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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应该对当政者说，怎么来改变我们的制度，使我们民众不抱怨，而不是自我麻痹。”
我在某地做调查时，有关方面建议我写写“多不容易”，要我们的人民体谅我们的政府不容易，体谅我们的官员不容易。我当时是这么回答的：“官员不容易是事实，那他可以不干，你不容易你可以下台。人民可以理解你的某些做法，但是不应该以此为理由让我们不抱怨，这样的文章我不写。”他们又跟我说希望写另外一个题目，说现在中国社会发生了这么多的问题，能否让我们的人民都知道一个和谐的社会都是一个相互理解的社会。我说在我的理解中间，一个国家要安定，首先要民安定，而民要安定首先关心民生，假如一个社会都不关心民生，假如我们的知识分子都看不到民间的疾苦，提倡不抱怨，要理解有什么用?
我心中充满了疑虑，我们只要真正走向中国社会，离开大都市白领阶层的生活，就会感觉到这种抱怨。今天不是要不要抱怨，是我们社会有太多民众不得不抱怨的问题。中国社会这些不满，这些抱怨是客观存在的。
2004年我应邀到台湾访问，在台湾政治大学演讲完，从台北到台南跑了15天。我只问台湾老百姓一个问题，假如官员把你的房子拆了怎么办?人家告诉我不可能，99％的人回答不可能，合法的房产不敢的。我说假如拆了怎么办?到法院去告他，法官会依据法律给我判决。我接着问假如法院的法官也腐败了怎么办?人家又回答我说：不可能，我们的法官在很多问题上可能腐败，但是只要我有明确的产权，他不会腐败。我说假如法官就是腐败了怎么办?他们说我找我的议员去告他，我的议员会来进行调查，我的议员调查之后就会开新闻发布会，我的议员就在议会提出建议，这个法官和这个政府官员麻烦就大了，他们呆不下去了，会完蛋，我接着问假如议员也腐败了怎么办呢?我一问到这个假如的时候，人家很讨厌我了，说你这个大陆人怎么那么多假如?
台湾老百姓告诉我，议员就是希望多管事情，媒体一报道，这个议员就会成为英雄，成了英雄不仅可以当县议员、国会议员，最终还可能当“总统”，他们怎么会腐败呢?一般台湾的老百姓家里面有名片，收得最多的名片就是议员年事卡。我做了很多次试验，比如打电话报案，一打电话议员都来了，只要在不远的地方马上就会赶到，而且显得非常高兴的样子。
根据我的观察，台湾社会是相对和谐的。台湾跟我们同样的文化，同样的民众，为什么台湾人可以告诉我“不可能”，我总结为四条：
第一条：有确定的产权，我的就是我的。如果连老百姓的权利都不能保障的话，我们有什么理由让人民不抱怨。要让人民不抱怨，不走上街头，首先得明确他们的权利，这个权利不是封建社会给予他们的权利，而是公民权利。
第二条：一个社会必须有权威的司法机构。假如我们的司法不能保障人们的权利，我们的司法不能救济权利，我们有什么资格让我们的人民不抱怨呢?你问老百姓法院判决为什么不服从啊?他会回答“我就是不服”，因为司法腐败了你再问司法腐败有证据吗?他说没有，反正司法就是腐败了口一个社会发生了纠纷并不可怕，但是人们普遍对司法失去信任，那就很可怕。我们要抱怨这个不公平的司法制度，有了这个抱怨，我们才能改变这个制度。
第三条：要有真正的代言机构。我们每一个人不可能都去改变我们的社会，都去对政治发表观点，但是要通过选票决定谁来代表我们的意见。我自己都不知道代表我的那个在什么地方，该找谁我不知道。不改变这些，我们只有抱怨的运动，没有不抱怨的运动。
第四条：我们必须有一个开放的媒体。假如今天我们所有人都发不出声音，我们能让他们不抱怨吗?他们讲不出话，他们只能在家里抱怨，可能最后走向街头，用砖头表示他的抱怨，要让我们的人民不走向街头去抱怨，就需要提供公共平台发泄他们心中的不满。
比如说，自从有了复印机，中国的农民和中国的地方政府的政治生态发生了变化，当农民突然有一天把中共中央的某个文件复印之后贴在那儿，问地方官员为什么不按中央文件办，一般地方政府都会很惊讶。假如没有复印机，中国的农民不敢说这句话。现代科技实际上已经在改变中国的政治生态，不是由于愿意改变而是被迫的改变。
我不主张鼓动老百姓去抱怨来改变社会。实际上，中国的民众是最没有抱怨心的，为什么今天有这么多人有抱怨?知识分子应该对当政者说，怎么来改变我们的制度，使我们民众不抱怨，而不是自我麻痹。
我在某地做调查时，有关方面建议我写写“多不容易”，要我们的人民体谅我们的政府不容易，体谅我们的官员不容易。我当时是这么回答的：“官员不容易是事实，那他可以不干，你不容易你可以下台。人民可以理解你的某些做法，但是不应该以此为理由让我们不抱怨，这样的文章我不写。”他们又跟我说希望写另外一个题目，说现在中国社会发生了这么多的问题，能否让我们的人民都知道一个和谐的社会都是一个相互理解的社会。我说在我的理解中间，一个国家要安定，首先要民安定，而民要安定首先关心民生，假如一个社会都不关心民生，假如我们的知识分子都看不到民间的疾苦，提倡不抱怨，要理解有什么用?
我心中充满了疑虑，我们只要真正走向中国社会，离开大都市白领阶层的生活，就会感觉到这种抱怨。今天不是要不要抱怨，是我们社会有太多民众不得不抱怨的问题。中国社会这些不满，这些抱怨是客观存在的。
2004年我应邀到台湾访问，在台湾政治大学演讲完，从台北到台南跑了15天。我只问台湾老百姓一个问题，假如官员把你的房子拆了怎么办?人家告诉我不可能，99％的人回答不可能，合法的房产不敢的。我说假如拆了怎么办?到法院去告他，法官会依据法律给我判决。我接着问假如法院的法官也腐败了怎么办?人家又回答我说：不可能，我们的法官在很多问题上可能腐败，但是只要我有明确的产权，他不会腐败。我说假如法官就是腐败了怎么办?他们说我找我的议员去告他，我的议员会来进行调查，我的议员调查之后就会开新闻发布会，我的议员就在议会提出建议，这个法官和这个政府官员麻烦就大了，他们呆不下去了，会完蛋，我接着问假如议员也腐败了怎么办呢?我一问到这个假如的时候，人家很讨厌我了，说你这个大陆人怎么那么多假如?
台湾老百姓告诉我，议员就是希望多管事情，媒体一报道，这个议员就会成为英雄，成了英雄不仅可以当县议员、国会议员，最终还可能当“总统”，他们怎么会腐败呢?一般台湾的老百姓家里面有名片，收得最多的名片就是议员年事卡。我做了很多次试验，比如打电话报案，一打电话议员都来了，只要在不远的地方马上就会赶到，而且显得非常高兴的样子。
根据我的观察，台湾社会是相对和谐的。台湾跟我们同样的文化，同样的民众，为什么台湾人可以告诉我“不可能”，我总结为四条：
第一条：有确定的产权，我的就是我的。如果连老百姓的权利都不能保障的话，我们有什么理由让人民不抱怨。要让人民不抱怨，不走上街头，首先得明确他们的权利，这个权利不是封建社会给予他们的权利，而是公民权利。
第二条：一个社会必须有权威的司法机构。假如我们的司法不能保障人们的权利，我们的司法不能救济权利，我们有什么资格让我们的人民不抱怨呢?你问老百姓法院判决为什么不服从啊?他会回答“我就是不服”，因为司法腐败了你再问司法腐败有证据吗?他说没有，反正司法就是腐败了口一个社会发生了纠纷并不可怕，但是人们普遍对司法失去信任，那就很可怕。我们要抱怨这个不公平的司法制度，有了这个抱怨，我们才能改变这个制度。
第三条：要有真正的代言机构。我们每一个人不可能都去改变我们的社会，都去对政治发表观点，但是要通过选票决定谁来代表我们的意见。我自己都不知道代表我的那个在什么地方，该找谁我不知道。不改变这些，我们只有抱怨的运动，没有不抱怨的运动。
第四条：我们必须有一个开放的媒体。假如今天我们所有人都发不出声音，我们能让他们不抱怨吗?他们讲不出话，他们只能在家里抱怨，可能最后走向街头，用砖头表示他的抱怨，要让我们的人民不走向街头去抱怨，就需要提供公共平台发泄他们心中的不满。
比如说，自从有了复印机，中国的农民和中国的地方政府的政治生态发生了变化，当农民突然有一天把中共中央的某个文件复印之后贴在那儿，问地方官员为什么不按中央文件办，一般地方政府都会很惊讶。假如没有复印机，中国的农民不敢说这句话。现代科技实际上已经在改变中国的政治生态，不是由于愿意改变而是被迫的改变。
我不主张鼓动老百姓去抱怨来改变社会。实际上，中国的民众是最没有抱怨心的，为什么今天有这么多人有抱怨?知识分子应该对当政者说，怎么来改变我们的制度，使我们民众不抱怨，而不是自我麻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