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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钱钟书先生的《围城》是一部别有寄托的小说，作者在普通的人生故事中，寄寓的是对人类命运的思考。钱老刻画了一些具有典型形象的人物，他们年轻有身份，有知识，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却还是无法逃脱被摆布、被压榨的真实命运。与人生相比，他们是如此的软弱与不堪重负。而本文则浅谈漂泊不居的方鸿渐和性格独具、灵魂独有的赵辛楣等男人们。
关键词：《围城》；悲剧；人生
钱钟书老先生的《围城》是一部别有寄托的小说，小说的中心意象“围城”是一个由作者明确指示的哲学命题。正如小说中的男女主人公一样，我们这些可悲的人类就是那“外面的人想进去，里面的人想出来”的人的写照。《围城》中的男人有那深陷围城的围城人方鸿渐和性格独具、灵魂独有的赵辛楣。他们从这个围城跳出来，却又跳进了另一围城，就像恋爱，结束了上一次，会有下一次，在这种循环让男女成为了“围城”的牺牲品，而一旦发现这是由他们自己筑造之后，这场悲剧又怎能避免呢？
以方鸿渐为代表的围城中的男人们与当今社会中的男性一样，都属于父系社会中的强势群体，自古以来，他们就是要在社会中承担主体责任的人，而一个恋爱中的或是结了婚的男人就要肩负起更多更重的责任。
围城人——方鸿渐
“方鸿渐是贯穿全篇的主人公，是一个矛盾的复杂体，一个在中西文化中走不出“围城”的样品。正像方鸿渐之名在《易经》中描述的那样：“‘鸿渐于干，鸿渐于磐，鸿渐于木，鸿渐于陵，鸿渐于阿。’卦中之鸿，就是一只飞来飞去没有着落，始终处于一种动荡不安的寻觅之中的水鸟。”④前面讲到的四位女性就是为主人公设置的道具性人物，作者通过方鸿渐与他们的感情纠葛为他画像。在整个人生旅途中，方鸿渐不断的与这四位女性碰撞，在这些碰撞中，一个缺乏原则，充满矛盾，而又有着复杂心态的知识分子形象展现在读者面前。
悲剧因素：方鸿渐是围城中漂泊不居的游子，在他的人生的“围城”无处不在，方鸿渐从一个“围城”逃走，又进入了另一个围城，方鸿渐所作的是一次次的逃离与进入。可是方鸿渐的逃离与进入并不是因为他有明确的人生目标，他从一开始就没有自己明确的目标，父亲需要他光宗耀祖，他便受了教育，岳父为满足自己的虚荣心拿钱供他留学，于是他到了欧洲。从国内上大学到出洋留学，他什么真本事也没有学到，接下来他找不到工作，也没有爱情。
他的工作，一直在受着赵辛楣的影响，去三闾大学教书，后来又靠赵辛楣的关系当了一名职员，不久又丢掉工作，这是他工作的悲剧；他的爱情，在和鲍小姐逢场作戏之后，又因为自己的软弱进入了苏文纨的爱情，他是真心的爱上了唐晓芙，可是还是不可避免的分手了，在与孙柔嘉的爱情中，虽然他是真心的爱他的太太，可是他们的婚姻却并不幸福，在变得现实了的婚姻之中，种种干扰因素让他们之间矛盾重重。所以最后他又选择了逃离，可是他却无法逃出自己的围城人生。
至此，方鸿渐对职业，爱情，婚姻的幻想全然破灭，“他曾经对爱情发过感慨说：‘现在想想以前把恋爱看的那样郑重真是幼稚。老实说，不管你和谁结婚，结婚以后你会发现你娶的不是原来的人，换了另外一个，早知道这样，结婚以前那种追求恋爱等等，全可以省掉。倒是老式婚姻干脆，索性结婚以前，谁也不认得谁！’”
说方鸿渐无法避免这些围城之旅的原因是他性格的软弱，在我们通过小说历经这一切的时候都会不自觉的发出一声声叹息。他是被困在怪圈里的人，美国现代剧作家尤金·奥尼尔说过：以前和人斗争，现在人和自我斗争。问题不在于他是否能改变外界事物，而在于能在多大程度上改变自己。
《血色浪漫》中的钟跃民是一个不能一辈子专心的做一件事情，他属于在一个一个点上跳跃的人，但他是不断的跳出一个一个圈，他追求个性解放，不会被女人或是生活束缚住，他和方鸿渐太不一样，所以我们在钟跃民身上看到的并不会有悲伤的意味，而是希望。因为他的性格是硬朗的，他会主动的和命运作抗争，而不是屈服。
所以方鸿渐无法逃脱，这是他自己给自己带来的悲哀。
赵辛楣的恋爱围城
在《围城》的艺术世界中，赵辛楣是一个性格独具，灵魂独有的知识分子。赵辛楣起到连接《围城》世界人际关系网络的纽带作用，成为《围城》意义世界的心态象征。赵辛楣在《围城》中使主人公方鸿渐的活动空间得以拓展，赵辛楣的出场成为方鸿渐生活状况改变的主要影响者，对方鸿渐的悲剧塑造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但是我们也不能忽视方鸿渐身上的悲剧意味。
悲剧因素：在最初，赵辛楣误以为方鸿渐失情敌而处处针对他，可是让我们不得不对他感到佩服的是，他还是无奈的出席了苏文纨的婚礼，并送了花，以表祝贺。他的职业生涯虽比方鸿渐顺利，可是在三闾大学教书过程中的那晚上的一幕却使他的从教生涯过早的结束了。那个汪太太可以算作是苏文纨的幻影，因为这段孽缘让他匆忙逃离了。在此，我想引入一个流行词语“影子恋爱”——在和自己的上一个恋人分手之后，下一个恋人会有上一个恋人的影子。赵辛楣的恋爱观已经深深的打上了苏文纨的影子。
赵辛楣和汪太太有这段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是因为汪太太有些地方和苏文纨很像。即使苏文纨流入世俗，做起了生意，赵辛楣也从中帮忙，赵辛楣对苏文纨婚后的态度表现了他宽容大度，痴心不改的性格特征。不得不承认，赵辛楣是一个痴情的男子，他对爱情的“矢志不渝”与主人公方鸿渐的“将就”、“易变”形成了一个强烈的对比，但同时这也是赵辛楣的可怜所在之处，他永远都无法逃离苏文纨的笼罩，就连苏文纨婚后都还是在与他套近乎，他也还是迎合依旧。
无法逃脱悲剧的一群人们
钱钟书在《围城》中创作了一系列形象，他们年轻，有身份，有知识，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却还是无法逃脱被百步摆布、被压榨的真实命运。与人生相比，他们如此的软弱与不堪重负。
中国的知识分子在中西方文化的影响下他们的命运是动荡的，他们表现的既保守又开放，不甘默默无闻的生活却又为自己找上一百个沉迷于此的借口。这也成为了悲剧不可避免的又一原因，中西方文化不断的冲击着中国，腐朽的封建思想掺入了洋味的东西变得不伦不类，《围城》显示的是西方文化和封建传统文化对中国的消极影响，剖析了一部分知识分子的自卑心理和病态思想。作品以一种否定的形式实现了对文化，对人生的解读。从在方鸿渐身上的表现来说，中国传统文化将社会的外在规范化为个体的内在欲望，从而使人时时处处以公众的道德尺度约束自己的行为，而西方文化追求个性解放，曾留学西方的知识分子方鸿渐受到了这种文化思想的熏陶，个人意识的觉醒被唤起使他想逃脱世俗，追求自由的生活，然而民族文化限制着他的追求，成为他心灵的枷锁。这样的一位知识分子在两种心理文化的交战下一步步走入人生围城。
“围城”代表了这一批人的角色，它吞噬着芸芸众生的每一个人，当然，我们也不能断定在现实中没有“钟跃民”式的人物存在，中国人的奴性思想造成了人本身的保守与甘心。钱钟书的夫人杨绛给电视剧《围城》的提辞为“围在城里的人想打出来，围在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对婚姻也罢，职业也罢，人生的愿望大都如此”，如果在后面加上“许多人的人生也大都如此”也不为过，因为作者通过作品所表现的并非只是抗战时期大后方知识分子的生活，而揭示了整个现代文明和现代人生的窘境。
当然，职业我们可以更换，新潮的婚姻观念下婚姻变得轻如鸿毛，冷漠的人也可以轻易更换。如果这样的一群人生活在当下的话，也许他们是不会轻易的进入爱的围城。可是婚姻在现代文明中依然是严肃的一个话题，那一份红色的小册子在大多数人的心中还是举足轻重的，不会轻易进入，自然也不会轻易离开，所以我们还是无法摆脱这一羁绊，自然的当人生的悲剧一旦形成，一旦我们进入那个“怪圈”，现代文明下我们将何处寻得一席“净土”来舔舐伤痛？
参考文献：
[1] 潘允康，《破解现代婚姻“围城”——婚姻中个人行为和社会行为的矛盾和统一》，[J]，杭州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03期.
关键词：《围城》；悲剧；人生
钱钟书老先生的《围城》是一部别有寄托的小说，小说的中心意象“围城”是一个由作者明确指示的哲学命题。正如小说中的男女主人公一样，我们这些可悲的人类就是那“外面的人想进去，里面的人想出来”的人的写照。《围城》中的男人有那深陷围城的围城人方鸿渐和性格独具、灵魂独有的赵辛楣。他们从这个围城跳出来，却又跳进了另一围城，就像恋爱，结束了上一次，会有下一次，在这种循环让男女成为了“围城”的牺牲品，而一旦发现这是由他们自己筑造之后，这场悲剧又怎能避免呢？
以方鸿渐为代表的围城中的男人们与当今社会中的男性一样，都属于父系社会中的强势群体，自古以来，他们就是要在社会中承担主体责任的人，而一个恋爱中的或是结了婚的男人就要肩负起更多更重的责任。
围城人——方鸿渐
“方鸿渐是贯穿全篇的主人公，是一个矛盾的复杂体，一个在中西文化中走不出“围城”的样品。正像方鸿渐之名在《易经》中描述的那样：“‘鸿渐于干，鸿渐于磐，鸿渐于木，鸿渐于陵，鸿渐于阿。’卦中之鸿，就是一只飞来飞去没有着落，始终处于一种动荡不安的寻觅之中的水鸟。”④前面讲到的四位女性就是为主人公设置的道具性人物，作者通过方鸿渐与他们的感情纠葛为他画像。在整个人生旅途中，方鸿渐不断的与这四位女性碰撞，在这些碰撞中，一个缺乏原则，充满矛盾，而又有着复杂心态的知识分子形象展现在读者面前。
悲剧因素：方鸿渐是围城中漂泊不居的游子，在他的人生的“围城”无处不在，方鸿渐从一个“围城”逃走，又进入了另一个围城，方鸿渐所作的是一次次的逃离与进入。可是方鸿渐的逃离与进入并不是因为他有明确的人生目标，他从一开始就没有自己明确的目标，父亲需要他光宗耀祖，他便受了教育，岳父为满足自己的虚荣心拿钱供他留学，于是他到了欧洲。从国内上大学到出洋留学，他什么真本事也没有学到，接下来他找不到工作，也没有爱情。
他的工作，一直在受着赵辛楣的影响，去三闾大学教书，后来又靠赵辛楣的关系当了一名职员，不久又丢掉工作，这是他工作的悲剧；他的爱情，在和鲍小姐逢场作戏之后，又因为自己的软弱进入了苏文纨的爱情，他是真心的爱上了唐晓芙，可是还是不可避免的分手了，在与孙柔嘉的爱情中，虽然他是真心的爱他的太太，可是他们的婚姻却并不幸福，在变得现实了的婚姻之中，种种干扰因素让他们之间矛盾重重。所以最后他又选择了逃离，可是他却无法逃出自己的围城人生。
至此，方鸿渐对职业，爱情，婚姻的幻想全然破灭，“他曾经对爱情发过感慨说：‘现在想想以前把恋爱看的那样郑重真是幼稚。老实说，不管你和谁结婚，结婚以后你会发现你娶的不是原来的人，换了另外一个，早知道这样，结婚以前那种追求恋爱等等，全可以省掉。倒是老式婚姻干脆，索性结婚以前，谁也不认得谁！’”
说方鸿渐无法避免这些围城之旅的原因是他性格的软弱，在我们通过小说历经这一切的时候都会不自觉的发出一声声叹息。他是被困在怪圈里的人，美国现代剧作家尤金·奥尼尔说过：以前和人斗争，现在人和自我斗争。问题不在于他是否能改变外界事物，而在于能在多大程度上改变自己。
《血色浪漫》中的钟跃民是一个不能一辈子专心的做一件事情，他属于在一个一个点上跳跃的人，但他是不断的跳出一个一个圈，他追求个性解放，不会被女人或是生活束缚住，他和方鸿渐太不一样，所以我们在钟跃民身上看到的并不会有悲伤的意味，而是希望。因为他的性格是硬朗的，他会主动的和命运作抗争，而不是屈服。
所以方鸿渐无法逃脱，这是他自己给自己带来的悲哀。
赵辛楣的恋爱围城
在《围城》的艺术世界中，赵辛楣是一个性格独具，灵魂独有的知识分子。赵辛楣起到连接《围城》世界人际关系网络的纽带作用，成为《围城》意义世界的心态象征。赵辛楣在《围城》中使主人公方鸿渐的活动空间得以拓展，赵辛楣的出场成为方鸿渐生活状况改变的主要影响者，对方鸿渐的悲剧塑造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但是我们也不能忽视方鸿渐身上的悲剧意味。
悲剧因素：在最初，赵辛楣误以为方鸿渐失情敌而处处针对他，可是让我们不得不对他感到佩服的是，他还是无奈的出席了苏文纨的婚礼，并送了花，以表祝贺。他的职业生涯虽比方鸿渐顺利，可是在三闾大学教书过程中的那晚上的一幕却使他的从教生涯过早的结束了。那个汪太太可以算作是苏文纨的幻影，因为这段孽缘让他匆忙逃离了。在此，我想引入一个流行词语“影子恋爱”——在和自己的上一个恋人分手之后，下一个恋人会有上一个恋人的影子。赵辛楣的恋爱观已经深深的打上了苏文纨的影子。
赵辛楣和汪太太有这段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是因为汪太太有些地方和苏文纨很像。即使苏文纨流入世俗，做起了生意，赵辛楣也从中帮忙，赵辛楣对苏文纨婚后的态度表现了他宽容大度，痴心不改的性格特征。不得不承认，赵辛楣是一个痴情的男子，他对爱情的“矢志不渝”与主人公方鸿渐的“将就”、“易变”形成了一个强烈的对比，但同时这也是赵辛楣的可怜所在之处，他永远都无法逃离苏文纨的笼罩，就连苏文纨婚后都还是在与他套近乎，他也还是迎合依旧。
无法逃脱悲剧的一群人们
钱钟书在《围城》中创作了一系列形象，他们年轻，有身份，有知识，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却还是无法逃脱被百步摆布、被压榨的真实命运。与人生相比，他们如此的软弱与不堪重负。
中国的知识分子在中西方文化的影响下他们的命运是动荡的，他们表现的既保守又开放，不甘默默无闻的生活却又为自己找上一百个沉迷于此的借口。这也成为了悲剧不可避免的又一原因，中西方文化不断的冲击着中国，腐朽的封建思想掺入了洋味的东西变得不伦不类，《围城》显示的是西方文化和封建传统文化对中国的消极影响，剖析了一部分知识分子的自卑心理和病态思想。作品以一种否定的形式实现了对文化，对人生的解读。从在方鸿渐身上的表现来说，中国传统文化将社会的外在规范化为个体的内在欲望，从而使人时时处处以公众的道德尺度约束自己的行为，而西方文化追求个性解放，曾留学西方的知识分子方鸿渐受到了这种文化思想的熏陶，个人意识的觉醒被唤起使他想逃脱世俗，追求自由的生活，然而民族文化限制着他的追求，成为他心灵的枷锁。这样的一位知识分子在两种心理文化的交战下一步步走入人生围城。
“围城”代表了这一批人的角色，它吞噬着芸芸众生的每一个人，当然，我们也不能断定在现实中没有“钟跃民”式的人物存在，中国人的奴性思想造成了人本身的保守与甘心。钱钟书的夫人杨绛给电视剧《围城》的提辞为“围在城里的人想打出来，围在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对婚姻也罢，职业也罢，人生的愿望大都如此”，如果在后面加上“许多人的人生也大都如此”也不为过，因为作者通过作品所表现的并非只是抗战时期大后方知识分子的生活，而揭示了整个现代文明和现代人生的窘境。
当然，职业我们可以更换，新潮的婚姻观念下婚姻变得轻如鸿毛，冷漠的人也可以轻易更换。如果这样的一群人生活在当下的话，也许他们是不会轻易的进入爱的围城。可是婚姻在现代文明中依然是严肃的一个话题，那一份红色的小册子在大多数人的心中还是举足轻重的，不会轻易进入，自然也不会轻易离开，所以我们还是无法摆脱这一羁绊，自然的当人生的悲剧一旦形成，一旦我们进入那个“怪圈”，现代文明下我们将何处寻得一席“净土”来舔舐伤痛？
参考文献：
[1] 潘允康，《破解现代婚姻“围城”——婚姻中个人行为和社会行为的矛盾和统一》，[J]，杭州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03期.