进的”。
拜登可能不会赢得11月的大选。即使他获胜，拜登可能也无法或不愿实施更为进步的政策议程。不过很明显，美国和欧洲的发展方向都是加大国家干预。
唯一的问题是，这个更加激进的国家将采取何种形式。我们不能排除回归旧式政府干预的可能性，即使这种干预几乎未达到预期的效果。另一方面，专注于绿色经济、良好的就业和重建中产阶级，这种重新定位需要适应当前的经济和技术条件，而不是简单模仿二战后“黄金30年”的政策本能。
政府干预形式的回归，与民族国家的重新崛起紧密相关。到处都在谈论去全球化、去耦合，把供应链带回本国，减少对外国供应的依赖，以及支持国内生产和金融。美国和中国是在这方面已经定下了基调，但一直处于建立更大财政联盟边缘的欧洲，却没有提供多少制衡力量。在这场危机中，欧盟再次放弃了跨国团结，转而强调国家主权。
从过度全球化的立场倒退，可能导致世界走上贸易战升级和民族主义抬头的道路，从而损害各方的经济前景。但这并不是唯一可以预想的结果。
我们有可能设想一种更明智、侵入性更小的经济全球化模式，侧重于国际合作真正有回报的领域，包括全球公共卫生、国际环境协定、打击避税天堂，以及其他容易受到“以邻为壑”政策影响的领域。否则，民族国家将不受阻碍地优先处理其经济和社会问题。
这样一种全球秩序，不会对扩大世界贸易和投资产生不利影响。它甚至可能在以下两方面发挥作用：它不仅为发达经济体恢复国内的“社会议价”创造空间，而且为发展中国家制定适当的增长战略创造空间。
也许，世界在中期所面临的最具破坏性的前景是经济增长显著放缓，这在发展中国家将更为明显。这些国家经历了良好的25年，贫困显著减少，教育、卫生和其他发展指标有所改善。但现在，除了大流行给公共卫生带来的巨大负担之外，它们还面临着重大的外部冲击：资本流动突然停止，汇款、旅游和出口收入大幅下降。而且，像公共投资和自然资源的繁荣等因素，是不可持续的。出口导向型工业化作为最可靠的长期发展载体，似乎已走到尽头。
发展中国家现在将不得不依赖新增长模式。这场大流行敲响了警钟，我们需要重新校准增长前景，并促使人们进行更广泛的反思。
本文由Project Syndicate授权《南风窗》独家刊发中文版。丹尼·罗德里克，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国际政治经济学教授，著有《贸易直言：对健全世界经济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