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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化”作为一种中国古典诗歌极为常用的修辞，在大量咏物诗中俯拾皆是。在中国诗歌的现代转型中，“物化”修辞也分裂出新的现代性方式，它越来越以“动物化”的形式来表达一种现代性批判立场。在骆英的散文诗作品《小兔子》《第九夜》中，“动物化”修辞得到相当精彩并且愈来愈自觉的运用。考察《小兔子》《第九夜》，不能不跟它们的文体——散文诗相联系，它们的成功提醒我们思考：中国当代散文诗如何接续散文诗的象征性传统和现代性批判传统，充分发挥散文诗的文体可能性。
1
在《小兔子》附记中，骆英对写作初衷有一番夫子自道：
我，确定是一个城市的弃儿。
我们已不再意识到思想的痛苦，不再对死亡保有发自内心的尊重，不再因为麻木和漠然感到恐惧。
天堂更高了，地狱更深了，以至一种以公司形态存在的社会结构。
我或者说我们不能放弃一种质疑和批判的态度。
城市作为现代化最重要的社会化形态成为骆英凝视反思的对象；而现代公司制度所隐喻的高效率、非人化宰制同样引起诗人的警惕。诗人更反思现代化话语对人的内化和驯服，换言之，骆英关注的是人不再保持其精神完整性和自主性的危机。
在对发达工业社会进行深入研究后，马尔库塞认为：“我们社会的突出之处是，在压倒一切的效率和利益日益提高的生活水准这双重的基础上，利用技术而不是恐怖去压服那些离心的社会力量。”（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马尔库塞最担心的是，技术作为现代化最诱人的面具导致批判的停顿，从而造就“没有反对派的社会”：“在这里，发达工业社会却使批判面临一种被剥夺基础的状况。技术的进步扩展到整个统治和协调制度，创造出种种生活（和权力）形式，这些生活形式似乎调和着反对这一制度的各种势力，并击败和拒斥以摆脱劳役和统治、获得自由的历史前景的名义而提出的所有抗议。”（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骆英的诗歌内蕴着一个马尔库塞式的质询，显然希望借着诗歌成为现代社会的反对派。
骆英不甘于小打小闹、小情小调，他的诗歌所用力、用心的是具有精神高度的人类大问题。在《第九夜》“马篇”之《第七夜马的荒原》，他如是写道：
我终于登上了一个7546米的高地。
回望荒原及上一个世纪，我清晰地看见一片片草、一座座山、一粒粒石子、一座座坟头、一个个尸体都在裸露，保持加害与被加害者的姿态，保持占有与被占有、享用和被享用的余味，保持变种和异形、被变种和被异形的形态。
我终于仔细观察了太阳如何被冰凉刺骨地举起的过程，由此，我也想到了我和我们、你和你们为什么等于低下和沉沦。
这个登高回望荒原的场景堪称《小兔子》《第九夜》最核心的精神概括。20世纪80年代以来，现代汉诗逐渐确立语言本体的基础性地位，这本是新时期现代汉诗发展重要的收获。但反过来，很多现代诗歌在个人性转型过程中，也日益丧失跟历史、时代、存在等重大议题对话的能力。在这种背景下，《小兔子》和《第九夜》的精神高度具有炫目的辨识度。它迫使读者重新思考詩歌跟各种重大议题之间的关联性问题。《小兔子》《第九夜》的震撼性，既跟诗人站立的精神高度相关，更跟他所创造的表意方式相关。“《第九夜》自然不是简单的批判性论述，而是在语言的历险中完成思想表述的。”（杨小滨《快感之快》）具体而言，我以为是其中相当突出的“动物化”修辞。那么，何谓“动物化”修辞？它跟诗歌现代性有何内在联系？骆英又在何种意义上丰富和充实了“动物化”修辞？
2
《凤凰涅槃》也许是现代汉诗历史上最早使用“动物化”修辞的诗歌了。然而，其“动物化”的内核却与骆英的《小兔子》《第九夜》大异其趣。孙绍振教授在分析《凤凰涅槃》的意象创造时指出：“不死鸟出于埃及，凤凰出于中土，涅槃出于印度，而泛神论出于欧洲（荷兰），为基督教哲学之一派。胡适新诗倡言不用典，而郭沫若则将来自非洲、欧洲、亚洲之神话、哲学宗教中国之话语四者融为一体，加以重构，创造出凤凰涅槃之新典，其学养与才华无愧于一时之杰。”（孙绍振《“凤凰涅槃”：一个经典意象建构的历程》）
《凤凰涅槃》是诗人为一个民族从前现代向现代转换过程所找到的“动物化意象”，其奥妙在于意象创造过程中强大的历史想象力和文化涵纳性的结合。它体现的是对一个民族汇入“现代”的热烈呼唤和浪漫想象。相比之下，《小兔子》《第九夜》的“动物化”修辞却是在“反思现代性”的谱系中运作，其精神趣味和立场必须归属于小说家卡夫卡《变形记》中“甲虫”的谱系。
在一篇小说中，青年作家王威廉将一个有关“动物化”的质询镶嵌其中：“如果卡夫卡在写作《变形记》时，不是把人变成甲虫，而是变成了其他什么形式的生物，这部作品的感染力还会有这么强大吗？或者说，这部作品还能具备如此深远的原创价值吗？”（王威廉《书鱼》）
如果说传奇的动物化变形是获取美好生活的文学途径，那么现代文学的动物化变形则是通向破碎世界。换言之，“甲虫”的变形实质是世界出了毛病，而诉诸“甲虫”想象的动物化修辞则是将现代世界置于文学反思的显微镜之下。无论是《小兔子》中的“小兔子”“蟑螂”“蝌蚪”“乌鸦”“螳螂”“响尾蛇”“小母狗”“小麻雀”，还是《第九夜》中的“马”和“猫”，骆英的动物化修辞都为当代的中国生存找到了一批与卡夫卡“甲虫”的家族相似的意象。有趣的是，王威廉将卡夫卡的“甲虫”唯一化，骆英则以多样的动物化意象，昭示了动物化修辞内部具有相当的多样性。
20世纪之初，郭沫若在欢呼召唤着代表帝国现代转化的“凤凰涅槃”；21世纪初，骆英以同样激烈然而野蛮的风格书写“现代”所带来的“动物化”荒原。在追求现代和反思现代的两者之间横亘着的中国，发生了复杂丰富的剧变。如果说《凤凰涅槃》的“动物化”修辞开启了中国文学关于现代的浪漫想象的话，那么中国文学关于“现代”的反思在骆英之前已经不绝如缕。同样是“物化”修辞，闻一多的《死水》是骆英化物为诗的现代性反思的先声。“物化”或所谓咏物诗，是中国古典诗歌传统重要的组成部分，而在《死水》中，“物化”修辞发生了现代转换。物世界已经不再能够成为承载自我精神顿悟的“天地”，转而成为满身裂痕、满目疮痍，需要通过批判和反思来为其净身的对象。对于中国文学而言，古典向现代的转换，其实质在于：人被迫从天人合一的世界中分离出来，世界不再可以栖心，转而成了批判对象。批判性成了现代诗人为自己创设的重要精神位置。在此现代背景下，一个有趣的诗歌转变是传统咏物的“物化”修辞将被大面积地从“植物化”转换为“动物化”。梅兰菊竹等静态的美好植物意象跟和谐的精神修为有更天然的联系；而甲虫、蟑螂等不无恶浊之气的动物意象则跟现代的分裂紧密相关。“动物化”由此成了与现代性反思如影随形的诗歌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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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小兔子》附记中，骆英对写作初衷有一番夫子自道：
我，确定是一个城市的弃儿。
我们已不再意识到思想的痛苦，不再对死亡保有发自内心的尊重，不再因为麻木和漠然感到恐惧。
天堂更高了，地狱更深了，以至一种以公司形态存在的社会结构。
我或者说我们不能放弃一种质疑和批判的态度。
城市作为现代化最重要的社会化形态成为骆英凝视反思的对象；而现代公司制度所隐喻的高效率、非人化宰制同样引起诗人的警惕。诗人更反思现代化话语对人的内化和驯服，换言之，骆英关注的是人不再保持其精神完整性和自主性的危机。
在对发达工业社会进行深入研究后，马尔库塞认为：“我们社会的突出之处是，在压倒一切的效率和利益日益提高的生活水准这双重的基础上，利用技术而不是恐怖去压服那些离心的社会力量。”（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马尔库塞最担心的是，技术作为现代化最诱人的面具导致批判的停顿，从而造就“没有反对派的社会”：“在这里，发达工业社会却使批判面临一种被剥夺基础的状况。技术的进步扩展到整个统治和协调制度，创造出种种生活（和权力）形式，这些生活形式似乎调和着反对这一制度的各种势力，并击败和拒斥以摆脱劳役和统治、获得自由的历史前景的名义而提出的所有抗议。”（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骆英的诗歌内蕴着一个马尔库塞式的质询，显然希望借着诗歌成为现代社会的反对派。
骆英不甘于小打小闹、小情小调，他的诗歌所用力、用心的是具有精神高度的人类大问题。在《第九夜》“马篇”之《第七夜马的荒原》，他如是写道：
我终于登上了一个7546米的高地。
回望荒原及上一个世纪，我清晰地看见一片片草、一座座山、一粒粒石子、一座座坟头、一个个尸体都在裸露，保持加害与被加害者的姿态，保持占有与被占有、享用和被享用的余味，保持变种和异形、被变种和被异形的形态。
我终于仔细观察了太阳如何被冰凉刺骨地举起的过程，由此，我也想到了我和我们、你和你们为什么等于低下和沉沦。
这个登高回望荒原的场景堪称《小兔子》《第九夜》最核心的精神概括。20世纪80年代以来，现代汉诗逐渐确立语言本体的基础性地位，这本是新时期现代汉诗发展重要的收获。但反过来，很多现代诗歌在个人性转型过程中，也日益丧失跟历史、时代、存在等重大议题对话的能力。在这种背景下，《小兔子》和《第九夜》的精神高度具有炫目的辨识度。它迫使读者重新思考詩歌跟各种重大议题之间的关联性问题。《小兔子》《第九夜》的震撼性，既跟诗人站立的精神高度相关，更跟他所创造的表意方式相关。“《第九夜》自然不是简单的批判性论述，而是在语言的历险中完成思想表述的。”（杨小滨《快感之快》）具体而言，我以为是其中相当突出的“动物化”修辞。那么，何谓“动物化”修辞？它跟诗歌现代性有何内在联系？骆英又在何种意义上丰富和充实了“动物化”修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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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涅槃》也许是现代汉诗历史上最早使用“动物化”修辞的诗歌了。然而，其“动物化”的内核却与骆英的《小兔子》《第九夜》大异其趣。孙绍振教授在分析《凤凰涅槃》的意象创造时指出：“不死鸟出于埃及，凤凰出于中土，涅槃出于印度，而泛神论出于欧洲（荷兰），为基督教哲学之一派。胡适新诗倡言不用典，而郭沫若则将来自非洲、欧洲、亚洲之神话、哲学宗教中国之话语四者融为一体，加以重构，创造出凤凰涅槃之新典，其学养与才华无愧于一时之杰。”（孙绍振《“凤凰涅槃”：一个经典意象建构的历程》）
《凤凰涅槃》是诗人为一个民族从前现代向现代转换过程所找到的“动物化意象”，其奥妙在于意象创造过程中强大的历史想象力和文化涵纳性的结合。它体现的是对一个民族汇入“现代”的热烈呼唤和浪漫想象。相比之下，《小兔子》《第九夜》的“动物化”修辞却是在“反思现代性”的谱系中运作，其精神趣味和立场必须归属于小说家卡夫卡《变形记》中“甲虫”的谱系。
在一篇小说中，青年作家王威廉将一个有关“动物化”的质询镶嵌其中：“如果卡夫卡在写作《变形记》时，不是把人变成甲虫，而是变成了其他什么形式的生物，这部作品的感染力还会有这么强大吗？或者说，这部作品还能具备如此深远的原创价值吗？”（王威廉《书鱼》）
如果说传奇的动物化变形是获取美好生活的文学途径，那么现代文学的动物化变形则是通向破碎世界。换言之，“甲虫”的变形实质是世界出了毛病，而诉诸“甲虫”想象的动物化修辞则是将现代世界置于文学反思的显微镜之下。无论是《小兔子》中的“小兔子”“蟑螂”“蝌蚪”“乌鸦”“螳螂”“响尾蛇”“小母狗”“小麻雀”，还是《第九夜》中的“马”和“猫”，骆英的动物化修辞都为当代的中国生存找到了一批与卡夫卡“甲虫”的家族相似的意象。有趣的是，王威廉将卡夫卡的“甲虫”唯一化，骆英则以多样的动物化意象，昭示了动物化修辞内部具有相当的多样性。
20世纪之初，郭沫若在欢呼召唤着代表帝国现代转化的“凤凰涅槃”；21世纪初，骆英以同样激烈然而野蛮的风格书写“现代”所带来的“动物化”荒原。在追求现代和反思现代的两者之间横亘着的中国，发生了复杂丰富的剧变。如果说《凤凰涅槃》的“动物化”修辞开启了中国文学关于现代的浪漫想象的话，那么中国文学关于“现代”的反思在骆英之前已经不绝如缕。同样是“物化”修辞，闻一多的《死水》是骆英化物为诗的现代性反思的先声。“物化”或所谓咏物诗，是中国古典诗歌传统重要的组成部分，而在《死水》中，“物化”修辞发生了现代转换。物世界已经不再能够成为承载自我精神顿悟的“天地”，转而成为满身裂痕、满目疮痍，需要通过批判和反思来为其净身的对象。对于中国文学而言，古典向现代的转换，其实质在于：人被迫从天人合一的世界中分离出来，世界不再可以栖心，转而成了批判对象。批判性成了现代诗人为自己创设的重要精神位置。在此现代背景下，一个有趣的诗歌转变是传统咏物的“物化”修辞将被大面积地从“植物化”转换为“动物化”。梅兰菊竹等静态的美好植物意象跟和谐的精神修为有更天然的联系；而甲虫、蟑螂等不无恶浊之气的动物意象则跟现代的分裂紧密相关。“动物化”由此成了与现代性反思如影随形的诗歌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