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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完善的纠纷解决体系，需要打破对国家法院的迷信，给予民众建立自治性司法机构的权利
人与人之间总免不了发生纠纷，还有一些人总会因为贪婪、无知、愤怒或者残忍而侵害他人，因此，一个社会要正常运转，就得设立有效的纠纷解决机制。综合起来看，解决办法无非两类：要么，通过国家的司法程序解决，要么，通过社区自治性工具解决。
现在很多人奢谈古代中国人不爱打官司的神话。其实恐怕未必，很可能情形恰恰相反：正因为纠纷很多，所以，圣贤才强调“息讼”。另一方面，在古代社会，以家族制度为基础的社区自治发育完善，发展出了一种成熟的替代性纠纷解决方案，家族族长、长者行使着一定程度的司法职能，他们甚至可以处死族人。在城市，行会、商会、会馆等等也发挥着社会管理职能，其中包括柔性司法职能。
这些民间自治性纠纷解决机制满足了社区民众对正义的需求，政府也乐观其成，以此降低政府的司法与行政管理成本。当时由行政官员兼任司法职能，也完全能够应付诉讼的需求——当然，那个时代的政府在行政方面其实也没有多少事情，主要的职能就是司法。
从20世纪初建立现代国家开始，国家权力大幅度地向社会各领域扩张。每个农民每个干部职工，都被安排到一个自上而下的动员型控制体系中。在这套体系挤压下，传统社会结构逐渐瓦解，公权力成为解决人纠纷的惟一渠道。党政权力普遍行使着准司法职能：人们遇到纠纷，通常是找“单位”，找上级，找村支书。
人民调解员正是内嵌在这一体系内的一个辅助性纠纷解决机制，它依附于党政权力体系，而不是社区自治性纠纷解决机制。
80年代之后，农村实行土地承包经营制度，城市私人部门迅速发展，大量人口不再依附于“单位”，而成为一定程度上的“自由人”，动员型控制体系松动乃至瓦解。遇到纠纷的时候，不可能再找单位。人们自然地走向法院。结果，法院审理案件的数量急剧增加，法院业务繁荣，法官似乎总是不够用。这不是因为这个时代的中国人突然爱闹纠纷、爱打官司了，而是因为，古代的那套自治性纠纷解决机制几乎已成废墟，单位、集体所提供的纠纷解决机制的覆盖面又大幅度萎缩。纠纷一起，即成诉讼。
法院不堪其累。在这种情况下，从学界到政府，又都重视起调解制度。一方面是强化司法调解，法律规定，民事诉讼在任何环节，都可以调解结案；另一方面，则是恢复及完善人民调解员制度。关于后者，政府已经采取了一些措施，比如，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规定，人民调解员主持双方当事人达成的调解协议具有民事合同的性质，当事人必须履行。最近两年，诸多地方在村和街道引入首席调解员制度，并积极推进调解员的专业化、规范化和社会化。
但是，在乡村的社会结构已经无可挽回地破碎化，在城市逐渐成为陌生人社会之后，调解员制度是否还能够发挥其在上世纪50～80年代的作用，实在令人怀疑。事实上，一组数字的对比是惊人的：80年代初，民事纠纷调解与法院处理的比例是12:1，到2000年，民间纠纷调解成功数与法院审结民事、刑事自诉案件的比例则是1:1。
调解员制度的衰落是无可避免的。因为，调解员的权威在很大程度上依靠邻里之情和调解员个人的人格魅力。但人与人之间的这种密切联系正在趋向稀薄。治理陌生人社会，更多地要依靠相对客观的规则及公正的程序，而只有纠纷解决的司法形态，能够满足这一要求。因此，调解员要发挥作用，似有必要适应人们对司法性解决机制的需求，向社区自治性司法机构的方向靠拢。事实上，各地尝试首席调解员制度就已经显示出了这种倾向。
但是，要完成这一转型，需要人们对目前的社会纠纷处理体系进行系统反思，理顺国家法院与社区自治性司法机构之间的关系。法治，就其本质而言，是法院之治，需要由一个具有独立地位的法院体系来解释法律、适用法律，并填补成文法的缝隙。但是，法院要承担这样的重任，就必须是多样的，以不同形态回应不同的社会需求。观察近代以来西方法院体系，法院可以区分为两类：国家法院与自治法院。国家法院当然是法治的支柱，法治的原则是国家法院来解释、坚守的，但解决民众日常纠纷的主渠道，却是更为简陋、但也更接近民众的“自治性司法机构”。
因而，形成完善的纠纷解决体系，需要打破对国家法院的迷信，给予民众建立自治性司法机构的权利。比如，在乡、街道等居民自治组织设立“自治性司法机构”，商会可以设立某种调解组织，各种专业人士协会内部也可以有自己的调解方式，解决相应的琐细纠纷。只有在纠纷超出这些自治性司法机构所能解决的范围之外时，才由县、市、省等国家法院系统介入。这样一来，国家法院的负担将大幅度减轻，而社会自治也更为完整。
人与人之间总免不了发生纠纷，还有一些人总会因为贪婪、无知、愤怒或者残忍而侵害他人，因此，一个社会要正常运转，就得设立有效的纠纷解决机制。综合起来看，解决办法无非两类：要么，通过国家的司法程序解决，要么，通过社区自治性工具解决。
现在很多人奢谈古代中国人不爱打官司的神话。其实恐怕未必，很可能情形恰恰相反：正因为纠纷很多，所以，圣贤才强调“息讼”。另一方面，在古代社会，以家族制度为基础的社区自治发育完善，发展出了一种成熟的替代性纠纷解决方案，家族族长、长者行使着一定程度的司法职能，他们甚至可以处死族人。在城市，行会、商会、会馆等等也发挥着社会管理职能，其中包括柔性司法职能。
这些民间自治性纠纷解决机制满足了社区民众对正义的需求，政府也乐观其成，以此降低政府的司法与行政管理成本。当时由行政官员兼任司法职能，也完全能够应付诉讼的需求——当然，那个时代的政府在行政方面其实也没有多少事情，主要的职能就是司法。
从20世纪初建立现代国家开始，国家权力大幅度地向社会各领域扩张。每个农民每个干部职工，都被安排到一个自上而下的动员型控制体系中。在这套体系挤压下，传统社会结构逐渐瓦解，公权力成为解决人纠纷的惟一渠道。党政权力普遍行使着准司法职能：人们遇到纠纷，通常是找“单位”，找上级，找村支书。
人民调解员正是内嵌在这一体系内的一个辅助性纠纷解决机制，它依附于党政权力体系，而不是社区自治性纠纷解决机制。
80年代之后，农村实行土地承包经营制度，城市私人部门迅速发展，大量人口不再依附于“单位”，而成为一定程度上的“自由人”，动员型控制体系松动乃至瓦解。遇到纠纷的时候，不可能再找单位。人们自然地走向法院。结果，法院审理案件的数量急剧增加，法院业务繁荣，法官似乎总是不够用。这不是因为这个时代的中国人突然爱闹纠纷、爱打官司了，而是因为，古代的那套自治性纠纷解决机制几乎已成废墟，单位、集体所提供的纠纷解决机制的覆盖面又大幅度萎缩。纠纷一起，即成诉讼。
法院不堪其累。在这种情况下，从学界到政府，又都重视起调解制度。一方面是强化司法调解，法律规定，民事诉讼在任何环节，都可以调解结案；另一方面，则是恢复及完善人民调解员制度。关于后者，政府已经采取了一些措施，比如，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规定，人民调解员主持双方当事人达成的调解协议具有民事合同的性质，当事人必须履行。最近两年，诸多地方在村和街道引入首席调解员制度，并积极推进调解员的专业化、规范化和社会化。
但是，在乡村的社会结构已经无可挽回地破碎化，在城市逐渐成为陌生人社会之后，调解员制度是否还能够发挥其在上世纪50～80年代的作用，实在令人怀疑。事实上，一组数字的对比是惊人的：80年代初，民事纠纷调解与法院处理的比例是12:1，到2000年，民间纠纷调解成功数与法院审结民事、刑事自诉案件的比例则是1:1。
调解员制度的衰落是无可避免的。因为，调解员的权威在很大程度上依靠邻里之情和调解员个人的人格魅力。但人与人之间的这种密切联系正在趋向稀薄。治理陌生人社会，更多地要依靠相对客观的规则及公正的程序，而只有纠纷解决的司法形态，能够满足这一要求。因此，调解员要发挥作用，似有必要适应人们对司法性解决机制的需求，向社区自治性司法机构的方向靠拢。事实上，各地尝试首席调解员制度就已经显示出了这种倾向。
但是，要完成这一转型，需要人们对目前的社会纠纷处理体系进行系统反思，理顺国家法院与社区自治性司法机构之间的关系。法治，就其本质而言，是法院之治，需要由一个具有独立地位的法院体系来解释法律、适用法律，并填补成文法的缝隙。但是，法院要承担这样的重任，就必须是多样的，以不同形态回应不同的社会需求。观察近代以来西方法院体系，法院可以区分为两类：国家法院与自治法院。国家法院当然是法治的支柱，法治的原则是国家法院来解释、坚守的，但解决民众日常纠纷的主渠道，却是更为简陋、但也更接近民众的“自治性司法机构”。
因而，形成完善的纠纷解决体系，需要打破对国家法院的迷信，给予民众建立自治性司法机构的权利。比如，在乡、街道等居民自治组织设立“自治性司法机构”，商会可以设立某种调解组织，各种专业人士协会内部也可以有自己的调解方式，解决相应的琐细纠纷。只有在纠纷超出这些自治性司法机构所能解决的范围之外时，才由县、市、省等国家法院系统介入。这样一来，国家法院的负担将大幅度减轻，而社会自治也更为完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