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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年底是我们收成的季节，现在都没了。”北京交响乐团团长谭利华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最近的困难是意想不到的。”
办公桌上没有电脑，只有文件和乐谱，有些凌乱。身为乐团的音乐总监和首席指挥，谭利华考虑的显然不仅仅是艺术。“现在满脑子都是事，一个是文化走出去，一个是乐团的建设，还有乐团现在面临的困难。”谭利华点了根烟，有些犯愁，“乱七八糟的，忙忙碌碌，一天到晚都在为生存去想各种办法，还要参加各种学习，路线教育等。”说这话前，团里的书记探头进来，示意谭利华要开会了。
“困难”已经迫在眉睫，因为今年年底的商业演出目前只定了一场。而以往，北京交响乐团在新年和春节期间，商演得有二十来场。今年，中央下达了“八项规定”和“六项禁令”，其中的“厉行勤俭节约”“严禁用公款搞相互走访、送礼、宴请等拜年活动”等规定已经改变了年底热闹的演出市场。
“严控各种大型晚会或演出，难免会有些一刀切的现象。大型豪华的晚会制作，没人来听了，因为领导不来听，就没人敢来办了。”谭利华有些无奈，“我们就等死，这市场现在就成这样了。”
前段时间有人想把谭利华的日常生活拍成纪录片，“不想拍光鲜的，就想拍这个”。谭利华说，还是不要了，已经够烦了。外界或许想不到，高雅的交响乐以及它背后的指挥家与团长，此时正在努力渡过“年关”。
“谁还去听古典音乐？”
每年年底，一些大公司或财团都会办一些庆典或晚会，其中包括银行业、房地产业，甚至地方政府。“现在政府不办了，也不让办了，而地方的企业以前是希望领导来看晚会，现在的领导都不出现这样的场合了，所以就不办了。”谭利华对《中国新闻周刊》这样总结今年的状况。甚至一些办晚会的企业已经跟乐团事先签约，但他们宁愿毁约。“我们靠什么？以前年底的这些商演。”谭利华自问自答，还一边翻着办公桌上的资料。
文化体制改革，全国2700多个团，最后剩下130多个团还是属于事业单位，北京只有北京京剧院、北方昆曲剧院以及北京交响乐团保留事业编制。“不改体制，但要改机制，要面对市场，要企业化管理和运作。”这就是他作为团长必须考虑的事情，“就是相当一部分工资要靠我们自己去挣。”
这样的困难与北京交响乐团刚刚结束的欧洲、北美、南美以及国内十余个城市的成功巡演是不对称的。北京交响乐团也是目前国内少有的全部演出都卖票的乐团。
今年9月北京交响乐团在维也纳金色大厅的演出，谭利华给记者拿出的照片上，鼓掌的观众均是国外面孔。而9月份，“维也纳金色大厅成国人的卡拉OK厅”的争议也见于媒体。原因是，金色大厅这个被看作是“艺术的神圣殿堂”，从2月份到9月份，中国有130多个团体来到这里走马灯式的演出，台下甚至没有多少观众，或者是赠票请来的华人观众。相比而言，“北交”的反响还算不错。
而走下灯光和鲜花点缀的舞台，这支交响乐团的生计却一直是更实际的问题。“我们要卖票，又不像欧洲有固定的观众群，那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每周或者每个月都会去听古典音乐。”谭利华说，“中国人现在浮躁得很呢，油盐酱醋，怎么想办法还房贷，怎样多挣钱，谁还去听古典音乐？”
“干着行政的事，搞着艺术的职业”
事实上，谭利华作为国内活跃的指挥家，也曾先后指挥过俄罗斯国家交响乐团、英国皇家爱乐乐团、美国法都威交响乐团、瑞士苏黎世交响乐团等国外名团。
谭利华一直认为交响乐或者芭蕾能代表国家的主流文化。给他印象深刻的是，普京担任上一任总统期间，中国文化年的开幕式在人民大会堂举办，普京带了俄罗斯的歌剧团、交响乐团、芭蕾舞团过来演出，“展现他们的文化沉淀”。
“我们要出国去，都是一个大晚会，热火朝天，琳琅满目，人山人海，给人家什么印象都没有，就暴发户。”谭利华直言不讳。作为一名指挥家，他喜欢谈这些，可能跟他的社会职务相关，他还是全国政协委员，兼任着中国音乐家协会副主席、国家大剧院艺术委员会副主任等。“干着行政的事，搞着艺术的职业”，他说自己是“多重角色”，或者戏称自己是“复合型人才”。
“给你看个东西，你就知道了。”谭利华去隔壁办公室取了一张纸，那是一张墨西哥酒店里的便签。
“你说我这脑子里，刚刚在国外演出完，还得操这些心。”谭利华用手指弹了几下这张纸。23天跑了8个国家，演了18场，这是北京交响乐团今年9月到10月在海外的演出数目，每天下了车，就得排练和演出。在墨西哥演出完，谭利华在酒店里写下了那张纸上的内容，相当于“自我反思”，这几百字还得扩写为2000字。
“我得花全部的时间去工作，这边给艺术，那边的时间给经营和管理。”谭利华抽完一支烟，又焦虑地点上第二支，“累是累点，但能够按照艺术规律去建设乐团。”他是学提琴出身，后来当了指挥和团长，按照他的说法，艺术家也做管理，才能让乐团按照艺术本身的规律去发展，虽然这其中难免也会遭遇比如当下的“经济困难”。
“得想办法要钱”
“我都说让我孩子不要学音乐。太苦，但长大之后的收入并不跟这些苦成正比。”谭利华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他出生在1950年代的江苏徐州，父母是干部，并非音乐世家。“是文革时候没事干，才这样。”谭利华说，“但音乐不是说刻苦了就行，还要有天生的条件，要有天生的乐感和节奏感，要不然只能成为工匠。”
1977年，谭利华面试进入上海音乐学院的指挥专业，师从指挥家黄晓同。“这个专业很特殊，一年就招两个人，我那个时候拿了两个奖，我就免试了。”谭利华回忆说，自己15岁就开始上台指挥，那个时候在军队的文工团，不过经常是样板戏。
大学最后一年，黄晓同不慎把腰扭伤，无法上课，由另一位指挥家李德伦指导谭利华的两部毕业作品，即普契尼歌剧《蝴蝶夫人》和柴科夫斯基《第六交响曲（悲怆）》。毕业后，谭利华做了李德伦的助理，去山东、湖北、天津等交响乐团排练，随后开始独立担当交响乐的指挥。
事实上，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谭利华就已经到过北京交响乐团的前身、北京歌舞团做指挥。之所以后来说摇滚歌手崔健是他的同事，就是因为那时候他们就有过合作。彼时，崔健在北京歌舞团吹小号。这也促成了多年后，崔健的摇滚乐和北京交响乐团的合作。
2010年，崔健多次来到谭利华的办公室，谈摇滚和交响乐合作演出的事情，最后促成了摇滚交响乐的新年音乐会。
“这是崔健的一个心愿，他毕竟是交响乐团出身的。”谭利华回忆说，“但这样的制作成本很高。”那是国内摇滚乐第一次和交响乐结合，并没有赞助，最后的票房只和成本持平，其中崔健和他团队的出场费也是不低的成本。
其实，近年来，交响乐和通俗歌曲，以及黄梅戏、河北梆子、越剧、京剧、豫剧等戏剧的结合已不在少数，“为的就是拓宽市场，让更多人能够买票来看演出。”当下的交响乐市场已不是谭利华刚刚工作时的样子，改革开放之初，为了看场交响乐，人们通宵排队买票。
按照谭利华平时爱用的比喻，自己当指挥，就是统领，就像导演，但指挥还要直接参与一线的表演，而且带领一群人表演。而此时，他还得带领这群人走出经济上的困难，其实很多音乐演奏者的月薪也就几千元。
“当团长，不光是音乐家，得转换身份，得想办法要钱，得想办法维持乐团的生存和发展。”临近中午，谭利华拿笔在乐谱上做了标记，然后走出办公室，不是去吃饭，他需要去问问书记，过一会开展内部学习的事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