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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初，日韩台地区开始建设综合农协。综合农协成为了农村最重要的社会基础组织，蒲韩乡村社区这个土生土长出来的社区，让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杨团看到日韩等地的综合农协发展经验，在中国的农村实践中找到了样本。
郑冰说“自己很幸运”，能得到很多人的支持和关注，来北京开会分享她认为“不算啥的经验”。何况，在这座城市逗留片刻仅为了开会，城市里的楼房和汽车还让她特别不舒服。可一谈起寨子村的树呀棉花呀，还未等听的人脑中浮出画面，她倒是先乐了起来。
郑冰是蒲韩乡村社区的总干事。地处晋西、与黄河滩相依的蒲韩乡村社区，目前覆盖了永济市下的蒲州和韩阳两乡镇的43个自然村，下面有28个合作社，共有3865户村民加入。这个由村民自发参与并组成、产权股归属自己的综合性农民合作组织，据提供的资料显示，社区下包括红娘手工艺合作社、有机农业合作社、农资连锁超市、农民技术学校、青年农场、小麦合作社等18个项目板块。
这些项目板块构建出的乡村社区，既有经济功能，同时也具有社会和文化服务功能。事实上，这早已有一个词来指称：新农村综合发展协会，简称“综合农协”——通过该组织提供与“三农”相关的购销、加工、商业、信用合作、农业推广、文化教育与福利事业等多功能服务，促进农业的可持续和农村的繁荣稳定。这个土生土长出来的社区，让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杨团看到日、韩等地的综合农协发展经验在中国的农村实践中的样本。
建立农民协会
尽管外界有多个称呼，从最早的“寨子村科技中心”、“永济市妇女文化活动中心”，到“蒲韩镇农民协会”、“永济市蒲州镇果品协会”，以及后来成立的“农民技术学校”，但郑冰最喜欢，而且也更为准确和贴切——叫它“蒲韩乡村社区”。
1998年还在乡村小学当老师的郑冰，时常也帮忙丈夫开的店卖些化肥农药。一次因村民苏长业多花500元买化肥但不见得有效果的举动，而“孩子们上学的文具才两三毛钱”，引发她对农民的技术培训需求的注意，并邀请专家来为农民做技术培训，反响很好。“老百姓对技术的需求那么强烈”，是她没有料想到的。这不同于那些“为了推销东西（化肥农药）才去搞技术培训的，这有很大的误導性。”
后来郑冰觉得此事可做，这个做了十几年教师的女人便辞职专心做起当地农民的技术培训和农资经营来。这一做便一发不可收。郑冰说，“一开始大家有这个需求，看到一点就去做一点。做着做着，解决了一个问题后，新的问题就出来了，一直做到现在。”
在蒲韩乡村社区尚未做大之前，跳舞是郑冰动员寨子村的村妇参与技术培训和学习的一个方式，它让本村以及邻村80%的村妇团结在一起，后来还顺理成章成立了前文提到的永济市妇女文化活动中心。后来，这些农用技术和文化等非经济因素的方式，被证明是做综合农协的一个较好的切入口。
2001年，不满足跳舞的郑冰带领大家养起鸡来，采取与当地公司合作的方式，即公司+农户模式。但与其合作过程中，发现农民“只是生产的工具”，根本没有自主权，而且利润分配极不合理，最终造成30个农户每家投入的5000元资金打了水漂。而这15万的贷款，是郑冰作为担保人从乡镇信用合作社借出来。因生意失败，很多村民不愿意还款，所以这压力就变成了郑冰的大山。好在这些难题一点点被克服了。
这些年，郑冰就在“解决一个问题后又来一个问题”，就这么走了过来。
蒲韩乡村社区走的这条路子，也正契合了国家在“三农”问题的摸索，而且也曾借过这些“东风”。2004年6月，郑冰创办了“永济市蒲州镇农民协会”，据称是中国第一个以农民协会为名正式登记注册的农村合作组织。在未注册前，她们已用了一个更大的牌子——永济市农民协会，挂在村里开展活动了。
2006年，农民协会一下子成立了大大小小的8个经济组织，手工艺社、涂料厂、生态园等。可这成立的8个农民合作社在运作一年后，却全部都“塌”了。而之前被媒体频繁报道的“农民协会”，此时也被更名为“永济市蒲州镇果品协会”。郑冰解释，政府部门担心有政治敏感，后省里下了文件要求“正确引导农民协会的发展”。无奈，只好将农民协会在不同的部门挂靠下成立了不同的实体，如农民技术学校，农资技术公司以及上文提到的果品协会。
这段时间是郑冰最为伤神的日子。但不到半年的时间，2007年政府出台了《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从法律上支持农民发展合作社，振兴乡村经济。让农民协会再次看到曙光，于是一鼓作气登记了28个合作社。
成立合作社，不是为了拿政府的钱
政府在农村发展的过程中也发挥着作用，但其所能发挥的作用更多是给钱、给资源。永济当地的政府也希望做出自己的政绩，扶持几个合作社的典型来。闻此风声，蒲韩乡村社区中曾有几个合作社的社长认为政府要给合作社钱。
郑冰不为所动。她认为成立合作社不是为了拿政府的钱，何况自己都没做好，凭什么拿钱。这几家合作社当场表示给钱就要，“给我们钱不要是傻瓜”。郑冰说，如果这样就退出。最后这几个合作社就退出当时的蒲韩乡村社区。如今，郑冰仍不满意现在的合作社发展现状，“成立合作社太容易了。5户身份证就可以到工商登记注册，花不了100块钱。”
截至2012年7月，全国经工商登记注册的农民专业合作社达55万多家，农户是4300万户，占农户总数的17.2%。这些成立的农民合作社，更多是基于单一的经济功能，希望透过农用物资统购统销等经济上的规模效应，来与市场风向相抗衡，却在合作社内部的教育、文化、社区推广等公共服务提供方面上仍有不足。更令人失望的是，这些数十万的专业合作社，有研究表明，八成左右都是“假合作社”。
这与合作社的法律尚不完善有一定的关联。为鼓励合作社发展，政府为合作社的创办者提供政策优惠和税收减免，但因合作社法中并没对农民在其中的名额要求，所以很多商业公司摇身变成农民合作社，从而获得来自政府的补贴。这也是目前众多农民合作社遭人诟病的地方。
郑冰对政府给钱的不支持做法，得罪不少社员和政府官员。在当初成立永济妇女文化活动中心以及做合作社期间，与政府的积极互动，也为蒲韩乡村社区与政府保持良好的关系。“当地政府对我们也有很多不理解，但是从来不因为这不理解就制止你，这是我们觉得很感动的。”郑冰谈及这种关系时说。其爱人的村长身份在一定程度上，对郑冰与政府打交道也有一定的帮助。 不过该拿的钱，和协会的发展目标相一致的，郑冰也不含糊。蒲韩乡村社区也拿过一个，也是唯一对外公开拿过的政府项目。2007年山西省农业厅有一个新型农民培训的项目，她认为这个新型农民培训能够提升农民的素质，也就接下来了。拨付的项目款当时是一个村1万，18个村共18万，每村40个名额在3年内给720名农民培训。
保住我们农民对土壤的感情
如今的蒲韩乡村社区这个综合农协，已不同于那些农民专业合作社。后者是以单一产业为链条的经济组织，而综合农协更具有包容性，不仅仅将各类不同的专业合作社纳入其中，增强农民抵抗市场的风险能力。郑冰很强调家庭邻里、社区关系的发展。这种重视社区影响的想法，甚至成为了农户加入农民协会或合作社的入会条件。而这对一般侧重经济功能的合作社来说，常常是被忽略的社区资本。
8个合作社的失败，也让郑冰意识到走工业之路，并非寨子村的长处，一定要走有机农业的路子。如今的她，愈加清晰地明白这点：每亩地其实就是一个工厂，而且这也不是牺牲掉土地的生态价值。
2006年, 寨子村开始尝试有机农业，但真正做出成绩还是在2009年。当时，来自香港的一个买家来黄河滩买地种植有机棉，郑冰得知后与之联系，该棉商经过考察他们之前做的有机尝试后，决定交给寨子村来种植。郑冰动员一部分积极的会员，拿出家里1～5亩不等的土地出来入股。3865户社员共有8万亩地。这些参股的土地，一定不用农药化肥。今年已完成了9000多亩，2011年是3000多亩。按照2008年的规划，10年内有机农业种植的土地将达到3万亩。
在完成有机种植引导的同时，也让加入进来的社员知晓，“不是为了多卖钱才去做有机农业，一定是要保住我们农民对土壤的一种感情，像人天天吃药行不行？”
同时也让他们意外的是，种植有机棉的土地规模效益出现了，加入进来的3000多户社员需要的农资、种子、农药、化肥，让他们可以很轻松地完成了合作社的统购统销。2011年也开始有盈余了。按照规定盈余的30%返还到农协，其余则进行社员分配。
2008年成立了青年农场，动员一部分协会的子女返乡回来。让年轻人联合种地，一人种一亩地，大家一起种。这不仅可以让这些年轻人贴近土地，而且还要担负起有机棉花等农作物的育苗等试验。郑冰说，在日韩台地区的综合农协中年轻人占了相当大的比重。这些年轻人的加入，让蒲韩农民协会更有了活力。现在的蒲韩乡村社区团队里面有40多个人，当中的38个都是年轻人。
本土的综合农协
2005年，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的研究员杨团作为调研员初次进入寨子村。郑冰不明白：这个寨子村与外来的学者又有什么关系？但杨团，却让寨子村有了更广阔的视野，也带来了外面的关注，以及更多农村合作组织的发展经验。
身为研究员的杨团，一直从事农村发展的课题研究，希望摸索出本土的一条农村合作组织走综合农协的发展道路，2011年，杨团甚至组织发起一个致力于推动农民合作社发展的NGO组织——农禾之家。而寨子村的发展，让她看到了一条本土化之路。
一百年来，中国农村都曾有过局部性的综合农协发展经验。在“一五”时期，还有过从互助组走向合作社的经验，只是后来演变成政府公共机构（人民公社）。20世纪初，日韩台地区开始建设综合农协。综合农协成为了农村最重要的社会基础组织，由乡镇基层农协联合而成的农协集团是经济资产最庞大的社会组织。这类组织发展至今有百年，已形成了综合农协的模式。
蒲韩地区样本的出现，让杨团喜出望外，终于让她明确地对外宣称，“蒲韩乡村社区（综合农协）站起来了。” 杨团发现，一提到综合农协的经验，就会“言必称东亚”这些地区，但这些日韩台地区的经验，与大陆的农村发展情况很不同，蒲韩乡村社区是土生土长出来的综合农协，更值得借鉴和推广。
杨团认为，蒲韩乡村社区最大的特点是“综合农协的方向明确，不是单打一的专业合作社的方向”。蒲韩乡村社区的经验得到诸多研究三农学者的认可，也让政府官员政策制定者了解到綜合农协发展的新经验。
郑冰说“自己很幸运”，能得到很多人的支持和关注，来北京开会分享她认为“不算啥的经验”。何况，在这座城市逗留片刻仅为了开会，城市里的楼房和汽车还让她特别不舒服。可一谈起寨子村的树呀棉花呀，还未等听的人脑中浮出画面，她倒是先乐了起来。
郑冰是蒲韩乡村社区的总干事。地处晋西、与黄河滩相依的蒲韩乡村社区，目前覆盖了永济市下的蒲州和韩阳两乡镇的43个自然村，下面有28个合作社，共有3865户村民加入。这个由村民自发参与并组成、产权股归属自己的综合性农民合作组织，据提供的资料显示，社区下包括红娘手工艺合作社、有机农业合作社、农资连锁超市、农民技术学校、青年农场、小麦合作社等18个项目板块。
这些项目板块构建出的乡村社区，既有经济功能，同时也具有社会和文化服务功能。事实上，这早已有一个词来指称：新农村综合发展协会，简称“综合农协”——通过该组织提供与“三农”相关的购销、加工、商业、信用合作、农业推广、文化教育与福利事业等多功能服务，促进农业的可持续和农村的繁荣稳定。这个土生土长出来的社区，让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杨团看到日、韩等地的综合农协发展经验在中国的农村实践中的样本。
建立农民协会
尽管外界有多个称呼，从最早的“寨子村科技中心”、“永济市妇女文化活动中心”，到“蒲韩镇农民协会”、“永济市蒲州镇果品协会”，以及后来成立的“农民技术学校”，但郑冰最喜欢，而且也更为准确和贴切——叫它“蒲韩乡村社区”。
1998年还在乡村小学当老师的郑冰，时常也帮忙丈夫开的店卖些化肥农药。一次因村民苏长业多花500元买化肥但不见得有效果的举动，而“孩子们上学的文具才两三毛钱”，引发她对农民的技术培训需求的注意，并邀请专家来为农民做技术培训，反响很好。“老百姓对技术的需求那么强烈”，是她没有料想到的。这不同于那些“为了推销东西（化肥农药）才去搞技术培训的，这有很大的误導性。”
后来郑冰觉得此事可做，这个做了十几年教师的女人便辞职专心做起当地农民的技术培训和农资经营来。这一做便一发不可收。郑冰说，“一开始大家有这个需求，看到一点就去做一点。做着做着，解决了一个问题后，新的问题就出来了，一直做到现在。”
在蒲韩乡村社区尚未做大之前，跳舞是郑冰动员寨子村的村妇参与技术培训和学习的一个方式，它让本村以及邻村80%的村妇团结在一起，后来还顺理成章成立了前文提到的永济市妇女文化活动中心。后来，这些农用技术和文化等非经济因素的方式，被证明是做综合农协的一个较好的切入口。
2001年，不满足跳舞的郑冰带领大家养起鸡来，采取与当地公司合作的方式，即公司+农户模式。但与其合作过程中，发现农民“只是生产的工具”，根本没有自主权，而且利润分配极不合理，最终造成30个农户每家投入的5000元资金打了水漂。而这15万的贷款，是郑冰作为担保人从乡镇信用合作社借出来。因生意失败，很多村民不愿意还款，所以这压力就变成了郑冰的大山。好在这些难题一点点被克服了。
这些年，郑冰就在“解决一个问题后又来一个问题”，就这么走了过来。
蒲韩乡村社区走的这条路子，也正契合了国家在“三农”问题的摸索，而且也曾借过这些“东风”。2004年6月，郑冰创办了“永济市蒲州镇农民协会”，据称是中国第一个以农民协会为名正式登记注册的农村合作组织。在未注册前，她们已用了一个更大的牌子——永济市农民协会，挂在村里开展活动了。
2006年，农民协会一下子成立了大大小小的8个经济组织，手工艺社、涂料厂、生态园等。可这成立的8个农民合作社在运作一年后，却全部都“塌”了。而之前被媒体频繁报道的“农民协会”，此时也被更名为“永济市蒲州镇果品协会”。郑冰解释，政府部门担心有政治敏感，后省里下了文件要求“正确引导农民协会的发展”。无奈，只好将农民协会在不同的部门挂靠下成立了不同的实体，如农民技术学校，农资技术公司以及上文提到的果品协会。
这段时间是郑冰最为伤神的日子。但不到半年的时间，2007年政府出台了《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从法律上支持农民发展合作社，振兴乡村经济。让农民协会再次看到曙光，于是一鼓作气登记了28个合作社。
成立合作社，不是为了拿政府的钱
政府在农村发展的过程中也发挥着作用，但其所能发挥的作用更多是给钱、给资源。永济当地的政府也希望做出自己的政绩，扶持几个合作社的典型来。闻此风声，蒲韩乡村社区中曾有几个合作社的社长认为政府要给合作社钱。
郑冰不为所动。她认为成立合作社不是为了拿政府的钱，何况自己都没做好，凭什么拿钱。这几家合作社当场表示给钱就要，“给我们钱不要是傻瓜”。郑冰说，如果这样就退出。最后这几个合作社就退出当时的蒲韩乡村社区。如今，郑冰仍不满意现在的合作社发展现状，“成立合作社太容易了。5户身份证就可以到工商登记注册，花不了100块钱。”
截至2012年7月，全国经工商登记注册的农民专业合作社达55万多家，农户是4300万户，占农户总数的17.2%。这些成立的农民合作社，更多是基于单一的经济功能，希望透过农用物资统购统销等经济上的规模效应，来与市场风向相抗衡，却在合作社内部的教育、文化、社区推广等公共服务提供方面上仍有不足。更令人失望的是，这些数十万的专业合作社，有研究表明，八成左右都是“假合作社”。
这与合作社的法律尚不完善有一定的关联。为鼓励合作社发展，政府为合作社的创办者提供政策优惠和税收减免，但因合作社法中并没对农民在其中的名额要求，所以很多商业公司摇身变成农民合作社，从而获得来自政府的补贴。这也是目前众多农民合作社遭人诟病的地方。
郑冰对政府给钱的不支持做法，得罪不少社员和政府官员。在当初成立永济妇女文化活动中心以及做合作社期间，与政府的积极互动，也为蒲韩乡村社区与政府保持良好的关系。“当地政府对我们也有很多不理解，但是从来不因为这不理解就制止你，这是我们觉得很感动的。”郑冰谈及这种关系时说。其爱人的村长身份在一定程度上，对郑冰与政府打交道也有一定的帮助。 不过该拿的钱，和协会的发展目标相一致的，郑冰也不含糊。蒲韩乡村社区也拿过一个，也是唯一对外公开拿过的政府项目。2007年山西省农业厅有一个新型农民培训的项目，她认为这个新型农民培训能够提升农民的素质，也就接下来了。拨付的项目款当时是一个村1万，18个村共18万，每村40个名额在3年内给720名农民培训。
保住我们农民对土壤的感情
如今的蒲韩乡村社区这个综合农协，已不同于那些农民专业合作社。后者是以单一产业为链条的经济组织，而综合农协更具有包容性，不仅仅将各类不同的专业合作社纳入其中，增强农民抵抗市场的风险能力。郑冰很强调家庭邻里、社区关系的发展。这种重视社区影响的想法，甚至成为了农户加入农民协会或合作社的入会条件。而这对一般侧重经济功能的合作社来说，常常是被忽略的社区资本。
8个合作社的失败，也让郑冰意识到走工业之路，并非寨子村的长处，一定要走有机农业的路子。如今的她，愈加清晰地明白这点：每亩地其实就是一个工厂，而且这也不是牺牲掉土地的生态价值。
2006年, 寨子村开始尝试有机农业，但真正做出成绩还是在2009年。当时，来自香港的一个买家来黄河滩买地种植有机棉，郑冰得知后与之联系，该棉商经过考察他们之前做的有机尝试后，决定交给寨子村来种植。郑冰动员一部分积极的会员，拿出家里1～5亩不等的土地出来入股。3865户社员共有8万亩地。这些参股的土地，一定不用农药化肥。今年已完成了9000多亩，2011年是3000多亩。按照2008年的规划，10年内有机农业种植的土地将达到3万亩。
在完成有机种植引导的同时，也让加入进来的社员知晓，“不是为了多卖钱才去做有机农业，一定是要保住我们农民对土壤的一种感情，像人天天吃药行不行？”
同时也让他们意外的是，种植有机棉的土地规模效益出现了，加入进来的3000多户社员需要的农资、种子、农药、化肥，让他们可以很轻松地完成了合作社的统购统销。2011年也开始有盈余了。按照规定盈余的30%返还到农协，其余则进行社员分配。
2008年成立了青年农场，动员一部分协会的子女返乡回来。让年轻人联合种地，一人种一亩地，大家一起种。这不仅可以让这些年轻人贴近土地，而且还要担负起有机棉花等农作物的育苗等试验。郑冰说，在日韩台地区的综合农协中年轻人占了相当大的比重。这些年轻人的加入，让蒲韩农民协会更有了活力。现在的蒲韩乡村社区团队里面有40多个人，当中的38个都是年轻人。
本土的综合农协
2005年，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的研究员杨团作为调研员初次进入寨子村。郑冰不明白：这个寨子村与外来的学者又有什么关系？但杨团，却让寨子村有了更广阔的视野，也带来了外面的关注，以及更多农村合作组织的发展经验。
身为研究员的杨团，一直从事农村发展的课题研究，希望摸索出本土的一条农村合作组织走综合农协的发展道路，2011年，杨团甚至组织发起一个致力于推动农民合作社发展的NGO组织——农禾之家。而寨子村的发展，让她看到了一条本土化之路。
一百年来，中国农村都曾有过局部性的综合农协发展经验。在“一五”时期，还有过从互助组走向合作社的经验，只是后来演变成政府公共机构（人民公社）。20世纪初，日韩台地区开始建设综合农协。综合农协成为了农村最重要的社会基础组织，由乡镇基层农协联合而成的农协集团是经济资产最庞大的社会组织。这类组织发展至今有百年，已形成了综合农协的模式。
蒲韩地区样本的出现，让杨团喜出望外，终于让她明确地对外宣称，“蒲韩乡村社区（综合农协）站起来了。” 杨团发现，一提到综合农协的经验，就会“言必称东亚”这些地区，但这些日韩台地区的经验，与大陆的农村发展情况很不同，蒲韩乡村社区是土生土长出来的综合农协，更值得借鉴和推广。
杨团认为，蒲韩乡村社区最大的特点是“综合农协的方向明确，不是单打一的专业合作社的方向”。蒲韩乡村社区的经验得到诸多研究三农学者的认可，也让政府官员政策制定者了解到綜合农协发展的新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