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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当代先锋作家余华的创作始终以人的生命和生存为中心，他的许多作品通过对社会底层狭窄的空间和传统伦理崩溃的展示绘制了一幅幅艰难的生存图景。他通过作品中人性、亲情的瓦解展示了一个令人绝望的荒谬世界。本文通过对余华相关作品的分析，探讨其小说中的存在主义因素。从西方存在主义哲学的三个基本层面——个体生存的虚无与荒谬，自我选择的可能性以及需要承担的后果，人和他人之间的关系，指出余华小说的存在主义倾向。
关键词：余华；存在主义；创作
文章编号：978-7-5369-4434-3（2011）02-088-02
存在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有“存在先于本质”、“世界是荒谬的，人生是痛苦的”、“自由选择”、“他人即地狱”等。存在主义将客观世界视为无意义的荒诞，认为人生是悲剧性的，人总是处于烦恼、孤独、焦虑之中，提倡一种直面人生又超越人生的自由选择，但同时人要对自己的选择负责任。余华的创作从某种程度上就是对生存状态的感悟，对生存意义的思考。
一、荒诞的世界、虚无的人生
海德格尔把“畏”和“烦”，萨特把“厌恶”和“焦虑”作为人存在的根本状态。海德格尔在《林中路》里写道“我们作为前抛性存在，以后退方式前进，承担已经在世的事实，因此人感到无家可归的孤独和凄凉。”[1]余华用他敏锐的目光和冷静客观的笔调，剥离底层人群的实际生存状况，表现荒诞的存在意识。
（一）生存的荒诞体悟
余华的小说中有一种宿命意识。余华的人物总是在宿命的局促、荒诞中辗转，他们无法抵御降临在自己身上的厄运与不幸。宿命意识反映了余华对人生的不确定。存在主义哲学家加缪认为“荒诞不在人，也不在世界，而在两者的共存。”[2]如《死亡叙述》开篇第一句就指出“本来我也没有准备把卡车往另一个方向开去，所以这一切都是命中注定的”，“我命中注定般的撞死了小女孩，肇事逃逸；若干年后我被另一场车祸遇难者的家属打死”，[3]这仿佛是对前一次车祸的弥补。我千方百计地想逃避责任，却最终未能逃脱命运的惩罚。通过余华的文本我们可以看到，余华的大脑被这些宿命论的思想占据着。他笔下的人物众多，命运各式各样，但都不约而同的指向一个终极目标——死亡。这一切都是注定的，不可把握的，因此也是荒诞的。
(二)存在个体精神的虚无
底层生活的阅历带给余华对于贫困的真切认识，余华的《在细雨中呼喊》让我们看清了一个基本的事实：贫穷不仅仅是物质上的匮乏，更是心灵和精神的屈辱。贫穷与愚昧泯灭了父亲孙广才的人性与良知，他亲手撕下了自己神圣、威严的光环，露出虚伪、狰狞和奸诈。他对“我”的祖父孙有元除了谩骂就是训斥，与寡妇通奸，侮辱儿媳妇。《在细雨中呼喊》表现的是在现实的苦难面前人性的扭曲和精神的变异。在现实和内心的双重压力之下，他们必须承受着欲求生存而难以正常活着的痛苦，存在个体丧失了自然本真，走向了精神的虚无。
(三)存在本身的艰难性
余华十分擅长描写底层农民生存的艰辛：生存空间的狭小，衣食不保，终日奔波挣扎，生命的基本欲望无法得到满足，活着对他们来说就是苦难。《活着》中福贵的儿子有庆、女儿凤霞、妻子家珍、女婿二喜、孙子苦根、朋友春生最终都无一例外的走向死亡。《许三观卖血记》中这种苦难变现的更加明显，许三多为了自己的家庭和妻儿一次次的卖血，每一次的卖血都让人心痛不已。在生存都得不到保证的时候，死的威胁就无处不在。从这两部作品中我们感受到了底层人们生存的艰难困苦。余华以看似夸张荒诞的方式描写了农民家庭生存的艰难、焦虑，展示的却是一个时期真实的贫民的生存景观。
二、生命的自我选择——无言的抗争
世界在萨特、加缪眼里是混沌的，它让人感到苦闷、悲观、绝望。就在这样真实的世界里，萨特鼓励人们要选择，同时要对自己的选择负责任。萨特认为“人只是在企图成为什么时才取得存在”。[4]加缪也认为不能屈从于荒诞的世界，他认为“荒诞的人就这样隐约看到一个灼热而冰冷的、透明而有限的宇宙，在那里，没有什么东西是可能的，但是一切应有尽有，过了这个宇宙，就是崩溃和虚无。这是他可以决定同意生活在这样的宇宙，幷从中汲取他的力量，他对希望的拒绝以及一种没有慰藉的生活的固执的见证。”[5]由此可见，存在主义者在悲剧性的人生图景中强调了人自由选择的可能和意义，幷将之作为获得人的价值和尊严的有效途径。
同样，余华的代表作《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就强调了人的一种自主的选择和无言抗争的意义。福贵和许三多在面对无情的命运的时候没有选择逃避堕落，虽然命运对他们来说似乎是注定的、不幸的，但在命运的大网下掩盖的却是主人公自主的选择和坚强的灵魂。《活着》中福贵在儿子死后强忍悲痛瞒着家珍，背后却号啕大哭；女儿死后的那个夜晚，他不得不强打精神安慰和照顾女婿。在灾难面前，他没有选择退缩，而是选择了面对。荒谬灾难的人生使得他陷入万劫不复的深渊，可他却以坚忍不拔的强大韧性与之进行着无言的抗争。在文中“活着”就是福贵坚定的信念和自由的选择，他选择了“活着”这一生命方式来超越残忍的命运和荒诞的处境。同样，《许三观卖血记》中卖血这一特殊的生存方式呈现出许三观在面对宿命的接踵而至和无法避免时，所激发出来的顽强与韧性。许三观用自己低微卑贱的生命承载的却是不屈不挠的抗争意识和一种乐观的生存态度。福贵和许三观都在用自己鲜活的生命韧性与冥冥中存在的宇宙意志进行着抗衡。
三、人与他人的对立关系
“在他人旁边过着自己的生活时，有一种存在受到伤害的感觉。”[6]萨特认为，由于人人都试图获得自己的自由，从而就把他人当做对象来看待，由此认为世界和“他人”与“我”的存在是对立、剥夺和冲突的关系。从《在细雨中呼喊》中，我们获得了这样的认知：在粗糙、简陋、贫贱的市民物质生存状态中，一个个体的存在就是另一个存在个体的生存障碍。在余华笔下，人与人之间的温情面纱被撕破，变的赤裸而残忍，现实出现了异化，这种异化集中体现在人与人之间的亲情上。《在细雨中呼唤》中孙光林的记忆里，家庭是充斥暴力与梦靥的所在，父亲、大哥、弟弟是他的亲人，更是他的“地狱”。这样的世界“几乎没有现代文明的光照，有的只是野蛮愚昧、原始的竞争和利益交换，血缘、亲情、人伦、道德荡然无存。”[7]孙广才的无赖人生，只为满足自己的欲望，他把自己的父亲、儿子当做绊脚石，随时准备踢开他们，他无视妻子的存在，在妻子生前就已经和别的女人同居；国庆的父亲为了再婚对国庆的无情抛弃；王立强的同事的妻子，为了满足自己的窥视欲望和炽烈的惩罚欲望，不惜让王立强及其女人丧失尊严、名誉扫地，表现出欲置人于死地得疯狂。
总之，在这个物欲横流的当代社会里，余华坚守着一个人文知识分子的情怀去关注人的生存状态。虽然余华在考虑个人生存状态上没有萨特、加缪深刻，但从某种程度上说，余华从未放弃对生命应该状态的憧憬。他通过对人类生存景象和命运的哲学性思考，让读者去关注人类的存在问题。他对人的存在形式的探寻有一种悲观主义的情绪，但在悲观中又不放弃希望，努力勾画着人类最理想的生存方式。
参考文献：
[1]海德格尔.林中路[M].上海：海译文出版社，2008.
[2]解志熙.生的执着：存在主义与中国现在文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
[3]余华.死亡叙述[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
[4]萨特.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
[5]加缪.西西弗斯神话[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
[6]法•保罗•富尔基埃.存在主义[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
[7]金汉.中国当代小说艺术演变史[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0.
关键词：余华；存在主义；创作
文章编号：978-7-5369-4434-3（2011）02-088-02
存在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有“存在先于本质”、“世界是荒谬的，人生是痛苦的”、“自由选择”、“他人即地狱”等。存在主义将客观世界视为无意义的荒诞，认为人生是悲剧性的，人总是处于烦恼、孤独、焦虑之中，提倡一种直面人生又超越人生的自由选择，但同时人要对自己的选择负责任。余华的创作从某种程度上就是对生存状态的感悟，对生存意义的思考。
一、荒诞的世界、虚无的人生
海德格尔把“畏”和“烦”，萨特把“厌恶”和“焦虑”作为人存在的根本状态。海德格尔在《林中路》里写道“我们作为前抛性存在，以后退方式前进，承担已经在世的事实，因此人感到无家可归的孤独和凄凉。”[1]余华用他敏锐的目光和冷静客观的笔调，剥离底层人群的实际生存状况，表现荒诞的存在意识。
（一）生存的荒诞体悟
余华的小说中有一种宿命意识。余华的人物总是在宿命的局促、荒诞中辗转，他们无法抵御降临在自己身上的厄运与不幸。宿命意识反映了余华对人生的不确定。存在主义哲学家加缪认为“荒诞不在人，也不在世界，而在两者的共存。”[2]如《死亡叙述》开篇第一句就指出“本来我也没有准备把卡车往另一个方向开去，所以这一切都是命中注定的”，“我命中注定般的撞死了小女孩，肇事逃逸；若干年后我被另一场车祸遇难者的家属打死”，[3]这仿佛是对前一次车祸的弥补。我千方百计地想逃避责任，却最终未能逃脱命运的惩罚。通过余华的文本我们可以看到，余华的大脑被这些宿命论的思想占据着。他笔下的人物众多，命运各式各样，但都不约而同的指向一个终极目标——死亡。这一切都是注定的，不可把握的，因此也是荒诞的。
(二)存在个体精神的虚无
底层生活的阅历带给余华对于贫困的真切认识，余华的《在细雨中呼喊》让我们看清了一个基本的事实：贫穷不仅仅是物质上的匮乏，更是心灵和精神的屈辱。贫穷与愚昧泯灭了父亲孙广才的人性与良知，他亲手撕下了自己神圣、威严的光环，露出虚伪、狰狞和奸诈。他对“我”的祖父孙有元除了谩骂就是训斥，与寡妇通奸，侮辱儿媳妇。《在细雨中呼喊》表现的是在现实的苦难面前人性的扭曲和精神的变异。在现实和内心的双重压力之下，他们必须承受着欲求生存而难以正常活着的痛苦，存在个体丧失了自然本真，走向了精神的虚无。
(三)存在本身的艰难性
余华十分擅长描写底层农民生存的艰辛：生存空间的狭小，衣食不保，终日奔波挣扎，生命的基本欲望无法得到满足，活着对他们来说就是苦难。《活着》中福贵的儿子有庆、女儿凤霞、妻子家珍、女婿二喜、孙子苦根、朋友春生最终都无一例外的走向死亡。《许三观卖血记》中这种苦难变现的更加明显，许三多为了自己的家庭和妻儿一次次的卖血，每一次的卖血都让人心痛不已。在生存都得不到保证的时候，死的威胁就无处不在。从这两部作品中我们感受到了底层人们生存的艰难困苦。余华以看似夸张荒诞的方式描写了农民家庭生存的艰难、焦虑，展示的却是一个时期真实的贫民的生存景观。
二、生命的自我选择——无言的抗争
世界在萨特、加缪眼里是混沌的，它让人感到苦闷、悲观、绝望。就在这样真实的世界里，萨特鼓励人们要选择，同时要对自己的选择负责任。萨特认为“人只是在企图成为什么时才取得存在”。[4]加缪也认为不能屈从于荒诞的世界，他认为“荒诞的人就这样隐约看到一个灼热而冰冷的、透明而有限的宇宙，在那里，没有什么东西是可能的，但是一切应有尽有，过了这个宇宙，就是崩溃和虚无。这是他可以决定同意生活在这样的宇宙，幷从中汲取他的力量，他对希望的拒绝以及一种没有慰藉的生活的固执的见证。”[5]由此可见，存在主义者在悲剧性的人生图景中强调了人自由选择的可能和意义，幷将之作为获得人的价值和尊严的有效途径。
同样，余华的代表作《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就强调了人的一种自主的选择和无言抗争的意义。福贵和许三多在面对无情的命运的时候没有选择逃避堕落，虽然命运对他们来说似乎是注定的、不幸的，但在命运的大网下掩盖的却是主人公自主的选择和坚强的灵魂。《活着》中福贵在儿子死后强忍悲痛瞒着家珍，背后却号啕大哭；女儿死后的那个夜晚，他不得不强打精神安慰和照顾女婿。在灾难面前，他没有选择退缩，而是选择了面对。荒谬灾难的人生使得他陷入万劫不复的深渊，可他却以坚忍不拔的强大韧性与之进行着无言的抗争。在文中“活着”就是福贵坚定的信念和自由的选择，他选择了“活着”这一生命方式来超越残忍的命运和荒诞的处境。同样，《许三观卖血记》中卖血这一特殊的生存方式呈现出许三观在面对宿命的接踵而至和无法避免时，所激发出来的顽强与韧性。许三观用自己低微卑贱的生命承载的却是不屈不挠的抗争意识和一种乐观的生存态度。福贵和许三观都在用自己鲜活的生命韧性与冥冥中存在的宇宙意志进行着抗衡。
三、人与他人的对立关系
“在他人旁边过着自己的生活时，有一种存在受到伤害的感觉。”[6]萨特认为，由于人人都试图获得自己的自由，从而就把他人当做对象来看待，由此认为世界和“他人”与“我”的存在是对立、剥夺和冲突的关系。从《在细雨中呼喊》中，我们获得了这样的认知：在粗糙、简陋、贫贱的市民物质生存状态中，一个个体的存在就是另一个存在个体的生存障碍。在余华笔下，人与人之间的温情面纱被撕破，变的赤裸而残忍，现实出现了异化，这种异化集中体现在人与人之间的亲情上。《在细雨中呼唤》中孙光林的记忆里，家庭是充斥暴力与梦靥的所在，父亲、大哥、弟弟是他的亲人，更是他的“地狱”。这样的世界“几乎没有现代文明的光照，有的只是野蛮愚昧、原始的竞争和利益交换，血缘、亲情、人伦、道德荡然无存。”[7]孙广才的无赖人生，只为满足自己的欲望，他把自己的父亲、儿子当做绊脚石，随时准备踢开他们，他无视妻子的存在，在妻子生前就已经和别的女人同居；国庆的父亲为了再婚对国庆的无情抛弃；王立强的同事的妻子，为了满足自己的窥视欲望和炽烈的惩罚欲望，不惜让王立强及其女人丧失尊严、名誉扫地，表现出欲置人于死地得疯狂。
总之，在这个物欲横流的当代社会里，余华坚守着一个人文知识分子的情怀去关注人的生存状态。虽然余华在考虑个人生存状态上没有萨特、加缪深刻，但从某种程度上说，余华从未放弃对生命应该状态的憧憬。他通过对人类生存景象和命运的哲学性思考，让读者去关注人类的存在问题。他对人的存在形式的探寻有一种悲观主义的情绪，但在悲观中又不放弃希望，努力勾画着人类最理想的生存方式。
参考文献：
[1]海德格尔.林中路[M].上海：海译文出版社，2008.
[2]解志熙.生的执着：存在主义与中国现在文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
[3]余华.死亡叙述[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
[4]萨特.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
[5]加缪.西西弗斯神话[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
[6]法•保罗•富尔基埃.存在主义[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
[7]金汉.中国当代小说艺术演变史[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