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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不盲从，不苟同，9次被批判、撤职、降级，始终刚直敢言
1999年，国防大学二号院一座简陋的二层小楼的门前，挂上了“中国人民解放军《黄克诚传》编委会”的牌子。时任国防大学副政委谭乃达、国防大学编研室原主任马长志、总参办公厅编研室原主任李柱江、国防大学编研室退休教授刘建皋等入驻办公。早在《黄克诚传》筹备伊始，谭乃达就强调，写这本传记，主要是给领导干部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看的，让他们认识一个真实的黄克诚，以之为镜。
九上九下
在开国元勋中，黄克诚被罢官次数最多，“九上九下”。
1927年，他因在湘南暴动中反对和抵制烧杀政策和攻打中心城市的“左”倾冒险主义，三次被批判，一次被撤职；1930年，因反对攻打长沙、支持毛泽东，被批为右倾机会主义，再次被撤职；1931年，抵制第二次肃反打“AB团”，险被逮捕处决；红军长征路上，向上级提意见，被三次降职；抗日战争期间，多次向华中局提出，当前是国共统一战线时期不应主动攻击韩德勤、不该打曹甸，被批右倾保守撤职；1959年在庐山会议上，被打成“反党集团”主要成员，撤销一切职務，仅保留党籍；“文革”中，被关押审查，蒙冤18年。
“使我最难以支持的还是庐山会议”
黄克诚自己也曾说：“我平生受过无数次斗争，感到最严重、使我最难以支持的还是庐山会议这一次。”
1959年7月19日，黄克诚在庐山会议小组会上作了两个多小时的发言。这是他一生最痛快的发言之一。他虽然没有像彭德怀那样使用“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等激烈的词语抨击“共产风”，但可以看出他对形势总的看法和彭德怀的信基本一致。
会议期间，有人说黄克诚是彭德怀的走狗，他气得发抖，说：“你杀了我，我也不承认！”他对抗的办法是沉默少言，在小组会上作检讨，但没有揭发彭德怀的问题。这没有让他过关。会议领导人软硬兼施，他终于作检讨，首次承认了“右倾机会主义”。
8月18日，从庐山下山后，召开了军委扩大会议。这是一次“剩勇追穷寇”的会议，对黄克诚的揭发范围之广，批判之激烈，远超庐山会议。
“打不过也要打，不能白受辱”
庐山会议后，黄克诚被撤销中央书记处书记、军委秘书长兼总参谋长职务，戴上了“彭黄反党集团”主要成员、右倾反党的帽子。
此后，他的政治待遇基本取消，工资降级，“吉姆”座车保留，住所不变，在北京大水车胡同四号院过上了赋闲生活。
1965年10月，黄克诚被分配到山西，担任常务副省长。他本打算在这里度过余生，没想到一年后，“文革”开始，他被红卫兵押回北京。
一开始，他被关在五棵松附近北京卫戍区的一个监护点。黄克诚回忆，自己常常和看守吵架，对方有侮辱行为，他就会还手。“我明知自己年老体衰，和年轻小伙子打架是自找倒霉，但打不过也要打，不能白受侮辱。”这让看守人员有所收敛，因为这“老家伙”不怕死，动不动就拼命。
后来，他被转到玉渊潭附近的监护点。
一次放风时，黄克诚见到了彭德怀。趁监管松懈，他问彭德怀：“天冷了，你怎么不穿棉鞋？”彭德怀说：“棉鞋带来了，没穿。别说话了，免得麻烦。”这是他们受到隔离审查近10年来的第一次交谈，也是一生中的最后一次。
“文革”期间，周小舟、彭德怀、张闻天相继去世。
黄克诚称自己为“幸存者”。他后来回忆彭德怀，说：“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做梦经常同他在一起。”
“涉及天王老子都要查”
1977年，黄克诚被摘掉“反党”的帽子，正式复出，被任命为中央军委顾问。在1978年底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他被选举为中纪委常务书记。
中纪委成立时，黄克诚请示陈云，纪律检查委员会主要抓什么，陈云只回答了3个字：抓党风。
1980年1月，中纪委接到举报：为欢送调离总参的李达、张才干，欢迎调来总参工作的张震，主持总参工作的副总长杨勇在京西宾馆公款请客，花去400元。黄克诚得知后指示：要查，不管涉及天王老子都要查；不仅要查，还要处理，“谁出的主意谁出钱”。
1980年10月，时任商业部部长好几次在丰泽园饭庄请客，应付124.92元，但只付了19元。丰泽园一位年轻厨师给中纪委写信，揭发此事。中纪委立即派人调查，证实情况属实。黄克诚指示，向全党发出通报批评。《人民日报》也发了批评报道。这在高级干部中引起了很大震动。
一位担任中央高级职务的领导人对这样的处理有些意见，批评《人民日报》乱点名批评领导干部。黄克诚在列席中央书记处会议时点了他的名：“××同志来了吗？”他说：“黄老，我来了。”黄克诚说：“听说你对这件事的处理耿耿于怀。是不是打在他身上，痛在你的心里啊？你是不是也像他那样请客吃饭少付钱啊？现在老百姓对领导干部搞特殊不满，不就是因为领导干部不自觉，搞特殊化吗？”他接着又说：“接受舆论监督，点名批评一下，有什么不得了？又不是‘文化大革命’，一点名就要打倒、搞臭。”
最后的日子
经过多次请求，1985年9月，黄克诚退出了中纪委的所有领导职务。此时，他因支气管哮喘病加重，已在解放军总医院住了两年院。1985年底，他因直肠癌做了手术，身上插了三根管子，困在病床上不能动。60多年的慢性支气管炎已发展成肺心病，他每次咳嗽排痰都累得全身大汗，脸憋得通红。他开始不配合治疗，常常趁人不备拔掉针头和呼吸机的管子。
他开始出现幻觉，前一分钟还在和家人说话，后一分钟就说起枪炮和爆炸，还会突然着急地说：“我得赶快去朱总司令那里报告情况。”他时常想念母亲，一次，给一位护士背了他“文革”关押期间梦到母亲后所做的一首诗。
1986年12月28日，他在北京解放军总医院病逝。
黄克诚追悼大会于翌年1月7日举行，3000多人出席。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杨尚昆致悼词：“黄克诚同志具有坚强的无产阶级党性，不盲从，不苟同，坚持真理，刚正不阿。他在历史上多次因为坚持正确意见而受到错误的批判、打击，甚至被撤职、降级，但始终保持刚直敢言、为人民无私无畏的高尚品德。”
（摘自《中国新闻周刊》）
1999年，国防大学二号院一座简陋的二层小楼的门前，挂上了“中国人民解放军《黄克诚传》编委会”的牌子。时任国防大学副政委谭乃达、国防大学编研室原主任马长志、总参办公厅编研室原主任李柱江、国防大学编研室退休教授刘建皋等入驻办公。早在《黄克诚传》筹备伊始，谭乃达就强调，写这本传记，主要是给领导干部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看的，让他们认识一个真实的黄克诚，以之为镜。
九上九下
在开国元勋中，黄克诚被罢官次数最多，“九上九下”。
1927年，他因在湘南暴动中反对和抵制烧杀政策和攻打中心城市的“左”倾冒险主义，三次被批判，一次被撤职；1930年，因反对攻打长沙、支持毛泽东，被批为右倾机会主义，再次被撤职；1931年，抵制第二次肃反打“AB团”，险被逮捕处决；红军长征路上，向上级提意见，被三次降职；抗日战争期间，多次向华中局提出，当前是国共统一战线时期不应主动攻击韩德勤、不该打曹甸，被批右倾保守撤职；1959年在庐山会议上，被打成“反党集团”主要成员，撤销一切职務，仅保留党籍；“文革”中，被关押审查，蒙冤18年。
“使我最难以支持的还是庐山会议”
黄克诚自己也曾说：“我平生受过无数次斗争，感到最严重、使我最难以支持的还是庐山会议这一次。”
1959年7月19日，黄克诚在庐山会议小组会上作了两个多小时的发言。这是他一生最痛快的发言之一。他虽然没有像彭德怀那样使用“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等激烈的词语抨击“共产风”，但可以看出他对形势总的看法和彭德怀的信基本一致。
会议期间，有人说黄克诚是彭德怀的走狗，他气得发抖，说：“你杀了我，我也不承认！”他对抗的办法是沉默少言，在小组会上作检讨，但没有揭发彭德怀的问题。这没有让他过关。会议领导人软硬兼施，他终于作检讨，首次承认了“右倾机会主义”。
8月18日，从庐山下山后，召开了军委扩大会议。这是一次“剩勇追穷寇”的会议，对黄克诚的揭发范围之广，批判之激烈，远超庐山会议。
“打不过也要打，不能白受辱”
庐山会议后，黄克诚被撤销中央书记处书记、军委秘书长兼总参谋长职务，戴上了“彭黄反党集团”主要成员、右倾反党的帽子。
此后，他的政治待遇基本取消，工资降级，“吉姆”座车保留，住所不变，在北京大水车胡同四号院过上了赋闲生活。
1965年10月，黄克诚被分配到山西，担任常务副省长。他本打算在这里度过余生，没想到一年后，“文革”开始，他被红卫兵押回北京。
一开始，他被关在五棵松附近北京卫戍区的一个监护点。黄克诚回忆，自己常常和看守吵架，对方有侮辱行为，他就会还手。“我明知自己年老体衰，和年轻小伙子打架是自找倒霉，但打不过也要打，不能白受侮辱。”这让看守人员有所收敛，因为这“老家伙”不怕死，动不动就拼命。
后来，他被转到玉渊潭附近的监护点。
一次放风时，黄克诚见到了彭德怀。趁监管松懈，他问彭德怀：“天冷了，你怎么不穿棉鞋？”彭德怀说：“棉鞋带来了，没穿。别说话了，免得麻烦。”这是他们受到隔离审查近10年来的第一次交谈，也是一生中的最后一次。
“文革”期间，周小舟、彭德怀、张闻天相继去世。
黄克诚称自己为“幸存者”。他后来回忆彭德怀，说：“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做梦经常同他在一起。”
“涉及天王老子都要查”
1977年，黄克诚被摘掉“反党”的帽子，正式复出，被任命为中央军委顾问。在1978年底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他被选举为中纪委常务书记。
中纪委成立时，黄克诚请示陈云，纪律检查委员会主要抓什么，陈云只回答了3个字：抓党风。
1980年1月，中纪委接到举报：为欢送调离总参的李达、张才干，欢迎调来总参工作的张震，主持总参工作的副总长杨勇在京西宾馆公款请客，花去400元。黄克诚得知后指示：要查，不管涉及天王老子都要查；不仅要查，还要处理，“谁出的主意谁出钱”。
1980年10月，时任商业部部长好几次在丰泽园饭庄请客，应付124.92元，但只付了19元。丰泽园一位年轻厨师给中纪委写信，揭发此事。中纪委立即派人调查，证实情况属实。黄克诚指示，向全党发出通报批评。《人民日报》也发了批评报道。这在高级干部中引起了很大震动。
一位担任中央高级职务的领导人对这样的处理有些意见，批评《人民日报》乱点名批评领导干部。黄克诚在列席中央书记处会议时点了他的名：“××同志来了吗？”他说：“黄老，我来了。”黄克诚说：“听说你对这件事的处理耿耿于怀。是不是打在他身上，痛在你的心里啊？你是不是也像他那样请客吃饭少付钱啊？现在老百姓对领导干部搞特殊不满，不就是因为领导干部不自觉，搞特殊化吗？”他接着又说：“接受舆论监督，点名批评一下，有什么不得了？又不是‘文化大革命’，一点名就要打倒、搞臭。”
最后的日子
经过多次请求，1985年9月，黄克诚退出了中纪委的所有领导职务。此时，他因支气管哮喘病加重，已在解放军总医院住了两年院。1985年底，他因直肠癌做了手术，身上插了三根管子，困在病床上不能动。60多年的慢性支气管炎已发展成肺心病，他每次咳嗽排痰都累得全身大汗，脸憋得通红。他开始不配合治疗，常常趁人不备拔掉针头和呼吸机的管子。
他开始出现幻觉，前一分钟还在和家人说话，后一分钟就说起枪炮和爆炸，还会突然着急地说：“我得赶快去朱总司令那里报告情况。”他时常想念母亲，一次，给一位护士背了他“文革”关押期间梦到母亲后所做的一首诗。
1986年12月28日，他在北京解放军总医院病逝。
黄克诚追悼大会于翌年1月7日举行，3000多人出席。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杨尚昆致悼词：“黄克诚同志具有坚强的无产阶级党性，不盲从，不苟同，坚持真理，刚正不阿。他在历史上多次因为坚持正确意见而受到错误的批判、打击，甚至被撤职、降级，但始终保持刚直敢言、为人民无私无畏的高尚品德。”
（摘自《中国新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