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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已是全球第一制造大国，产业门类齐全、300多种产品产量全球第一，但产业链断点过多、自主创新不充分的矛盾一直存在。中国的关键技术瓶颈主要有哪些？如何加以突破？这是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时亟待解决的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在芯片、操作系统、发动机、精密仪器等核心领域攻坚克难”，指出了我国关键技术的主要瓶颈所在。2017年中国进口芯片3370亿块，计2601亿美元;今年上半年进口芯片金额1467亿美元，同比增长35.2%。实际上软肋远不止芯片一项，重大装备、精密仪器、重要材料、关键元器件、基础材料等多受制于人。
首先是装备，这是产业链的上游。目前用于集成电路制造的光刻机、刻蚀机、光栅刻画机、晶圆级封装设备、沉积设备、晶圆切刻设备、离子注入设备以及3D打印设备、高端工业机器人、超高精度机床等基本依赖进口。
其次是仪器，包括光谱仪、引力波探测器、通信测量设备、企业级扫描仪。
第三是材料，工信部调研132种工业用材料，52%依赖进口，32%空白，包括半导体材料（14种）、OLED材料、基板玻璃、高档靶材、碳纤维、高端电池材料等。
第四是元器件，如CPU、GPU、TPU、NPU;物联网芯片、AI芯片、柔性面板、镜头、高端线路板、智能传感器等仍是瓶颈。
作为产业的核心，基础软件（包括操作系统、数据库、中间件）90%以上进口，作为工业互联网关键的工业软件90%依赖进口，企业级解决方案也由德国的SAP公司等境外公司主导。
此外，在大数据领域，专利数居前五位的分别是IBM、日立、微软、富士通、NTT，而数据利用率最高的是谷歌（30%）。
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勤劳、最有智慧的民族，但囿于体制、机制等原因，我们一直难以逾越核心技术的门槛。问题在哪里？可能是多方面的。
长期以来，政绩考核都以GDP导向，又重量不重质（结构和质量），导致全国上下（包括多数科技人员）都追名逐利、急功近利、短期行为，而这正是创新的大忌，更是基础研究的致命伤，因为重大技术创新从无捷径可言，靠的是日积月累、坚持不懈和持久努力。
其次，在重大技术领域，缺失顶层设计，致使部门分割、政出多门、各行其是，不是重复列项就是彼此制约。而出于政绩考虑，又一定导致管理过度：出指南、列项目、定指标、限时间，这势必压制了自由选题和自由探索，就很难出大成果。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确实在创新领域有了很多闪光点，但总是连不成线（断点过多），更不要说形成自主可控的技术体系了。此外，只要与政绩相关的项目大多备受关注，当年一个909工程（上海华虹），上至高层、部长、市长，下至央企高管，都给予了过度的关注或干预，导致华虹20多年来一直发展缓慢。相反，作为民营企业的深圳华为公司，从研究开发、技术创新到成果转化都依托于市场引领，从研发投入、知识产权、新产品和服务占比均已在全球占有一席之地。
第三，政府主导的科研项目，从流程上来说，也有弊病：一是列项，工业化国家关键技术有什么，我们缺什么，就跟着去突破，几乎所有的指南都是如此而来。选题不创新，基本上是跟进战略，难有研发的先进性。二是专家评审，创新本应是创造新的价值，前所未有（否则何为新），专家们并非都熟悉，如何评估？如果专家都很了解，那就不叫创新了。三是验收，在规定的时间里完成规定的技术指标、经济指标和经费使用，以至于不少项目都是凑数，并不能创造市场价值。
芯片是中国制造的最大瓶颈。图/ 视觉中国
第四，研发投入不足。作为国民经济和国家安全的核心基础之一，我国长期以来对IT的研发投入不足，在欧盟公布的工业研发投入100强中，IT行业只有华为、中興两家入围，这与我国IT产业规模居全球第一不相匹配。虽然这几年我国研发投入高速增长，但从投入的有效产出率来看，与国际水平仍有很大差距。
第五，知识产权问题。一是知识产权归属不清，职务发明和非职务发明的边界模糊，导致时有侵权事件发生，使科研人员心有余悸;二是产权保护不到位，执法不严，损害产权人利益，打击创新的积极性。
第六，创新文化尚未构建。一是缺乏容错机制，不能宽容失误和失败，导致造假屡见不鲜，汉芯1号只是其中一个突出案例而已。创造发明需要“十年磨一剑”的定力，不可能短期成功，爱迪生发明了电灯，却是从1000多次的失败中逐步走向成功的。创新需要的是激情和坚持，要耐得住失败、压力和寂寞。二是浮躁，急于求成，满足于通过验收，至于是否有市场价值则未予关注，虽然项目多有产业化要求，但后评估制度不健全。三是在专利领域热衷于创造“花瓶”，中看不中用，到2017年底，我国专利数已达714万件，数量上全球第一，但从质量上看，估计只有10%真正转化为市场价值（产品和服务）。
第七，人才与培养方式。从总体看，我国仍缺失能从事顶层设计的技术带头人;也缺失专注于一个领域研究开发的专业人才;而擅长于融合硬件、软件、数据、技术、服务等要素的融合型人才和跨领域、跨专业的跨界人才严重不足。
从人才培养的角度看，大学教育应该本应倡导好奇心、想象力和责任感，引导批判性思维，善于思考，敢于探索，而我国工科教育只是要求学生学会如何使用计算机、发动机、精密仪器，却不知道怎样去制造计算机、发动机、精密仪器，出不了创新的人才。此外，人才应是在竞争中胜出的那些人，而不是各种各样的封号，一劳永逸，与时俱进方是人才。
第八，成果转化滞后。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创新成果从数量上看高速增长，但科学成果与转化脱节、知识产权与二次开发脱节，导致创新链与产业链脱节，创新的质量亟待提升。
创新的内涵是生产要素的重组，而创新评价则是研发强度、知识产权和新品占比，目标是面向未来的技术、产品和服务。习总书记强调，没有技术的独立，就没有产业的独立，也将制约经济发展的独立，而核心技术的获取只能依靠自主创新。
首先要继续减税。从今年1月-10月税收来看，总量是14.09万亿元，其中增值税5.27万亿元，企业所得税3.44万亿元，两者占税收总额的61.8%，企业税负还是较重。减税将使企业利润增加，开明的企业家首先会加大研发投入，推动创新，加快突破瓶颈。此外，税收本质上是社会资源，除了国家政权必需开支之外，一部分应由市场机制在其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其次，保护企业家产权。对产权有安全感，企业家就会考虑产权未来的收益，就会做长期投资，而在技术主导的今天，企业家第一要务是加大创新投入。
第三，突破瓶颈应上升到国家战略，为此必须做好顶层设计，以有效解决（分步）瓶颈问题;要从系统工程的角度，做好整体规划，对设计、布局、目标、投入、人才、环境、文化和政策统筹安排，旨在打造创新生态系统。目前应关注一件事，十几个省市一哄而上到处建12吋IC生产线，一经投产，人才、管理、工艺、品质跟得上吗？后续资金在哪里？
第四，政府旨在营建自由、公平、法治、竞争、宽松的创新环境，而这依托于市场化、法治化的程度，因此要深化市场化、法治化改革。
第五，要政出一门，中央部委拟明确职能边界，建议基础研究由科技部、教育部、中科院主管;应用基础研究由工信部、工程院负责，而应用研究则应该市场导向，百花齐放，合作共赢。
第六，避免政府管理过度，管理过度必然扼杀创新，造成效率低下，效益不佳。应打造自由的环境，倡导在创新领域的思想自由、兴趣自由、探索自由、团队组建自由、资源配置自由，这必须通过改革来引领，改什么？法治化和市场化。
第七，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创新成果，也是保护企业家产权，包括标准、专利、商标、品牌、软件著作权和商业秘密等，保护知识产权靠什么？靠法治。
第八，建设创新文化，全社会形成尊重知识、尊重科学、尊重人才、尊重科学家、尊重技术工匠的氛围，不应将明星文化作为社会主流文化。
归根结底，就是要深化市场化、法治化改革。
企业要以创新为第一要务。首先，要充分发扬企业家精神：信用、担当、开放、改革、信用、专注、自由;企业家要有对市场机会的敏感性、对技术趋势的敏感性和对产业发展规律的敏感性;崇尚颠覆性创新，而不是跟进和修补。
其次，企业旨在推进创新成果转化为产品和服务。市场是检验核心技术和关键产品的标准，正如习总书记指出的：“要建立市场评价核心技术创新成果的机制”。“核心技术脱离了它的产业链、价值链、生态系统，上下游不衔接，就可能白忙一场”。
首先要解决大学平面化、官场化、功利化、项目化、论文化、个体化等问题，将高校建设成为面向未来经济发展所需人才的培养场所，要关注学生兴趣，通过问题导向，培养探索性思维。此外，应优先发展STEM教学，包括Science、Technology、Engineering和Mathematics。
一是研发投入要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关注经费使用的实际产出率;二是知识产权要从数量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关注核心知识产权在总量中的比重;三是成果转化要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关注制约产业发展重大瓶颈的突破。
从标准、品牌、人才、技术、质量、文化到管理提升产业的核心竞争力，终极目标是要建设自主可控的技术体系。
突破关键技术瓶颈，比投入更重要的是深化市场化、法治化改革，同时应倡导开放式创新，对内进一步开放与对外开放同样重要。突破瓶颈的主要路径是技术创新成果要从数量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变，而深化市场化、法治化改革则是根本举措。
（作者为中国电子信息行业联合会专家委员会主任，编辑：马克）
中国有哪些关键技术瓶颈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在芯片、操作系统、发动机、精密仪器等核心领域攻坚克难”，指出了我国关键技术的主要瓶颈所在。2017年中国进口芯片3370亿块，计2601亿美元;今年上半年进口芯片金额1467亿美元，同比增长35.2%。实际上软肋远不止芯片一项，重大装备、精密仪器、重要材料、关键元器件、基础材料等多受制于人。
首先是装备，这是产业链的上游。目前用于集成电路制造的光刻机、刻蚀机、光栅刻画机、晶圆级封装设备、沉积设备、晶圆切刻设备、离子注入设备以及3D打印设备、高端工业机器人、超高精度机床等基本依赖进口。
其次是仪器，包括光谱仪、引力波探测器、通信测量设备、企业级扫描仪。
第三是材料，工信部调研132种工业用材料，52%依赖进口，32%空白，包括半导体材料（14种）、OLED材料、基板玻璃、高档靶材、碳纤维、高端电池材料等。
第四是元器件，如CPU、GPU、TPU、NPU;物联网芯片、AI芯片、柔性面板、镜头、高端线路板、智能传感器等仍是瓶颈。
作为产业的核心，基础软件（包括操作系统、数据库、中间件）90%以上进口，作为工业互联网关键的工业软件90%依赖进口，企业级解决方案也由德国的SAP公司等境外公司主导。
此外，在大数据领域，专利数居前五位的分别是IBM、日立、微软、富士通、NTT，而数据利用率最高的是谷歌（30%）。
为什么关键技术一直受制于人
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勤劳、最有智慧的民族，但囿于体制、机制等原因，我们一直难以逾越核心技术的门槛。问题在哪里？可能是多方面的。
长期以来，政绩考核都以GDP导向，又重量不重质（结构和质量），导致全国上下（包括多数科技人员）都追名逐利、急功近利、短期行为，而这正是创新的大忌，更是基础研究的致命伤，因为重大技术创新从无捷径可言，靠的是日积月累、坚持不懈和持久努力。
其次，在重大技术领域，缺失顶层设计，致使部门分割、政出多门、各行其是，不是重复列项就是彼此制约。而出于政绩考虑，又一定导致管理过度：出指南、列项目、定指标、限时间，这势必压制了自由选题和自由探索，就很难出大成果。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确实在创新领域有了很多闪光点，但总是连不成线（断点过多），更不要说形成自主可控的技术体系了。此外，只要与政绩相关的项目大多备受关注，当年一个909工程（上海华虹），上至高层、部长、市长，下至央企高管，都给予了过度的关注或干预，导致华虹20多年来一直发展缓慢。相反，作为民营企业的深圳华为公司，从研究开发、技术创新到成果转化都依托于市场引领，从研发投入、知识产权、新产品和服务占比均已在全球占有一席之地。
第三，政府主导的科研项目，从流程上来说，也有弊病：一是列项，工业化国家关键技术有什么，我们缺什么，就跟着去突破，几乎所有的指南都是如此而来。选题不创新，基本上是跟进战略，难有研发的先进性。二是专家评审，创新本应是创造新的价值，前所未有（否则何为新），专家们并非都熟悉，如何评估？如果专家都很了解，那就不叫创新了。三是验收，在规定的时间里完成规定的技术指标、经济指标和经费使用，以至于不少项目都是凑数，并不能创造市场价值。
第四，研发投入不足。作为国民经济和国家安全的核心基础之一，我国长期以来对IT的研发投入不足，在欧盟公布的工业研发投入100强中，IT行业只有华为、中興两家入围，这与我国IT产业规模居全球第一不相匹配。虽然这几年我国研发投入高速增长，但从投入的有效产出率来看，与国际水平仍有很大差距。
第五，知识产权问题。一是知识产权归属不清，职务发明和非职务发明的边界模糊，导致时有侵权事件发生，使科研人员心有余悸;二是产权保护不到位，执法不严，损害产权人利益，打击创新的积极性。
第六，创新文化尚未构建。一是缺乏容错机制，不能宽容失误和失败，导致造假屡见不鲜，汉芯1号只是其中一个突出案例而已。创造发明需要“十年磨一剑”的定力，不可能短期成功，爱迪生发明了电灯，却是从1000多次的失败中逐步走向成功的。创新需要的是激情和坚持，要耐得住失败、压力和寂寞。二是浮躁，急于求成，满足于通过验收，至于是否有市场价值则未予关注，虽然项目多有产业化要求，但后评估制度不健全。三是在专利领域热衷于创造“花瓶”，中看不中用，到2017年底，我国专利数已达714万件，数量上全球第一，但从质量上看，估计只有10%真正转化为市场价值（产品和服务）。
第七，人才与培养方式。从总体看，我国仍缺失能从事顶层设计的技术带头人;也缺失专注于一个领域研究开发的专业人才;而擅长于融合硬件、软件、数据、技术、服务等要素的融合型人才和跨领域、跨专业的跨界人才严重不足。
从人才培养的角度看，大学教育应该本应倡导好奇心、想象力和责任感，引导批判性思维，善于思考，敢于探索，而我国工科教育只是要求学生学会如何使用计算机、发动机、精密仪器，却不知道怎样去制造计算机、发动机、精密仪器，出不了创新的人才。此外，人才应是在竞争中胜出的那些人，而不是各种各样的封号，一劳永逸，与时俱进方是人才。
第八，成果转化滞后。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创新成果从数量上看高速增长，但科学成果与转化脱节、知识产权与二次开发脱节，导致创新链与产业链脱节，创新的质量亟待提升。
突破关键技术瓶颈的若干建议
创新的内涵是生产要素的重组，而创新评价则是研发强度、知识产权和新品占比，目标是面向未来的技术、产品和服务。习总书记强调，没有技术的独立，就没有产业的独立，也将制约经济发展的独立，而核心技术的获取只能依靠自主创新。
1.政府旨在营造创新的环境
首先要继续减税。从今年1月-10月税收来看，总量是14.09万亿元，其中增值税5.27万亿元，企业所得税3.44万亿元，两者占税收总额的61.8%，企业税负还是较重。减税将使企业利润增加，开明的企业家首先会加大研发投入，推动创新，加快突破瓶颈。此外，税收本质上是社会资源，除了国家政权必需开支之外，一部分应由市场机制在其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其次，保护企业家产权。对产权有安全感，企业家就会考虑产权未来的收益，就会做长期投资，而在技术主导的今天，企业家第一要务是加大创新投入。
第三，突破瓶颈应上升到国家战略，为此必须做好顶层设计，以有效解决（分步）瓶颈问题;要从系统工程的角度，做好整体规划，对设计、布局、目标、投入、人才、环境、文化和政策统筹安排，旨在打造创新生态系统。目前应关注一件事，十几个省市一哄而上到处建12吋IC生产线，一经投产，人才、管理、工艺、品质跟得上吗？后续资金在哪里？
第四，政府旨在营建自由、公平、法治、竞争、宽松的创新环境，而这依托于市场化、法治化的程度，因此要深化市场化、法治化改革。
第五，要政出一门，中央部委拟明确职能边界，建议基础研究由科技部、教育部、中科院主管;应用基础研究由工信部、工程院负责，而应用研究则应该市场导向，百花齐放，合作共赢。
第六，避免政府管理过度，管理过度必然扼杀创新，造成效率低下，效益不佳。应打造自由的环境，倡导在创新领域的思想自由、兴趣自由、探索自由、团队组建自由、资源配置自由，这必须通过改革来引领，改什么？法治化和市场化。
第七，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创新成果，也是保护企业家产权，包括标准、专利、商标、品牌、软件著作权和商业秘密等，保护知识产权靠什么？靠法治。
第八，建设创新文化，全社会形成尊重知识、尊重科学、尊重人才、尊重科学家、尊重技术工匠的氛围，不应将明星文化作为社会主流文化。
归根结底，就是要深化市场化、法治化改革。
2.企业应成为创新主体
企业要以创新为第一要务。首先，要充分发扬企业家精神：信用、担当、开放、改革、信用、专注、自由;企业家要有对市场机会的敏感性、对技术趋势的敏感性和对产业发展规律的敏感性;崇尚颠覆性创新，而不是跟进和修补。
其次，企业旨在推进创新成果转化为产品和服务。市场是检验核心技术和关键产品的标准，正如习总书记指出的：“要建立市场评价核心技术创新成果的机制”。“核心技术脱离了它的产业链、价值链、生态系统，上下游不衔接，就可能白忙一场”。
3.高校應以培养创新人才为目标
首先要解决大学平面化、官场化、功利化、项目化、论文化、个体化等问题，将高校建设成为面向未来经济发展所需人才的培养场所，要关注学生兴趣，通过问题导向，培养探索性思维。此外，应优先发展STEM教学，包括Science、Technology、Engineering和Mathematics。
4.坚持市场引领、价值导向、人才为先、合理布局、规范竞争，让自主创新走上可持续发展之路。
5.比数量更重要的是质量
一是研发投入要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关注经费使用的实际产出率;二是知识产权要从数量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关注核心知识产权在总量中的比重;三是成果转化要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关注制约产业发展重大瓶颈的突破。
6.努力占领产业价值链的制高点
从标准、品牌、人才、技术、质量、文化到管理提升产业的核心竞争力，终极目标是要建设自主可控的技术体系。
突破关键技术瓶颈，比投入更重要的是深化市场化、法治化改革，同时应倡导开放式创新，对内进一步开放与对外开放同样重要。突破瓶颈的主要路径是技术创新成果要从数量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变，而深化市场化、法治化改革则是根本举措。
（作者为中国电子信息行业联合会专家委员会主任，编辑：马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