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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罗英（美）
○青山 编译
嘲讽意味的命运
１９８７年，一个夏日的傍晚，我去医院探望一个生病的同事——哈佛大学教授、病理学系主任乔治，这位令人尊敬的教授被诊断出了胃癌，而且是最糟糕的那类病症。在患有这种类型的胃癌病人中仅有２％～３％能生存６个月，９个月的存活率不到１％。令人具有某种嘲讽意味的是，胃癌曾是乔治终生致力于要攻克的目标。他比任何人都了解恶性肿瘤及其可怕的后果。
乔治坚持采用大剂量的化疗以及高强度的放疗，显然，这种治疗方法极有可能把他更快地推向死神，至少会夺去他与家人和友人在一起的最后安宁日子。
我走进病房，只见他把被子一直盖到脖子上，紧闭着双眼。他的眼窝凹陷，脸色苍白，严重的溃疡形成的血块使嘴唇变得发黑。有好一阵子，我简直怀疑他是否还活在人世。此时，乔治缓缓扭转头注视着我。他的眼睛充满泪水，竭力想说什么。我只在他身旁待了几分钟。我琢磨着，我无法对这样一个病人再用平时所说的那些话来鼓励，说什么与病魔做斗争是至关重要的。我了解某些癌症病例的情况，如果病人能挺过严酷的治疗过程，肿瘤细胞可能彻底被杀死、消失。然而，对乔治的病况用这种语言来应付显得太虚假。所以在向他道别时，我只说了一些客套话。说我们大家都想念他，希望他不久能找到某些慰藉。
有好几天，我的脑海中一直惦记着乔治。我竭力回忆他以前的健康形象，试图抹去他现在的糟糕模样。６１岁的乔治·格利菲是个中等个头，有着轮廓分明的脸膛、灰色头发的男子。他曾经深入到亚洲最偏远的地区研究胃癌的流行病学。他尤其对这种病在韩国和中国农村的高发率现象感兴趣。
尽管妻子乞求他好好休养，但他在大剂量化疗和放疗产生的症状消退一些之后，仍每天返回办公室工作两至三小时，经过这番折磨，他的体重一下子掉了３０磅。
有一天，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在医务人员中迅速传开，乔治准备进行开刀手术。“为什么不干脆拿把枪对着他的脑袋？”一个同事带着挖苦的口吻说道。
给乔治做的ＣＡＩ（Ｘ射线轴向分层造影扫描）显示，肿瘤和周围的淋巴结的确缩小了，但是这种由放疗和化疗产生的效果几乎总是暂时的，并不能改变最终的后果。此外，医生的手术刀是不能去掉已进入乔治血管的大量癌细胞和丛生在下腹部的、像铅弹大小的扩散物的。在几个星期之内，这些扩散的细胞就会重新生长，再次扩散。大手术最终只会夺去乔治为数不多的日子。
手术的结果显示出比预期的情况还要严重：在切除有肿瘤的胃组织后，医生发现癌细胞已扩散到了食管，而它的下部第三节必须切除。于是手术人员将一段肠子作为替代物移植到余下的食道和胃的剩余部分之间，以使乔治能进食。
在实验室，病理学专家对切下的胃组织进行了切片检验。肿瘤已经死亡，癌细胞已无处可见。教科书说癌细胞只不过是隐藏了起来，当大量的细胞被放疗和化疗杀死时，其余的则进入血液和淋巴组织。新的肿块不久就会重现，恶性肿瘤会长满他的肠道，占领他的胸腔，直到置他于死地。
然而乔治对此不以为然。在手术后不久，他又说服院方让他住到医院再进行一次疗程剂量更大的化疗。我感到很悲哀。如果我是乔治的主治医生，我就会告诫他的妻子并对继续化疗和放疗提出质疑。
企盼生存的奇迹
我后来去了欧洲工作，便一直没有再见到乔治。２００４年秋季，我回到哈佛任职。一天，我正坐在医院的一个大厅边的咖啡室里，突然看到乔治走进来，我不由地站了起来。尽管经历了这么多年，他看上去颇为消瘦，但他在与我打招呼时双眼仍很有神，嗓音仍很清晰。
我油然升起一种负罪感，毕竟在思想上我早就把乔治打发到死神那里去了。要是按照我的建议治疗的话，他可能就活不到今天了。
于是我询问他是否因为藐视冷酷的、教条式的统计数据而坚持加大剂量的治疗方案。
“我非常了解其死亡率，”乔治解释说。他告诉我，他回家后种植了一些在来年春季才开的黄水仙花。“我对自己说，我或许能看到它们盛开，但也可能看不到了。如果那样的话，它们将在我的墓前为我送葬。”
“你知道吗？几乎整个部门的医疗人员其实都不同意你的治疗方案？”我问道。
“是的。”乔治严肃地说道。“我知道对于不少像我这样的病例，人们都有争议。治疗会造成不必要的痛苦，不仅是对我，而且也对我的家庭。此外，它还要把社会的钱花费在一个无可救药的人的身上。”
“即使我失败了，”他继续说道：“这也就是我唯一的机会。我深切地企盼活下去，不得不战斗到底。我到那时会对自己说，我已尽了一切可能来挽救自己。”
“它是医学上的一个奇迹，”乔治特别强调了“医学”这个词。“这里所指的意思是，甚至最可怕、最危险的癌症有时也可以延缓一段时间。有时候料想不到的事情是会发生的。”
乔治奇迹般恢复健康的事实改变了我的人生观。从那时起，我开始相信，求生的企盼，即一种心理上的愿望，与医生开出的处方或所采取的医疗措施同样重要。强烈的求生企盼下产生的信念是一种挑战，是一种让人根据他自己的要求来掌握命运的挑战。这种精神具有极强的忍受力，能够让奇迹发生。我开始相信，企盼这种心理因素，与我们呼吸的氧气一样对生命同样至关重要。乔治懂得了这一点比我早得多。
○青山 编译
嘲讽意味的命运
１９８７年，一个夏日的傍晚，我去医院探望一个生病的同事——哈佛大学教授、病理学系主任乔治，这位令人尊敬的教授被诊断出了胃癌，而且是最糟糕的那类病症。在患有这种类型的胃癌病人中仅有２％～３％能生存６个月，９个月的存活率不到１％。令人具有某种嘲讽意味的是，胃癌曾是乔治终生致力于要攻克的目标。他比任何人都了解恶性肿瘤及其可怕的后果。
乔治坚持采用大剂量的化疗以及高强度的放疗，显然，这种治疗方法极有可能把他更快地推向死神，至少会夺去他与家人和友人在一起的最后安宁日子。
我走进病房，只见他把被子一直盖到脖子上，紧闭着双眼。他的眼窝凹陷，脸色苍白，严重的溃疡形成的血块使嘴唇变得发黑。有好一阵子，我简直怀疑他是否还活在人世。此时，乔治缓缓扭转头注视着我。他的眼睛充满泪水，竭力想说什么。我只在他身旁待了几分钟。我琢磨着，我无法对这样一个病人再用平时所说的那些话来鼓励，说什么与病魔做斗争是至关重要的。我了解某些癌症病例的情况，如果病人能挺过严酷的治疗过程，肿瘤细胞可能彻底被杀死、消失。然而，对乔治的病况用这种语言来应付显得太虚假。所以在向他道别时，我只说了一些客套话。说我们大家都想念他，希望他不久能找到某些慰藉。
有好几天，我的脑海中一直惦记着乔治。我竭力回忆他以前的健康形象，试图抹去他现在的糟糕模样。６１岁的乔治·格利菲是个中等个头，有着轮廓分明的脸膛、灰色头发的男子。他曾经深入到亚洲最偏远的地区研究胃癌的流行病学。他尤其对这种病在韩国和中国农村的高发率现象感兴趣。
尽管妻子乞求他好好休养，但他在大剂量化疗和放疗产生的症状消退一些之后，仍每天返回办公室工作两至三小时，经过这番折磨，他的体重一下子掉了３０磅。
有一天，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在医务人员中迅速传开，乔治准备进行开刀手术。“为什么不干脆拿把枪对着他的脑袋？”一个同事带着挖苦的口吻说道。
给乔治做的ＣＡＩ（Ｘ射线轴向分层造影扫描）显示，肿瘤和周围的淋巴结的确缩小了，但是这种由放疗和化疗产生的效果几乎总是暂时的，并不能改变最终的后果。此外，医生的手术刀是不能去掉已进入乔治血管的大量癌细胞和丛生在下腹部的、像铅弹大小的扩散物的。在几个星期之内，这些扩散的细胞就会重新生长，再次扩散。大手术最终只会夺去乔治为数不多的日子。
手术的结果显示出比预期的情况还要严重：在切除有肿瘤的胃组织后，医生发现癌细胞已扩散到了食管，而它的下部第三节必须切除。于是手术人员将一段肠子作为替代物移植到余下的食道和胃的剩余部分之间，以使乔治能进食。
在实验室，病理学专家对切下的胃组织进行了切片检验。肿瘤已经死亡，癌细胞已无处可见。教科书说癌细胞只不过是隐藏了起来，当大量的细胞被放疗和化疗杀死时，其余的则进入血液和淋巴组织。新的肿块不久就会重现，恶性肿瘤会长满他的肠道，占领他的胸腔，直到置他于死地。
然而乔治对此不以为然。在手术后不久，他又说服院方让他住到医院再进行一次疗程剂量更大的化疗。我感到很悲哀。如果我是乔治的主治医生，我就会告诫他的妻子并对继续化疗和放疗提出质疑。
企盼生存的奇迹
我后来去了欧洲工作，便一直没有再见到乔治。２００４年秋季，我回到哈佛任职。一天，我正坐在医院的一个大厅边的咖啡室里，突然看到乔治走进来，我不由地站了起来。尽管经历了这么多年，他看上去颇为消瘦，但他在与我打招呼时双眼仍很有神，嗓音仍很清晰。
我油然升起一种负罪感，毕竟在思想上我早就把乔治打发到死神那里去了。要是按照我的建议治疗的话，他可能就活不到今天了。
于是我询问他是否因为藐视冷酷的、教条式的统计数据而坚持加大剂量的治疗方案。
“我非常了解其死亡率，”乔治解释说。他告诉我，他回家后种植了一些在来年春季才开的黄水仙花。“我对自己说，我或许能看到它们盛开，但也可能看不到了。如果那样的话，它们将在我的墓前为我送葬。”
“你知道吗？几乎整个部门的医疗人员其实都不同意你的治疗方案？”我问道。
“是的。”乔治严肃地说道。“我知道对于不少像我这样的病例，人们都有争议。治疗会造成不必要的痛苦，不仅是对我，而且也对我的家庭。此外，它还要把社会的钱花费在一个无可救药的人的身上。”
“即使我失败了，”他继续说道：“这也就是我唯一的机会。我深切地企盼活下去，不得不战斗到底。我到那时会对自己说，我已尽了一切可能来挽救自己。”
“它是医学上的一个奇迹，”乔治特别强调了“医学”这个词。“这里所指的意思是，甚至最可怕、最危险的癌症有时也可以延缓一段时间。有时候料想不到的事情是会发生的。”
乔治奇迹般恢复健康的事实改变了我的人生观。从那时起，我开始相信，求生的企盼，即一种心理上的愿望，与医生开出的处方或所采取的医疗措施同样重要。强烈的求生企盼下产生的信念是一种挑战，是一种让人根据他自己的要求来掌握命运的挑战。这种精神具有极强的忍受力，能够让奇迹发生。我开始相信，企盼这种心理因素，与我们呼吸的氧气一样对生命同样至关重要。乔治懂得了这一点比我早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