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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的微软亚太工程院成了中国IT产业CTO的摇篮，我是最高兴不过了。”
——张亚勤
《中关村》:ARD的成功基因是什么？它发展起来为何那么快？
张亚勤：我们有世界级的科学家，而且我们很“饥饿”， 每个人都渴望成功，常常工作到晚上11点、12点。这种创业的激情和渴望成功的欲望是西方社会很难比较的，加上微软提供了非常好的条件、充分的资源，我们就能做成一些事。
另外，管得越少的东西，和政府离得越远的，市场化程度越高的，越容易成功……我们的研究人员进来后，其实我没怎么管他们，他自然做得好，并不需要每天去管他。
《中关村》：现在，新的技术革命似乎正在到来。微软的下一步战略是什么，ARD又在其中扮演什么角色？
张亚勤：IT整个产业每过15-20年，都有个大的变化。现在就是一个大的转型的开端。下面的几个发展热点将是云计算、移动互联网和自然用户界面。未来，微软将不会再是单纯的 PC软件公司，而是全球最大的云计算公司、最大的游戏公司、最大的IT企业。现在什么都IT化了。电视、手机，甚至包括家电，现在都成为IT产品。这是一个趋势，另一个趋势是IT也开始“消费者化”，正如你看到苹果在做的。这两股趋势一个推，一个拉，使IT变得无所不在。现在已没有一个企业能主打一切。微软在IT消费者化方面已经有所表现。Kinect就是个颠覆性的产品，它改变了人和机器交互的方式。将来，人与电脑的交互将会和人与人的交互一样，可以通过谈话，通过手势，通过表情来实现。现在只是自然用户界面的开始阶段。
ARD目前分为研究院、工程院和其他一些部分。研究院的研究方向相对比较自由，做东西很多是出自比较长远的考虑；在ARD别的部分，我们的定位是云计算和自然用户界面等，包括搜索、广告平台、移动互联、计算机视觉识别、语音识别等。像Kinect的技术，很多也是这里产生的。
《中关村》：你说过你喜欢下围棋，那么如果把微软在中国的研究机构的发展比成一局棋，现在已经下到了哪一步？
张亚勤：如果以下围棋来打比方的话，我们布局已经形成了，进入中盘。现在从研究机构的规模来讲，我们是微软在美国之外最大的，人数从个位数到增加到了近4000人；第二点，研发的链条比较完整，从基础研究到技术孵化，再到产品开发，我们这个链条比较完整。还有就是我们的影响力，基本上微软所有的主流的产品里都有我们的贡献。以前我们还能数哪些产品，现在我们不再数了，没有意义了。最后，从资金上来讲，开复和我第一年带来500万美金，花不了。去年我们花了超过了5亿美元，还不包括投资这个楼的费用。
现在，中国真地变成了亚太区的总部。
《中关村》：ARD怎么处理和中国本土的关系。
张亚勤：我把微软看作是一个中国的公司，而不是一个美国的公司，也把自己和中国的产业、教育等融为一体。我们来了中国之后，就要考虑给本地带来什么好处，从产业也好，学术界也好，都要考虑这点。有一次在外边开会，我就开玩笑说我们是中国最大的软件公司。我觉得政府也要把跨国企业当作自己的一部分，不管它在创新、解决就业还是在税收方面，它们和国企一样也在做贡献，而且也在培养人才。
《中关村》：现在这个阶段，我们是否可以回顾一下，微软和中国的相互的作用。
张亚勤：微软这十几年，都在变化。全球化的进程越来越快，中国在全球经济版图的地位也越来越重要，中国的人才、市场、制造业等对微软也越来越重要。
中国是个大的森林，我们是其中的一棵树。微软对中国也有很多贡献，微软是平台型的，我们的长城计划等，就是和中国的产业一起合作。另外，从产业上来讲，IDC统计过，我们每赚1元人民币，我们合作伙伴就能赚16.45元， 微软和合作伙伴创造的产值，去年占中国IT产业的三分之一，达到 2000亿。人才方面，我们培养的一些人才，有的已经成为本土公司的CTO和核心高管，比如阿里巴巴、腾讯等就是这样。如果我们工程院成了中国IT产业CTO的摇篮，我是最高兴不过了，因为这对中国有好处，对微软也有好处。从微软这个“黄埔军校”出去的人，会对微软比较熟悉，也比较友善。
《中关村》：你和比尔·盖茨见过多次面，你对他这个人怎么看，你们的管理风格有何异同之处？
张亚勤：我和比尔·盖茨差得太远了。盖茨的一生有很理想的成分，也有务实的成分，他的梦想很简单，让每个家庭和每个办公桌上有一台PC，他花了30年，基本完成了，而且积累了巨大的财富，他后半生又用这个财富去改变世界。而且用的是全新的方式，可以说是“创造性的资本主义”的方式——追求慈善效益的最大化，切切实实地给人们带来好处。
在管理风格方面，他很尊重下属的自主权。我管亚洲研究院和总部移动业务的时候，除了一两件事他做决定以外，其它的事情是我做决定。他只提供建议。
他思路非常清晰，有一种把复杂问题迅速简单化的本领。我曾经开玩笑说：和盖茨谈话，你脑子会清晰很多；和鲍尔默谈话，你的能量级会提升很多。
盖茨对做技术、搞研究的人，是抱着一种讨教的态度，学习的态度。在处理产品和销售方面的问题时，他的风格有时会严厉点，也会拍桌子发火。
我个人的风格是比较温和的。这可能和山西人的行为方式、生活习惯有关。加上我小时候换过的学校比较多，长大后接触的环境也变化较多，我和不同的人相处的时候可能多了点包容。我的行为方式是中庸之道，中庸之道不是什么都不做，而是追求和谐、自然与平和。
——张亚勤
《中关村》:ARD的成功基因是什么？它发展起来为何那么快？
张亚勤：我们有世界级的科学家，而且我们很“饥饿”， 每个人都渴望成功，常常工作到晚上11点、12点。这种创业的激情和渴望成功的欲望是西方社会很难比较的，加上微软提供了非常好的条件、充分的资源，我们就能做成一些事。
另外，管得越少的东西，和政府离得越远的，市场化程度越高的，越容易成功……我们的研究人员进来后，其实我没怎么管他们，他自然做得好，并不需要每天去管他。
《中关村》：现在，新的技术革命似乎正在到来。微软的下一步战略是什么，ARD又在其中扮演什么角色？
张亚勤：IT整个产业每过15-20年，都有个大的变化。现在就是一个大的转型的开端。下面的几个发展热点将是云计算、移动互联网和自然用户界面。未来，微软将不会再是单纯的 PC软件公司，而是全球最大的云计算公司、最大的游戏公司、最大的IT企业。现在什么都IT化了。电视、手机，甚至包括家电，现在都成为IT产品。这是一个趋势，另一个趋势是IT也开始“消费者化”，正如你看到苹果在做的。这两股趋势一个推，一个拉，使IT变得无所不在。现在已没有一个企业能主打一切。微软在IT消费者化方面已经有所表现。Kinect就是个颠覆性的产品，它改变了人和机器交互的方式。将来，人与电脑的交互将会和人与人的交互一样，可以通过谈话，通过手势，通过表情来实现。现在只是自然用户界面的开始阶段。
ARD目前分为研究院、工程院和其他一些部分。研究院的研究方向相对比较自由，做东西很多是出自比较长远的考虑；在ARD别的部分，我们的定位是云计算和自然用户界面等，包括搜索、广告平台、移动互联、计算机视觉识别、语音识别等。像Kinect的技术，很多也是这里产生的。
《中关村》：你说过你喜欢下围棋，那么如果把微软在中国的研究机构的发展比成一局棋，现在已经下到了哪一步？
张亚勤：如果以下围棋来打比方的话，我们布局已经形成了，进入中盘。现在从研究机构的规模来讲，我们是微软在美国之外最大的，人数从个位数到增加到了近4000人；第二点，研发的链条比较完整，从基础研究到技术孵化，再到产品开发，我们这个链条比较完整。还有就是我们的影响力，基本上微软所有的主流的产品里都有我们的贡献。以前我们还能数哪些产品，现在我们不再数了，没有意义了。最后，从资金上来讲，开复和我第一年带来500万美金，花不了。去年我们花了超过了5亿美元，还不包括投资这个楼的费用。
现在，中国真地变成了亚太区的总部。
《中关村》：ARD怎么处理和中国本土的关系。
张亚勤：我把微软看作是一个中国的公司，而不是一个美国的公司，也把自己和中国的产业、教育等融为一体。我们来了中国之后，就要考虑给本地带来什么好处，从产业也好，学术界也好，都要考虑这点。有一次在外边开会，我就开玩笑说我们是中国最大的软件公司。我觉得政府也要把跨国企业当作自己的一部分，不管它在创新、解决就业还是在税收方面，它们和国企一样也在做贡献，而且也在培养人才。
《中关村》：现在这个阶段，我们是否可以回顾一下，微软和中国的相互的作用。
张亚勤：微软这十几年，都在变化。全球化的进程越来越快，中国在全球经济版图的地位也越来越重要，中国的人才、市场、制造业等对微软也越来越重要。
中国是个大的森林，我们是其中的一棵树。微软对中国也有很多贡献，微软是平台型的，我们的长城计划等，就是和中国的产业一起合作。另外，从产业上来讲，IDC统计过，我们每赚1元人民币，我们合作伙伴就能赚16.45元， 微软和合作伙伴创造的产值，去年占中国IT产业的三分之一，达到 2000亿。人才方面，我们培养的一些人才，有的已经成为本土公司的CTO和核心高管，比如阿里巴巴、腾讯等就是这样。如果我们工程院成了中国IT产业CTO的摇篮，我是最高兴不过了，因为这对中国有好处，对微软也有好处。从微软这个“黄埔军校”出去的人，会对微软比较熟悉，也比较友善。
《中关村》：你和比尔·盖茨见过多次面，你对他这个人怎么看，你们的管理风格有何异同之处？
张亚勤：我和比尔·盖茨差得太远了。盖茨的一生有很理想的成分，也有务实的成分，他的梦想很简单，让每个家庭和每个办公桌上有一台PC，他花了30年，基本完成了，而且积累了巨大的财富，他后半生又用这个财富去改变世界。而且用的是全新的方式，可以说是“创造性的资本主义”的方式——追求慈善效益的最大化，切切实实地给人们带来好处。
在管理风格方面，他很尊重下属的自主权。我管亚洲研究院和总部移动业务的时候，除了一两件事他做决定以外，其它的事情是我做决定。他只提供建议。
他思路非常清晰，有一种把复杂问题迅速简单化的本领。我曾经开玩笑说：和盖茨谈话，你脑子会清晰很多；和鲍尔默谈话，你的能量级会提升很多。
盖茨对做技术、搞研究的人，是抱着一种讨教的态度，学习的态度。在处理产品和销售方面的问题时，他的风格有时会严厉点，也会拍桌子发火。
我个人的风格是比较温和的。这可能和山西人的行为方式、生活习惯有关。加上我小时候换过的学校比较多，长大后接触的环境也变化较多，我和不同的人相处的时候可能多了点包容。我的行为方式是中庸之道，中庸之道不是什么都不做，而是追求和谐、自然与平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