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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所处的今天对应着罗马兴衰历程中的哪个阶段？这是每一位研究罗马帝国的历史学家都曾面对的问题。借助这种以古论今的尝试，我们可以从中加深对人类自身的理解，认识到人类社会是多么脆弱。
帝国的兴衰
在公元2世纪中叶，罗马人控制了地球上一片广阔的土地，北达不列颠，南至撒哈拉沙漠边缘，西起大西洋，东到美索不达米亚。其人口总数曾在一片兴旺繁荣中攀至7500万的顶峰。18世纪的英国历史学家爱德华·吉本曾评价那是人类历史上“最幸福”的时代。然而，今天的我们更有可能认为，罗马文明在前行中不知不觉地为自己埋下了日后衰亡的种子。
五个世纪后，罗马帝国沦落成了残破的“拜占庭小国”，其东部版图在伊斯兰的入侵中日渐缩小，而西部土地则早已被各种日耳曼王国占领。贸易衰退，城市萎缩，技术进步停滞。尽管仍残存着几个世纪积累下来的文化活力和精神遗产，但人口减少、政治分裂和物质匮乏才是这一时期的主色调。在历史学家伊恩·莫里斯创建的全球社会发展指数中，罗马帝国的衰落被列为人类文明史上最大的挫折。
气候的功过
对罗马帝国的灭亡存在着相当多的解释，仅至1984年就有210种学说被德国古典学家亚历山大·德曼特收录在著作中。多数学者关注帝国系统内部的政治动荡，或由军事及政治技術逐渐崛起的邻国所引发的地缘政治环境变化。但新的证据已经开始揭示自然环境变化在其中起到的关键作用。社会发展悖论和不可预测的大自然共同导致了罗马帝国的灭亡。
气候变化并非始于工业排放，而是一种贯穿人类生存史的恒久现象。比如地球轨道和太阳活动周期的变化能够影响地球所获得的太阳能量总数及其分布。而火山爆发时喷入大气层中的硫酸盐则可以反射太阳光，并对地球热量吸收等方面产生长期影响。现代人为造成的气候变化之所以非常危险，是因为它爆发迅速，且会伴随着地球生物圈中很多不可逆的改变。但气候变化本身并非新鲜事。
历史学家对理解现代气候变化的自然背景一直有着旺盛的需求。地球科学家们也早已在满世界搜寻古气候的记录证据，如同位素、年轮等都是过去环境的自然档案。对物理环境重视程度的提高与大量新数据的出现，将气候变化因素推到了罗马帝国历史研究的显著位置。
研究显示，气候在罗马文明的兴衰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帝国的建造者们抓住了一个完美的时机：温暖、潮湿且稳定的天气有利于农业社会的经济生产力，而经济的增长又能帮助罗马帝国通过政治与社会交易控制其广阔的领土。有利的气候，以这种微妙而深远的方式，烙印在了帝国最核心的结构上。
有利气候的结束，并未立即宣判罗马帝国的末日。而是以另一种方式，在罗马面临着外敌日耳曼人和波斯人的威胁时，削弱了帝国的力量。在公元6世纪查士丁尼王朝时期，气候的不稳定程度达到了顶峰。科学家研究指出，公元6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火山喷发罕见地剧烈。这一系列凶猛的火山活动引发了如今所称的“晚古小冰期”，其低温状态至少持续了150年。
疫病的侵袭
这一气候恶化的阶段对罗马帝国的瓦解起到了决定性的影响。同时，它还与另一场更大的灾难几乎无缝衔接：首次鼠疫大爆发。
生物环境的破坏对罗马帝国命运的影响似乎更大。尽管帝国曾取得很多先进的成就，但人们的预期寿命只有25岁左右，而传染病正是主要死因。折磨着罗马人的一系列疾病并非是静止在古籍上的记录。新的技术和研究成果可以帮助人们更动态、全面地了解人类与微生物的进化史。
高度城市化、高度互联的罗马帝国对其微生物居民来说是个理想的传播场。不起眼的肠道疾病，如志贺菌病和副肠热病，可以通过污染食物和水进行传播，并在人口稠密的城市流行。在排干沼泽后铺设的公路上，恶性疟原虫——这种由蚊子传播的致命原生动物不断地释放着疟疾的威力。罗马人还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联通陆地，越过海洋，并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后果：细菌也以不曾有过的方式移动了起来。在罗马帝国发展的推动下，肺结核和麻风病等慢性杀手也借着愈发互联的城市网络迎来了全盛时期。
然而，能引起大规模流行病事件的新细菌的出现，成了罗马帝国生物史上的决定性因素。帝国曾被三次跨大陆的瘟疫所撼动。安东尼瘟疫就恰好爆发在有利气候条件终结之时，而且这可能是天花病毒在全球的首次亮相。帝国挺过来了，却再也没能恢复昔日的霸权。随后，公元3世纪中叶，来历不明的居普良大瘟疫的爆发，使帝国再次陷入混乱。尽管罗马帝国又一次扛了过来，自身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新皇帝、新货币、新社会还有不久后的新宗教。最后也是最著名的一次在公元6世纪，一场超大规模的淋巴腺鼠疫彻底掐灭了查士丁尼皇帝好不容易点燃的帝国复兴之火，并奏响了中世纪黑死病的序曲。损失不计其数，据估测，这场瘟疫吞噬了罗马帝国近一半的人口。
查士丁尼瘟疫是研究人类与自然系统之间复杂关系的一个典型案例。罪魁祸首耶尔森氏鼠疫杆菌并不是一个很古老的人类克星。现有研究认为，它诞生在4000多年前的中亚地区。从进化的角度来衡量，在引发第一次瘟疫大流行时，它还只是个新物种。这种疾病长期存在于群居、挖洞的啮齿动物种群中，如旱獭或沙鼠。然而，历史上的鼠疫爆发却总是影响巨大，并会外溢波及到至少五个不同的物种：细菌、储存宿主啮齿动物、增幅宿主（如生活在人类附近的黑老鼠）、传播细菌的跳蚤还有在交叉火力中被困的人类。
查士丁尼瘟疫中的耶尔森氏鼠疫杆菌首先出现在地中海南岸，它很有可能是沿着海运贸易网偷渡过去的。这是早期全球化的一个意外。一旦细菌遇到了在帝国丰富储粮滋养下繁殖兴旺的啮齿动物群，瘟疫就势不可挡。
这次鼠疫大流行具有令人震惊的生态复杂性。它是一系列偶然造成的结果，特别是其最初的爆发地点与中亚地区的储存宿主啮齿动物相距甚远，这有可能是先前几年大规模的火山喷发所导致的（其造成的低温天气利于鼠疫杆菌生存和传播）。同时，它还掺入了人造环境所带来的意想不到的影响，比如被细菌借道的运输贸易网，还有在帝国内部繁殖的老鼠们。
人类的启示
流行病模糊了我们对“结构与机会”“模式与偶然”的认知。这其中也包括了一条罗马帝国的教训。人类总在塑造自然，尤其是要改变自身进化所需的生态条件。但大自然对我们的意图视而不见，其他生物和生态系统也不会遵守我们的规则。气候变化与疾病进化一直是人类历史上最不可预知的变数。
如今的世界与古时候远不相同。我们有公共卫生研究、微生物理论和抗生素药物。如果我们能足够明智地认识到周围隐藏的严重威胁，并合理利用手中的工具来缓解它，就不至于像罗马人那样无助。但大自然在罗马帝国衰落中所扮演的核心角色，有必要让我们重新思考物理和生物环境对人类社会命运的影响。
或许我们可以不把罗马当成一个与现今有着不可逾越鸿沟的古老文明，而是视其为当今世界的缔造者。在罗马人自己亲手打造的世界里，却是全球网络、新兴传染病和生态不稳定成为了人类社会命运的主宰。面对狂暴无常的自然环境，罗马人以为自己能占据优势。
历史警告我们：他们错了。
帝国的兴衰
在公元2世纪中叶，罗马人控制了地球上一片广阔的土地，北达不列颠，南至撒哈拉沙漠边缘，西起大西洋，东到美索不达米亚。其人口总数曾在一片兴旺繁荣中攀至7500万的顶峰。18世纪的英国历史学家爱德华·吉本曾评价那是人类历史上“最幸福”的时代。然而，今天的我们更有可能认为，罗马文明在前行中不知不觉地为自己埋下了日后衰亡的种子。
五个世纪后，罗马帝国沦落成了残破的“拜占庭小国”，其东部版图在伊斯兰的入侵中日渐缩小，而西部土地则早已被各种日耳曼王国占领。贸易衰退，城市萎缩，技术进步停滞。尽管仍残存着几个世纪积累下来的文化活力和精神遗产，但人口减少、政治分裂和物质匮乏才是这一时期的主色调。在历史学家伊恩·莫里斯创建的全球社会发展指数中，罗马帝国的衰落被列为人类文明史上最大的挫折。
气候的功过
对罗马帝国的灭亡存在着相当多的解释，仅至1984年就有210种学说被德国古典学家亚历山大·德曼特收录在著作中。多数学者关注帝国系统内部的政治动荡，或由军事及政治技術逐渐崛起的邻国所引发的地缘政治环境变化。但新的证据已经开始揭示自然环境变化在其中起到的关键作用。社会发展悖论和不可预测的大自然共同导致了罗马帝国的灭亡。
气候变化并非始于工业排放，而是一种贯穿人类生存史的恒久现象。比如地球轨道和太阳活动周期的变化能够影响地球所获得的太阳能量总数及其分布。而火山爆发时喷入大气层中的硫酸盐则可以反射太阳光，并对地球热量吸收等方面产生长期影响。现代人为造成的气候变化之所以非常危险，是因为它爆发迅速，且会伴随着地球生物圈中很多不可逆的改变。但气候变化本身并非新鲜事。
历史学家对理解现代气候变化的自然背景一直有着旺盛的需求。地球科学家们也早已在满世界搜寻古气候的记录证据，如同位素、年轮等都是过去环境的自然档案。对物理环境重视程度的提高与大量新数据的出现，将气候变化因素推到了罗马帝国历史研究的显著位置。
研究显示，气候在罗马文明的兴衰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帝国的建造者们抓住了一个完美的时机：温暖、潮湿且稳定的天气有利于农业社会的经济生产力，而经济的增长又能帮助罗马帝国通过政治与社会交易控制其广阔的领土。有利的气候，以这种微妙而深远的方式，烙印在了帝国最核心的结构上。
有利气候的结束，并未立即宣判罗马帝国的末日。而是以另一种方式，在罗马面临着外敌日耳曼人和波斯人的威胁时，削弱了帝国的力量。在公元6世纪查士丁尼王朝时期，气候的不稳定程度达到了顶峰。科学家研究指出，公元6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火山喷发罕见地剧烈。这一系列凶猛的火山活动引发了如今所称的“晚古小冰期”，其低温状态至少持续了150年。
疫病的侵袭
这一气候恶化的阶段对罗马帝国的瓦解起到了决定性的影响。同时，它还与另一场更大的灾难几乎无缝衔接：首次鼠疫大爆发。
生物环境的破坏对罗马帝国命运的影响似乎更大。尽管帝国曾取得很多先进的成就，但人们的预期寿命只有25岁左右，而传染病正是主要死因。折磨着罗马人的一系列疾病并非是静止在古籍上的记录。新的技术和研究成果可以帮助人们更动态、全面地了解人类与微生物的进化史。
高度城市化、高度互联的罗马帝国对其微生物居民来说是个理想的传播场。不起眼的肠道疾病，如志贺菌病和副肠热病，可以通过污染食物和水进行传播，并在人口稠密的城市流行。在排干沼泽后铺设的公路上，恶性疟原虫——这种由蚊子传播的致命原生动物不断地释放着疟疾的威力。罗马人还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联通陆地，越过海洋，并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后果：细菌也以不曾有过的方式移动了起来。在罗马帝国发展的推动下，肺结核和麻风病等慢性杀手也借着愈发互联的城市网络迎来了全盛时期。
然而，能引起大规模流行病事件的新细菌的出现，成了罗马帝国生物史上的决定性因素。帝国曾被三次跨大陆的瘟疫所撼动。安东尼瘟疫就恰好爆发在有利气候条件终结之时，而且这可能是天花病毒在全球的首次亮相。帝国挺过来了，却再也没能恢复昔日的霸权。随后，公元3世纪中叶，来历不明的居普良大瘟疫的爆发，使帝国再次陷入混乱。尽管罗马帝国又一次扛了过来，自身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新皇帝、新货币、新社会还有不久后的新宗教。最后也是最著名的一次在公元6世纪，一场超大规模的淋巴腺鼠疫彻底掐灭了查士丁尼皇帝好不容易点燃的帝国复兴之火，并奏响了中世纪黑死病的序曲。损失不计其数，据估测，这场瘟疫吞噬了罗马帝国近一半的人口。
查士丁尼瘟疫是研究人类与自然系统之间复杂关系的一个典型案例。罪魁祸首耶尔森氏鼠疫杆菌并不是一个很古老的人类克星。现有研究认为，它诞生在4000多年前的中亚地区。从进化的角度来衡量，在引发第一次瘟疫大流行时，它还只是个新物种。这种疾病长期存在于群居、挖洞的啮齿动物种群中，如旱獭或沙鼠。然而，历史上的鼠疫爆发却总是影响巨大，并会外溢波及到至少五个不同的物种：细菌、储存宿主啮齿动物、增幅宿主（如生活在人类附近的黑老鼠）、传播细菌的跳蚤还有在交叉火力中被困的人类。
查士丁尼瘟疫中的耶尔森氏鼠疫杆菌首先出现在地中海南岸，它很有可能是沿着海运贸易网偷渡过去的。这是早期全球化的一个意外。一旦细菌遇到了在帝国丰富储粮滋养下繁殖兴旺的啮齿动物群，瘟疫就势不可挡。
这次鼠疫大流行具有令人震惊的生态复杂性。它是一系列偶然造成的结果，特别是其最初的爆发地点与中亚地区的储存宿主啮齿动物相距甚远，这有可能是先前几年大规模的火山喷发所导致的（其造成的低温天气利于鼠疫杆菌生存和传播）。同时，它还掺入了人造环境所带来的意想不到的影响，比如被细菌借道的运输贸易网，还有在帝国内部繁殖的老鼠们。
人类的启示
流行病模糊了我们对“结构与机会”“模式与偶然”的认知。这其中也包括了一条罗马帝国的教训。人类总在塑造自然，尤其是要改变自身进化所需的生态条件。但大自然对我们的意图视而不见，其他生物和生态系统也不会遵守我们的规则。气候变化与疾病进化一直是人类历史上最不可预知的变数。
如今的世界与古时候远不相同。我们有公共卫生研究、微生物理论和抗生素药物。如果我们能足够明智地认识到周围隐藏的严重威胁，并合理利用手中的工具来缓解它，就不至于像罗马人那样无助。但大自然在罗马帝国衰落中所扮演的核心角色，有必要让我们重新思考物理和生物环境对人类社会命运的影响。
或许我们可以不把罗马当成一个与现今有着不可逾越鸿沟的古老文明，而是视其为当今世界的缔造者。在罗马人自己亲手打造的世界里，却是全球网络、新兴传染病和生态不稳定成为了人类社会命运的主宰。面对狂暴无常的自然环境，罗马人以为自己能占据优势。
历史警告我们：他们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